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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肆的笑延缓了他恢复气息的过程,他用了很长的时间才成为那个我所熟悉的气定神闲的白暄胖子。
平息下来后,他问我,那么,《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写完了吗?
《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是独化一首诗的题目,我曾经对他说过,这个题目更适合成为一篇小说的名字,事后我也尝试过完成它,但它却是困难的。
因为它已经属于这个白暄的胖子,而这个白暄的胖子是真实的——一种物理意义上的真实,他妨碍了我虚构的勇气。
更加要命的是,圆通寺在独化那里也是真实的——一种地理意义上的真实,它矗立在某个具体的地理位置上,而那个具体的位置我却从未涉足其间。
于是,这种双重的真实,成为了一篇小说不可逾越的障碍。
我没有把这首诗兑现为一篇小说。
可是现在,在兰城的山上,某种如同春天一般蠢蠢欲动的情绪却让我对独化郑重其事地说道:
写完了,它已经是一篇出色的小说了。
因为少有人光顾,所以我的房间里没有多余的椅子,如今独化占据了它,我就只有斜躺在床上,看他从那只黄书包里翻出的新诗。
它们严肃地打印在白纸上,等待着在我的眼睛中成为诗。
翻过几页后,一张旧照片从中跌落在我的胸口。
照片上是一个面色苍白的少年,他神情仓惶,在一片西边的晚霞中忧伤而又惊骇地注视着镜头,注视着我。
我问独化,他是谁?
独化漫不经心地说,是我,少年时期的我。
我有短时间的怀疑,因为,我不能够把照片上的苍白少年和眼前这个白暄的胖子联系起来,他们是截然不同的,就像山上和山下,有一个巨大的盖子横亘其间。
后来我仔细端详,终于确定了独化没有开玩笑。
照片上的少年的确是他,那只黄色的帆布书包就是确凿的证据——它同样斜挎在少年的肩头,连上面红色的五角星都同样的斑驳。
一瞬间,我在这个少年惊悸的注视下获得了力量,我知道《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已经成为了小说。
因为,所有苍白少年的神情都是一致的,就像那只黄色的书包一样确凿,它的真实大于物理与地理的真实,它是无可置疑的,哪怕少年们最终都成为了白暄的胖子。
晚上我们挤在那张单人床上,独化庞大的身体挤占了太多的空间。
但这并不妨碍我的叙述,因为我叙述的故事就是瑟缩的,它不舒展,尽管它是一个与成长有关的故事,而成长却是一个“舒展”的姿态。
又是徐未?
看来你是跟我虚构了,你小说里的女人都叫徐未。
独化对我叙述的真实性不屑一顾。
不是虚构,它是真的,听完后,你就会明白为什么我的小说中总是以徐未来命名女人。
我认真地纠正他,不想让自己的叙述在一种虚假的前提下展开。
那是1983年。
具体到我的个人阅历,那一年代表着我十五岁,写《蝇王》的戈尔丁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全国范围内展开了“严厉打击刑事犯罪”的行动——我的父亲是一名警察,所以对此事我记忆深刻。
春天里,我在工厂做行政干部的母亲把我托付给了她的同事徐未,只身前往南方——我的父亲在一次长途追捕罪犯的行动中负了伤,躺进了南方的一所医院,母亲需要去照顾并且慰问她的丈夫。
宣传女干事徐未,以1983年的审美标准去衡量,是一个属于比较怪异的女人,年纪大概已经接近三十岁了,脸和脖子几乎是一样的比例,好在不是由于脸特别的短,而是由于脖子特别的长。
脖子长到和脸一样的程度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那会令人面对徐未时总是处于一种不安的情绪中,你会为她担忧,担忧她的脖子会随时“咔”地一声折断,而向下跌落的脑袋一直会低垂到了腹部。
这种幻想出来的情节总是在我的脑子里盘旋,它令我紧张,在面对徐未时总有些忧心忡忡。
我想,徐未长脖子造成的这种紧张一定是普遍的,它不仅仅是一个少年的杞人忧天,因为徐未年近三十依然未婚,就是一个有力的证据。
母亲把我托付给她。
我叫她徐阿姨,她却不让我这么称呼她,她说,叫我徐未好了,就叫我徐未好了。
我尝试着这么叫了一声,突然就被巨大的羞愧压倒了。
没有任何道理,当一个成年女人的名字从我的嘴里轻吐而出时,随之而来的是一种排山倒海般的眩晕感,有种羞怯混在快慰中,居然却成为了愤怒,令我有种无地自容的滋味。
所以我依然叫她徐阿姨。
但是,我会在心里面不时地叨一声“徐未”,时而是低徊的,时而是响亮的。
这种反复默念一个女人名字的状况,在一个少年的心中产生出微妙的反应,“徐未”这两个字成为了一个咒语,被反复强调的过程渐渐蕴涵出一种古怪的情绪,它令我柔情似水又惴惴不安。
于是,我必然地对这个名字的主人产生出好感——我这么说,你可以理解吗?
