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爱玲金锁记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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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战争确实是文明的毁灭,至少,是文明部分的毁灭。
尤其是世界性战争的发生,正说明了文明的力量不足以约束人性中的黑暗面,不能抵抗那种毁灭文明的势力。
战争中个体的孤独与渺小使张爱玲生发出个体生存的危机意识,并质疑:
“人类的文明努力要想跳出单纯的兽性生活的圈子,几千年来的努力竟是枉费精神么?
”张爱玲也开始怀疑人的理性,强调非理性,并致力于人性在英雄神话破灭后的自私、丑陋、苍白的刻画。
2封建男权文化的影响
男权文化不仅严重压抑和窒息女性的生存和发展,也压抑和窒息男性的生存和发展。
张爱玲从小生活在一种书香与旧僚气并融的环境,她的心中深深地刻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烙印.在政治权力层面,男权文化显示出其无所不在、君临一切、强大无比的统治力量。
在文化权力层面,它的能量就多少有些削弱。
其直接的标志,便是男性身处男权文化阴影之下生命个体人格的委顿和个性的消失。
张爱玲写透了男权社会中男性精神的萎缩乃至精神生命的相继死亡。
她笔下的男性世界是一片倒塌了的废墟,飘荡的是荒凉的人性。
男权社会里崇尚的男性强健的体魄、坚强的意志等在这里不复存在。
在他们的婚姻中,“谋爱”不得而转为“谋生”的女性藉以依附的只是一个虚幻的影子,一种自古而然的理念,这里透露出张爱玲对人性无以归附的深深的绝望与对女性深重的悲悯。
3西方文学的影响
除了自身主观的因素外,生活的客观环境也极大地影响了张爱玲的创作心态。
但她毕竟生于“五四”以后,又从深受西方文化熏陶的母亲身上得到一种现代文明的教养和气质的浸染,在香港读书期间,她更直接、更广泛地接受了西洋式的教育。
不同的社会文化环境使得张爱玲有机会对东西方文化重新进行审视,张爱玲潜意识中的文化心理是在特定时代对中西文化悲剧性体认的结晶。
张爱玲从西方作家的作品中感受到了强烈的精神危机和生存危机。
文艺复兴时期西方的主要文化是人文主义,提倡以人为本,肯定人是世界的中心。
19世纪末德国哲学家尼采宣称“上帝死了”,世界是由无理性的“权力意志”所决定的。
西方文学在20世纪的发展表明“人也死了”。
也就是说人的本质,那个可以拥有本质的坚硬的人如壳般碎去了,“人的存在先于人的本质”。
人被抛到这世上来,谁也无法逃脱。
两次世界大战是西方文化固有的征服欲、人类中心主义思想的集中体现,它彻底击碎了人类永恒、进步、富强的神话,整个西方文学开始关注人类生存的普遍性困境:
人并不像自己想象的那么美好、可爱,人是自私、冷酷、脆弱的动物;
人类赖以生存的世界充满了暴力和血腥。
张爱玲的“悲剧意识”显然受到了这些西方现代文学的影响。
二张爱玲悲剧意识的艺术体现
(一)通过凄凉情景设置的体现
《倾城之恋》中读着非常熟悉的一段话,“一到晚上,在那死的城市里,没有灯,没有人声,只有那莽莽的寒风,三个不同的音阶,‘喔……呵……呜……’无穷无尽的叫唤着,这个歇了,那个又渐渐响了,三条并行的灰色的龙,一直线地往前飞,龙身无限制地延长下去,看不见尾。
‘喔……呵……呜……’……叫唤到后来,索性连苍龙也没有了,只是三条虚无的气,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
这里什么都完了。
剩下点断墙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什么都完了。
”最典型地表现出那种文明毁灭后、人们毫无物质与精神依傍的情境:
在夜晚的清醒中,主人公感到“莽莽的寒风”像“真空的桥梁,通入黑暗,通入虚空的虚空”,随着这寒风逝去的都有什么呢?
