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二程易说拾遗在易学史上之价值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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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其他：

将既不属於通论或六十四卦与《十翼》，复单独成篇者，分别归入。

如

（1）〈易序〉：

（2）〈易上下篇义〉

（五）附录：

将二程相关生平资料附录，如本传、墓表、年谱等等，以供查考。

一部良好之易学史，固宜记录易家易学着作及其易学思想，然若能就其生平梗概、师友交谊、易学传承、人格精神等等略做铺敍，则不仅能使读者藉收知人论世之功外，更能在千百年後犹见其謦欬，成为一部具有生命之易学史。

然而历代易家如过江之鲫，欲以有涯之生，尽识历代易家、尽读天下《易》书，戞戞乎其难也。

因此，正赖有识之士，共襄盛举，从事易学史之相关编撰或研究，藉收集腋成衣裘之效，而《二程易说拾遗》或可提供此一易学史上之价值。

二、辑录二程治易经验

程颢与程颐二人为北宋理学巨擘，其中程颐更为宋代儒理宗易学之代表。

二程易学固不尽相同，大致而言，大程不分心与理，小程则有所区分，其余易学观点大体接近，《二程易说拾遗》一书於二程易说相关资料，除原始材料已判为明道或伊川语者外，本书原则上，盖不以己意臆断，倘有确实证据，亦必另为附注说明。

由於明道未有易学专着，伊川虽有《程传》一书，然其书主要据卦爻解说，其他有关易学之论述，未必能尽载於《程传》中，今藉《二程易说拾遗》则适可提供吾人之参考。

其中如二程治《易》之经验，书中辑录即有近十则之多，可略举其要者如下：

《易》有百余家，难为徧观。

如素未读，不晓文义，且须看王弼、胡先生、荆公三家。

理会得文义，且要熟读，然後却有用心处。

文中说明读《易》宜从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入手，先理会文义，再求熟读通贯。

由於三家易学之共相皆为以义理解《易》，可见程伊川主张读《易》宜从义理入手。

此亦与其《程传》以义理解《易》相契合。

唯今世读三家《易》者少，或以《程传》尽得三家精髓，後出转精，而为北宋以降，学者所必读。

今人之学《易》，亦当知所从事矣！

再论读《易》之进路，二程主张宜从「明义理」始，如二程云：

古之学者，皆有传授。

如圣人作经，本欲明道。

今人若不先明义理，不可治经，盖不得传授之意云尔。

如〈系辞〉本欲明《易》，若不先求卦义，则看〈系辞〉不得。

二程主张宜先从「明义理」方可治经。

然而何谓「明义理」？

以《易》言之，义理固存乎经（卦爻辞），然学者须知圣人作经之目的，本欲阐明「道」，此「道」即二程文中所谓之「义理」，所谓先求「卦义」，亦指先求圣人所以撰此卦之义理，非仅在文句字面字义上打转。

