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冬苓我只是个不服输的编剧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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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学毕业不到一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于是学校放假,赵冬苓呆在家中看各种中国的古典文学。
很快,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运动开始了,1968年9月,在赵冬苓自己的强烈要求下,家在济宁的她去了附近的农村,开始接受改造,一呆就是两三年。
当时赵冬苓只有15岁,在她们那一拨人当中年龄算是最小的。
赵冬苓说,对于那段时光,她印象最深的就是一天到晚跟在其他人屁股后面干各种农活,另外就是只记得生活很苦,没有肉吃、没有油水。
而后来的各种知青文学中所描述的青春的浪漫,她是一点儿都没体会得到――可能因为年龄小,当时所谓的禁书、手抄本她听都没听说过……本来以为要在农村呆一辈子,结果在1970年左右,开始就有知青回城。
到了1971年6月份,因为是学习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赵冬苓得到一个机会,去了济南市的山东省展览馆当讲解员。
这段时间里,赵冬苓没事就疯狂地看书――她开始接触一些西方文学。
之后没过多久,林彪垮台,展览馆也不需要讲解员了,在当时单位领导的关照下,赵冬苓进入山东省经委工作。
这里的工作完全是另一个领域,而赵冬苓对工作也是一窍不通、毫无热情,基本是领导让干啥她就干啥,领导没让干的肯定不会干。
还跟从前一样,她平时就是看书,也开始尝试着写点东西。
在个人生活方面,她结了婚,有了孩子,日子就这么平淡地过着……历任领导对她的评价都是“不安心,不本分”。
但不知道为什么,当时单位里就有一个姓朱的老先生总是说小赵行,小赵将来肯定大器晚成。
这让赵冬苓有些惶恐,但同时又告诫自己不能荒废光阴。
转眼之间,赵冬苓在山东经委一干就是18年。
等到了1987年,有消息传来说济南市要成立山东省影视制作中心了。
赵冬苓得知后异常兴奋,非常想调到影视中心,但很快又发愁起来――在当时,社会上“走后门”现象已经非常流行了,而赵冬苓一个人都不认识,何况她又是那种“求人比杀人还要难”的性格。
在这种情况下,她先生建议说,不如你给那里的领导写自荐信吧,把你的想法写出来。
于是赵冬苓连夜写了一封激情澎湃的自荐信,又花了四分钱把信邮寄了出去。
十四天过后,山东省影视制作中心就派人找到了她,之后很快把她调了过去。
对于那位把她调入的领导,赵冬苓―直都想当面表示感谢,但总是没有勇气。
所以有那么几年,赵冬苓能做的就是――这位领导在台上讲话时,她在台下总是聚精会神地听着。
直到这位领导已经退休了,在一次公共场合赵冬苓才有机会将自己的感激之情向他表达。
赵冬苓说,有时候想想也很后怕――要是没能从山东省经委调出来呢?
那白过的可就不止18年了。
从《大地缘》开始
电视剧《大地缘》根据真实串迹创作:
上个世纪60年代初正是共和国历史上最为艰难的时期,鲁北平原一片白茫茫的盐碱滩上走来了北京来的农业科学家曾守朴和他的三个学生。
进入山东省影视制作中心之后,赵冬苓的职位是责编。
因为热爱,所以她对工作就格外尽心。
凡是她过手的剧本,如果编剧修改之后还是不符合要求,赵冬苓就自己改――没有名分、也没有酬劳,纯粹就是因为热爱。
所以跟在山东省经委不同,这里的领导对赵冬苓的工作都非常满意。
从1991年开始赵冬苓开始出作品,她写的第一部电视剧剧本名叫《大地缘》。
创作这部8集电视剧剧本的初衷也很纯粹――当时赵冬苓在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讲的是在山东工作的一位农业科学家去世了,当地的农民自发给这位科学家建墓碑的事。
于是她开始深入到群众当中采访,也接触了山东、北京的一些农业科学家。
很快,《大地缘》的剧本创作完成了。
但是接下来怎么办呢?
