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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不折不扣的偏见。
武侠小说,确有下品,但类似经过时间和一代代读者检验过的《天龙八部》这样的好作品,却是大不同的。
无论是“侠之大者”的家国情怀和正义性,还是在传统文字坊淬炼过的文学价值,都在《天龙八部》这样的作品中有所体现。
其实,今天的家长中,不乏曾经痴迷过武侠小说的70后80后。
牵引他们走向另一面的,无非是功利性的阅读观。
这种阅读观的根源,当然该在应试教育机制上寻找,但毫无疑问,这种不够包容、狭隘的阅读观本身就自建障碍。
在他们眼里,对考试有用的阅读才是好的阅读,能够帮助做题的阅读才是有效阅读。
这些年,我们见识过狼爸虎妈撕孩子闲书的报道,这是一种极端。
只允许孩子在极其有限的课外书书目里进行选择的,也大有人在。
其结果,不仅禁锢了孩子们的阅读好奇心,还激发了孩子们的反抗,比如被窝里和课桌下的偷读。
然而,这世上,还有一种“大阅读观”。
所谓的“大阅读观”一定是非功利、无界限的。
“开卷有益”,其基本涵义,也正是“大阅读”。
时代的进步,令曾经的误读和偏见不战而败。
中国教育学会中学语文教学专业委员会等多家单位联合发布过一份读书指南,在推荐给高中生的书目里,《包法利夫人》赫然在列。
某种意义上,这本曾经的禁书可比《天龙八部》厉害多了。
事实上,我们今天已经逐渐意识到,在阅读的问题上,不仅给予孩子们的时间有限,宽容度也有限。
今天高中生的知识储备和视界,远超父母辈高中时所具有的。
只要承认这一点,就有理由适当放手:
推荐而不束缚,信任而不霸道。
“雨雪天不点外卖”别拿善良说事
司马童
这两天杭州下雪,许多人开始纠结:
外面这么冷,不想出门吃饭,要不要点个外卖?
对此,有人表示“好饿啊!
需要外卖小哥拯救我饥肠辘辘的肚子”,也有人认为“不能叫,这种天气叫外卖是一种罪恶,外卖小哥太辛苦了”。
为此,很多点外卖达人陷入了矛盾的心理斗争中。
恻隐之心人皆有之。
想到恶劣天气里,外卖小哥顶风冒雪的送餐之路太辛苦,出于不忍心让他们多遭这样的罪,提出这时候就尽量不去点外卖,以期合力减少他们的跑腿次数。
这样的说法,听似颇显善心、挺有道理。
但事实真是如此吗?
我看未必。
甚至于,所谓“雪天点外卖是罪恶”的内心纠结,其本身也跟善不善良没什么大的关联。
恶劣天气里究竟能不能像往常一样下单点外卖?
网上稍作检索,同样的话题已经不止一次被公众热议过。
外卖小哥确实很辛苦,但选择了这份职业,“风里来雨里去”就是他们工作中经常遇到的事。
一些人认为下雨天不叫外卖是一种体恤和善良,但却有意无意地忽略了一个事实:
外卖提升了就业率,很多人因此才有了收入相对不错的就业机会。
换言之,很多人正是靠这种辛苦付出撑起了整个家庭,你为了“同情体贴”,让他们变得少单或无单可接,这对其来讲,是不是比恶劣天气更糟糕呢?
毕竟,江南的梅雨季节一来,半个多月都是雨。
“雨雪天不点外卖”别拿善良说事。
外卖小哥的工资一般是由“底薪提成”构成的。
底薪是多少呢?
根据一些外卖员的自述,结合现实说法,一般是一线城市XX-3000元,二线城市1000-XX元的水平,之后的提成是按照自己每天的接单量来算,而恶劣天气里的每单提成还会有所上浮。
所以,报道中记者也提到,为了保持收入,对部分顾客“少点或不点外卖”的想法,受访的外卖小哥大多不愿领情。
事实上,在天气状况实在恶劣时,外卖小哥出于自身承受力,可以选择不再继续配送;
商家面对更高的配送费支出,也可以出于成本考虑随时关闭接单通道。
而这些,都不是应该由消费者来担忧的情况。
大雪天送外卖只关分工、无关添累。
从来都是商场如战场,现下各行各业的很多生意,除了需要经营头脑,更需付出超常辛劳,想要站稳脚跟,必须紧抓机遇。
况且换个角度来看,送外卖是辛苦,那么环卫工扫大街扫到“秒睡”不辛苦吗?
做护士连续加班累趴在长椅上不辛苦吗?
做科学家没日没夜研究各种高科技不辛苦吗?