因此，若逐卦逐爻看去，却理会不得，依二程之意，须先理会得「卦义」，即一卦之义理精神，盖易道即天道，易理即天理，卦爻始立，义理即寄寓其中。

所以伊川教人读《易》先体悟得此「理」，如其所言：

「学为易，知之为难。

知之非难也，体而得之为难」，又说：

「凡看书，各有门庭。

《诗》、《易》、《春秋》不可逐句看」，先求体悟此理，而後能循理以论道，自然「始看得经」，而发挥易用。

由上述观之，伊川揭櫫读《易》本末先後之说，即以卦理为本，而以穷字句训诂，穷象数隐微为末。

所以他批评：

「今时人看《易》，皆不识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凿。

」吾人倘能知其本末，明此全体大用，方不失学《易》之本务，而能发挥经世致用之效。

　　以上均为二程治《易》之经验谈，均为《程传》所未载，藉由《二程易说拾遗》，恰可提供吾人学《易》之津筏，而知所从事矣。

三、辑录二程对卜筮态度

由於二程向以恪遵孔教、弘扬儒道为己任，故凡涉及怪力乱神者，於其生平着述中，均罕及之。

惟二程对於「卜筮」之论述，在其《语录》、《文集》、《遗书》等等，则颇见记载。

藉由《二程易说拾遗》一书之辑录，吾人可从中了解二程对卜筮之立场与态度。

《二程易说拾遗》所辑有关卜筮者约有十数则，从书中所辑之夥，且未见二程於此多所批判语。

不过，对此似非经验世界、非理性之行为，二程表面上虽不排斥，然在评述时，郤主要仍从人本思想与理性思维加以解说，如其所云：

子曰：

卜筮在我，而应之者蓍龟也；

祭祀在我，而享之者鬼神也。

夫岂有二理哉？

亦一人之心而已。

卜筮者以是心求之，其应如响；

徇以私意及颠错卦象而问焉，未有能应者，盖无其理也。

又如：

关子明推占吉凶，必言致之之由与处之之道，曰：

「大哉人谋，其与天地相终始乎！

故虽天命可以人胜也。

善养生者，引将尽之年；

善保国者，延既衰之祚，有是理也。

」

上述两则中二程均强调「人」之主体性，亦即先求「人心」、「人谋」，倘能心诚求之，必能其应如响。

二程将一切天地万物之所由生，吉凶祸福之所由兴，皆归诸於一个「理」字，蓍龟所以能应，亦端在此「理」，故二程云：

卜筮之能应，祭祀之能享，亦只是一个理。

蓍龟虽无情，然所以为卦，而卦有吉凶，莫非有此理。

以其有是理也，故以是问焉，其应也如响。

若以私心及错卦象而问之，便不应，盖没此理。

今日之理与前日已定之理，只是一个理，故应也。

至如祭祀之享亦同。

鬼神之理在彼，我以此理向之，故享也。

不容有二三，只是一理也。

如处药治病，亦只是一个理。

此药治个如何气。

有此病服之即应，若理不契，则药不应。

二程以卜筮能应，祭祀能享，莫非有理在焉，由於天地万物同俱此理，故此心同此理同，凡合於「理」则应之，如以药治病，理契则药应，理不契则药不应。

由於二程将卜筮能应，归诸於「理」，自然减低伴随卜筮而来非理性之色彩，至於《十翼》中所涉及「鬼神」之文句，亦莫不以「造化」形容之。

二程曾言孔子未尝於《论语》说一「神」字，在《易》中亦不得已言数处而已，《论语》载「子不语：

怪力乱神。

」观乎二程，盖诚能於此身体力行孔教者。

四、辑录二程评议前贤易说

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故前人於此伟业，往往倾一生心血以出之，故字斟句酌，改之又改，不敢冒然付梓，《程传》亦复如是。

二程易学虽多渊源於前贤，切磋於师友，然亦多个人体证所得，是以於《二程易说拾遗》中，颇可见其评议前贤易说者，其所涉古今人物有扬雄、王弼、韩康伯、刘牧、胡瑗、王安石、张载、邵雍等人。

惟《程传》中除胡瑗外，均未见记载，即或有评论前人者，亦必隐去其姓名，如〈复．彖〉：

「复其见天地之心乎」下，伊川注云：

　　　一阳复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

先儒皆以静为见天地之心，盖不知动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识之。

文中程颐但云：

「先儒」，并未直指王弼、孔颖达、周敦颐等辈以静为见天地之心者而驳之，但以「先儒」二字带过，其於《程传》一书所呈显之敦厚、审慎如此。

惟《二程易说拾遗》盖取材於二程《文集》、《语录》、《遗书》等等，本非二程生前倾力着作之专着，是以多能保留其当日与师友品评前贤易说者，因此，欲了解二程对前贤易说之态度立场，则藉由《二程易说拾遗》所辑，尤能於二程易学有更深之体会。

　　至於二程所品评前贤易说，其内容为何？

以下兹举数人为说。

《二程易说拾遗》所录有关扬雄之批评有数则，主要针对其《太玄》一书立论，如其所云：

问：

「《太玄》之作如何？

」曰：

「是亦赘矣。

必欲撰《玄》，不如明《易》。

作《太玄》本要明《易》，却尤晦如《易》，其实无益，真屋下架屋，牀上叠牀。

他只是於《易》中得一数为之，於厤法虽有合，只是无益。

今更於《易》中推出来，做一百般《太玄》亦得，要尤难明亦得，只是不济事。

上述二文中，伊川批评扬雄者，主要以《太玄》晦涩难明，更胜於《易》，所以「其实无益，真屋下架屋，牀上叠牀」，从中亦反映出伊川易学之基本立场，即着重晓然明白之义理，与欲求切於世用之精神。