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电视剧市场远没有现在如此火热,投资人很少,大部分电视剧制作完成之后也只能在中央台播出。
也就是在1991年,赵冬苓到北京电影学院文学系进修,她决定要拼一拼,一定得把《大地缘》这个项目运作成功。
因为剧本讲述的是农业科学家的故事,赵冬苓便三天两头往北京魏公村附近的中国农业科学院跑。
上午上完课,她匆匆吃过午饭,就在蓟门桥对面等302路公交车,下车后走一段,才能到中国农业科学院。
有时候到早了,人家还没上班,赵冬苓就在农业科学院里转悠,或者在走廊里找个角落等。
她一次次地找之前采访过的科学家,把剧本给科学家们看;
科学家们都很喜欢她的剧本,于是往研究室里推荐,研究室再往所里推荐,所里再往院里推荐……时间一天天过去,剧本终于到了院党委书记那。
有一天,赵冬苓见到了党委书记。
党委书记的意思主要有两点――第一,我确实很忙,没时间看你的剧本;
第二,农科院没钱,肯定参与不了这部电视剧的拍摄。
就好像做梦一样,赵冬苓呆呆地出了党委书记的办公室,出了农业科学院,等走到人来人往的大马路上时,才开始哭了起来。
回到电影学院,赵冬苓躺在集体宿舍的床上想了半天,不服输的劲儿又来了,她决定继续找那些还没找过的农科院的领导。
因为在此之前,赵冬苓曾经在农科院抄下了主要领导的电话,于是她准备先打电话试试。
记得那天是周六,电影学院宿舍楼前的公共电话亭排着好长的队。
终于轮到她打了,在好几个电话号码中赵冬苓冥冥之中选中了副院长王儒千。
成败在此一举,赵冬苓深吸一口气,打通了电话。
在做了简单的自我介绍之后,赵冬苓开始激动地介绍这个剧本,也说明她之所以写这个剧本,不为名不为利,就因为被那位科学家的精神打动……刚开始的时候,副院长还想说什么,后来索性不再插话,只是静静地听赵冬苓说,于是赵冬苓一个人说了足足有二十多分钟。
后来,王副院长说,农科院是没有钱来拍电视,但是农科院有自己的关系单位,这样吧,我周一就把这事在党组会上专门说一下,你等我消息。
放下电话,情绪极其亢奋的赵冬苓在激动之余,又提笔给农科院院长写了一封充满激情、同时又火药味十足的信。
周一早上,她把信邮了出去。
等邮完信回来,宿舍的管理员告诉她说,农科院来电话了,叫你给他们回过去。
赵冬苓急忙回电,得知《大地缘》的投拍事宜有进展,叫她这两天就过去谈。
这下赵冬苓一下慌了――那封充满火药味、写给院长的信已经发出去了,千万不能因为这封信又坏事了。
于是她赶紧跑到学校的邮筒处等邮递员,好不容易邮递员来了,赵冬苓给人家说,我投了一封信,现在不准备寄了,我想拿回来。
邮递员说,这种情况肯定是不允许的。
于是信也没拿回来。
等再去农科院的时候,赵冬苓就见到了院长,院党委书记和副院长王儒千等人,而农科院决定投10万元。
很快,山东省影视制作中心的领导来北京和农科院签了合同。
农科院的院长见到影视中心的领导,好几次都特别感慨地说,哎呀,你们的小赵可是个女强人啊!
