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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对跨国公司的研究开发型小企业采取税收优惠措施。
美国现行的固定资产折旧方面的政策:
1986年以后投入使用的有形财产可以根据“修正后的加速成本回收制度”进行资本成本回收。
通常的成本回收期限是3年、5年、7年、10年、15年、20年和年以及39年(1993年5月13日之前投入使用的非居住性不动产回收期限为年,下同)。
大多数有形个人财产适用3年、5年或者7年的成本回收期限,其中汽车适用5年的成本回收期限;
对成本回收期限为3年、5年、7年或者10年的财产采用200%(双倍)的余额递减折旧法折旧,没有折旧完的余额再采用直线折旧法折旧,从而使折旧扣除最大化。
对成本回收期限为15年和20年的财产采用150%的余额递减折旧法折旧,没有折旧完的余额再采用直线折旧法折旧。
另外,可以选择使用“替代折旧制度”(基本上是直线折旧法)。
对居住性不动产通常是采用直线折旧法在年的期限内进行折旧,对非居住性不动产则是采用直线折旧法在39年的期限内折旧。
美国对折旧和折耗还有一些具体规定:
(1)于2001年9月10日之后、2004年9月11日之前购买的、成本回收期限少于20年且适用“修正后的加速成本回收制度”的新财产,某些电脑软件、水利公用事业财产和某些租赁期间的改良物,在第一年可以享受特殊的30%的折旧扣除。
这些财产必须在2005年之前投入使用(某些寿命较长的财产可以在2006年之前投入使用)。
(2)1980年以后、1987年1月1日以前在美国投入使用的大多数有形动产以及不动产,必须根据加速成本回收制度进行资本成本的回收。
加速成本回收制度允许纳税人使用加速的方式在法律规定的期限内收回成本。
通常,加速成本回收制度允许的回收期限是3年、5年、10年、15年、18年以及19年。
(3)汽车以及规定的某些其他财产适用特别的规定。
只有当汽车50%以上是用于符合条件的经营时,才能够申请加速折旧扣除。
对于不足50%的为经营使用的汽车以及某些其他的有形财产,美国也有特殊的规定。
(4)新财产和使用过的财产的成本回收方式及回收期限是相同的。
纳税人可以选择在普通回收期限或更长的回收期限以内使用直线折旧法回收成本。
纳税人还可以选择在普通回收期限以内使用150%的余额递减法回收除不动产以外所有财产的成本。
在计算最低替代税时要求上述方法进行成本回收,但是已申请在第一年进行30%折旧扣除的财产除外。
(5)公司可以选择根据法律规定的年度最高扣除限额(2002年为万美元;
2003年为万美元),列支某些用于积极贸易经营的、符合条件的财产的成本。
另外,公司按照该方法进行的扣除不得超过经营的应纳税所得。
2001年9月10日之后购置、2007年之前在曼哈顿“自由区”投入使用的财产,年度最高扣除限额可以增加万美元。
(6)对于在美国境外使用的某些有形动产和不动产,美国在法令中制定了单独的成本回收方法和期限。
(7)某些控制污染的设备可以享受快速摊销。
在美国,不要求税收上的折旧与会计账簿上的折旧相一致。
不针对特定行业单独制定或颁布相关税收优惠措施,是美国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最大特点之一。
目前,美国产业税收优惠政策的两个基石分别是:
科研机构作为非营利机构免征各项税收和对企业R&
D费用实行税收优惠。
科研机构作为非营利机构免征各项税收。
(1)美国税法上明确,非营利机构不用纳税;
(2)在税法上明确了科研机构(包括官方资助的和非官方的)属于非营利机构不用纳税。
实际操作中,坚持两条原则:
(1)实质重于形式原则,即研究机构只有真正从事科研活动,并且不以营利为目的的才能获得非营利机构的资格,享受免税待遇。