二程对王弼、韩康伯之批评，主要就其以《庄》、《老》解《易》，不合於其一贯以儒理解经之立场，故其评论如下：

王弼注《易》，元不见道，但却以《老》、《庄》之意解说而已。

自孔子赞《易》之後，更无人会读《易》。

先儒不见於书者，有则不可知；

见於书者，皆未尽。

如王辅嗣、韩康伯，只以《庄》、《老》解之，是何道理？

程颐每劝人读《易》宜先从王弼、胡瑗、王安石三家始，可见其对王弼易学之推重，惟不满其以《庄》、《老》解《易》耳。

由此可见，程颐一方面继承王弼、韩康伯扫象而以义理诠释易理之系统；

一方面则继承北宋胡瑗以儒理解《易》之精神，欲以切於治身、切於世用之论，取代玄虚空寂之谈，故能为一代儒理易之宗师。

对刘牧之批评，二程并未就其象数图书部分加以批判，主要盖从《易》须是默识心通，而非只是「穷文义，徒费力」说解，否则所见未必合道。

如程颐所云：

或问：

「刘牧言上经言形器以上事，下经言形器以下事。

「非也。

上经言云雷〈屯〉，云雷岂无形耶？

「牧又谓上经是天地生万物，下经是男女生万物。

「天地中只是一个生。

人之生於男女，即是天地之生，安得为异？

「牧又谓〈乾〉、〈坤〉与〈坎〉、〈离〉男女同生。

譬如父母生男女，岂男女与父母同生？

既有〈乾〉、〈坤〉，方三索而得六子。

若曰〈乾〉、〈坤〉生时，六子生理同有，则有此理。

谓〈乾〉、〈坤〉、〈坎〉、〈离〉同生，岂有此事？

既是同生，则何言六子耶？

「刘牧以〈坎〉、〈离〉得正性，〈艮〉、〈巽〉得偏性，如何？

佗据方位如此说。

如居中位便言得中气，其余岂不得中气也？

」或曰：

「五行是一气。

「人以为一物，某道是五物。

既谓之五行，岂不是五物也？

五物备然後能生。

且如五常，谁不知是一个道？

既谓之五常，安得混而为一也？

上述二则中，伊川从义理角度批判刘牧易学观点，盖前者刘牧将上下经分属天人，以上经为形而上之道，以下经为形而下之器，故有「上经是天地生万物」、「下经是男女生万物」，如是割裂天人，毋怪乎为程颐所质疑！

後者刘牧以坎、离得正性，艮、巽得偏性，此或受「四正」、「四隅」八卦方位之说的影响，於是谓坎、离得正性，艮、巽得偏性，似此以方位分判正偏，犹如以上下经分判天人，恐有违易道周流六虚，变动不居之精神。

王安石於《易》有《易解》十四卷，晁公武《郡斋读书志》云：

「介甫《三经义》皆颁学官，独《易解》自谓少作未善，不专以取士。

」今其书已佚。

藉由《二程易说拾遗》所辑二程对安石易学评论如下：

荆公言，用九只在上九一爻，非也。

六爻皆用九，故曰：

「见羣龙无首吉。

」用九便是行健处。

「天德不可为首」，言〈乾〉以至刚健，又安可更为物先？

为物先则有祸，所谓「不敢为天下先」。

〈乾〉顺时而动，不过处，便是不为首，六爻皆同。

按此为伊川评王安石以用九只在上九一爻之非，认为凡六爻皆宜用九，盖有不为物先之意。

又如〈坤卦六二〉：

「直方大」，伊川云：

介甫解「直方大」云：

「因物之性而生之，直也；

成物之形而不可易，方也。

」人见似好，只是不识理。

如此，是物先有个性，〈坤〉因而生之，是甚义理？

全不识也。

王安石以「因物之性而生之」解「直方大」之意，确实有违生成之理，如〈乾卦．彖〉：

「乾道变化，各正性命」，此句揭示生命乃由天道变化而化生，既生之，则各随物类赋予其情性与生命，是先有个「生」而後有个「性」，荆公颠倒其序，毋怪乎伊川谓其「全不识也」。