一切。
“什么都完了”。
文明也完了,甚至对文明的记忆也已失去了——“剩下点断墙颓垣,失去记忆力的文明人在黄昏中跌跌绊绊摸来摸去,好像是找着点什么,其实是什么都完了。
”这种什么都完了的感觉,在小说里被描绘为流苏在劫余所得到的唯一的一点精神上的觉醒。
小说里两次出现的“墙”的意象都伴随着文明的毁灭与世界的虚无的主题,而这两次出现的意义,可以更清楚地揭示“文明的毁灭”这一主题。
在这里一开始就通过“墙”的“冷而粗糙”、“死的颜色”与“人”的“有血”、“有肉”、“有思想”构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可以说正是“生命”与“无生命”的对比。
(二)对封建没落生活的描述
生活在20世纪40年代,繁荣与破败,高贵与暧昧,眩目与阴冷交织的大上海,敏感的张爱玲对朝代更迭之间一个古老文明的荒凉与毁灭,有一种迫在眉睫的恐惧,更有一种洞烛先机的预言。
《倾城之恋》借白流苏与范柳原“精刮”的爱情故事,透射出倾城亡国的悲凉气氛。
“香港的陷落成全了她,但是在这个不可理喻的世界里,谁知道什么是因,什么是果?
谁知道呢,也许就因为要成全她,一个大都市倾覆了。
成千上万的人死去,成千上万的人痛苦着,跟着是惊天动地的大变革……流苏并不觉得她在历史上的地位有什么微妙之点。
她只是笑吟吟站起身来,将蚊烟香盘踢到桌子底下去。
传奇里的倾国倾城的人大抵如此”。
香港的陷落表面上成就了一对平凡的夫妻,却也在更深层次上预示了古老文明的衰落。
在经历战争所带来的沦陷后,张爱玲更明显地感觉到中国传统文化的腐朽与霉臭、封闭与疯狂,于是,封建遗老遗少、阴暗的屋子、鸦片、晚袍等不断地出现在作品中。
如《倾城之恋》中,白流苏在对自己的家里的热失望之后看到屋子时,自己内心的悲凉,“门掩上了,堂屋里暗着,门的上端的玻璃格子里透进两方黄色的灯光,落在青砖地上。
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顺着墙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
正中天然几上,玻璃罩子里,搁着珐琅自鸣钟,机器早坏了,停了多年。
两旁垂着朱红对联,闪着金色的寿字花团,一朵花托住一个墨汁淋漓的大字。
在微光里,一个个的字都向浮在半空中,离着纸老远。
”张爱玲在《传奇》中揭示出了顽固存留的中国式封建心灵在现代环境下的文化错位,剖露了传统文化在民族心理性格方面形成的种种病态。
(三)悲剧性的人物形象
张爱玲习惯于从两性关系、婚姻关系来发掘人性的本质,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直接的必然的关系,能充分地展示人性的残酷、自私。
尤为深刻的是,张爱玲敏锐地将凄怆、悲凉,而且揭示出男权社会对男性自身的腐蚀与戕害。
《金锁记》中的主人公曹七巧是一个背负着黄金的枷锁,在人性的挣扎中被挤扁最终失去人性的可爱一面的可怜可恨的艺术形象。
七巧以一个麻油店铺老板的女儿的身份做成簪缨望族的姜家二奶奶,只因为二少爷是做官人家的女儿都不会要的“骨痨”身子。
在那样一个以男性为主体的社会,狰狞的现实无情地粉碎了她的梦,迫使七巧一点点失望下去,一步步走向变态的边缘,一步步泯灭了良知和人性,她蜕变成了另外一个七巧,她不顾一切地捞取物质的东西,企图以此弥补感情上的亏损。
如果说对三少爷季泽的渴望是七巧人性中渴望爱情的表现,那么泯灭了那最后一点爱后,她更彻底地套上了黄金的枷锁,完全丧失了人性,变成了彻头彻尾的疯子。