(2)收入相关原则,即科研机构获得的收入只有严格用于科学研究,才能享受免税待遇。
2.促进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的税收优惠。
所有符合规定目标条件的,都可以享受以下优惠:
(1)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准备金。
除了从事不动产或者饮食和住宿服务以外的公司,在每一纳税年度可以按照其毛营业所得的3%(技术密集型行业和某些符合条件的资本品行业为5%)提取可以在税前扣除的准备金,但是同样需要在提取以后第3年起分36个月分摊计回应纳税所得。
(2)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抵免。
除了从事不动产或者饮食和住宿服务以外的公司,可以按照下列两种计算方法中数额较大者享受税收抵免:
纳税年度发生的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支出的15%;
或者当年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支出比前4年的支出平均数超过部分的50%。
(3)投资于技术和人力资源开发设施的税收抵免。
公司购买设施用于研究开发和职业培训的,最多可以按照其总价款的5%抵免。
(4)技术转让所得免税。
受让技术的公司,则最多可以按照总价款的3%(中小企业为10%)享受税收抵免。
(5)风险资本利得不征税。
风险投资公司投资于新建中小企业的,其出售该中小企业的股票或者权益所实现的利得,免征公司税,,(6)股票选择权的税收优惠。
行权所实现的所得,若不超过3000万韩元,则不征税。
3.鼓励投资的税收优惠。
主要包括:
(1)为提高生产率而进行的设备投资抵免。
居民或者本国公司投资于下列之一者,可以按照投资额的3%(中小企业为5%)抵免个人所得税或者公司税:
提高中小企业工艺和制造自动化水平的设备;
提高制造技术和技能的设备;
电子商务设备。
(2)特定用途的设备投资抵免。
投资下列设备可抵免3%:
防污设备、清洁设备、防止工业危害设备和采矿安全设备等。
税收-[飞诺网]
(四)加拿大。
加拿大政府在利用税收法典鼓励企业的R&
D投资方面有着很长的历史,制造业作为加拿大的重要行业也深受其益。
1961年以前,R&
D活动的经常性支出在发生当年可以全额扣除。
在前两年发生的R&
D资本支出的1/3可以在当前年度扣除。
R&
D支出除经加拿大税务署批准的以外,扣除总额不得超过其上一年度应纳税所得的5%。
1961年,资本支出可以在发生当年或以后任何年度全额扣除。
1962年,取消对超过上一年度应税所得5%的支出申请扣除时须经主管部门批准的要求。
以1961年的支出额为基数,R&
D支出(经常性支出或资本性支出)超过这一基数增加部分的50%,可以从应税所得中扣除。
1967年,全部R&
D支出超过1961年基数增长部分的50%扣除规定,被《产业研究与开发鼓励法》规定的政府补贴所取代。
新法规定,超过基期平均支出额增加部分的资本支出的25%和经常性支出的25%,可以得到政府提供的现金补贴。
基期被定义为补贴年度以前的5年。
对这25%的税收补贴免税。
1975年,将对R&
D资本支出可以推迟到以后年度抵扣的优惠政策扩大到经常性支出。
现在经常性R&
D支出和资本性R&
D支出都可以在发生当年或以后任何年度冲销。
1976年,《产业研究与开发鼓励法》被废止。
1977年,引入R&
D投资的税收抵免措施。
抵免比例从5%—10%不等,因地区而异。
1978年,R&
D投资的税收抵免比例,对加拿大的大部分地区提高到10%,对滨大西洋诸省和魁北克的加斯佩地区提高到20%,并引入对小企业R&
D投资给予25%税收抵免的规定。
引入除以前3年平均数额之外再给予R&