伊川弟子杨时亦曾评之曰：

　　　荆公於《易》，只是理会文义，未必心通。

《易》不比他经，须心通始得。

伊川曾评刘牧但「穷文义，徒费力」，谓读「《易》须是默识心通」，以此论荆公之失，似亦近之。

不过安石或有自知之明，故其《三经义》皆颁学官，独《易解》自谓少作未善，不敢援以取士，以一代名儒，其《易解》竟至不传，盖其来有自矣！

二程除对於上述诸人略有微辞外，另於当代人物如胡瑗、张载、邵雍亦有所评论，只是二程於其易说虽未必认同，然亦未尝多所责难。

如《遗书》云：

「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义。

」先生云：

「亦不妨，只看如何用。

当储贰，则做储贰。

使九四近君，便作储贰亦不害，但不要拘一。

若执一事，则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也。

伊川对於胡瑗以「太子」作实〈乾卦〉九四，并不认同，然未尝有责难之意。

只是说明当「看如何用」，但不拘执一事，「便作储贰亦不害」。

相较於其品评刘牧、王安石等人，伊川於胡瑗盖可谓「温柔敦厚」之至。

二程於张载论述较少，惟二程对於同居一巷，彼此相善之邵雍，则所论独多。

试录数则如下：

邵尧夫数法出於李挺之，至尧夫推数方及理。

邵尧夫於物理上尽説得，亦大段漏泄佗天机。

张子厚、邵尧夫，善自开大者也。

尧夫道虽偏驳，然卷舒作用极熟，又能谨细行。

颐与尧夫同里巷居三十年余，世闲事无所不论，惟未尝一字及数耳。

由《二程易说拾遗》所录二程兄弟对邵雍之品评，足见二程於邵雍理数，尚称推重，於其人品，亦敬重有加。

惟二程所重者究竟在一「理」字，盖从理上即可推知天地事物之理，无庸藉由推数以及理。

故於邵雍所精之「数」，不甚措意，并谓其「偏驳」，盖惟知易理方为知天，纯任易数未为知天也。

《程传》为伊川毕生心力所在，故语多审慎谨严，罕见其臧否人物。

而《二程易说拾遗》所辑录之易说，则为平日与弟子问答之语录，故语多直率真切，然从其论述前贤者，尤可显发其易学思想与态度，非徒为议论而议论耳。

五、辑录《程传》撰作原委

《程传》为程颐积五十年之学，所完成唯一架构完整、思虑谨严之易学着作，宋．尹焞云：

「欲求先生之学，观此足矣」，惟《程传》撰作历程、传习情形，单从《程传》一书，难得其详，仅见先生自署「元符二年己卯正月庚申，河南程颐正叔序」，因此，欲了解《程传》撰作与传习，仍须借助《程传》以外资料来探求。

程颐以天下自任，论议褒贬，无所廻避，致遭党祸，宋哲宗绍圣四年二月（1097年）诏毁伊川出身以来文字，放归田里，十一月丁丑，复诏伊川涪州编管，时年六十五。

哲宗元符三年（1100年）正月移峡州编管。

四月获赦归洛复官。

徽宗崇宁二年（1103年）又诏毁伊川文字禁绝讲学，并尽逐学徒。

大观元年（1107年），时年七十五岁卒，洛人畏党籍，惟尹焞、张绎、范棫、孟厚四人助理葬事，一代大儒其晚年遭遇如此，诚天人同叹。

《程传》撰作始末，据《程氏遗书》云：

「吾四十岁以前读诵，五十以前研究其义，六十以前反覆紬绎，六十以後着书。

」（卷二四，页314）研判其《易传》，当潜心酝酿多时，不轻易着书，真正动笔应自六十岁（1097年）丁父忧服除，除直秘阁，判西京国子监始，而成书於六十七岁（1109年）贬於四川涪州之时，前後约八年。

