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分析中日矛盾Word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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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无论是在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时期,还是在近代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中国半国土的时期,都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程度及其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

　　1972年中日复交后,无论是在“中日友好”口号叫得震天响的“蜜月外交”时期,还是在20XX年以来的“政冷经热”时期,也都存在矛盾。

两国复交本身就是矛盾运动的产物。

作为实现两国关系正常化起点的“中日联合声明”本身就包含着矛盾,是双方斗争和妥协的产物。

　　20XX年以来的中日关系呈现“政冷经热”局面,意味着政治关系领域的矛盾强度增,但绝非意味着经济关系领域就没有矛盾,只是经济领域的矛盾没有像政治领域的矛盾表现得那样尖锐。

由于政治关系在很程度上联结着两国解决其他领域各种矛盾的意愿和氛围,因此,如果中日“政冷”局面长期得不到改变,也会影响包括经济关系在内的其他领域各种矛盾的解决,影响其他各种领域的关系的发展。

　　从“矛盾无处不在”的观点出发,即使中日关系处于良好状态,也不宜对中日关系采取“肯定一切”的态度;

即使中日关系处于不好的状态,也不宜对中日关系采取“否定一切”的态度。

即使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的那段所谓“蜜月外交”时期,中日关系也有过磕磕碰碰,而且潜伏着一种客观存在的矛盾被“中日友好热”所掩盖的问题。

反过来说,即使在20XX年小泉上台,中日政治关系日趋冷淡、政治矛盾趋于激化时期,中日在经贸合作、文化交流、地方交流等方面依然十分活跃,特别是中日贸易额年年攀升,年年创下新的纪录。

　　总之,中日关系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又不断产生新的矛盾的过程。

　　从“矛盾无处不在”的观点出发,因为中日之间出现问题,甚至出现严重摩擦,就否定“中日友好”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应该说,中日之间存在问题不等于中日关系的全部。

整个中日关系是矛盾与协调、斗争与合作并存的对立统一关系,是中日之间的问题、矛盾、摩擦与中日友好的对立统一关系,换句话说,中日之间的问题与中日友好共存于中日关系之中。

妥善处理中日之间的各种矛盾,推动中日友好关系继续向前发展,符合中日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利益。

　　特别是在经济方面,中日两国优势互补的特点不仅没有削弱,反而更加突出;

双方在地区和国际事务中的共同利益不仅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

发展长期稳定的中日睦邻友好合作关系,今天比过去更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如班固在“汉&

#8226;

艺文志”中所提出的:

“相反皆形成也”,就是指两个矛盾方面互相联结起来而获得同一性,中日友好与中日矛盾的关系就是“相反皆形成也”。

　　一、中日关系的基本矛盾与主要矛盾

　　那么,什么是中日关系的基本矛盾呢?

笔者认为,由于中日两国对历史认识的差异、社会制度的不同、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美国、台湾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将可能长期滞后于两国在经贸等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

而“发展滞后、甚至时而倒退的中日政治关系与两国、两国人民发展互利友好的合作交流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之间的矛盾”已经是、并仍将继续是中日关系的基本矛盾。

　　在这个基本矛盾之上,中日关系与任何事物一样,会同时存在着许多矛盾。

在许多矛盾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

　　那么,当前中日两国间的主要矛盾是什么?

从近期来看,围绕日本首相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的矛盾成为20XX年以来中日两国的主要矛盾,当然,靖国神社问题不是当前中日之间的“唯一矛盾”,中日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矛盾。

但是,作为“主要矛盾”的靖国神社问题起到了制约其他非主要矛盾解决的、主导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抓住了主要矛盾,就抓住了处理这件事情的主要关键;

解决了主要矛盾,其他矛盾也就比较容易解决。

胡锦涛主席在20XX年11月会见小泉首相之际明确指出:

中日“两国政治关系困难的症结是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直截了当地点明了”靖国问题”的主要矛盾的性质。