她的疯狂不仅使自己走向毁灭,而且还将身边的人拉来殉葬。
她纵容儿子长白吸毒、纳妾、逛妓院,像当年自己遭受折磨一样摧残了长白的妻妾;
对于女儿长安也一样,她断送了女儿读书的权利,还让女儿抽上了鸦片,并小施计谋随随便便断送了女儿的一生幸福且没有丝毫的愧疚。
“七巧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
她知道一不留心,人们就会用嘲笑的,不信任的眼光截断了她的话锋,她已经习惯了那种痛苦。
她怕话说多了要被人看穿了。
因此及早止住了自己,忙着添酒布菜。
隔了些时,再提起长安的时候,她还是轻描淡写的把那几句话重复了一遍。
她那平扁而尖利的喉咙四面割着人像剃刀片。
”七巧小小的“胜利”便是道德和人性的沦丧。
这种亲子关系中人性冲突的描写,更能显示作者浓烈的悲剧意识和小说巨大的悲剧力量。
(四)殖民地的失望
生活在英属殖民地香港,张爱玲近距离地洞察出英国文化的缺陷。
大英帝国辉煌的历史,使英国人产生一种根植于他们心中的民族自豪情绪。
对此张爱玲表现出了明显的不满,在香港的天主教修道院里同为尼姑,开饭的时候,“几个中国姑子上灶去了,外国姑子们便在厅堂里等候”。
连一个老得不中用的英国尼姑都有着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它(狗)又不通人性,它怎么懂得英国话”(《连环套》),执意不用英语招呼小狗。
张爱玲目睹了殖民地文化导致的人性的扭曲和精神的颓废,塑造了范柳原、哥儿达、乔琪升等“洋场社会的浮浪子弟”。
对英国人冷漠、矜持的“绅士风度”,张爱玲也加以幽默的讽刺,“英国学生派是一种潇洒的漠然。
对于最要紧的事尤为潇洒,尤为漠然”(《红玫瑰与白玫瑰》),“英国人住在非洲的森林里也照常穿上了燕尾服进晚餐”。
张爱玲对于现代文明的认识都是悲剧性的。
(五)悲剧女性形象的塑造
由于骨子里的悲观气质,她的作品呈现出惊心动魄的深刻。
社会的波澜壮阔是时间中的点,而唯有那些饮食男女的平凡悲欢,才是生命的原生态。
就在这短暂的人生之程中。
也处处是荒凉。
构成人的世界的是人。
而就是对于同类,她表现出了清醒的认识。
她说,“人是脏的,”人世间没有爱,因为人的本性是自私的,爱在寸寸的磨损中毁灭了,这世上的情感哪样不是千疮百孔。
在她的作品《花凋》中就给我们塑造了个悲剧女性形象。
川嫦是常中最好的女子。
本应受到家中特殊的关爱,然而。
她的父亲是个封建遗老。
因为不承认民国,自民国纪年起,就一直不再长岁数,是酒精缸中泡着的孩尸。
但仍忙于醇酒,美妇。
鸦片;
母亲是苍白。
绝望的女人。
生了一堆孩子。
在无爱无钱的家中过着琐屑的日子。
姐妹们明争暗斗,你枪我夺。
川嫦中学毕业。
渴望再读书,但父母不愿把钱花在她的学费上,而这样家庭的女子,不能当店员。
不能当女打字员,于是只能做“女结婚员”。
但刚爱上。
又得了病。
父亲不肯出医药费。
因为这年头馓老子的一个姨太太都无法养活,而生病了的女儿还得一天两个苹果。
父爱,母爱,手足之情,还有一份似乎本是唾手可得的爱情,一个个弃之而去,在这个没有爱的人生间,花季少女郑川嫦无声无息的死去。
然而,这郑家的男男女女,又分明都是杀手,在他们的挤压中,川嫦死去了,在冷酷的感情,死去了。
在《金锁记》中,七巧的儿媳芝寿,也是一个悲剧的形象,七巧当着芝寿的面说很难听的话,“芝寿哭也不是,笑也不是,若是木着脸装听不见,七巧便一拍桌子嗟叹起来道‘在儿媳妇手里吃口饭,可真不容易!