“干一行怨一行”并非牢骚话,而是行行都有自己的难处——社会分工不同,每个人都在为自己的生活而打拼。
动辄谈“同情”,即便不是幼稚,也是一种矫情了。
人字的结构是互相支撑,人与人之间的最好关照,其实是互相尊重。
从这个意义上说,雨雪天气点外卖的“负罪感”真的不需要有,但考虑到外卖小哥的送餐辛苦和不易,最好是能多一点耐心宽容,少颐指气使地随意给个“迟到差评”。
现实中,已经有人做出了暖心的榜样:
或是在下单备注里明确提示,“天气恶劣,路上小心,多候无妨”;
或是在外卖送达时不忘道声“辛苦了”,还递上一碗暖暖的姜汤表达谢意……如此真诚之举,岂不比矫情的纠结更能熨帖人心?
孩子的思考方式变了,陈旧的阅读理解题也该改一改
朱昌俊
最近,天津滨海新区高一期末统考语文试卷的阅读题,选了毕飞宇的作品《苏北少年“堂吉诃德”》中《大地》的片段。
考试结束之后,毕飞宇的微博就“炸”了,天津的中学生们纷纷跑到毕飞宇的微博下留言:
请问毕飞宇老师,你《大地》厚重感到底体现在哪里?
虽然这一次毕飞宇没有直接说自己也不知道这道题的答案,但类似的作者答不出自己“中心思想”的例子,这些年其实是一再出现。
比如,韩寒就曾“细心地完成”了针对自己《求医》一节的中学语文阅读题,8道题只做对了3道。
甚至,他选错了“画线句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
而去年浙江高考的语文阅读题《一种美味》,因为“从锅里跳出来的鱼眼里发出诡异的光”,原作者被强大的网友找了出来,然而作者却表示:
这题……我也不会做!
按理说,一篇表达了什么,哪句话背后体现了怎样的“潜台词”,作者本人应该最懂。
可出题者硬是拿着作者本人都会“哑口无言”的题去考查学生,并根据“标准答案”判断对错,这样的现象着实有些尴尬,也无形中戳破了诸多教育迷思。
也有观点认为,阅读理解进入考试的目的是考察学生是否掌握了教育者传授的那套分析逻辑,而和作者自己的逻辑没有太大关系。
这种说法似乎也算言之成理。
但问题在于,既然考察的是教育者传授学生的分析逻辑,那是否一定只有“标准答案”才能体现学生的分析逻辑?
这套“标准答案”本身又是否经得起推敲?
如果标准答案真的只有一个,那作者本人不认同算不算是最明确的否定?
从提问方式看,不少阅读理解题往往都是直接向学生发问,作者表达的是什么意思,这种口吻首先就难免导向考生对作者个人“心思”的揣度,与基本逻辑分析反倒显得没多大关系。
事实上,从一些作者本人都做不出题的尴尬可以看出,“标准答案”其实本就不存在。
正如毕飞宇在事后接受采访时所说,“我不认为让孩子们回答这个问题是合适的。
所谓的“厚重感”,可能是老师们的阅读感受,要知道,孩子们的阅读能力与感受能力与老师的差距是巨大的,用成人的“感受”去考孩子,这里头有失公平。
阅读理解,本身就应是一个开放的题,除了考察学生的理解能力、逻辑分析能力,另一个重要目的,应该是激发学生的表达欲。
但目前的出题方式,直接让孩子去揣摩原作者的想法,或者干脆说是揣摩“标准答案”,确实不利于激发考生自我表达和思考的欲望。
其导致的结果,要么是逼迫考生“为了得分强作解读”,要么是违背自己真实想法的“瞎编”。
相比较考察目的的悖论,该题型对学生思考能力的压抑或更值得正视。
虽说考试就是通过量化的方式来考核学生,但不区分客观与主观,统统以“标准答案”思维来限定学生自我表达和想象力的考查方式,或者说至少是这类题,确实需要改改了。
而类似的质疑,在有效的改变到来前,恐怕只会越来越多。
毕飞宇的另外一番话,发人深省,“孩子们很可爱,通过微博向我提了一堆问题。
我的感觉就是现在的孩子真是新人类,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和我们真是不一样了,怎么想起来这个方式的呢?
精灵古怪的。
在我看来,这就是创造性。
我们在少年时代怎么可能这么干?
即使脑子里有了创意,也不会执行,这说明孩子们的执行力也在提升。
我喜欢这样的孩子。
是的,孩子思考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方式都已经变了,那我们的教育思维、考察孩子的方式,就更没有理由再停留在过去了。
正视“抢”字对应的民生之急
李思辉
随着除夕前后的火车票开售,春运抢票进入白热化阶段。
据媒体报道,美团旅行、携程旅游、同程旅游等预订机构,纷纷推出春运抢票功能。
屏幕上不断刷屏的“抢”,与窗口苦苦排队的“抢”,共同勾勒出一票难求的现实。
一说春节近,心头暖意生。
可“抢票”的“抢”字,也折射出公众的复杂心情。
这是“儿女朝东望,盼我早还家”的思归之切,也是“舟车两万里,何处可跻身”的焦虑之深。
回家的票还有吗?
能赶在除夕前到家吗?