有了这10万元的资金,赵冬苓就更加信心十足了。
她开始给山东省省委书记写信,给省长写信,给主管农业的领导写信……很快,山东省各方重视,拍摄资金也相继到位,《大地缘》得以拍摄。
后来,这部由山东省委宣传部、中国农科院、山东省农委、德州地委,行署、中央电视台影视部、山东电影电视剧制作中心等多家单位参与的电视剧还获得了中宣部第三届(1993年)“五个一工程”奖,山东省1992――1993年度电视剧长篇一等奖、山东省精品工程特别奖。
《上学路上》
《马燕日记》是法国《解放报》驻京记者彼埃尔阿斯基(中文名韩石)在宁夏西海固采访时偶然发现的一个失学女童的日记。
2002年由韩石整理后在巴黎出版、很快登上法国年度畅销书排行榜。
赵冬苓最初接触《马燕日记》是因为一封通过“央视”辗转送到她手里的特快专递。
在信中,宁夏宣传部门想请人把马燕的故事拍成一个两集电视剧。
抹不开面子的赵冬苓本来把它看作了一个应景之作――直到看完了那本错字连篇的《马燕日记》之后。
赵冬苓说,乍看上去马燕日记和一般上小学的孩子作为写作训练而写的日记没啥两样,大多数篇幅是流水账以及一些幼稚的孩子气的评论。
但细细读着,这些文字中有一种质朴的伤感,流露出一种无助的生命对于悲惨命运的不平,无奈和绝望。
自认“忧生”而不“忧世”的赵冬苓发觉自己无法拒绝,心甘情愿地背起了重负,同意做这个项目。
当然,因为马燕的故事太具有传奇性,赵冬苓决定把它作为由头,到宁夏走访后重新创作,把它做成一部反映宁夏孩子求学故事的电影。
看完《马燕日记》,赵冬苓就说什么不肯应邀跟宁夏来人到北京的梅地亚中心谈事并吃饭了,因为太贵,因为心疼。
在西海固,水是最珍贵的,每年冬天下的雪就是全年的水资源。
下雪时所有的人都会忙起来,把雪塞满水窖,然后人、畜、地一年就全靠它了。
如果不下雪或水窖里的水用完,就只能到很远的地方买水喝,种地就更谈不上了。
去当地走访的时候,赵冬苓等人就住在农民家,谁也舍不得用他们的水刷牙洗脸。
由于严重缺水,种地也没什么收成,所以当地人家几乎没有什么收入来源,不仅饭桌上见不到青菜,就是连葱,姜、蒜这样的调料也没有。
从西海固回到济南的家,赵冬苓看到儿子吃一个二十块钱的火腿三明治她也心疼,因为想到二十块钱可以够当地孩子多受一学期的教育――在西海固,一个孩子读小学一个学期要交的费用按规定是二十元,但就这二十元的费用当地农民也拿不出,所以就要减少上学的人数,而首当其冲牺牲的就是女孩。
如果全家只能供一个孩子念书,那肯定是把机会留给男孩。
赵冬苓的先生听她说起那些孩子后,就立刻表示要资助一个孩子上学,尽管此前他们已经资助了一个广西的孩子,每年的开支已经不小。
赵冬苓的朋友也被打动,于是两家都分别资助了当地一个小姑娘上学,并承诺可以资助到他们大学毕业。
我心中的《中国地》
赵冬苓:
他在抗日的过程中知道了清风岭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国就没有家。
我心中的《中国地》是古老的,曾经是愚昧的,尽管有几千年的文明,却早就落后于世界民族之林,它在外敌的入侵中、在血与火的锰炼中逐渐觉醒,在困难地成长。
但一直到今天,它还没赶上世界先进民族的步伐,它还在路上。
大众电影:
当时怎么会想起创作《中国地》这样一部电视剧,是命题作文还是自发创作?