D支出总额50%税收优惠的规定。
1983年,对科学研究支出的税收抵免比例提高10个百分点。
对R&
D支出的基本税收抵免比例提高到20%,对加拿大滨大西洋省和魁北克省的加斯佩地区的抵免比例提高到30%,对小企业的抵免比例提高到35%。
取消应税公司应在1年内申请税收抵免限额的规定。
允许把未使用的抵兔额度向后结转7年和向前结转3年,冲销应缴纳的联邦税收。
小企业当年结余的未使用抵免额度的40%和大公司结余的未使用抵免额度的20%可以申请退税,但这条退税规定1986年5月已到期。
取消50%附加优惠的规定,作为一项临时措施,允许公司把未申请抵免的结余额度转让给购买该公司新发行股票的个人去申请抵免;
对免税公司和非公司组织的企业支付相当于其未使用抵免额度价值一定比例的现金。
加拿大政府还建立一种新的筹资机制,即《科学研究税收抵免制度》(SRTC),该制度1984年1月立法通过。
其主要内容是:
(1)投资者通过购买研究与开发项目实施公司(不论是否与研究开发有关)的股份、债务,分享其产品或收入利益而获得50%的税收抵免额。
(2)R&
D公司根据该税收抵免制度每筹集到1美元的投资支出,就可以得到相当于投资者转让的抵免额的退税。
(3)R&
D项目实施公司在筹集到资本后的任何时间,都可以声明放弃其对R&
D投资税收扣除和税收抵免的申请权。
D公司可以按其R&
D支出额的50%申请退还应退的税收抵免额,该公司曾声明放弃过对这种税收激励的申请。
(4)如果投资者是个人,税收抵免则要将按符合条件的投资中规定数额的34%从基本联邦税收中冲销。
节省所得税的计算意味着总有效抵免比例约为50%。
对公司投资者而言,税收抵免比例是50%,要从联邦税收中申请冲销。
1984年10月10日对外公布关于某些“流动性强”的享受科研税收抵免的投资可以延期偿付的规定。
有接近60%的科研投资申请居于“流动性强”的交易,在这类交易中,投资者和公司都转让抵免额度。
在一笔典型的流动性交易中,投资者将借给科研公司100美元,其中55美元为见票即付。
尔后投资者就可以从联邦政府收到50美元作为税收抵免额。
短期过后,投资者就将收回贷款。
在处理纳税申报表时,收回的55美元还款加上50美元税收抵免共计105美元,投资者获利5美元。
《科学研究税收抵免制度》于1985年5月被废除。
加拿大公民控制的小型私人公司投资于R&
D项目的经常性支出获取的税收抵免额可以申请100%退税。
这条规定从1985年5月23日开始抄行,并无有效期的限制。
符合R&
D鼓励措施的支出必须是“全部用于”R&
D项目的规定被新的条款规定即一项支出的“全部或基本上全部”是用于R&
D项目即符合R&
D鼓励措施所取代。
“科学研究”这一术语被修改为“科学研究与试验性开发”。
这种修改的目的是要确认绝大部分的产业R&
D投资都集中在对新产品或新工艺过程的试验性开发上,而不是纯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
(五)俄罗斯。
俄罗斯对制造业的支持主要体现在它所全面推行的“消费型”增值税制度上。
俄罗斯1992年开始实施“生产型”增值税制,对俄罗斯境内生产的商品、产品和提供的服务征收,也对进口到俄罗斯境内的货物征收,但是进口某些“技术型”生产设备可以享受减免优惠。
从2001年1月1日起,俄罗斯大力推行“消费型”增值税,进项税额不能扣除的项目已很少,购买固定资产所含的进项税额,在固定资产入账后就立即给予抵扣。
(六)德国。
德国制造业所有R&
D支出都可以在发生当年扣除。
用于R&
D活动的厂房设备可以申请加速折旧津贴。
对符合条件的研究与开发投资,政府给予其R&
D资本投资额的%的现金补贴。
对许多R&
D密集型的产业,政府也给予进一步的现金补贴或税收抵免补贴。
个人和公司为科学目的捐赠可以申请税收扣除,公司支持研究机构同一个产业合作从事R&
D项目,可以获得大量的税收优待。
(七)英国。
