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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eyWords
YanYu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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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一)研究背景及意义
王昆绳在《居业堂》中的一段话评价颜元:
“以言夫近三百年学术思想之大师,习斋要为巨擘矣。
岂仅于三百年!
上之为宋元明,其言心性义理,习斋一壁推倒;
下之为有清一代,其言训诂考据,习斋亦一壁推倒。
开二千年不能开之口,下二千年不敢下之笔。
”[1](P55)由此足见其对颜元的推崇之情。
当代学者侯外庐也对颜元评价甚高:
“三百年前中国出现了这样的人物,值得我们把培根姑且摆在他的地位之下。
培根反对过当时经院学的流派,颜元攻击道学的斗争精神则要比培根果敢坚强些。
”(摘自颜元网)颜元作为我国十七世纪伟大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他主张“真学”、“实学”,强调接触实际,从躬行获得知识的”习行”教育思想。
颜元的这些见解在当时独放异彩,别具一格,对中国近代教育的产生和发展也有一定影响。
他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特别是“习行”教学方法在我国教育史上开创了使受教育者得到全面发展的光辉先例,对我国近代的教育思想和实践产生了深远影响,对我国当前的教育教学改革也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
因此,颜元教育思想在教育史上的地位应充分肯定,更应该进行深入研究。
(二)相关研究动态
到目前为止,虽然研究颜元思想的文章比较多,但是单独研究颜元”习行”教育思想却比较少。
2005年,崔童鹿发表《走出象牙塔——颜元重“习行”之实学教育思想初探》一文,比较全面的论述了颜元“习行”教学思想是中国传统思想与当时刚刚传入的西学的结合,阐明了“习行”教学思想的价值与意义。
2007年,杨静、段作章发表《“主动习行”与“从做中学”——颜元与杜威教育思想比较研究》,比较了颜元与杜威思想的异同,从而更好地把握两位思想家思想的精髓,更好地为现代教育服务。
2009年,王洪亮发表《试析颜元“习动贵行”的教学论思想》,系统的论述了颜元的教学以实践为基础,以实学为内容,以实行为方法,反映了颜元为社会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主张,反映了其较强的时代精神和革新意识。
2011年,谭明真发表《论颜元习动习行的教育理念及其现代启示》一文,文章从颜元反对儒家习静教育和书本知识有害于身心、有害于国家出发,提出了习动习行的教学法,从身心健康、道德涵蓄、经世致用三个方面论述习动的价值及意义。
并指出颜元教学思想对中国当代教育改革具有积极地启发及借鉴意义。
(三)研究方法
本文主要采取文献法。
通过收集相关报刊、书籍和网络资源鉴别、整理文献,并通过文献的研究,形成对颜元”习行”教育思想的科学认识。
为了论文能够顺利进行,本人利用“中国知网”收集了近十多年来有关颜元”习行”教育思想的相关文献,也认真阅读了许多关于颜元的书籍,为论文的完成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研究思路:
本文首先查阅文献了解颜元教育思想和前人对其思想的研究成果,并对其成果进行分析;
其次就是通过文献了解当今中国基础教育中存在的问题,并对颜元”习行”教育思想和应试教育进行比较分析;
最后指出颜元”习行”教育思想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借鉴作用。
二、颜元”习行”教育思想概述
(一)颜元”习行”教育思想的产生背景
颜元(1635~1704)原字易直,后改浑然,号习斋,北博野人。
明末清初杰出的唯物主义思想家、教育家。
“他早年怀抱经世之志,阅史籍,读兵家书,向往上古的三代之治。
二十四岁以后,笃信陆王心学,尔后又转宗程朱理学。
至其中年,将程朱陆王之学尽行摈弃,力倡周孔之学。
自此为学,崇实致用,以‘习行’并重。
”[2](P12)
颜元主张以周公的六德、六行、六艺和孔子的四教来教育学生。
晚年,他应聘主讲肥乡章南书院,拟定规制,分设文事、武备、经史、艺能等科。
颜元之学,名为复古,实则自创一说。
“他的实学思想为其学生李塨继承和推衍,形成清初学术史上一个有影响的流派。
史称‘颜李学派’。
颜元一生不以著述为事,其主要著述为《四存编》、《习斋记余》。
”[3](P291)颜元教育理念的核心要旨是“习动、习行“。
