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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名词,有专门技艺的人)
6、十年春,齐师伐我(名词,军队)
(2)传
1、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动词,流传)
2、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动词,传授)
3、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名词,古代解释经书的书)
4、朔气传金柝(动词,传递,传送)
5、舍相如广成传舍(名词,客舍)
(3)道
1、有碑仆道(名词,道路)
2、吾师道也(名词,道理)
3、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名词,风尚)
4、策之不以其道(名词,规律)
5、何可胜道也哉(动词,说)
6、道相似也(名词,道德学问)
(4)其
1、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代词,表领属关系,他(它)的,他(它)们的)
2、其闻道也亦先乎吾(代词,他,他们)
3、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代词,表远指,那)
4、其皆出于此乎(副词,表推测、估计语气,大概,或许)
5、其可怪也欤(副词,表反诘语气,难道,真的)
6、传其道解其惑者也(代词,前指老师的;
后指学生的)
7、其出人也远矣(代词,指圣人)
8、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代词,指“闻道先乎吾”的人)
(5)于
1、其皆出于此乎(介词,表动作行为的处所,从)
2、拜送书于庭(介词,表动作行为的处所,在)
3、学于余(耻学于师)(介词,表动作行为的趋向,向)
4、于其身也(介词,表动作行为的对象,对,对于)
5、师不必贤于弟子(介词,表比较,比)
6、不拘于时(介词,表被动,被)
(6)之
1、非蛇鳝之穴无可寄托者(助词,的)
2、择师而教之(代词,他)
3、师道之不传也久矣(助词,取消句子独立性)
4、句读之不知(助词,宾语前置的标志)
5、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代词,这类,这些)
6、辍耕之垄上(动词,到,往)
7、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代词,他)
8、师道之不复,可知矣(结构助词。
取消独立性)
9、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代词,代“六艺经传”)
10、君将哀而生之乎(代词,我)
11、蚓无爪牙之利(助词,定语后置的标志)
12、吾欲之南海(动词,到、往)
四、词类活用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者终不解矣。
(形容词作动词,有疑难问题)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
(圣,形容词用作名词,圣人;
愚,形容词用作名词,愚人)
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
(使动用法,使……学习)
1、其下圣人也亦远矣(方位名词作动词,低于)
2、而耻学于师(意动用法,以……为耻)
3、小学而大遗(形容词作名词,小或大的方面)
4、位卑则足羞(意动用法,以…为羞)
5、吾从而师之(意动用法,以……为师)
6、吾师道也(名词作动词)
五、特殊句式
1、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
(宾语前置句)
2、?
而耻学于师。
(介宾短语后置句)
师不必贤于弟子。
不拘于时,学于余。
(介宾短语后置句、被动句)
3、判断句:
①?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
?
②?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4、省略句:
今其智乃反不能及(之)。
(人)爱其子,择师而教之。
③?
(人)问之,(士大夫)则曰:
“彼与彼年相若也……”?
④?
(士大夫)则群居而笑之。
5、固定格式:
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庸……乎”,表示反问,意思是“难道……吗?
”)?
一、整体把握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
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
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
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
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
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
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
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
“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由此可以看出《师说》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
全文分4段。
第1段,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
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
“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
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
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
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
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
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
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
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
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
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
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
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
“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
“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
二、问题探究
1.对“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应作怎样的理解?
韩愈以儒家道统的继承者自居,他“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目的就是要恢复自孟子后已“失其传”的儒家道统。
正因为如此,他把“传道”视为教师最重要也是最基本的任务。
“受业”“解惑”,都与此有关:
“业”即“道之文”,指以“六艺经传”为代表的儒家经典;
而“解惑”也是为了“明道”。
由此可见,“师道”是贯穿全文的主线,“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这个判断就是上述内容的高度概括。
2.本文的写作特点是什么?