自1997年6月2日以后,对于包括制造业在内的所有中小企业购买大多数类型的机器和设备,可以采用加速折旧法。
所有企业的经常性和资本性研究与开发支出都可在发生当年申请扣除。
并且,自2000年4月1日或者以后起,对于小公司的一些R&
D费用给予税收抵免。
对于还没有开始贸易的公司,允许从其利润中扣除150%的R&
D支出。
2002年以后,这一税收优惠扩大到大公司。
各个政府部门和机构也都对R&
D投资给予直接的帮助与支持。
(八)法国。
政府为R&
D项目提供高达其投资成本50%的补贴。
在税收上这种补贴被视同贷款而非该公司的所得。
D支出在发生当年可以全额扣除。
从事R&
D活动使用的厂房和设备投资也适用加速折旧的规定。
专门从事R&
D的公司可以享受特殊的税收待遇。
特许权使用费和专利权的销售收入如果在3年内用于再投资,则不征税。
(九)巴西。
对符合技术条件的工农业企业实行多种优惠:
(1)可以按照当年R&
D支出的15%抵免公司税(包括支付给居民研究机构的服务费和特许权使用费),但是不超过应纳公司税的8%,不足抵免部分可以往后结转两年。
(2)通过抵免的方式免除设备、机器、仪器、配件和工具的商品流通税(即其进项允许抵扣)。
(3)用于研究开发活动的新仪器、设备,除了按照正常折旧以外,允许再按照正常折旧率双倍计提折旧。
(4)可以按照支付特许权使用费、科技援助费和根据经批准的合同支付给非居民的专项服务费时所扣缴的预提所得税的50%享受税收抵免,并减半征收金融交易税。
但是享受优惠企业必须承诺至少按抵免额或者减税额2倍的资金投向境内的研究活动。
(5)生产技术先进或者大批量生产资本品的企业,其支付的特许权使用费和科技援助费,在运用该项技术生产的产品销售净所得的10%限额内,予以税收扣除。
(6)为取得或者维持工业产权而汇出的资金,免征预提税和金融交易税。
(十)中国香港与中国台湾:
中国香港是以纳税人的工业装置及机械安装成本的60%提取首次折旧,以后年度按类型的不同,折旧率分别为10%、20%和30%。
工业建筑物及构筑物首次为20%,其以后年度折旧率为4%。
商业建筑物每年的折旧率为4%。
中国台湾对模具工业用一系列优惠政策以扶持发展,主要有下列几点:
(1)将模具工业列为“策略工业”的第一位,鼓励发展;
(2)新建模具厂可免所得税5年,5年后如增资1000万元(台币)以上,由增资所创造的利润可再免税4年,4年后如又增资1000万元(台币)以上,由再增资所创造的利润又可免税4年;
(3)免税期满后,模具厂所得税比其他行业优惠5%(其他行业为25%,模具行业为20%);
(4)凡进口模具加工设备,免征进口关税。
二、国外税收政策的特点及对我们的启示
国外产业税收政策因国别的不同而有所差异,虽然世界各国都注意同时使用直接和间接的激励政策来刺激产业的发展,但西方发达国家更主张运用间接的税收激励,而发展中国家则较多地使用直接的税收优惠措施。
世界各国的产业税收政策对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装备制造业税收政策具有很好的借鉴意义。
1.注意普惠性的政策和特惠性政策调节相结合,采用普遍非专项补贴的税收优惠方式,即不限定只有高新技术产业、特定地区、特定性质、特定规模的企业等才能享受这些优惠政策,传统行业中的固定资产折旧、R&
D费用同样可以依法享受税收优惠政策,这是大多数国家税收政策的共同特点。
美国、日本、加拿大、德国、英国、法国、韩国、俄罗斯等国家的税收政策体现得尤其明显,这一条在WTO反专项补贴协议背景下也显得尤为重要。
事实上,这些国家对鼓励发展的产业都提供税收优惠,但更多的是通过对中小企业提供税收优惠的方式来实现的。
虽然目标是促进新兴创业企业尤其是科技型创业企业的发展,但没有直接采用高新技术企业的方式,从而保证了这些产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同时也不违反WTO专项性补贴限制原则。