这种思想的形成,与其哲学思想有关,也与其所处的社会环境及青少年时代所传承的学养有关。
其一,颜元重视”习行”教育思想,同他朴素的唯物主义认识论有密切关系。
“他主张见理于事,因行得知,认为理存在于客观事物之中,只有接触事物,躬行实践,才能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
”[4](P42)他把“格物致知”中的“格物”两字,解释为“犯手实做其事”,因此”习行”教育思想正是他的哲学思想在教学上的反映。
颜元在认识论上具有明显的唯物主义经验论特征,这也是其治学之道的哲学基础础。
其二,颜元重视”习行”教育思想的直接原因是为了反对理学家静坐读书、空谈心性的教学方法。
对此,颜元自己说得很明确:
“理学家不学一事,而以诵读为学,以能讲其所读者为明道,为大儒,是吾忧也。
”[2](P78)“在他看来,从静坐讲书中讨来识见议论,一是脱离实际,不能解决实际问题。
二是终日兀坐书房中,影响健康,造成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
”[5](P44)为了改变理学家这种把道全看在书上,把学全看在读和讲上的教学方法,颜元大力提倡”习行”教育思想,强调“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言语、文字上著力“。
[2](P713)他主张“为学为教,用力于讲读者一二,加功于习行者八九”。
[2](P439)因为在他看来:
“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读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
纸墨上多一分,便身世上少一分。
”[1](P32)
其三,与他培养“实德实才”的人才培养目标相联系。
他认为只有靠“习行”才能把真正的本领学到手,只凭借书本是不能造就“办天下事”的经世人才的。
梁启超评价他的教育思想时就说他是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
“他对于两千多年来思想界极猛烈、极诚挚的大革命运动,树的旗为‘复古’,而其精神纯为现代的。
“[7](P118)颜元对教育的变革旨在培养经世之才,因此对后世的教育影响是划时代的、深远的。
(二)颜元”习行”教育思想的基本内涵
在长期的教学生涯中,颜元极为重视教学方法的灵活运用,其基本之教学法当属”习行”教育思想。
李塨云:
“习,重也,行,学而又学也。
”[8](P70)可见“习”是反复学,行是行动;
习是经验获得过程,行是经验见诸行动。
“习行”顾名思义就是指通过练习、实践进行教学的方法。
“他曾感慨曰:
学而必行,习而必行;
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工夫,不可向言语、文字上著力;
那种‘心中醒、口中说、纸上作,不从身上习过’之教学,则皆无用也。
”[9](P57)从教学方法的角度说,他也一反宋明理学所强调的“静”,而强调“动”的教学方法。
他认为一个人的知识经验就是在“动”中得来,并在“动”中得到检验。
他说:
“一身动则一身强,一家动则一家强,一国动则一国强,天下动则天下强。
”(摘自颜元网)梁启超评价颜元的“习行”法是“以实学代虚学,以动学代静学,以活学代死学。
”
第一,“习行”法讲求的是实用、实利、实功,亦即提倡“实学”。
“具体反映颜元‘习行’教学法之经典话语主要有:
读书万卷,若无实得实用,终是无益;
学须一件做成便有用,便是圣贤一流。
”[10](P41)颜元主张教学符合事实,那些脱离事实、脱离事物之纯主观、纯文字符号式的教学,都是无用的。
第二,“习行”法倡导的是“主动”式教学。
“习行”或曰“习动”,颜元释:
“宋人好言习静,吾以为今日正当习动耳。
”[11](P78)高时良称他的教学方法可以说是主动的教学方法。
此言之“主动”教学,当指通过实际活动和具体的事去做,从方法论上比较,它近似于杜威“从做中学”之教学模式。
第三,“习行”法侧重的是“活”的教学。
对传统之死读书、读死书、读书死的呆板方法,颜元深恶痛绝之,以为“读书愈多愈惑,审时机愈无识,办经济愈无力。
”[3]
需要指出的是,颜元强调“习行”,并不排除通过读和讲来学习书本知识。
“他认为书本记载的‘原是穷理之文,处世之道,岂可全不读书’,因而通过读书获得知识,‘仍致知中一事’。
但‘将学全看在读上’、‘专为之则浮学’,而且书读得愈多,愈缺乏实际办事能力。
”[12](P132)同样,讲说也不能废除,但不可脱离实际空讲。
颜元说:
“讲亦学习道艺,有疑仍讲之不专讲书”。
[13]因而,他主张读书、讲说必须与“习行”结合,而且要在“习行”上下更多功夫,花更大的精力。
颜元所说的“习行”,虽然讲的是个人行动,没有社会实践的意义,但他强调接触实际,重视练习,从亲身躬行实践中获得知识。
