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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时期的考古资料显示,“罗马人决定建立伦敦城的时间约在公元50—55年间”。
如著名学者肯尼思·
摩根认为:
“罗马人最早的统治中心在科尔彻斯,公元49年之后,逐渐转移至伦敦。
”随着罗马人统治的稳定,伦敦城的基础设施和行政设施不断得到完善。
“罗马和平时期,各行省的城市出现较快的发展,伦敦也出现大兴土木的景象,泰晤士河的码头也呈现出一派繁忙。
”在此期间,伦敦的交通设施得到初步改善,“我们知道伦敦是国道系统的枢纽。
我们相信它是分配输入品的首要中心,同时也是政府首要的分配中心”。
便利的交通条件,不仅使伦敦成为商品集散中心,而且还吸引了大量的外来人员聚集于此。
“在对外贸易上,隔着海峡的伦敦与欧洲大陆最繁忙的水路航线莱茵河相连,处于欧洲商业中心和工业中心的最西部。
”随着罗马人统治的延续,大约在公元1世纪伦敦成为不列颠两大行政区之一。
“它确实比任何其他城市都大,而且人们认为它后来终于变成了政府总部的所在地,政府总部原来设在科尔彻斯特。
”大约在公元1世纪,“伦敦已建成作为不列颠总督的行政管理中心的总督官邸”。
随着罗马帝国经济政治的发展,伦敦开始走向衰落并长时期处于割据战争的前沿阵地。
1.2伦敦城市复兴的现实因素
中世纪伦敦城市复兴主要的现实因素是农业生产力的提升和商业贸易的繁荣。
农业的发展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耕作制度改善和生产工具的改进。
“轮种制的采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土壤的性质———对于肥沃或膏腴的土地可以采用三圃制,对于硗薄、比较瘦瘠或多石的土地则只能采取两圃制。
”从二圃制到三圃制的推广,使农业生产率得到明显的提高,农产品的单位产量也得到了显著的增加。
“从二圃制转到三圃制经济能使农业村社的每个农民增加生产约50%,结果引起开垦荒地的新浪潮。
”而生产工具的改进,正如马克垚先生所述“在欧洲北部,如重犁的推广使用,马蹄铁和新挽具的采用等”。
二是耕地面积的扩大。
随着垦荒浪潮的发展,大片的沼泽地、森林以及荒地得到了开发利用。
在以自然经济为主体的中世纪英国,土地是财富的主要来源,社会经济的发展水平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土地的利用率。
垦荒浪潮的出现则从另一个层面反映,当时的社会经济水平较之前已取得很大进步。
农业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为城市复兴奠定了物质基础。
“农业和手工业的发展带来了巨大的社会财富,为商品生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人口的大量增加,为商品经济的大发展准备了充足的人力资源。
”在盎格鲁—萨克森统治时期,伦敦众多的交易码头沿着泰晤士河重建起来。
伦敦优越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英国水陆交通的枢纽,“整个交通系统,以伦敦为中心,向东联结多佛尔,向西联结布里斯特尔,向北联结约克和纽卡斯特”。
码头的兴建为国内外贸易的发展提供了便利的交通条件。
“自8世纪开始,伦敦是这里的主要商业中心,西欧大陆的鲁昂、诺曼底、佛兰德尔、法兰西岛、萨克森等地区的商人,纷纷跨海来此进行贸易;
附近的本地商人也在这里进行商品交易。
”根据相关历史资料计算可知,当时伦敦城市所铸造的钱币数量大约占当时整个英国铸币量的25%。
由于伦敦城市地位日益显著,全国各地的居民大量流入到伦敦,使其城市人口数排全国前列。
除了农村大量人口的涌入,伦敦更是聚集了众多的外国商人和手工业者。
在农业发展和贸易繁荣的共同推动下,伦敦城市逐渐出现复兴迹象。
2封建主以特许状的方式参与行会兴起
本文探讨的行会主要是依托中世纪伦敦城市复兴而形成的以工商业者为主的行会。