本文在写作上的特点是运用对比的方法,反复论证,并辅之以感叹句来加强说服力。
例如第2段,首先用一个感叹句紧承前一段,转入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分析,然后从三方面作对比。
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结果;
次用对自己与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
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批判士大夫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
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笔锋犀利。
几个感叹句,均有加强感染力的作用。
句式也有变化,“其皆出于此乎”,是用推测语气作判断;
“吾未见其明也”是用肯定语气作判断;
“其可怪也欤”,是用惊诧语气作判断。
“同”中有“变”,感情一层比一层强烈。
关于练习
一这篇课文论述了从师之道。
看看课文的第一段是怎样逐步推出论点的,第二、三段是从什么角度论述的。
设题意图:
此题意在让学生整体把握课文内容。
参考答案:
第一段开篇提出“古之学者必有师”。
紧接着正面概述教师的职能和任务是“传道、受业、解惑”;
然后转而论述从师的必要性,无师不能解惑;
最后正面论述择师的标准,凡先闻道者,都可为师,并归纳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第二段评述当时不从师的不良风气,从反面论证从师的必要。
第三段举历史事例正面论述从师的必要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
二课文的第二段是用对比手法来写的。
说说这一段用了几组正反对比的事实论据,这样对比有怎样的论证作用。
此题意在让学生通过了解对比论证的手法重点理解第二段的内容,第二段是教学重点,也是教学的难点。
这一段用了三组正反对比的事实作论据。
第一组,古之圣人与今之众人对比:
古之圣人从师而问;
今之众人耻学于师。
第二组,对其子于对其身对比:
爱其子,择师而教;
于其身,耻学于师。
第三组,百工之人与士大夫对比:
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群聚而笑之。
在对比中得出结论:
师道之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
从批判反面现象中阐明论点:
古之学者必有师。
三试说说作者的观点在当时有哪些进步意义,在今天仍有什么借鉴作用。
作者说:
“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试就这一观点谈谈自己的认识。
此题意在让学生以现代观念总结作者从师为学的进步意义,并就课文第三段谈自己的认识。
作者概括而全面地提出教师的职责。
强调学而知之,必须从师学习,能者为师,不耻下问,尊重老师,奖掖后学等思想在今天仍有借鉴作用。
第三段阐述师道、师生关系,以能者为师,也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比较容易接受,实际生活中的例子也很多。
教学建议
本文是针砭时弊的作品,教师应对写作背景作简要介绍,可参考“课文分析”及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讲解。
第二段是教学重点,也是难点。
这一段中所谈的“耻学于师”不是一般性的问题,必须联系当时的特殊社会背景进行分析,才能较好地理解这一问题的思想意义;
另外,这段文字带有作者强烈的感情,汪洋恣肆而又旗帜鲜明。
可以组织学生讨论,教师给以适当点拨。
有关资料
一、作者简介
韩愈(768—824),字退之,唐代河阳(今河南孟县,一说今河南南阳县)人。
每自称“祖籍昌黎”,故世称韩昌黎;
因最后官至吏部侍郎,故又称韩吏部;
卒谥“文”,故后世又称他为韩文公。
在唐代中期统治阶级内部保守派与革新派的斗争中,他的政治态度比较倾向于保守。
但他出身于小官吏家庭(祖父、父亲只做过长史、县令),加上“三岁而孤”,随兄嫂颠沛流离,到25岁时才登进士第,又经过许多挫折,才得到“试校书郎”这样的小官(《唐六典》卷十:
“秘书省校书郎八人,正九品上。
”)。
其后又屡遭排挤贬斥,直到晚年才做到“吏部侍郎”(《唐六典》卷二:
“吏部侍郎二人,正四品上。
因此,他和庶族地主阶层又有思想上和人事上的联系,为他们“鸣不平”,尖锐地揭露世族地主阶层的丑恶腐朽,有“操行坚贞,鲠言无所忌”(见《新唐书·
韩愈传》)之称。
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关中天旱人饥,他上书请求宽民徭役,免民租税,被贬为阳山(今广东阳山)令。
元和十四年(819年),唐宪宗遣人自凤翔迎佛骨入宫,他又上书极谏,几乎被处死,后贬为潮州(今广东潮安)刺史。
这两件事说明他颇能关心民间疾苦,并能犯颜直谏。
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散文作家和诗人,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
在文学史上,“古文”的概念是由韩愈提出来的。
他所谓的“古文”,是和当时流行的重词藻、轻内容的骈文相对立的,即奇句单行,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容,取法先秦两汉文体的散文。
唐初,承六朝之弊,文风浮靡,言之无物,虽有陈子昂、李华、独孤及、肖颖士、梁肃等人反对,但效果不大。
直到韩愈、柳宗元,由于在创作实践和理论上均有巨大成就,才掀起一个“古文运动”,把文章从形式主义的桎梏中解放出来。
这种“古文运动”,实际上是以复古为解放,目的在继承古人用通俗平易的语言抒情达意的优良传统。
只要看韩愈主张写文章要“唯陈言之务去”,学习古人文章要“师其意,不师其辞”,强调“文从字顺”,“词必己出”,就可见这实际上是一种文风和文学语言的革新运动。
至于以儒家思想为基本内容,近代学者多加诟病,但在当时却有着“攘斥佛老”,反对藩镇割据,维护全国统一的作用,是有积极意义的。
韩愈在文学上的主张和创作实践,对后世有深远影响,后世称韩、柳和宋代的欧阳修、苏洵、苏轼、苏辙、曾巩、王安石为唐宋八大家。
他的著作收在《昌黎先生文集》里。
二、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的理解。
有人认为这句话反映了韩愈轻视劳动人民的阶级偏见。
但有人认为不能这样看,因为这句话所在的第2段,都是贬斥上层“士大夫之族”,褒扬“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和“古之圣人”的,“君子不齿”句的主语“君子”,是指韩愈贬斥的上层“士大夫之族”,而不是韩愈自己。
韩愈在文章里一再用“君子”“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古之圣人”对比,贬前者,褒后者,当然不会把自己列入所谓的君子中,所以“君子不齿”只是对耻于从师的君子的讽刺,而没有对“巫医乐师百工之人”的轻视。
三、关于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的资料
①孔子师郯子。
《春秋左氏传》昭公十七年:
“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
昭子问焉,曰:
‘少皞氏(杜预注:
黄帝之子,己姓之祖)鸟名官,何故也?