(三)颜元”习行”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
在科学技术蓬勃发展的社会,面对素质教育、终身教育、大教育观等一系列概念的提出,颜元的”习行”教育思想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第一,21世纪是以知识创新为特征的知识经济时代,其关键是人才。
颜元”习行”教育思想所提倡的“通儒之才”和“专门之才”的培养目标,既强调全面发展,又注重个性培养,这要求我们重新审视普通教育的培养目标,既要关注学生的个性发展,也要为学生的职业选择做准备,为提高民族素质打下坚实的基础。
[14]在经济全球化、信息化的大背景下,教育不再局限于学校的围墙,教育目标也将日益社会化。
伴随教育改革的深入和发展,教育目标以“人的发展”为核心,我们逐渐认识到社会发展的关键取决于人才的培养,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成为学校教育的培养目标。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社会急需大批人才。
但是,只有那些既具备开拓进取的创新意识又具有相关知识技能的创新型人才,才能接受社会的选择和时代的挑战。
如何创建一种基于人的充分、全面发展的教学目标体系,以培养能力为核心,以发展素质为取向,以尊重并提升人的主体性和全面发展为教育目标,是我们把握未来学校教育基本走向的关键之所在。
第二,教育内容发展到现代社会,其涉及范围几乎涵盖了生活的各个方面。
因此,在教育内容的选择上必须依据社会的发展趋势,满足当前的社会生活需要,面向实践,面向社会,面向生活。
颜元强调“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反对虚浮空疏,这也提醒我们在选择教育内容时要密切联系实际,强调教育的实用性,反对教育与生产生活相脱离。
伴随着“学会生存”、“学会共同生活”的国际呼声,在学科知识与社会生活的联系日益紧密的今天,学校教学内容也应更加贴近社会生活、更富有生活气息,要恰当地处理好社会发展与学生发展的关系,突显教学内容的生活化与适应性,以提高学生的综合实践能力。
第三,随着现代教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教学方法不再被简单地理解为教师教的方法和学生学的方法。
二者绝不是机械的相加,而是密切联系、相互作用的教学活动统一体的两个方面。
颜元提倡“习行”的教学法,重视实践的作用,对我们提倡改革教学方法、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有很大的启示作用。
现代教学论强调教学方法的双边性和互动性,反对灌输和被动教授,主张学生通过实践获得发展。
在实践过程中,学生必然会发现问题,产生疑惑,强化学习动机,激发学习兴趣,巩固和完善所学知识,把从书本上学习到的知识和技能与实践活动相结合。
所谓“授人以鱼,不如授之以渔”,在竞争日益激烈的环境下,教给学生学习方法比传授具体的科学文化知识更重要,教会学生学习、创造和生存已经成为教学改革追求的目标。
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和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世界教育的基本理念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我们正处在社会生活方式、思维方式急剧变革的时代,社会转型促使我们重新审视应该怎样教育下一代,如何提高学生的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
颜元的实学教育思想犹如清初学术思想界的一盏明灯,照亮了人们探索新教育的改革之路。
我们所要努力的方向就是学习这种批判精神和创新意识,让这种思想在中华大地上散发出更加璀璨的光芒,以为我们的教育改革服务。
三、颜元”习行”教育思想与今天应试教育的比较
(一)教育目的的比较
“教育目的是教育活动的基本出发点和最终归宿,对教育过程和结果起着指导、监督和评价的作用。
不同教育理念之间的分歧与对立,首先表现在对教育目的的理解和认同上。
”[15](P36)应试教育以追求升学率和考试成绩为目的,是主张“升学第一,分数至上”的淘汰式教育。
应试教育体制认可的是“分数才是硬道理”,于是,从家长到校长,从学生到老师,都瞪圆了双眼盯着学生的考试分数。
只有学习成绩好才能一俊遮百丑,有哪个学校、哪个老师、哪个家长真正以孩子的全面发展为第一位?
每年高考,有成千上万的学生因成绩差而落榜,有几个是因为品德差而落榜?
中国实施应试教育30多年来,国民的学历提高了,知识水平提高了,经济实力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提高了吗?