此剧缘自于我们几个朋友在网上发现了一段不到两千字的文字,介绍在东北长达十四年的沦陷期间,在辽宁省朝阳市有一个地方,十四年始终不承认伪满洲国的统治,也始终没能让日军长期占领。
我们由此开始对朝阳的历史感兴趣,在网上查了一些朝阳的资料后,开始到朝阳采访。
在朝阳我们知道了这个地方的人历来就和别处不一样,有“九反朝阳”之说。
也就是历朝历代几乎都没能把这个地方的人治服帖。
对此,举一个例子就好了――“九一八事变”发生在1931年,当时朝阳属于热河,日军1933年初才占领朝阳。
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尽管日军没有大部队过来,可朝阳抗日烽火四起,居然起了十几支抗日武装……我们在朝阳得到的这些宝贵的历史资料使我如获至宝,创作一部以《中国地》为名的作品的想法由此产生。
《中国地》想讲一个什么主题呢?
当然是民族精神。
那么,何为民族精神呢?
我们的故事开始于1931年9月18日那一天。
那时候的中国和现在的中国,距离并不仅仅是八十周年。
这个时候,距离清王朝覆灭仅仅只有二十年,在城市里,在知识分子中间,已经有了现代国家的概念。
但对于一般农民呢?
国家对于他们是什么?
是某个皇帝?
还是换一个统治者?
我经常这样想,所谓国家概念,正是外敌入侵,才帮助我们建立起来的。
如果无外敌入侵,在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里,大家过着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日子知道什么国家?
什么民族?
只要官府的税赋还不太重,能活下去,管它是谁统治呢。
我这样来说明那个时候中国一般民众,特别是偏远农村民众的国家概念,是不是可能更符合当时的现实?
《中国地》写的就是这个过程,写的是愚昧的农民如何觉醒,如何锤炼出了国家概念,民族精神的过程。
这就是《中国地》的主题,在我看来,这也就是它不同于一般抗日剧的地方。
我看网上,观众对众多鲜活的人物都很称赞,尤其是男一号赵老嘎。
故事刚开始的时候,赵老嘎专横,自私、短视。
他所谓的中国地,只是清风岭巴掌大块地,换句话说,清风岭就是他的国,出了清风岭,中国就是亡了他也不管。
可在这三十八集十四年的跨度里,他在血与火里慢慢成长,民族精神在慢慢发育,正如许多抗日战士一样,他在抗日的过程中知道了清风岭只是中国的一部分,没有国就没有家。
换句话说,正如我上面所说,他有了国家的概念。
演员李幼斌此前已经塑造了好几个草莽英雄的形象,但我很自信地说,赵老嘎是和他此前塑造的所有的草莽英雄不一样的。
这个赵老嘎,比他此前所有的形象都更愚昧、更无知、成长得都更艰难、走过的路也更长。
可能也正因为如此,这个形象引起的争议才更大。
大家看惯了英雄,很难接受一个英雄身上怎么会如此的野蛮、无知,粗鲁、愚昧,不讲理。
可是我一直试图在自己的作品中颠覆这种概念,我一次次地试图用自己的作品证明,一个不完美的人,才是更符合真实的人性的、才是更具有美学价值的。
我看网上有不少观众质疑说,这哪儿是什么抗日剧,明明是家族戏。
对此,您有什么看法?
从写下第一笔到现在,我一直坚持这一点――这部剧不是军事题材,它不是写中日如何作战的。
在更大程度上,它是写那时的中国人的。
试想一下,清风岭方圆不过八公里,如果日军真想占领它,怎么还能占领不了?
所以,所谓的坚持,是赵老嘎十四年不承认满洲国,十四年坚持自己是中国地。
他的战略战术也很简单反正清风岭没有占领价值,你来的人少我就打,你来的人多我就上山躲。
你不可能长期在清风岭驻扎,你走了,清风岭还是中国地。
十四年中,鬼子五六次攻进清风岭,可到底没能让赵老嘎承认满洲国,没能征服清风岭人的中国心。
所以,从创作之初,鬼子进村,在我眼里只是一个符号,我的全部注意力都在剧中的中国人身上他们彼此如何相处,如何明争暗斗,关键时刻如何生死相助,以及,他们身上民族精神的觉醒,爱情的产生、人性的升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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