或者,我表达的不够准确?
独化不置可否地哼一声,他说,接着说,接着说。
我之所以怀疑我表达的准确性,是因为这个故事的确是难以言传的,因为,一个少年的心,本身就是不适于用语言来描述的。
况且,那个时候,一股鬼狐之气正像沙尘一样弥漫在兰城的上空。
不久前上映过一部叫作《画皮》的香港电影,像我这么大的孩子都被电影中渲染出的情调所俘虏,那是恐怖的,却又是迷人的,充盈着疼痛的魅力。
基于这种氛围,所以你应当谅解我叙述中的暧昧。
那个时候,我的性情是有些恍恍惚惚的。
我在恍惚的对于徐未的好感中,多少揉进了对于鬼狐的向往吧?
于是,我被她如瀑的长发所吸引。
因为要掩饰长脖子,徐未留着非常长的头发,从头顶铺洒下来,直达腰际,这样令她有了一个风姿绰约的背面。
出于好感,我总是愿意绕到她的身后,从而把她美好的一面展现在自己眼前。
美的力量是无限的,它直接作用在了我的梦里。
在梦里,她的长发风一样轻曼地覆盖住我,我伸出手,它就像水一样从我张开的指缝流淌出去,它源源不断地离我而去,逐渐将我赤裸裸地暴露在阳光里。
我在阳光中醒来,发现自己的裤衩是湿的。
这对于我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已经多少明白是怎么一回事了,可是,前面的几次都是在无梦的状态下发生的,我的裤衩是无端端地湿掉的。
如今,这种事情和一个女人的长发联系在了一起。
你小子是手淫了吧——独化斜着脑袋问我。
没有,那是后来的事情,这样做了几次梦后,我才不由自主那么去做的。
那样做的后果是,我明显感到了自己的虚弱,上课时总是睡觉,白天睡够了,夜晚就总是不能够凭借睡意来控制自己的行为,只好重复令自己虚弱的勾当。
我的班主任终于被我在课堂上睡觉这件事情给激怒了,他命令我把家长叫到学校去。
我没有办法,只好请徐未去代替我的家长。
其实这不应该是徐未的职责,母亲把我托付给她,原则上只是请她照顾我的一日三餐,她住在我们家的隔壁,我只是在吃饭的时间去她的屋里而已。
但是现在,因为她的长发,她需要去扮演我父母的角色。
徐未出现在我们学校里,她是什么时候来的我不知道,我只是在她离开时看到了她的背影。
我从教室的窗子看出去,一眼就看到了她如瀑的长发随风轻舞,我感觉到一股凄凉的滋味噎在了喉头。
这是一只长颈鹿,我的同桌赵八斤趴在我耳边嘀咕,他说,我看到她了,正面看吓死人!
我有一瞬间的愤怒,但是立刻被巨大的悲伤浇灭了,泪水一下子涌上来,令我不得不把头埋进胳膊里,趴在桌子上用睡觉的姿态来掩饰自己。
徐未的到来似乎起到了作用,老师不再追究我的睡眠,也许徐未对他搬出了我因公负伤的父亲吧。
但是徐未却追究起我来。
我们坐在她家的饭桌旁,她低着头看我,问我:
怎么了?
是不是身体不舒服,病了吗?
我捧着饭碗,不能去迎视她。
她低下的头幅度并不大,但是因为了长脖子,却一下子就和我近在咫尺了。
她的长发垂在我的眼前,有着隐约的气味,我不能够确定那是芬芳的,但是它一定是迷人的。
我感到自己的呼吸局促起来,紊乱的气息令眼前的长发些许飘拂,我有着不可遏制的冲动,想要伸出手,插进它们,让它们从我的指缝奔涌而过。
我想我的样子一定令徐未落实了她的判断,我是虚弱的,又是亢奋的,像一个喝醉酒的人一样目光迷离。
她紧张地说:
怎么不舒服你告诉我啊,不要哭好吧?
