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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言生态危机与方言写作36【咬文嚼字】41刘志基:
请别再开“美發店”41邢福义:
“救火”和“救人”42王恩惠:
小议“不晚于以前”43【新闻热点】44周和平:
湖南师大一专家提议2月20日设为“语言节”44秦宁:
广电总局屏蔽NBA等缩略词令人费解45周兆军:
国家语委回应屏蔽英文缩略词46周和平:
专家称长沙方言不会消失,将进化为塑料普通话46【动态信息】47陈洁,季凡:
研究生学习动态47陈旺,马茜:
不同的角色,一样的精彩(采访彭泽润教授)48【征稿启事】52【主编后记】52【彭泽润点评】53【语言【语言时评】时评】邢邢福义:
要福义:
要努力努力形成形成自己自己的的学术学术风貌风貌张邱林“方-普”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6月第1版)这本书,用工笔画的手法,从不同侧面描摹刻绘了语法现象,反映了作者问题探究的努力轨辙。
翻阅了这部书,我想说说以下三点突出感觉。
1在发掘语言事实上狠下功夫作者讲求务实,对语言事实的观察,可以用“透视”来形容。
比如,第7章关于动词“以为”的讨论,很能说明这一点。
这章第1节,从语义上辨析“以为1”和“以为2”,指出:
“以为1”语义关系很单纯,直接陈述说话的意思,表示确定的判断。
“以为2”语义关系多样:
有时表示判断P,预设的判断是“事实上非P”;
有时表示彼时的判断P,预设的判断是“此时非P”;
有时表示他人的判断P,预设“说话人的判断非P”。
第2节,从形式差异考察“以为”与人称、“以为”与谦辞、“以为”与主语、“以为”与宾语、“以为”与修饰语、“以为”与感叹格式等问题。
第3节,研究“以为”的语用价值,指出:
“以为1”可以突出郑重、严谨的口气;
“以为1”还可以表示委婉、谦和的语气;
“以为2”则适应中性语体和书面语体的需要。
第4节,讨论“以为”的方言表现,涉及了河南陕县方言、河南南阳方言和湖北武汉方言。
作者对“以为”的分析,给予“细致入微”的评语,绝不过分。
对于语法研究的深化来说,双脚牢牢地站在事实上面,讲实据,求实证,至关重要。
任何人,自己个人脑海中存放的语言信息总是有局限的,讨论某一问题时,不可能方方面面都能想到,林林总总全能顾及,因此,尽可能穷尽地勘察客观语言运用的实际情况,以便准确地揭示规律,这是需要特别突出地关注的话题。
2在理论方法的运用上有明确的追求一方面,作者重视方法论。
全书共14章,除了开头1章和末尾1章分别是导论和理论思考,12章的标题分别是:
陕县方言面指背指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
陕县方言形容词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
陕县方言语气助词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
陕县方言选择问句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
汉语方言副词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
普通话动词“以为”与句法机制的管控;
普通话形容词“重”“沉”与句法机制的管控;
普通话名词“说法”与句法机制的管控;
普通话时间词“刚刚”与句法机制的管控;
普通话状位NA主谓短语与句法机制的管控;
普通话“尚且”句与句法机制的管控;
汉语教学语法现象与句法机制的管控。
句法机制的管控是作者研究问题的总纲。
由于讨论的现象有所不同,在阐明句法机制的管控时,作者又灵活地使用了“两个三角”的研究思路与方法。
或者是“表里值”小三角,或者是“普方古”大三角,或者是同时兼顾大小三角,因题施用,随机应变。
除了就汉语本身来说的“两个三角”,有的时候作者还把视线射向民族语言。
比如,关于面指背指的来源以及阿尔泰语、藏缅语里的相关现象。
另外一方面,作者重视研究心得的理论总结。
第1章中,作者用一个部分介绍了“本书的理论背景和基本方法”。
第14章,即最后1章,题为“理论思考”,分两节总结理论感悟。