　　说“靖国问题”是主要矛盾,当然不意味着解决了这个矛盾,两国之间的其他矛盾就都解决了。

但是,却可以为解决其他矛盾找到”切入点”,创造相对和谐的对话气氛和条件。

　　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引起一部分日本国民的反对,这属于日本国内矛盾;

与此同时,日本领导人参拜靖国神社,伤害了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受害国人民感情,这属于日本与“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受害国人民”之间的矛盾。

然而,小泉竭力回避靖国问题的国内矛盾侧面,竭力突出靖国问题的外交矛盾侧面,进而制造出一个“中国越是在靖国问题上对日本施加压力,日本就越是不能向中国屈服”的逻辑,借此煽动日本民众针对中国的狭隘民族主义情绪,促使国内舆论朝着有利于他推行“对美一边倒”、修改“和平宪法”等鹰派强硬政策的方向转化。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在狠抓靖国问题这个主要矛盾的同时,并没有忽视处理诸如东海天然气开发等问题上的中日矛盾,努力防止有人故意激化这个关乎两国现实利益的矛盾,借以加温日本国民针对中国的民族主义情绪,以至影响主要矛盾的解决。

由此可见,注意从复杂的矛盾运动中捉住主要矛盾和集中力量解决主要矛盾,绝不是说可以忽视或撇开非主要矛盾,因为事物的各种矛盾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和相互作用的。

为了解决主要矛盾,我们就要注意适当地处理非主要矛盾。

　　正如金赢所指出:

“靖国问题不仅是生长于日本与亚洲关系上的‘脓包’,更是生长于日本自身肌体上的‘脓包’”1。

靖国问题在本质上是正确历史观与错误历史观进行较量的一个焦点,也是关系到今后日本能否坚持战后以来的和平发展道路的是非问题。

因此,从表面上看,它似乎是一个意识形态问题,但鉴于一个近邻国能否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直接影响到能否保持我国推进现代化建设所必需的稳定的周边环境,因此,坚持要求日方妥善处理靖国问题,是关系到我国战略利益和现实利益的实际问题。

事实证明,我们抓了这个主要矛盾,促进了日本国内越来越多的民众、有识之士和政界人士认识到正确对待历史符合日本自身的利益,日益从小泉偷换概念的“魔术”（把牵涉到历史、违宪以及刺激受害国民众感情的问题转换为“不能向中国屈服”）中清醒过来,促使“反对首相参拜”成为主流民意。

与此同时,通过靖国问题辩论,越来越多的日本民众对“甲级战犯”、“东京审判”乃至过去日本对外侵略的历史从知之不多到知之甚多,形成了对长期被日本政府故意忽视的历史教育的“补课”。

　　在一定条件下,主要矛盾与非主要矛盾可能相互转化。

在客观过程中,因为出现了新的条件,原来的主要矛盾转化为非主要矛盾,原来的次要矛盾也可以转化为主要矛盾。

当前,靖国问题从中日关系的主要矛盾转化为非主要矛盾的“新的条件”正在出现,这包括“反对首相参拜”已经成为民意主流的情况下,又遇到昭和天皇讲话笔录的公布

（2）,使小泉的狡辩陷于理屈词穷,再也无法掩盖靖国问题具有的国内矛盾的性质。

在这种情况下,是到了日本国民主动思考应该如何解决靖国问题的时候了。

现在,日本政界、学界提出了各种解决靖国问题的方案,靖国问题得到妥善处理的可能性日益增。

今后,如果靖国问题得到妥善处理,靖国问题很可能不再具有主要矛盾的地位。

　　那么,如果出现主要矛盾转化这种情况,其后中日之间新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

笔者认为当前值得注意的一个问题就是日本国内的反华舆论以及各种针对中国的极其不客观、不友善、不负责任的舆论。

现在,日本的各店充斥着丑化、抹黑中国的籍,称之为“反华狂潮”也不为过分。

有的台湾文人甚至可以月月有作问世,而且部部都摆上小店的热销柜台。

少数日本右翼学者甚至鼓吹“新的日中战争已经开始!