动不动就给人脸子看!
’”芝寿一个刚嫁人的新媳妇哪经的婆婆这么折腾,可七巧还不算完,她变着法的套长白的话,把夫妻俩之间的私密事搜罗来,又再牌局上将给亲家听,七巧的变态心里最终把芝寿送上了黄泉路。
芝寿是一个不会反抗,逆来顺受的悲剧人物。
三张爱玲悲剧意识的集中体现
(一)《金锁记》的概述
张爱玲的作品中把腐朽文化、欲念对人异化展示的最为彻底的莫过于《金锁记》。
曹七巧本是个小户人家的女儿,骤然地嫁进了大户人家,这身份的差别本来就是大的。
再加上原来她不过是做姨太太的,后来由于老人的格外“开恩”,一下子就扶了正。
对于身份上的这种转变,曹七巧便不适应了,在一大群大家闺秀之间,便着实的自卑起来。
而且由于她嫁的二少爷,并不是正常的男人。
眼前偏有一个活蹦鲜跳的季泽,让她怎么能不春心萌动呢?
但是作为二房的正室,姜季泽思来想去,却也招惹不得,因此七巧的求爱便告失败。
好容易熬到夫亡婆死,三兄弟终于分了家,她掌管了卖青春得来的金钱。
到季泽上门来,却被她识破了用心,因而撕破了脸皮,她一生中唯一的一次爱情便以失败告终。
曹七巧被黄金的枷锁锁住了人性,不仅自己的生命中不曾有过欢乐,更波及自己的子女。
儿子的妻子、姨太太先后被折磨致死,长白便不敢再娶了。
女儿长白生命中的唯一的一次爱情,也由于七巧的作梗最终灭失,最终,七巧终于走完了自己路。
曹七巧始终在做着她丑陋而强悍的争取,手段是低下的,心底极其阴暗,所争取的那一点目标亦是卑琐的。
当她的争取日益陷于无望,她便对于这个世界起了报复之心。
然而,她的世界时狭小的,仅只是她的亲人了。
在她扼杀自己的希望的同时,也扼杀了她周遭的人的希望。
曹七巧原是麻油商的女儿,有几分姿色,风流泼辣,敢在街上与卖肉的朝禄调情。
她为了攀援富门而嫁给姜家二少爷——一个疯瘫残废者,不但失去了爱情,而且在门第森严的大家庭中受到歧视,连丫头也鄙视她。
在婆婆和丈夫死去后,她掌握了家政和财权,也许是长期的精神压抑和受辱,她的性情开始变得十分冷酷自私,疯狂狠毒。
她的变态心理自然和嫁了残废丈夫在私生活方面得不到满足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受金钱利欲腐蚀的结果。
当她所暗恋的小叔子季泽上门向她表白心曲时,她竟急忙将其斥骂出门,这种有悖情理的举动是源于她对金钱的畸形态度,她无端地猜疑他是想要她的钱——"
卖掉她一生换来的几个钱!