第1节为“方-普语法现象研究的理论启示”,提出了格式对语义的反规约具有普遍意义、要用系统的眼光看待语法现象、参照点对于说明语言使用现象有重要价值、语言使用受认知影响等重要判断;
第2节为“推进汉语方言语法研究的理论思考”,提出了单点研究与类型比较相辅相成、紧紧抓住句法机制这个纲等重要论断。
理论开拓和事实发掘,对于研究工作来说,就像人的双脚,一只脚站稳了,另一只脚才能自如地迈出去。
二者能否良性配合,决定了研究工作能否取得理想的成果,决定了研究成果是否具有厚度。
3在问题的探究上肯花时间长期追踪。
作者形成了一个习惯:
咬住了一个问题之后,尽可能地细细咀嚼,细细品评,不会浅尝辄止,不会半途而废,也不会知难而退。
有的问题,比如关于“刚刚1”和“刚刚2”,1986年开始钻研,一直延展到今天,时间跨越了20年。
有的问题,比如关于“儿化形容词”,2003年在语言研究第3期发表陕县方言的儿化形容词,从形式、意义和语值三个角度描写了河南陕县方言的儿化形容词现象;
2007年4月出席在杭州举行的“全国汉语方言学会第十四届年会暨汉语方言国际学术研讨会”,宣读论文儿化形容词的类型学考察,从“度量形容词”和“儿化”两个角度进一步从语言类型学角度讨论了有关事实。
所花时间,5年有余。
作者关于“面指”和“背指”的探索,更需要特别提到。
1985年,他发现问题并开始研究,后来,连续写出了陕县方言的面指代词和背指代词(1988)、陕县方言远指代词的面指和背指(1989)陕县方言远指代词的面指和背指(1992)陕县方言的“统”与普通话的“很”(1999)与面指背指有关的句法语义语用问题(2003)等文章,并且还写出了由面指背指引发的关于指示参照点的文章,每篇文章都在他的时间表上留下了一个醒目的句号。
本书第2章,包括第1节“面指背指的指代词使用”和第2节“背指程度副词统的使用”,比较集中地反映了他20余年研究的所得。
今后,他打算围绕面指背指,对相关现象继续研究下去。
像这样重视问题的长期追踪,由此及彼,进行连串性研究,表现了韧性与磨劲,很值得赞许。
一个学者,应该通过研究工作的实践,不断地认识自己,塑造自己。
邱林1986年考取我的硕士研究生,1989年获得硕士学位以后留校任教;
2002年,又考取我的博士研究生,2005年6月获得博士学位。
算起来,我们已经相处了23个年头了。
任何人,都有各自的长处与短处、优点与缺点,不同的条件决定了各自生存与发展的走向。
然而,有所成就的人必须具有一个共同点,这就是:
脚踏实地,勤奋多思,懂得扬长避短,以优补缺。
唐人刘禹锡:
“山积而高,泽积而长。
”这是至理名言。
读了邱林这本书,我很高兴。
因为,我感到,邱林一直在一步一个脚印地往前跨越,他以自己的研究轨辙,证明着自己在努力形成自己的学术风貌。
文章来源:
语言教学与研究2010年第2期彭彭泽润:
对泽润:
对汉语汉语“字字”和和“文字文字改革改革”的的误解误解评论评论潘潘文国文国“字本位字本位”观点观点中中的的错误错误认识认识1误解国家语言政策的作用和调整潘文国(2002:
7)认为“20世纪中国社会改革,居然是从语言革命开始的!
”民主“对汉语研究带来的积极影响是使人眼睛向下,注意民众的需要”,消极影响是使汉语研究,“特别是其中的汉字改革问题带上了过强的政治色彩汉语拼音化运动,成为政府行为。
”最高目标甚至是废除汉字,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道路”。
直到世纪末期,“这认识才得以纠正,但是还带有不少后遗症”。
潘文国意识到1919年社会变革运动中语言生活变革面向民众需求的积极性无疑是正确的。
但是他对汉字改革似乎痛恨不已。
他说的“汉语拼音化”严格说来是不准确的,应该叫做“汉字拼音化”,因为汉语本身是没有改变的,改变的是汉语生活习惯:
我们推广一种共同的口头汉语,并且按照这种口头汉语来形成书面汉语,是汉语生活紧跟世代现实,书面和口语保持一致,提高汉语使用效率。
汉语使用过世界上所有文字类型:
古代汉字是词文字,现代汉字是语素文字,湖南江永的方言汉语使用音节文字(利用和改变简单汉字后者部件形体创造),中亚的西北方言汉语(东干语)使用音素文字(采用斯拉夫字母)。
因此汉语文字表音化不是神话,何况曾经使用汉字记录自己语言的越南、朝鲜、日本都全部或者部份放弃汉字,采用了表音文字。
全世界的现代文字几乎都是拼音文字,因此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化道路”本来是客观存在的。