”（3）（）

　　与此同时,这批与小泉政治有着密切联系的反华、好战的文人猛烈攻击那些主张重视对亚洲外交的福田康夫、二阶俊博、加藤弘一等自民党内部的理性派政治家,其险恶用心就是,一旦挑起与中国的冲突,就可以激发起日本国内“群情激昂”的反华情绪,以利于击败对小泉政治持批判立场的理性派政治力量,使小泉的非理性鹰派政治得以永久传承下去,使理性派力量永世不得翻身。

　　由于小泉利用靖国问题等进行煽动,日本国内的狭隘民族主义日益高涨,对理性派政治力量形成了很的压力。

有些理性政治家甚至面临着哪怕有一点经济方面或其他方面的问题,就会被“首先开刀”的威胁,而别的政治家的个人问题再,只要能迎合右翼、至少是不“亲中”（这里所说的“亲中派”其实是指能够真正从日本的国家利益出发,主张重视对华关系的“理性派”或“知中派”）,反倒可以没事儿。

　　这种极不正常、走火入魔的反华舆论已经很难以“言论自由”来解释。

如果没有与政界的勾结,如果没有日本国内外特殊势力的背后支持、资助和哄抬,出于一般的“言论自由”绝不可能搞得如此邪乎。

　　森田实尖锐地指出:

《产经新闻》、《文艺春秋》、《周刊新潮》等日本右翼反华媒体正在挑战日中友好的潮流,“在它们的背后有台独力量”。

“台湾的某些势力斥资推进其利用日本国内媒体的对策,并组织特别工作组。

其目的不仅要在日本煽起反华浪潮,而且图谋挑起日中之间的战争。

这是十分危险的动向。

”（4）对所谓“中国威胁”的恐惧,以及右翼文人极力妖魔化中国和煽动“厌恶中国”的感情,成为日本国民容忍右翼政治力量偏离战后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日本“军事国化”、甚至接受美国占领的基本的和根本的原因。

　　有统计表明,76%的中国人和65.3%的日本人是通过各自国家的媒体来了解对方国家的2。

藤原正彦通过长期的观察认为:

“民主主义的本质是主权在民,而主权在民意味着‘舆论就是一切’。

由于国民的判断材料几乎完全靠媒体,因此,在事实上舆论就是媒体。

媒体成为第一权力。

在现实中,作为近代民主制的基本的立法、行政、司法都处于成为第一权力的媒体之下。

民主主义陷于如此状态,恐怕是谁也不曾想到的。

”3（p80）如今,对于蓄意破坏中日关系发展的甚嚣直上的反华舆论再也不能听之任之了。

　　处理这个可能将上升为中日关系主要矛盾的反华舆论问题,其难度不亚于、甚至超过靖国问题。

因为这是日本的国内舆论,而且利用“言论自由”“拉旗做虎皮”。

但是,从中国方面来说,我们确实有很多工作可做、需要做、必须做。

其中,一项重要的工作是,从言论到行动彻底反击“中国威胁论”,消除富于危机感的普通日本人对于一个人口和国土面积远远超过日本、又曾遭受过日本侵略、历史创伤至今没有愈合的近邻国家迅速走向强的担心,防止这种担心被蓄意反华的势力所利用。

同时也需要减少和克服各种可能被日本反华势力利用的、存在于我们自身的问题。

总之,及时注意主要矛盾的转化,并且预见到矛盾的转化,提出新的任务、方针、政策,团结广日本人民,与不希望看到中日关系发展,蓄意破坏中日关系的势力的斗争,这是发展中日两国关系的重课题。

　　二、非对抗性矛盾与对抗性矛盾

　　在过去一百多年,中日有过极为不幸的历史。

两国在地理上离得很近,即使在和平时期也难免磕磕碰碰,产生各种矛盾。

为了维护我们这块地区的稳定,以利于两国乃至本地区发展,我们应注意尽量化解矛盾而不要激化矛盾。

值得警惕的是,20XX年小泉上台以来,在历史问题上搞倒退,在台湾问题上与美国勾得更紧,在东海海域的海底资源开发问题上故意激化矛盾,使中日矛盾呈现出尖锐化、复杂化的态势。