“抢票”这个“抢”字,实际上仍然是对治理紧迫性的一种提醒。
诚然,对于季节性的全国性峰值人流,运力紧缺现象也许尚难改变。
但购票环节是否被“号贩子”堵心,12306验证码是否方便辨认,进站验票能否告别长队等,每一个环节、每一个细节服务的改善,都会让寒冬中“抢”字背后的人心温暖起来。
也不只是抢票,现实生活中需要“抢”的地方还很多。
譬如,在一些地方优质教育资源还得花大力气去拼、去抢;
今冬流感来袭,一个儿科号、一张床位需要心急如焚地抢……林林总总的“抢”,哪一件不心酸,哪一桩不急切?
可以说,现实生活中但凡需要民众去“挤”去“抢”的地方,往往都是民生最急迫的地方。
民之所望,施政所向。
既然公众对需要“抢”的地方痛感最深、求治最切,有关部门就应借此入手,认真梳理一个个“抢”字背后的现实之困,找准破题之道,并以与百姓之急切相一致的力度去有力推进、切实解决。
那种对各种“抢”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一句“资源紧张没办法”了事,以为事情就应该是这个样子的想法,绝对要不得。
一个生机勃勃的社会,就是要努力保障出行、上学、就医等基本的民生供应有质、有量、有序,使民众从容获得,无须蜂拥着去“抢”。
宏观而论,就是要努力解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
具体分析,就是要站在兑现为民承诺的高度,去看待每一个“抢”字背后的急切,努力探寻根治之策,抵达切实改善民生之目的。
古人云:
“天下之务,莫大于恤民。
”体恤民生已经成为社会的基本共识。
民生之艰难、急切何在?
往往就在一个个“抢”字的焦虑里。
看到一个个“抢”字的紧迫提醒,更要对此有痛感、有措施、有力度,扎实有效地冲着标本兼治发力。
此种直面民生郁结,不断破解现实矛盾、治理难题的过程,正是一个社会不断向好、向美、向前的过程。
力戒“神木爱长沙”式的形式主义
王远山
近日,新华社记者调查发现,部分基层的文件材料、领导讲话、宣传标语大量雷同,抄袭成风,所谓“传递式”发文和写作频频出现。
比如今年以来,陕西神木县街头文明宣传标语出现地名“穿越”的情况,开头句话竟是“爱国爱家,爱我长沙”。
宣传标语的48个字与3年前长沙市发布的文明公约完全相同。
该报道还称,安徽省委巡视组上半年在一个县巡视时,发现县里一些领导干部发言材料雷同。
巡视组将25份发言材料通过“关键字”在互联网上逐一搜索,结果有20份能在网上搜到原文,并且相似度都超过90%。
其中,有多名干部抄袭了同一份材料,甚至还有干部将别人已经发表的拿来,直接署上自己的名字。
如果说,各层级的写作,因为体例和规范性的要求,出现似曾相识的情况实属正常,尚情有可原的话。
那么署名东抄西抄,多人同抄一份材料,侵犯原作者权利不论,背后反映出的却是典型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当然,一些基层干部也许会感到委屈。
例如报道中某位省级机关秘书处负责人说:
“我一年来要撰写的文件材料有290多份,平均每个工作日至少有一份”,并且“有些材料要得着急,当天布置当天要,有的要连夜完成,根本没有精力认真组织内容,涉及的文件、材料、领导讲话至少70%是‘照葫芦画瓢’。
其实,抄袭之风和文山会海,很难说到底是哪个造成了哪个。
文山会海、形式主义之风的确助长了抄袭成风,但是抄袭成风,又何尝不是降低了讲话成本、材料质量以及会议门槛,使得文山会海得以轻松实现,形式主义之风愈演愈烈。
说白了,抄袭成风和文山会海,不仅相互推波助澜,而且都是形式主义的一种。
文山会海,是会议形式上的形式主义,而抄袭成风,大话空话套话连篇,则是会议内容上的形式主义。
所以,要破除基层抄袭成风的弊端,需要在形式上和内容上,在把会议数量减下来的同时,把会议质量提上去。
要把会议质量提上去,就必须让与会者和组织者深入思考、细致调查,不人云亦云。
要做到这一点,需要领导干部带头树立以说大话套话空话为耻的风气;
需要领导干部带头少开会、开有质量的会,多调研、多思考,养成独立思考和判断的风气;
需要领导干部解放思想,营造宽松的氛围,让下属不怕讲错话,而耻于不讲真话、不讲实话、不讲自己的话。
抄袭成风不仅助长形式主义,也影响着治理能力的提升。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语言是思想的反映,也影响和塑造着思想的形成。
抄袭成风,造成部分基层话语体系封闭、话语资源匮乏,随之而来的,就是思想活力和创新能力的下降。
而像“神木爱长沙”这样的依靠粘贴复制而来的低级错误,就是表征之一。
只有力戒抄袭,树立起说自己的话、说真诚的话、说有质量的话的风气,基层遍地“文抄公”的尴尬才能有机会得以消除,类似“神木爱长沙”的笑话才会不再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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