我国根据产业政策指导方向,为加快锻造等基础性行业的发展,提高锻造企业科研开发能力和产品技术水平,“十一五”期间,我国提出了“扶优扶强,技术进步,节能、环保,可持续发展”的原则。
应该说,我国将对基础性行业扶持发展的落脚点定位为提高企业科研开发能力和产品技术水平,抓住了行业发展的关键,具有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意义。
但是,将支持发展的原则部分地定位为“扶优扶强”,则可能是治标不治本的权宜之计,彰显了我国在发展基础性产业问题上急功近利的思想。
这一方面是由于“优”和“强”从来都是相对的,我国锻造等基础性行业的水平在世界上基本上并不占优势,需要大力发展,而国内企业“优”和“强”的标准又是难以定义的,硬是划定国内锻造行业的“优、强”企业必然引起行业内企业的相互攀比,从而陷入争项目、争资金、争政策的计划经济的恶性循环。
另一方面,税收政策设计促进产业发展是要遵循一定的科学理论的。
据世界银行的实证研究发现,“稳定和可以信赖的税收制度再加上与资本输出国税率大致相同的税率是投资激励措施有效前提条件。
低公司所得税的稳定税制比高税负、高激励但不稳定的税制对投资的促进作用更大。
”对锻造行业支持的税收政策设计定位为“扶优扶强”,不仅政策的效果难以考量,而且有悖于税收公平,不利于我国稳定税制的建立和整个基础行业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2.税收优惠与政府导向相协调。
各国绝大多数税收优惠政策的出台过程实质上是向市场
传递明确信号的过程,然后由市场引导企业的投资行为,按税收优惠的方向进行,从而形成了“政策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的有效优惠机制,推动了各国产业的发展。
税收优惠政策的根本是有效撬动企业的投资行为按照政府鼓励的方向发展,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税收激励措施明显地体现出了这一点。
撬动行为的工具大家都不约而同地选择了产业可持续发展的源头——对科研开发的激励措施上,包括科研开发资金的筹集、开发费用的双重优惠、开发设备的折旧与折耗、投资抵免等。
这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税收优惠的给予并非是政府开出的免费午餐,企业优惠的最终获得取决于企业的开发投入以及投入的多少,多投多得,少投少得,不投不得。
税收优惠与企业的投资行为是相互制约的,互惠互利,税收优惠政策是企业与政府间互动性的双赢政策。
当然,企业的开发筹资是充分得到政府的支持的,有的已充分体现在税收优惠制度的设计之中,譬如,各种准备金制度等。
税收优惠对投资开发行为的激励并不以企业的规模大为划定适用与否的界限。
而且,各国政府都更加看中中小企业的研究开发能力,制定各种措施加以鼓励和保护。
近几年来,为支持锻造行业发展,经国务院批准,我国曾给予部分锻造企业“产品增值税先征后返”的优惠政策。
此次我国有关部委研究制定关于对装备制造行业的激励发展措施时,“产品增值税先征后返”政策的适用也处于一个焦点环节,成为众多企业竞相争取的关键。
从这一税收优惠政策的设计看,“增值税先征后返”是在产品生产的下游环节所设立的税收优惠,很难保证“先征后返”的资金能够按照政策设计的意图用于企业的科研开发和扩大投资,政策设计的效果难以保证,基本上是政府对享受政策的企业提供了免费的午餐,难免该政策会成为众多企业竞相追逐的对象。
这一点可以从我国锻造行业评分标准中少得可怜的科技开发经费中得到相当明确的印证。