　　人们常说,中日关系“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然而,“和”不意味着“没有矛盾”,应该是“有矛盾,但不是对抗性矛盾”,由于非对抗性矛盾是在根本利益一致基础上的矛盾,这种矛盾不必通过外部冲突的形式来解决,因此两国关系即便有矛盾也能够保持“和”的状态。

“斗”则意味着非对抗性矛盾发展为对抗性矛盾,而对抗性矛盾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时候,必然要表现为外部冲突的对抗。

“斗则俱伤”意味着中日矛盾发展到对抗性矛盾甚至发生冲突,对双方都可能造成伤害,导致“双输”。

　　明明知道中日矛盾发展到“对抗性矛盾”,对两国都会造成伤害,为什么还会有出现中日对抗性矛盾的可能呢?

关于这个问题,从前文提到的日本右翼文人4（p227）与小泉政治的关系即可一目了然。

小泉及其同党为了击溃对小泉政治和外交政策持批评立场的政敌,促使小泉的鹰派强硬政策得以传承下去,制造中日对抗的气氛甚至制造中日冲突就成为一种主观上的需要;

与此同时,在日本极其活跃的台独势力也切望中日之间发生冲突,以利于台独阴谋得逞;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则千方百计地挑动中日对抗。

最近美国前副国务卿阿米蒂奇在接受日本媒体采访时,明目张胆地挑拨中日关系,教唆日本充当美国抗衡中国的马前卒,他说:

中国要求日本首相停止参拜靖国神社“是在借机向日本施压”,“日本首相决不能对中国屈服和低头”,“中国扩军仍在继续”,如果“日本陷入困境,美国会支持日本。

”日本右翼学者还竭力向日本国民灌输“朝鲜与中国沆瀣一气”,把绑架事件、朝鲜导弹及核问题等特别容易刺激日本民众感情的朝鲜问题“组合”到“中国威胁”之中,处心积虑地煽动对中国的敌意。

　　小泉坚持年年参拜靖国神社,导致日本的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也刺激了亚洲邻国人民的感情。

佐藤优指出,“在民族主义的世界里,越偏激就越正确”5,高涨的民族主义情绪的对立,是促使中日矛盾走向对抗性矛盾的催化剂。

小泉的参拜符合了“唯恐天下不乱”的日本少数右翼的愿望,这就是有预谋、有步骤地破坏中日关系,千方百计、不择手段地激化中日两国和人民之间的矛盾,推动中日之间的矛盾步步走向对抗性矛盾,甚至妄图借此激化对方国家内部的矛盾,影响对方国家的社会稳定,以达到煽动两国走向对立和冲突的险恶目的。

对于中国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在中日关系上严格区分不同质的矛盾,严格区分非对抗性矛盾与对抗性矛盾,对不同质的矛盾以不同质的斗争形式来解决,防止以对抗的斗争形式来应对非对抗性矛盾,坚持以我们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作为出发点,不以感情代替政策,对意识形态方面的问题宜妥善处理,能淡化就淡化,不要激化矛盾,防止被极度希望将中日矛盾推向对抗性矛盾的日本右翼所利用。

　　我们决不能听任中日关系被日本右翼牵着鼻子走,坚决击退日本右翼的对华鹰派外交的逆流。

复交以来的经验教训越来越证明邓小平的一个精辟论断的正确性:

“对一小撮不甘心中日友好的人,唯一的办法就是用不断加强友好、发展合作来回答他们。

”6（p349）小平同志的这段话是我们处理中日矛盾的锦囊妙计。

　　三、内因与外因

　　中日矛盾又是与两国各自的国内矛盾互相影响、互为因果的。

所谓“因”就是引起一定现象的现象;