实事求是地说,我们的应试教育培养的不少人不缺知识,不缺学历,但就是不能称之为人才!
有人在网络上发文惊呼:
“中华民族到了最“缺德”的时候!
”虽为过激之词,但它反映的我们民族道德水平的滑坡却是我们有目共睹的事实。
所以说,应试教育是一种强化淘汰的、不平等的教育,是一种以考试的成绩为出发点去排斥全面发展的教育,是一种肤浅的虚假的教育。
与之相比较,颜元以培养“实才实德之士”为教育目地。
“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
人才者,政事之本也;
政事者,民命之本也。
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
”[5](P163)他抨击传统的理学教育脱离实际生活,只知道死读书,终日困于纸笔,故天下之学校皆无才无德之士。
主张学校教育应该培养“实才实德之士”,这种人才才能利济苍生,为社会生民办事,这也是他认为教育要达到的终极目标。
具体来说,“实才实德之士”可以分为“上下精粗皆尽力求全”的“通儒之才”和“终身止精一艺”的“专门之才”两类。
在颜元看来,要治理国家,仅有德才兼备的“经济臣”还不够,还需要各行各业的专门人才,把“群士”培养成“群贤”、“群能”。
这样才能使国家富强、社会进步。
因此,颜元从经世致用的根本宗旨出发,强调对“精于一艺”的专门人才的培养。
(二)教育内容的比较
教育内容是为实现教育目的而设置的。
合理的教育内容才能有利于达到教育目的,教育目的不同,教育内容也会有所不同。
“应试教育把教育内容视为提高考试成绩的媒介与手段,课程是为考试而设置的。
高度竞争的应试,使学校和家庭把目光完全聚焦在孩子的升学考试上,学校的教育内容完全等同于考试内容。
”[16](P77)因此,教师只重视课本知识和理论,不关心知识的应用和现实背景,不求广博的知识面,不关心学生的全面发展。
学生只是模仿教师的示范,不讲创造,不求甚解;
教学方法也以解题为中心,搞题海战术,注重死记硬背,造成学生厌学、怕学,严重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
这种教育环境下培养的孩子难免狭隘自私、只顾自己,缺少高尚的思想境界,只有一点赖以谋生的专业知识。
封建社会的私塾教育和书院教育尚且教育孩子“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到了今天,人们却只教育孩子为学历、职称、金钱而奋斗。
人们恨不得在孩子的背上刺上“发家致富”,刺上“升官发财”,再也不会刺上“精忠报国”了!
应试教育的逼迫,使得我们的老师和家长已经没有岳母的思想境界了。
与之相比较,为了达到培养“实才实德之士”的教育目地,颜元针对宋明理学教育的虚浮空疏之风,提出了“真学”、“实学”的教育内容。
作为实学教育大家,颜元在现实主义及日用民生的实用功利性方面所诉说阐发的言论文字更为全面丰富。
他大力提倡“三事”、“六府”、“三物”等教育内容。
“三事”指正德、利用、厚生说;
“六府”指金、木、水、火、土、谷说;
“三物”是“六德”、“六行”、“六艺”。
“六德”指知、仁、圣、义、忠、和,“六行”指孝、友、睦、姻、任、恤,“六艺”指礼、乐、射、御、书、数。
“三事”、“六府”、“三物”既是颜元所讲的“真学”、“实学”,也是他所主张的教育内容,其中包括德育、智育、体育、美育和劳动教育。
(摘自颜元网)
(三)教育方法的比较
教育方法是传授教育内容、实现教育目的的手段。
但是,在不同的教育理念支配下,为传授不同的教育内容所持的教育方法的指导思想,对教育方法在教育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是不同的。
“应试教育”把教育方法视为提高学生考试成绩,达到升学目的的技能与手段,其教育方法的指导思想是灌输式、注入式的。
“它把讲授与记诵作为其最重要的甚至唯一的教学方式,而将思考、研讨、反省、探索等在主体掌握、理解和建构知识、原理和价值观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的环节,却置于次要的乃至忽视的地位。
”[17](P318)它将其着力点主要放在让学生记住考试时需要复述的字句和需要用到的符号上,而那些符号所表达的原理、观念等却被放在次要位置,只要学生考试时能复述这些符号或能够用这些符号复演某个运算过程,就被这种教育理论视为教育的成功。
不仅如此,应试教育还用“讲—记—练—考”这一机械的过程挤压学生自由思考和探索的空间。