不过，《程传》成书以後，却始终未曾出书，主要原因，正如伊川所云：

「某於《易传》，杀曾下工夫。

如学者见问，尽有可商量，书则未欲出之也。

」又云：

「某於《易传》，今却已自成书，但逐旋修改，期以七十，其书可出。

……某於《易传》，後来所改者无几，不知如何？

故且更期之以十年之功，看如何。

」　又云：

「《易传》未传，自量精力未衰，尚冀有少进尔。

然亦不必直待身後，觉老耄则传矣。

书虽未出，学未尝不传也。

」从上述诸说中，可见《程传》从成书迄其寿终，历八年之久，只因其用心审慎，冀有少进，故原期以三年修改後出书，後又期以十年，不意在第八年即因病辞世。

以致《程传》亦几乎散乱亡佚。

当然，《程传》未能出书，除伊川对《易传》一书始终审慎谨严，精益求精外；

北宋末年之党争，导致哲宗、徽宗两朝曾诏毁伊川文字，禁绝讲学授徒，甚至门弟子於伊川卒後，仍因畏惧党祸株连，竟不敢助理葬事，仅由尹焞等人料理之。

无怪乎伊川生前穷约晦处、俭德避难，始终不愿出书以邀誉贾祸。

至於《程传》当日传习，正如伊川所言「书虽未出，学未尝不传」，门人亦间或以《程传》请益，如《河南程氏外书》云：

「门弟子请问《易传》事，虽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再如《外书》云：

「和靖（尹焞）尝以《易传序》请问曰：

『至微者，理也。

至着者，象也。

体用一原，显微无间』，莫太泄露天机否？

」伊川曰：

「如此分明说破，犹自人不解悟。

」，另《外书》又云：

「门弟子请益，有及《易》书者，方命小奴取书箧以出，身自发之，以示门弟子，非所请不敢多阅。

由上述观之，伊川确曾以《易传》示门弟子，并与学子多所论《易》，惟其书始终未曾付梓，门弟子虽偶蒙赐阅，终不敢多阅，即如程门高足杨时，於伊川生前尚未能亲受旨训，待得其书时，却又已错乱重复，难以卒读。

虽然《程传》於伊川生前未能广为流传，死後亦几遭散亡，然其说理精醇，切於时用，终能承先启後，成为宋以後学《易》者必读经典，盖其来有自矣。

藉《二程易说拾遗》所辑录之易说，吾人得以想见伊川《易传》当日撰作与传习光景，其文献之价值，诚不可小觑。

六、辑录北宋易坛轶事

北宋时期，为易学史上重要之阶段。

《四库全书总目》所论两派六宗，泰半皆自此时期发展成熟。

以象数易学言，始於北宋初年陈抟以降，如刘牧、周敦颐、邵雍诸人的图书象数学；

以及义理易学言，如胡瑗以降，王安石、张载、苏轼、程颢、程颐诸人之儒理易学，其於後代易学之影响至为深远。

上述诸人或亦为北宋理学之巨擘，而其生卒大约先後於二程，此辈易学家生平事蹟虽大多有史册可考，然仍存有许多轶事传闻，辑录於《二程易说拾遗》中，吾人藉以更可获致知人论世之功。

兹列举数例说明之：

（一）有关胡瑗轶事

胡瑗为二程之师，程颐曾谓如素未读《易》，且须看胡先生《易》，其推重可知。

《二程易说拾遗》书中所收录有关胡瑗之轶事如下：

往年胡博士瑗讲《易》，常有外来请听者，多或至千数人；

孙殿丞复说《春秋》，初讲旬日闲，来者莫知其数，堂上不容，然後谢之，立听户外者甚众，当时《春秋》之学为之一盛，至今数十年传为美事。

文中记载胡瑗讲《易》情形，据《宋史．本传》云其於湖州教时从游者常数百人，居太学时，其徒益众，太学至不能容，故取其旁官舍处之。

礼部所得士，瑗弟子十常居四五。

取此则轶事与正史相校，诚信而可徵矣！

胡瑗为北宋伟大之教育家，其造就人才无数，故能与泰山先生孙复、徂徕先生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