汉字拼音化是符合这个大方向的。
但是文字改革,尤其是中国这个历史悠久、地域广大、汉字记录的文化遗产丰富的国家不能一蹴而就。
从文字演变或者改革规律来看,文字改革不是短期可以成功的,不能急于求成,也不能急于否定。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60年,广义的“汉字改革”(包括汉语生活改革)已经成绩巨大,取得了3大成果:
第一,普通话在全国普及了大约一半;
第二,简化汉字几乎全部普及;
第三,汉语拼音在年轻人中几乎全部普及,在中年人中也普及多半。
反对汉语生活和汉字改革的人一直存在。
同时急于改革汉字的人也有。
在20世纪后期,鉴于国家要集中精力搞经济建设,人们盼望文字工具稳定,加上汉字改革继续急于推进也不具备精神和物质准备条件,于是国家在1986年召开全国语言文字工作会议,国家管理语言的机构也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改名成“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
这个名称的变换就是为了适应社会发展需要,而且是管理内容更加名副其实,因为原来用“文字”包含“语言”是颠倒了关系。
虽然1949年中国面临的语言问题在文字方面突出,但是文字毕竟从属语言,只是书面语的形式,所以不能继续沿用“文字改革”这个名称。
1986年会议确定的国家语言工作方针政策中明确提出:
“继续推动文字改革”。
因此,潘文国跟很多人一样,误解了这次会议的精神,以为是“纠正”过去的方针政策。
其实这次会议除了名正言顺地提出“语言文字工作”的任务以外,特别重视这个改革开放时代迫切需要的通用交际中的语言问题和电脑信息处理中的语言问题。
文字改革成果需要稳定和稳妥推进,并不是要否定过去的成果。
这种误解现在似乎有扩大的趋势,以致10多年后的2009年有全国政协委员居然提出要逐步废除简化字,恢复繁体字。
2误解书面语和口语的科学关系潘文国(2002:
3033)认为索绪尔提出“声音是语言的符号,而文字则是符号的符号”的理论只适合拼音文字,并不适合汉字。
“如果像那些鼓吹口语绝对至上的人那样,完全不需要文字和书面形式”“口语当然是第一性的在人们的实际语言活动中,书面语的地位远比口语要高真要像某些理论家说的书面语如何如何不如口语,那学校就干脆别办了”。
潘文国(2002:
7071)认为“字和词不同,是汉语特有的。
”并且引用赵元任的观点证明:
“在说英语的人谈到word的大多数场合,说汉语的人说到的是字。
这样说绝不意味着字的结构特性与英语的word相同,甚至连近乎相似也谈不上。
为什么非要在汉语里找出其他语言中存在的实体呢?
”潘文国完全误解了语言学中强调“口语具有第一性,书面具有第二性”的规律。
索绪尔强调的是:
声音是口语的符号形式,文字是书面语的符号形式,因此书面语是口语符号的符号。
我们可以这样来理解:
口语是思想的符号代码,书面语是口语的符号代码。
但是这绝对不是要强调书面语不重要。
既然书面语都是口语的符号,它怎么会不重要呢?
关键是当口语和书面语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尊重口语。
废除文言文不是废除优秀文化,只是废除记录这种文化的脱离口语的工具。
西方废除拉丁文也是同样的道理。
我们这个时代的口语也在不断发生变化。
尽管网络词汇的日新月异遭到不少人埋怨和反感,但是我们谁又能够阻挡口语的发展呢?
语言在发展中是杂质和精华并存的,因此我们不能在语言规范中不加选择吸收杂质,也不能拒绝吸收其中的精华。
潘文国误解别人的观点,以为有人要轻视书面语,甚至废除书面语,所以他赌气地说:
“那学校干脆别办了”。
学校怎么能够废除呢?
学校应该使用跟口语保持一致的现代书面语传播科学知识,学校还应该有业余爱好或者专业爱好的人去学习古代书面语,直接接触和传播古代优秀文化,但是不能提倡大家用古代书面语来表达现代人的思想。
潘文国认为“字”是汉语特有的,是看不到文字的共性。
赵元任说:
”这个说法非常正确,但是赵元任没有指出消除这种错觉的办法。
潘文国不仅没有进一步解决问题,反而把这个错觉当做“字”的独特性的证据。
其实啊,“word”当然不是跟“字”,我们已经让它跟“词”对应了。
我们为什么会分成汉语“字”和英语书面“词(word)”的对应错觉呢?