’郯子曰:
‘吾祖也,我知之。
昔者黄帝氏以云纪(杜注:
黄帝受命,有云瑞,故以云纪事),故为云师而云名。
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
……我高祖少皞,挚之立也,凤鸟适至,故纪于鸟,为鸟师而鸟名。
凤鸟氏,历正也(杜注:
即历正之官);
玄鸟氏,司分者也(杜注:
玄鸟,燕也,以春分来,秋分去);
……’仲尼闻之,见于郯子而学之。
既而告人曰:
‘吾闻之,天子失官(杜注:
失官,言不修其职也),学在四夷,犹信。
’”
②孔子师苌弘、老聃。
《孔子家语·
观周》:
“孔子谓南宫敬叔曰:
‘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
今将往矣。
’……敬叔与俱至周,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
”(按:
孔子问礼于老聃的故事,见《史记·
孔子世家》《史记·
老庄申韩列传》《庄子·
天运篇》)
③孔子师师襄。
《史记·
孔子世家》:
“孔子学鼓琴师襄子,十日不进。
师襄子曰:
‘可以益矣。
’孔子曰:
‘丘已习其曲矣,未得其数也。
’有间,曰:
‘已习其数,可以益矣。
‘丘未得其志也。
‘已习其志,可以益矣。
‘丘未得其为人也。
‘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然高望而远志焉。
’曰:
‘丘得其为人,黯然而黑,几然而长,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非文王其谁能为此也!
’师襄子避席再拜曰:
‘师盖云文王操也。
’”(孔子师师襄的故事,又见《孔子家语》《韩诗外传》《淮南子》)
四、《师说》鉴赏(季镇淮)
韩愈作《师说》的时候,有人以为是在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大致是可信的。
这年韩愈35岁,刚由洛阳闲居进入国子监,为四门学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
但他早已有名。
他所提倡和不断实践的古文运动,在那一两年内,正走出少数爱好者的范围,形成一个广泛性的运动,他俨然成为这个运动的年轻的领袖。
他用古文来宣传他的主张。
维护先秦儒家的思想,反对当代特别盛行的佛老思想;
提倡先秦两汉的古文,反对“俗下文字”即魏晋以来“饰其辞而遗其意”的骈文:
这就是古文运动的内容。
这个运动所以逐渐形成于唐德宗统治的后期,是有现实的社会条件的。
它是为维护唐王朝的统一、反对藩镇割据的政治目的服务的。
而这除军阀、大地主外,正是当时广大社会阶层的现实利益的要求。
韩愈的积极努力,对这个运动的开展与形成,起了不断促进的作用。
就古文来说,他不仅自己刻苦努力,从理论到实践,表现了优秀的成绩;
更重要的是他不顾流俗的非笑,努力提倡,特别表现在给青年们热情的鼓励和指示。
《师说》正是这种努力所引起的一篇具有进步意义和解放精神的文章。
韩愈由于幼年的家庭教养和天宝以来复古主义思潮的影响,从青年时代起,就以一个传道的古文家自命。
这也是他在科举和仕宦的阶梯上十年不能得意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他并不悔,还愈来愈有自信。
最初他到汴州参加宣武节度使董晋幕府的时候(796—798),先教李翱学古文;
由于孟郊的介绍,不久又教张籍学古文。
后来逃难到徐州(799),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安置他在符离,又教一个青年人张彻读古书,学古文。
张建封死后,仕途不通,到洛阳闲居(800—801)。
向他请教的青年愈来愈多,他对青年们非常热情,奖励有加。
他在《重答李翊书》中说:
“言辞之不酬,礼貌之不答,虽孔子不得行于互乡,宜乎余之不为也。
苟来者,吾斯进之而已矣,乌待其礼逾而情过乎?