胡氏明於《易》理，其说《易》以义理为宗，崇尚实学而弃去玄虚，二程易学亦以儒理人事释《易》，并发为有用之学，或即本诸其师之教耶！

（二）有关二程与张载轶事

张载为北宋着名之易学家，与二程同以阐发儒家思想，批判佛老为己任。

其易学亦与程颐均同属义理易一派，所不同者，程颐主理，张载主气为其哲学体系。

《河南程氏外书》卷十二曾载其与二程轶事如下：

横渠昔在京师，坐虎皮，说《周易》，听从甚众。

一夕，二程先生至，论《易》。

次日，横渠撤去虎皮，曰：

「吾平日为诸公说者，皆乱道。

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辈可师之。

」横渠乃归陕西。

上述之事为二程弟子所记，虽难以论其真确，然横渠与二程确曾有所关连，试以《二程易说拾遗》所辑如下：

「张子曰：

『阴阳之精，互藏其宅』，然乎？

「此言甚有味，由人如何看。

水离物不得，故水有离之象。

火能入物，故火有坎之象。

上述两则，二程於张载、邵雍二人学术能别开新局，又评张氏「言甚有味」，可见二程与横渠当有学术之往来，其相互敬重如此，诚为学术之佳话。

（三）有关二程与邵雍轶事

邵雍与二程同居一巷，彼此相善，惟其易学属於北宋象数易学系统，尤善於数学，与张载气学，程颐理学可谓北宋易学三子，成鼎足之势。

《二程易说拾遗》中辑录二家问学与往来情形，试举例说明如下：

尧夫《易》数甚精。

自来推长厤者，至久必差，惟尧夫不然，指一二近事，当面可验。

明道云：

「待要传与某兄弟，某兄弟那得工夫？

要学，须是二十年工夫。

」明道闻说甚熟，一日因监试无事，以其说推算之，皆合，出谓尧夫曰：

「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以此知《太玄》都不济事。

」尧夫惊抚其背，曰：

「大哥你恁聪明！

」伊川谓尧夫：

「知《易》数为知天？

知《易》理为知天？

」尧夫云：

「须还知《易》理为知天。

」因说今年雷起甚处。

伊川云：

「尧夫怎知某便知？

」又问甚处起？

「起处起。

」尧夫愕然。

他日，伊川问明道曰：

「加倍之数如何？

「都忘之矣。

」因叹其心无偏系如此。

由上述文中，吾人可了解两家通好，邵雍甚至欲传其学与二程兄弟，二程虽不措意於此，惟程颢似愿尝试理解，并推算之，而悟得「尧夫之数，只是加一倍法」，颇受邵子嘉许。

不过，程颐则显然无心於此。

从中亦可看出大程之兼容，小程之执着。

《二程易说拾遗》另录有邵子轶事一则如下：

尹子曰：

「邵尧夫家以墓志属明道，许之，太中、伊川不欲，因步月於庭。

明道曰：

「颢已得尧夫墓志矣。

尧夫之学，可谓安且成。

」太中乃许。

从邵家属托尧夫之，再度证明两家往来之密。

何以二程之父（程珦）与程颐起初并不欲答应为邵雍撰写墓志，从文中似难得知，或许以尧夫学识渊深，难以着笔，不过，明道似较能掌握邵雍其人其学，据邵雍子邵伯温《易学辨惑》云：

「唯明道知先生为深，故先君之葬，不肖请志其墓焉」，亦可证明此言不虚，而明道以「安且成」为尧夫一生定其论，亦可谓得其精当。

藉由《二程易说拾遗》可知两家关系之深厚。

《二程易说拾遗》所录北宋易家轶事尚多，藉由本书所辑轶事，当有助於吾人於北宋易坛之了解。

七、结语

历史是过往之记录，易学史是对过往易学发展之记录。

学术之继往开来，学者兢兢业业者，均胥赖乎是。

典型在庶昔，减去对易学前贤其人其学之关注敬重，则今日我之所学所行，未来恐亦毫无意义可言。

《二程易说拾遗》即植基於对易学前贤之缅怀。

其中辑录有易学史上之价值：

如二程治易经验、二程治易态度、《程传》撰作原委、北宋易坛轶事等等；

亦辑录有文献学上之价值：

如藉以校勘《程传》、辅翼《程传》、增补《程传》等等；

亦辑录有思想史上之价值：

如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