由于原始资料的缺乏,目前很难对伦敦行会兴起的具体因素做出详细的分析。
关于伦敦行会形成原因的分析,国内学术界的观点不是很多。
伦敦行会兴起的动因探讨,可以说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
但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封建主在伦敦行会兴起的过程中,起着不可忽视的推动作用。
中世纪英国行会基本上都兴起于封建主的领地上,伦敦行会也不例外。
“由于当时特殊的历史环境,各级教俗封建主在自己的领地内俨然如一个个大小国君,几乎集各种地方权力于一身,因此凡事皆需领主首肯方可行。
”出于自身的需求不同,封建主的具体参与程度也就各不相同。
事实上,在盎格鲁—萨克森统治时期,伦敦就出现了一种慈善性的互助协会。
金志霖教授在其著作中提到:
“威塞克斯王国爱塞斯坦统治时期,伦敦有一个治安行会,其职责主要是逮捕窃贼。
现存的《伦敦市法令》基本上可视为该行会的章程。
”根据相关的历史资料研究分析,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就已经出现了商业行会。
威廉二世曾向伦敦借过债,因而准许建立伦敦商业行会。
“在十一至十二世纪,英国城市中的行会已经出现并得到发展。
伦敦的市政权便掌握在市政局之手,它的成员便是城市各商人行会的会长和执事。
”除了商业行会之外,伦敦、林肯、牛津等城市的棉织布业和漂洗业,分别获得亨利一世的特许状而建立行会。
伦敦手工业行会主要特征是在交换领域和生产加工领域对行会成员的经济活动进行管理,其主要目的是排斥外来竞争而建立垄断。
这一经济组织的主要宗旨是保护其自身的经济利益。
封建主参与手段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颁发特许状。
伦敦行会的兴起得益于封建领主赐予城市的各种特权———“英王封赐给城市的自由特权中,重要的一项就是允许城市市民建立行会以垄断城市之工商业活动”。
从《末日审判书》提供的资料看,伦敦、牛津、林肯等城市早已建立自己的行会组织。
亨利一世统治时期,采取一系列的措施让城市组建自己的行会。
例如,他规范货币的兑换标准,便于城市行会的组建和发展。
一些封建主利用自己的封建特权,给予行会商人和手工业者部分权利。
“12世纪时,伦敦、林肯、牛津、约克、温切斯特、亨丁顿、诺丁汉的织匠行会和温切斯特的漂洗匠行会都获得了承包自身税收的特权。
”在城市商品经济活动中其他的活跃行会,同样得益于封建主的特许状。
亨利二世颁布的一份特许状描述到:
“朕同意伦敦织匠拥有其自己的行会,该行会将继续保留其外祖父亨利国王时所享有的特权和章程。
”这一特许状具有重要的意义,它间接地使非织匠者迫于就业和生存的压力,不得不加入到行会组织中来。
封建主通过各种形式,使行会成员人数不断地扩大。
在同一时期,英国其他城市行会也同样得到了封建主的特许状。
关于牛津的一份特许状明确规定,“非商人行会会员不得在城市及郊区从事商业活动”。
在封建主的支持下,彼得斯菲尔德城很早就建立了自己的行会。
“1103年,格洛斯特的女伯爵哈怀斯也同意彼得斯菲尔德的市民有权像温切斯特的市民一样,拥有一个享有特权的商人行会。
”在亨利二世统治时期,该类的特许状相当多。
“普雷斯顿、纽卡斯尔安德莱恩和南安普敦等城市都是在这一时期获得了建立商人行会的特权。
”中世纪英国城市的商品经济活动是在行会的控制之下进行的。
伦敦城市复兴阶段,其拥有了大量的行会组织,该组织在城市经济活动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据统计,12世纪只有十个城市建有行会,具体说来是:
伦敦有六个行会,约克则为四个,牛津和温彻斯特各两个,林肯、亨廷顿、诺丁汉、伯里、圣爱蒙兹、考文垂、马尔博罗各一个。
”这一数据表明,当时伦敦行会的发展相比较其他城市,数量还是相当多的。
无论是伦敦行会还是同一时期的其他城市行会,都在不同的程度上获得了封建主的支持。
3封建主推动伦敦行会兴起的原因
封建主为何如此重视行会组织的建立和发展?