”为了“广圣人之道”,他以热情的、有礼貌的态度对待一切向他请教的青年,他认为这并不是什么“礼逾”和“情过”的问题。
他回答许多青年的信,指示怎样做人,怎样作文。
在韩愈看来,文章是作者的人格修养的表现,做人与作文应该是一致的。
他进了国子监后,对待青年依然非常热情。
韩愈这样不断地同青年后学交往,给他们奖励和指示,这是魏晋以后所没有的现象,当然要引起人们的奇怪,以至纷纷议论和责难。
一切向韩愈投书请益的青年便自然地被目为韩门弟子,因而韩愈“好为人师”的古怪面貌也就非常突出了。
但韩愈是早有自信的,他不管人们怎样诽谤,依然大胆地回答青年们的来信。
他在《答胡生书》中说:
“夫别是非,分贤与不肖,公卿贵位者之任也,愈不敢有意于是。
如生之徒,于我厚者,知其贤,时或道之,于生未有益也。
不知者乃用是为谤!
不敢自爱,惧生之无益而有伤也,如之何?
”他对那些恶意中伤的诽谤,表示愤慨,也为向他请教的青年担忧。
《师说》的最后一段,声明写作的由来,说这是为了一个“好古文”“能行古道”,跟他学习的青年李蟠而作的。
实际上他是借此对那些诽谤者来一个公开的答复和严正的驳斥。
他是有的放矢的。
在这篇文章里,他首先(第1段)肯定从古以来师对于任何人总是不可少的,因为人不能“生而知之”,谁也不能没有“惑”——茫然不解的东西。
因此,他认为师并不是什么特殊人物,而是一种“传道受业解惑”的人。
他还认为人人都可以为师,没有社会地位(贵贱)或年龄(长少)的限制,只问他有没有“道”,有就可以为师,所谓“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接着(第2段),他慨叹古来的“师道”久已失传。
现在一般人,既不能“无惑”,又“耻学于师”,所以越来越愚蠢。
然后列举事例,论证这种“耻学于师”的风气实在是愚蠢而奇怪的。
他说有一种人,即士大夫,对于儿子,则“择师而教之”;
但对于自己,“则耻师焉”:
这就是他们的不明。
又有一种现象,广大的各行各业的人,即“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以彼此相师为耻;
而“士大夫之族”,如果有人谈到谁是师,谁是弟子,则大家共同非笑,问其理由,无非是年龄、地位云云,这又证明了他们的智慧反而在他们所瞧不起的巫医等等之下,这不是很奇怪吗?
再看(第3段),“士大夫之族”所崇拜的“圣人”没有一定的师,孔子的师有郯子、苌弘等,这些人都“不及孔子”。
而且孔子还说过,三个人里面,一定有一个人是他的师。
因此,作者得到另一个重要的论点,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
这就是说,弟子可以为师,师也可以为弟子。
所以师和弟子的关系的存在,最后结论很简单,不过是因为“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的缘故。
这也还是前文所提出的论点,即能者为师。
由此可见,《师说》不仅严正地驳斥了那些愚蠢的诽谤者,更可贵的是提出了三点崭新的、进步的“师道”思想:
师是“传道受业解惑”的人;
人人都可以为师,只要具有那样的能力;
师和弟子的关系是相对的,某一方面比我好,在这一方面他就是我的师。
这些思想把师的神秘性、权威性、封建性大大地减轻了;
把师和弟子的关系合理化了,平等化了,把师法或家法的保守的壁垒打破了。
这些思想是和他后来发展的“道统”思想矛盾的。
这些思想是具有解放精神、具有深刻的人民性的思想。
这是唐德宗时代在相对的稳定局面之下,城市繁荣、商业经济发展的反映。
因此,可以想象,这篇《师说》的流布,鼓舞和吸引了更多的青年后学,也因而招致了更多的顽固的“士大夫之族”的反对。
实际上,韩愈也确乎因此官更难作,不断地遭到当权者的排挤。
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
“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
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
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
愈以是得狂名。
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
”贞元十九年(803),韩愈在监察御史的职位,第一次被当权的官僚集团赶出了长安,贬到阳山(今广东阳山),就是在作《师说》一年后。
他这次被贬,原因可能很复杂,但照柳宗元所说,这篇《师说》至少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为他由此“狂名”更大,为更多的顽固派所疾恶,更容易遭到莫名的排挤。
然而韩愈在奖励后学这一点上,态度始终不变,只是到了元和以后,声势没有在贞元末年那么大就是了。
到了宋代,有人为韩愈辩解,说他“非好为人师者也”(《五百家注音辩昌黎先生文集》卷十二引“洪曰”),这是说,由于学者归附,韩愈是不得已而“作之师”的。
又有人以为韩愈“作《师说》,盖以师道自任”,但充其量不过“以传道受业解惑为事,则世俗训导之师,口耳之学耳”(俞文豹《吹剑三录》),这是指韩愈把师的封建作用大大地降低了。
可见这篇《师说》的解放精神是不容易为一般封建士大夫所接受的。
因此,它在当时的重大意义也就不难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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