在这类教育过程中,学习者运用所学知识解决问题的机会几乎被完全剥夺,甚至连教学过程中一些基本的实验演示也用录像取代了。
所有这些,都严重阻碍了学生解决或解释问题的能力的发展。
与之相比较,与主张实学教育、培养实用的人才相一致,颜元提倡“习行”、“习动”的教学方法。
“习行”即亲自观察、亲自实践,以获得真知。
颜元认为,要获得真正有用的知识,必须通过自己的“习行”,要坚持理论联系实际。
颜元反对传统的教育方法,提出以习动和习行的实用教育代替习静和读书的传统教育。
传统教育的方法是习静和读书;
相反,实用教育的方法是习动和习行。
他认为,宋明以后的教育教人读书、静坐,如同“望梅画饼,靠之饥食渴饮不得”。
颜元指出:
“人之岁月精神有限,诵说中度一日,便习行中错一日;
”[3](P210)“习行”教育法,就是在行动中学习的方法,也就是在客观事物中完成学习的方法;
习行教育法是由行而学的教育法,是强调习行而轻诵读的教育法。
二者在本质上是一致的,都强调人在实践中获得知识。
四、颜元”习行”教育思想对我国基础教育的启示
“习行”教育思想既是颜元教育思想中的精髓内容,也是对传统教育的大胆挑战,其理论和实践冲破了千百年来教育为经学所垄断的局面,对中国近代教育的发展起了重要启蒙和推动作用。
今天回顾这些思想和实践至少可以给我们当下基础教育以下三方面启示:
(一)树立正确的人才观
颜元所要培养的“实才实德之士”虽然是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为封建统治服务的。
然而,“他把‘通才’和‘专才’都看作是圣贤的思想却突破了儒家长期以来的“重道轻艺”的思想樊篱,突显了各行各业专门人才的地位,大大丰富了人才的内涵,拓展了教育培养的目标。
”[18](P5)在当今教育体制下,人们通常认为只有考上大学、当了干部的人才是人才,做了农民、工人就不是人才。
今天,我们应认识到绝不是考试得了一百分就是人才,也不是奥数比赛得了冠军就是人才,真正的人才应该是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是小能解决身边炒菜、煮饭等生活问题,大能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作出有益贡献的人。
在应试教育仍然普遍存在的风气下,如何培养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人才,如何处理好德、智、体三者的关系,颜元的教育思想和实践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
(二)课程的设置要从社会实际出发
对课程内容的变革是颜元对中国古代教育理论的一个重要贡献。
他在猛烈抨击理学教育内容空疏无用脱离实际的基础上,大力倡导德、智、体、美和谐发展的“六艺”教育。
这种课程内容切合实际,符合了当时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有利于个人的全面发展,充分体现了颜元德才兼备、道义结合的课程思想,成为我国近代课程改革的先声。
就当前教育而言,我国学生普遍存在眼高手低、动手能力差等问题,这很大程度上是理论知识和社会实际脱节造成的。
虽然当今教育已参入一些与社会实际相联系的内容,如中小学的乡土教材等,然而其比例却少得可怜,且多流于形式,课程设置仍是从考试出发。
新一轮课程改革要求改变课程内容“繁、难、偏、旧”和过于注重书本知识的现状,加强课程内容与学生生活的联系,关注学生的学习兴趣与经验。
因此,教育应尽可能地提供条件,使课程设置从实际出发,并加大一些操作性强的学科的实践力度,把理论教育与社会实际相结合,以便使学生能用所学理论指导社会实践,并在社会实践中得到锻炼与成长,使学生走入社会后学有所长,学有所用,真正发挥教育教人育人的目的。
(三)坚持理论联系实践的教育原则
纵观我国古代的教育,尽管儒学的创始人孔子大力提倡学、思、行结合,然而两千多年以来,知识的学习与躬身实践始终未能结合好。
而颜元强调“习行”的教学法可以说是纠正了我国古代传统教育理论与实践相脱离的弊病,为中国近代教育与社会实践相结合以及教学法革新开创了先例。
反观我们当前的教育,由于长期受应试教育思维的影响,很多学校在教学中仍旧是采取“灌输式”的方法,让学生死记硬背现成的结论,很少给学生动脑思考、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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