"
她对金钱的强烈占有欲,主要表现为对财富的攫取,为了攫取,可以不惜牺牲美好的人性,甚至以黄金这一"
金锁"
摧残儿女的爱情和幸福,肆意折磨儿子和媳妇,把金钱看得比儿女的婚姻更重要。
这个被金钱榨干了青春和蚀空了灵魂的悲剧人物终于在临死之前流出了干涩的泪。
作品内容展示了七巧被金钱、情欲扭曲成人不人、鬼不鬼的生存状态。
那种心里扭曲的变态报复,让人心酸又感到恐怖。
七巧不是一个单纯的形象,而是一个矛盾的集合体。
七巧表面泼辣强悍,对人生极端不信任,但是,骨子里还是向往着幸福,她在寂寞的时候常想起昔日和自己打情骂俏的朝禄,甚至,她大胆追求着三爷季泽。
但是,想象终究是想象,而三爷也因着她的狼藉名声而不敢沾染。
在幸福丧失之后,她唯一等待的就是独立出去。
晚年的七巧不断和自己的儿女斗争,其实正事她一生不幸的反映。
她故意气死儿媳,因为在他们身上找到了她自己青春的影子,她嫉妒他们的性生活,因此近似变态地加以报复,这正是因为她没有得到过幸福的性生活;
她拆散女儿的婚姻,因为她对男人已经是一律敌视的态度,因为她就死被自己所爱的男人欺骗,这接近心理变态了……
七巧幼时就死了父母,和哥哥嫂子在一起生活,自然不受待见。
哥哥嫂子当然高兴能攀上这门富贵的姻亲,巴不得自己能沾点光,得点便宜呢。
七巧本来是当妾的,后来扶了正,就是希望“好教她死心塌地服侍二爷”。
实话,七巧的婚姻不过是服侍人的,所以,这出婚姻中谈不上什么爱情。
说什么爱情,凭七巧的背景,她连基本的尊严都得不到。
宅子里的下人们是多么势利眼,他们早就看透了二奶奶的身价,背后嘀咕她的坏话,面前也是给她颜色看,时时刻刻想看她的笑话,恨不得她出丑,下人们好搬弄是非,过过嘴瘾。
就连二奶奶的丫鬟也要为此受白眼。
同样是早上打热水洗脸,别人房里的丫鬟理直气壮的插队,二奶奶的丫鬟也不敢回以颜色,等到最后一个,水已经凉了。
比水更凉的是人心。
当新来的婢女问二奶奶的丫鬟:
“你是她陪嫁来的么?
”七巧的婢女小双冷笑说:
“她也配!
”简简单单的三个字,可以看出,在这个豪门大院中,连一个小小的婢女都瞧不起七巧,她在这个冷酷、势力的家庭中的生活肯定不好过。
她没有后台靠山支撑她的台面,没有金银钱财笼络下人,她没有丈夫可以依靠,在长辈的眼中不过是一个买来服侍二爷的“下人”。
她什么都没有,她只能全部靠自己。
所以她不能要脸,她得豁出去和别人争。
她尖酸刻薄惹人讨厌。
她对钱的变态的占有欲,在她眼中只有钱,甚至儿子女儿也不放在眼里。
就连她唯一的一点爱情,一旦涉及到金钱,她都像护食的狗一样,炸起全身的毛,呲着牙,低吼。
她对谁都冷酷、猜忌,她变本加厉地折磨别人,像变态狂一样,把自己遭到的折磨加到别人身上。
她甚至能把自己的儿媳妇折磨死。
手段之残忍,令人发指,应该去看心理医生。
的确,她的心理已经有病了。
不是她自己要如何,而是生活把她逼得不得不这般。
她只能靠自己。
在女人的眼中,她牙尖嘴利,格格不入,“曹七巧且不坐下,一只手撑着门,一只手撑住腰,窄窄的袖口里垂下一条雪青洋绉手帕,下身上穿着银红衫子,白线镶滚,雪青闪蓝如意小脚,瘦骨脸儿,朱口细牙,三角眼,小山眉,四下里一看,笑道:
‘人都齐了,今儿想必我又晚了!
怎怪我不迟到——摸着黑梳的头!
谁教我的窗户冲着后院子呢?
单单就派了那么间房间给我,横竖我们那位眼看是活不长的,我们净等着做孤儿寡母——不欺负我们,欺负谁?