所谓“果”就是由于原因的作用而产生的现象。

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是一个相互作用的过程,中国如何对待日本在很程度上是日本如何对待中国引起的结果,反之亦然。

看不到因果关系的复杂性,认为原因只是原因,结果只是结果,二者不能互相转化,这是形而上学的观点,是不可取的。

中日如何在双方政策互动、互相适应对方变化的过程中构筑21世纪的两国关系,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

　　对中日关系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分析“外因”与“内因”的关系。

因为无论在日本还是在中国,围绕如何对待对方国家、如何处理两国关系,都存在着不同意见的分歧与矛盾,换句话说,在两国关系问题上,两国自身也形成为矛盾的“对立统一体”。

在日本方面,小泉认为只要把同美国的关系搞好了,同其他国家的外交就都无所谓;

而小泽则主张日本与美、中之间应该形成等边三角形,集中地反映了日本围绕如何对待中国、如何处理对华关系问题的国内矛盾。

与此同时,在日本社会中,则存在着一股极力反华、甚至疯狂地煽动“新日中战争”的右翼势力,他们与对华友好、努力维护东亚地区和平稳定的理性政治力量之间正展开着十分激烈的斗争。

　　至于在中国方面,由于对那场侵略战争的记忆,再加上小泉参拜靖国神社严重损害了中国民众的感情,导致人们对发展中日关系也存在着乐观与悲观、积极与消极的不同意见的矛盾。

　　同时,还需要注意一个结果往往不只是一种原因所引起的,而是多种原因所造成的,中日关系的因果关系并不仅仅局限于中日两国之间,特别是中日矛盾还受到美国国内围绕中日关系的不同意见分歧与矛盾、即美国国内矛盾的影响。

美国的新保守主义势力竭力挑拨中日关系,处心积虑地把日本“当枪使”,把日本当作牵制和对抗中国的工具;

但是,美国的理性力量则主张“一个甚至不能同中国、韩国对话的日本对美国没有用处”。

由于日本对美国的从属性,美国围绕中日关系的国内矛盾也会对日本对华政策和中日关系造成很影响。

　　总之,中日矛盾与两国各自的国内矛盾、甚至与美国围绕中日关系的国内矛盾,构成了内外交错的复杂局面。

　　鉴于中日矛盾与相关各国的内部矛盾的互相影响,我们处理中日矛盾不应把视野仅仅局限于中日两国之间,而需要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局着眼,将中日关系放在国家发展和国际战略的全局来考虑和衡量,把有利于获得一个和平发展的周边环境和有利于维护国内稳定作为处理中日关系的重要依据。

与此同时,应在中日美三国关系的框架之中考虑如何对待中日关系,注意区分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并且注意透过小泉独断独行、对华强硬这种现象,深入分析小泉为什么要这样做和为什么能这样做的深层原因和本质（5）。

　　鉴于中日矛盾与国内矛盾的互相影响,我们在处理中日矛盾的时候,应该坚持“一分为二”看日本,注意把广日本人民与统治者区分开来,把一般统治者与少数右翼区分开来,坚持“世界人民团结”的精神,坚持“立足于人民、着眼于人民、寄希望于人民”7,驱散日本右翼“妖魔化”中国的迷雾,帮助日本人民对中国的和平发展形成符合实际的认识,努力争取多数,团结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力量,孤立日本的右翼势力,而不应背离历史唯物主义原理,把广日本人民也推到对立面去。

　　鉴于中日矛盾与国内矛盾的互相影响,我们需要密切关注日本走向两保守党体制的曲折进程,注意分析执政的自民党、公明党、在野的民主党、共产党、社民党等各政党及其所代表的社会力量在对华政策方面的异同,既不应夸这两个保守党之间的区别,又不忽视两者之间的区别。

在参拜靖国神社等问题上,民主党的态度比较理性,即使在自民党内部、在执政党（自民党与公明党）之间,不赞成小泉一意孤行的意见也相当普遍。

　　唯物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的变化发展,都是内外因共同作用的结果,内因是事物变化发展的根据或根本动力;