当然,这种政策设计简单直接,易于操作,无论对政策执行者还是对享受政策的企业来说均会省时省力,方便快捷,但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税式支出中支出与管理的脱节,对税式支出不能形成有效的管理与控制。
西方国家的税收激励政策与我国明显不同,各国对行业的刺激均会体现出企业的投资主体地位,税收激励均是间接配套,注重发挥导向作用,从实证的情况看,税式支出均能产生“四两拨千斤”的效果。
3.事前扶持与事后鼓励并用。
各国在受鼓励产业的播种期和创建期,税收优惠侧重于事前扶持;
而在成长期和成熟期,税收优惠的重点则更倾向事后鼓励。
事前扶持突出地表现为政府与企业共担风险,如把R&
D投入与一般性投资区分开来,实行“费用扣除”和“减免所得税”的双重优惠。
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有些国家则是执行强制性的加速折旧,促使企业加速回收投资成本。
而事后鼓励的意义则体现在政府与企业对所得的分割与让渡,如科研机构作为非营利性的机构免征各项税收。
事前扶持与事后鼓励并用,以事前扶持为主,是各国促进产业发展的税收优惠政策的成功经验之一。
与国外许多国家相比,我国固定资产的折旧制度控制偏严,对于企业生产的重要机器设备的折旧年限一般高于发达国家,对于加速折旧的使用规定了严格的审批程序。
加速折旧在我国还只是一种特惠性的措施,像美国、日本、韩国、加拿大等国均鼓励企业使用各种加速折旧的方法,美国甚至制定了强制性的加速折旧的政策规定,目的是督促企业加速进行资本成本的回收。
对于固定资产的税金支出,绝大多数国家均允许在增值税中进行一次性扣除,而我国到目前为止仍然使用的是“生产型”增值税,东北地区的增值税转型改革也只是增量型的扣税制度,不仅在增值税上存在重复征税,而且也直接加大了企业的投资成本。
对于技术开发费的扣除,虽然我国实行了税前抵扣和加计扣除的政策,但是,对于加计扣除,我国实行的仍然是税前抵扣,且扣除的最高限额只相当于应纳税额的%,对于不足抵扣的部分,则直接摊入了企业的开发成本,而大多数国家在严格区分科技开发和一般的投资行为的基础上,对于技术开发费的加计扣除则规定了相当宽松的税收优惠,加计扣除可直接抵扣应纳税额,可相当于应纳税额的20%-35%,对于不足抵扣的部分,则允许企业向前或向后抵补,有的抵补时间可达15年,甚至是无限期抵补。
这一税收优惠措施无疑对企业的科技开发活动起到了强烈的刺激效果,保证了企业在科技开发领域源源不断的资本投入。
4.科学地选择优惠对象。
发达国家在选择税收优惠的适用对象上,一般是站在产业规划和经济发展的高度来加以甄别,坚持产业内普惠,重点发挥政策导向作用,而少有按企业的性质、规模等进行区别对待的做法。
这一方面保证了税法的公平、透明及税制的稳定,同时,也有利于企业形成稳定的预期,增加企业对政府和税制的信心,形成政府与企业之间的良性互动。
我国税收优惠则有所不同,在产业税收优惠存在的基础上,大量存在的仍然是按企业的性质、规模、地区等而设立的税收优惠,个案的税收优惠更是在相当程度上存在,甚至个案税收优惠与产业发展规划相互冲突的情况也并不鲜见。
由于不同层次、不同性质、不同类型的税收优惠相互交织,从而不可避免地造成了我国税收优惠政策目标不明确的缺憾。
这不仅使我国的税收优惠很难谈得上税收公平,就是基本的所得税法规条例也被肢解得支离破碎,专业人士一时也很难搞得清楚。
5.加强税收优惠成本控制与效益考核的管理。
为了有效地防止税收优惠支出额度和支出方向的失控,许多国家的政府都建立了规范的税式支出预算,并对资助的项目进行成果鉴定,对其经济与社会效益进行预算和考核,连同税式支出的估价,一同附于年度预算报表之后。
我国在税收优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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