’”是有这么一类女人,他们习惯以攻为守,她们像刀片一样的语言,让每个人脸上的笑容瞬时凝固。
七巧的朦胧的欲望和对爱的向往也在日复一日的、深宅大院中消失殆尽。
她彻底忘记了内心中曾经闪现过的美好,她也变得和这个冷酷的社会一样,甚至更加冷酷,就是为了活着,为了活得更好。
(无非有钱就是更好,在她的脑子里,所以她要大把大把地把钱抓在手里。
)她已经毁了,被这个家庭,被这个社会毁了。
但是,她不但没有觉醒,而且变本加厉地折磨别人。
她折磨死她的儿媳妇,摧毁了她女儿唯一一点向善的希望,用鸦片把她的儿子绑在自己跟前。
堕落呀。
无耻的堕落。
故事的结尾,“七巧似睡非睡横在烟铺上。
三十年来她戴着黄金的枷。
她用那沉重的枷角劈杀了几个人,没死的也送了半条命。
她知道她儿子女儿恨毒了她,她婆家的人恨她,她娘家的人恨她。
她摸索着腕上的翠玉镯子,徐徐将那镯子顺着骨瘦如柴的手臂往上推,一直推到腋下。
她自己也不能相信她年轻的时候有过滚圆的胳膊。
就连出了嫁之后几年,镯子里也只塞得进一条洋绉手帕。
十八九岁做姑娘的时候,高高挽起了大镶大滚的蓝夏布衫袖,露出一双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去。
喜欢她的有肉店里的朝禄,她哥哥的结拜弟兄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
喜欢她,也许只是喜欢跟她开开玩笑,然而如果她挑中了他们之中的一个,往后日子久了,生了孩子,男人多少对她有点真心。
七巧挪了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
七巧过世以后,长安和长白分了家搬出来住。
七巧的女儿是不难解决她自己的问题的。
谣言说她和一个男子在街上一同走,停在摊子跟前,他为她买了一双吊袜带。
也许她用的是她自己的钱,可是无论如何是由男子的袋里掏出来的。
……当然这不过是谣言。
三十年前的月亮早已沉了下去,三十年前的人也死了,然而三十年前的故事还没完——完不了。
”如果七巧当初选了一个裁缝的儿子或是朝禄,一切都是那么的理所当然,那她是不是多少能够感受到他人的真心?
(二)《金锁记》中的女性——曹七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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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七巧是麻油店的姑娘,平民的女儿,青春健康
曹七巧生活在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当时的中国城市生活是一种独特的“生态”,它介于封建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之间,也介于才子佳人和现代文明生活之间,因此这种生活色调复杂,意蕴独特,并且在市民阶层的七巧身上有着集中的体现。
一方面她是一个心地极高、惹人喜欢的姑娘,浑身充满着青春气息,向往着健康清新的爱。
另一面她有商品意识,懂得金钱的重要。
出身于市民阶层的七巧,也曾是个小家碧玉——一个麻油店老板的女儿,七巧从小生活在这个环境里,也帮着做卖麻油的小买卖,手脚伶俐脑子活络嘴巴不停地计算着麻油和几个铜板。
因为白净,也许还有人偷偷叫她“麻油西施”。
在她还是曹大姑娘的时候她要强、泼辣、开朗,对生活和爱情充满了希望和憧憬。
她的生活平静而安宁,她是“麻油店的活招牌,站惯了柜台,见多识广”;
“长到十八九岁时,露着雪白的手腕上街买菜。