外因是事物变化的条件,外因通过内因起作用。

因此,尽管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亚洲国家强烈希望日本继续走和平发展道路,然而,恐怕谁也不可能以外交手段来决定性地改变对方的走向,与此同时,对日本国民希望摆脱战败国阴影,希望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的想法给予理解,不宜把日本希望成为“普通国家”与“复活军国主义”划等号。

　　目前,中日关系的现实是:

中国不得不同一个趋于保守化的日本打交道（6）。

中日关系是中国同一个现实的日本的关系,而不是同一个我们所期待的、理想的日本的关系,决定对日关系的首先不在于对方的发展是否符合己方的期待。

正如我们一方面批评布什的单边主义,一方面仍要同美国发展合作伙伴关系那样,我们在批评日本保守化的同时,也仍然要同日本发展合作伙伴关系。

因为决定我们是否发展和如何发展同日本的关系的,主要不在于日本怎么转、朝哪儿转,而是我们国家的战略利益乃至亚洲与世界和平发展的需要。

　　四、否定之否定:

从不正常走向“再正常化”

　　如同任何事物的发展不会是直线式的一样,中日关系的发展也是充满着曲折性和复杂性的。

沿着迂回曲折的道路前进是事物发展的普遍规律,也是中日关系发展的规律。

　　任何事物的内部都有肯定和否定两个方面,肯定的方面是事物保持其存在的方面,而否定的方面则是促使它灭亡的方面。

事物的发展总是由肯定阶段走向否定阶段、再走向否定之否定阶段的。

对于中日关系来说,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是对以前两国关系的不正常状态的否定和对中日友好的肯定。

中日关系正常化以来,中日友好不断发展,两国在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等领域的交流不断扩,给两国和两国人民带来了巨的利益。

　　然而,中日关系正常化并非意味着两国之间的矛盾和摩擦的消失,正常化状态下的中日关系依然存在着对正常化的肯定因素与否定因素的斗争,当对正常化的肯定因素压倒否定因素,中日关系正常化就得以维持和发展;

反之,当对正常化的否定因素压倒肯定因素,中日关系正常化就可能遭到严重损害甚至从正常化状态转为不正常的状态。

　　20XX年小泉上台以来,顽固地坚持参拜靖国神社,严重地损伤了中日两国人民的相互感情,严重地削弱了对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肯定因素,并助长了对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否定因素,助长了日本国内的右翼反华势力,终于使对正常化的否定因素压倒肯定因素,使持续了30年的中日关系正常化状态复又转为不正常的状态。

　　这里需要再一次提到“和则两利,斗则俱伤”。

可以说前4个字从1972年中日复交以来30年的“双赢”历史中得到了有力证实;

后4个字则由于小泉的所作所为也不幸被言中。

　　但是,日本国内的和平主义和对华友好力量并没有消亡,而是顽强地存在于广国民之中。

近年来,随着日本国内理性派政治力量的增强和中国对日本国内和平主义力量的积极支持,对中日关系正常化的肯定因素日益得到增强。

随着这种肯定因素继续增强并压倒5年多来一时得势的否定因素,中日关系有可能从目前这种不正常状态再次回归正常化,或曰实现“再正常化”。

当然,“再正常化”不会是当年的“正常化”的简单重复,而是两国关系发展到更高阶段的反映。

　　如果说,1972年中日关系“正常化”的实质是日本承认和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合法的政府;

那么,当今中日关系的“再正常化”的实质就是日本承认和接受中国的和平发展的新现实。

　　近5年,特别是20XX、20XX年以来,可以说是中日复交以来两国关系最糟糕的时期。

　　然而,正如黎明前有一段最黑暗的时期,唯其“最黑暗”,恰恰成为预告黎明的到来的前兆。

　　注释：

（1）分析“矛盾”的基本概念、观点和方法取自于毛泽东的“矛盾论”。

（2）分析“矛盾”的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