这就需要我们了解当时的客观历史环境。
大约在10世纪以后,伴随着农业和工商业的发展以及英国封建化的逐渐完成,日益活跃的商品经济逐渐冲破自然经济的束缚。
封建主领地上的庄园产品逐渐无法满足市场和自己的需求。
封建主面对这样的客观经济形势,开始采取各种措施加以应对。
在当时解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城市贸易。
城市贸易的兴起则是伴随着人口的自由流动,商人和手工业者为了获取相对的人身自由权,不得不向封建主支付大量的赎金。
在客观的现实和经济利益的驱使之下,封建主意识到行会组织有利于实现自己的愿望。
封建主们主动颁布法令建立相关行会,提供相对优惠的政策以吸引大量的商人和手工业者。
简而言之,封建主推动行会的建立,其直接动因就是增加自己的收入以获取经济利益。
“各类行会组织纷纷在城市问世,它们的税款更构成了各级封建主的一项固定收入,这是行会组织为保证自身特权而必须支付的。
”通常情况下,伦敦行会获取特权的前提是须向封建主交纳一定数额的赋税。
“在亨利二世时期,作为享受承包税和其他特权的代价,伦敦织匠行会每年必须向国王缴纳2马克的黄金。
”由于伦敦手工业和商业的繁荣,使其不仅成为全国的贸易中心,而且还是对外贸易的中转站。
“伦敦是当时谷物交易的中心,这些城镇可以将剩余的农牧产品运往伦敦,通过伦敦港将货物出口国外。
”伦敦商品贸易的频繁使封建主意识到各种商品的流通也须纳税。
“在封建主的领地上,强行设卡征税是他们敛财的一种重要手段。
”税收途径的增加给封建主带来源源不断的财富,而在当时这些商品的流通,主要是在行会的管理之下进行的。
封建主推动并参与行会的兴建,除了自身的经济需求外,也出于政治上的考虑。
封建主们通过行会的发展来壮大自己的力量,试图维护自己的政治统治。
行会既是一种经济组织,也是一种社会组织。
行会是具有封建特性的经济社会组织,“它以小生产方式进行经营,城市初期由于生产力水平低,市场狭小,产品销路有限,因此行会不是促使其成员追求利润,而是帮助他们销售产品,以保障手工业者的生存”。
更多的手工业者通过行会组织销售其产品以获取经济利益。
它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手工业者的基本生存条件,有利于维护社会稳定。
它组织和保护着城市的商业活动,维护并管理着小商品生产者的切身利益。
行会的历史重要性,不仅仅在于它们是商业与手工业活动,而且也会涉及到政治活动。
“它们是中世纪时代解决商业与劳动问题的手段。
行会控制资本并管理劳动;
它们支配生产与分配;
它们规定价格与工资。
但在它们的组织里,也有着一种社会影响。
行会的目的部分是社会性的,部分是互助性的。
”社会性的影响主要体现在集体优势上,“行会的集体优势为弱势群体争取政治权利和经济利益。
入会市民必须遵守行会章程,对城市生产和生活秩序规范具有积极意义”。
行会从其诞生之时就有了明确的规则章程,而这些规则章程有利于封建主实现其政治愿望。
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行会的社会救济职能显得十分有用。
如伦敦木匠行会曾申明:
“一旦任何兄弟姐妹由于上帝的旨意或疾病而陷于贫困,以致难以维持生计,那么从他生病后的第三周起,在尚未摆脱困境以前,他将每周从兄弟会得到14便士的资助。
”从中我们不难看出,行会的相关规定有利于各级教俗封建主维护社会稳定。
4结语
中世纪伦敦行会受到各级教俗封建主的保护,其根源在于封建主需要从行会的各种活动中获取经济利益和维护自身的政治稳定。
伦敦行会的兴起是以商品经济发展为前提条件的,行会的出现标志着中世纪伦敦城市商品经济发展水平已取得一定的成果。
从伦敦行会的兴起中不难发现两个事实:
一是行会的兴起与它所处城市的市民阶级产生和城市的形成几乎相伴而行;
二是在行会处于萌芽阶段时,组织起来的自由商人和手工业者通过行会组织保护自己切身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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