小伙子们打她的主意,赶着叫她曹大姑娘或者巧姐儿,她也毫不羞涩地泼辣地与他们打情骂俏。
”在这样的生活环境里,七巧很自然地具有了市民习性,自私,斤斤计较,重视金钱,并且不善于掩饰,说话直露粗俗,要强暴躁,但她是活泼健康的,充满青春的朝气,更多地保留着原始的天性。
她闻着麻油的馨香,熟练地打上一斤半麻油,给熟人一斤四两;
她高高地挽起袖口,露出“滚圆的胳膊”上街买菜;
她与肉铺伙计打情骂俏,和丁玉根、张少泉还有沈裁缝的儿子开玩笑。
一个小镇上麻油店老板的女儿,在市井社会里的耳濡目染中形成了泼辣、粗野、俗气的性情。
然而这些,对于一个正值花样年华的少女来说,是无伤大雅的,反而更显其蓬勃的生命的激情。
就像每个正当好年纪的少女一样,对未来有着美好而朦胧的期待。
她过着清苦而幸福的生活,一个特别的眼神,一件华丽的旗袍,某个清晨的好生意……都是她幸福的理由。
“在麻油铺柜台前和买油的小伙子开玩笑,买肉是肉铺的朝禄也喜欢捉弄她,同时喜欢她的还有哥哥的结拜兄弟,和沈裁缝的儿子。
”这些都是她最宝贵的财富,也许他们中的某一个就是她的未来。
如果没有意外,她就会嫁给跟她家差不多的人家,然后安分守己精打细算热热闹闹地过日子,虽然要强些,嘴头子琐碎些,会和邻里邻舍争些鸡毛蒜皮的事情,但也不至于可恶到连儿子女儿婆家娘家都恨她的地步。
这便是未出嫁前的曹七巧的形象,典型的市井小民,但她是正常的,也是健康的。
然而,七巧却做了姜家的二奶奶。
她被当作货物,被贪财的哥哥嫂嫂无情地卖到了深宅大院姜家。
悲剧便从此开始,酿成了她一生的不幸。
这对于有着鲜活生命的七巧是残忍的,在这种畸形关系的禁锢下,七巧从未享受到人的权利与快乐,心中只有孤寂和屈辱。
2>
成为名义上的正奶奶
姜家是个官宦大族,按七巧的出身,原本最多只能买来做残废的二少爷的姨太太,实在是二少爷残废得无法取上做官人家的女儿,为了让七巧死心塌地地服伺二少爷,才索性让麻油店出来的七巧做了正奶奶,成为“人上人”。
七巧为了提升她在姜家的地位,她主动使自己怀孕,希望以子嗣提升并巩固她在姜家的地位,否则丈夫死后,她将如何在传统大家族中立稳脚跟?
毕竟她是姜老太太一时心软,才将她扶正的,倘若膝下无子,恐怕会危及她在姜家的身份和地位。
七巧在这方面的委屈本是够深重的,但他还必须面对更为复杂、沉重的压抑环境:
由于出身卑微,姜家上下没有一个她的心腹。
在这个大家族里,七巧低下的出身成了她的耻辱,别说扬眉吐气,她连抬头喘气的资格都没有,就连服伺她的丫头小双都瞧她不起,一家子老老少少大大小小的人都往她头上踩,可想而知,七巧在这个家庭里是毫无地位可言的。
在内心极度空虚孤独之时,七巧年纪轻轻就抽起了鸦片。
自从七巧嫁入姜家后,她的命运便有了重大的转变,内心便变得异常复杂起来。
她的娘家人来看她,她竟然不敢告诉老太太,只敢悄悄地会她的哥哥和嫂嫂,同时这一幕也最能表现七巧内心的复杂的挣扎。
她一掀帘子,一眼望哥哥嫂嫂以及他们为她带来的饭菜,便“止不住一阵心酸,倚着箱笼,把脸偎在那沙蓝棉套子上,纷纷落下泪来。
”七巧在姜家的苦处,劈头盖脸就对刚入门的哥哥嫂嫂发泄出来。
七巧在姜家所遭受的委屈与孤绝,无疑是导致七巧时常陷入不稳定的心理因素。
其后哥哥被气得要走时,她又禁不住再度呜咽痛哭,把满腔的幽恨尽情发泄。
这一幕,直截了当地写出七巧在姜家所强吞的辛酸。
这些都借眼泪、指责和哭诉、埋怨涌现出来。
她的这些表现完全是在情理之中的。
自被许配给残缺的男人后,她在婆婆家所经历的轻蔑、委屈、嘲弄和压抑,都在这唯一的亲人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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