汉语书面语中只有字距(用代替)一种空间距离帮助识别语言单位的界限,例如“我学习汉语”,对应的英语有字距和词距(用代替)两种距离帮助,例如“IstudyChinese”。
由于词距更加醒目,所以,我们很容易错误地把汉语唯一的字距()对应英语的词距(),如同电路把火线接到了零线上,发生思维短路。
假如按照汉语拼音正词法基本规则拼写汉语,这种错觉就可以避免:
“我学习汉语”。
从这样的词式书写格式就可以明确发现上面例子中汉语和英语其实都是3个词,只是记录词用的字有不同情况。
相同的是:
“我”和“I”都是用1个字记录的词,其他词都是用字组记录的词。
不同的是:
“study”比对应的“学习”使用的字多。
这是符号系统中反比例规律决定的:
符号形式的总数量越少,代替特定对象需要的符号形式的数量就越多。
既然,我们经过梳理以后找到了大家最熟悉的英语的“词(word)”跟汉语对应的单位,那么我们就可以反过来找到大家最熟悉的汉语的“字”跟英语对应的单位,就是被隔离的“letter(字母)”。
“lette”就是表音文字特别是音素文字中的字,被汉语翻译成“字母”就是一个误会。
因为英语的书面词被错误地跟汉语的字对应了,翻译者只好被迫推进这个错误系列,以为“lette”是比“字”更加小的对应汉字部件或者笔画的东西了。
其实,“字母”也是由笔画构成的,例如“t”有2笔。
因为“字母”总数少,所以不需要部件这个中间结构单位。
“字母”就是“字”。
我们必须澄清这个误会。
“字母”是表音文字中的字,数量相对非常少;
“字”就是表意文字中的字,数量相对非常多。
在现代世界文字中,做为国家通用语言的文字除了汉字几乎都用表音文字。
为什么?
表音文字从音节特别是音素角度设计文字,由于一种语言的音节特别是音素的数量是最少的,所以表音文字需要的字就最少,当然就最受到欢迎,类似汉字的古老文字都纷纷让位给表音文字。
参考文献:
1潘文国字本位与汉语研究M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2彭泽润词和词式书写研究中国语言规划新前景M长沙:
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3彭泽润词和字研究中国语言规划的语言共性和汉语个性(第2版)M北京:
中国文史出版社,20074曾宝芬,彭泽润不能回到汉语“字”的蒙昧认识中评论潘文国“字本位”观点中的错误认识J北华大学学报,2009,(4)文章来源:
作者投稿【语言【语言规划】规划】王王达三:
请达三:
请中央中央电视台电视台更换更换CCTV台标台标我写了一篇题目是汉字书法申遗折射出汉语汉字危机的小文章,提出汉语身陷困境,需要引起我们重视。
邓聿文先生针对我的观点,写了汉语正处在百年来最好发展时期,认为目前汉语的处境还不错,指出拯救汉语的途径是提升中国的经济力、制度力、文化力而不是关起门来搞纯洁英语之所以很强势,就是因为美国背后的政治、经济、文化在起作用。
我的担心或许有些过度,但是邓先生的乐观则未免有些盲目。
在历史上,日、韩、越等“儒家文化圈”的国家,知识分子如果不会说汉语,就像现在的中国知识分子不会说英语一样无地自容;
它们的文字不但直接使用大量汉字,即使独创文字也有明显的汉字痕迹。
近代为了降低中国的衰弱导致的弊端,上述国家纷纷“去中国化”,所以禁说汉语和尽力清除本国文字中的汉字痕迹,使汉语仅仅蜷缩在中国和海外华人之中。
要说汉语最好的时期,恐怕还是在历史上吧。
当然,伴随着中国的崛起,世界开始瞩目中国,开始“再中国化”,“汉语热”就是集中体现。
然而,目前世界上学汉语的外国人仅有4千万,其中半数还是华人华裔;
而学英文的人则有近20亿,仅中国就有3亿多。
“汉语热”恐怕离“英语热”还差十万八千里呢!
英语的强势确实得益于美国的强大也请不要回避英国早期海外移民和海外殖民的“功劳”,但是强大的经济力、制度力、文化力未必就能确保语言文字无虞或者强大。
日本和德国的经济实力分居世界二、三位,但是日语和德语的世界性影响却很有限。
拿出经济力、制度力、文化力的强弱来说语言文字的兴衰,难免使人想起“丛林法则”。
根据这个法则,强大的物种必然胜出,而弱小的物种必然被淘汰。
同样,根据这个法则,小国、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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