我这才知道我确确实实在哭泣。
徐未被我的眼泪搞乱了手脚,她从饭桌前离开,开始给我找药。
这样我就可以张望她了,她的背影一如既往地吸引着我的目光。
我看到她在翻床头的抽屉,如瀑的长发令我心旌摇荡。
然后,那盒东西出现了。
它跌落在地上,徐未找药的过程中不慎将它翻落了出来。
1983年的避孕套包装远没有现在这样多姿多彩,它们都是一个模样的。
所以,我立刻辨认出跌落在地的是一盒什么性质的东西。
它具体的使用方法我不得而知,但是它隐藏和含纳的一切秘密,在一个少年的意识中却惊人地清晰。
我见过它们,我的父母也因为不慎将它暴露过,我在窨井旁肮脏的淤水中发现过它们被使用后疲软的尸体,并且,我的同桌赵八斤曾经将它吹成气球在学校里招摇,女生们在一旁躲躲闪闪地哧哧发笑——连她们都明白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玩意儿。
这是一个糟糕的细节,它在小说中已经被用烂了。
独化批评道。
我说,是的,但是不要蔑视一切被用烂了的东西,它们之所以被反复地使用,说明它们最接近真实。
所以,它们的意义与新旧无关,就像我现在对你讲的这个故事,我是怎样成长的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一定是以这种方式成长的。
徐未迅速地把它捡了回去。
当她回过身来时,我的目光也迅速回到了饭碗里。
这一次我收回自己的目光,不是因为她比例惊人的正面,而是出于一种空前的痛苦。
是的,我只能把“痛苦”这个大而无当的词用在这里,痛苦令一个少年的目光开始躲避。
所以,当我走出徐未家时,我居然不自觉地采取了这样的一个姿势:
我的双手像个哲学家似的抱在了胸前,低头沉思,脚步缓慢地在我们居住的院子里踱步。
我在沉思,一个像徐未这样的未婚女人,为何会有那种可以吹成气球的东西?
要知道,那是1983年啊,尽管戈尔丁已经因为《蝇王》被授予了诺贝尔奖,但是在我们的身边,这样的事情依然是严峻的,严峻到这样一个程度,可以让一个少年陷入懵懂的煎熬。
我在煎熬中发现,原来我居住的地方是如此破败。
几排灰色的平房即使是在春天的夕阳下,也依旧呈现出冬天的阴郁。
一段日子以来萦绕在现实与虚幻边际之地的鬼狐之气,在这个黄昏蹦跳而出,我甚至看到一只优雅的狐狸越过我们破败的屋顶,尾巴拖着长长的火焰,向着玫瑰色的夕阳逃逸而去。
夜里我彻底失眠了。
狐狸逃逸的姿态占领了我,我甚至没有去幻想徐未的长发,因此也没有去抚摸自己。
她不慎跌落在地的那盒东西成功地化身为一只狐狸,同时成功地转移了我的注意力,让我觉得它就贴伏在我的窗下,以既不善意也无恶意的态势威胁或妨碍着我。
我没有感到多少恐惧。
这也许是那些药片帮了忙,它们是徐未塞进我口袋里的,我躺下之前胡乱地吃下去了一些。
它们令我有些昏沉,同时也有效地抵抗住了夜晚的恐惧。
我平躺在被窝里。
我的家空间非常的小,父母的一张大床如今被我占据着,我的那张小床在月光下居然有一种空旷的辽阔感。
我和我的狐狸在夜晚安静地对峙着。
大约在凌晨三四点钟的时候,它们开始发出了声音。
起初那是没有规律的,逐渐成为有节奏的呻吟,那种叹息般的格调甚至有种高贵的气质,是沉痛的,也是轻盈的。
噢?
独化身子紧绷着坐起来,脸上的表情和赵八斤的如出一辙。
——惊愕、兴奋,当我第二天对赵八斤讲到狐狸时,他就是这样的一副表情。
赵八斤是我少年时期最富有激情的一个伙伴,是一个早熟却本质上颟顸的复杂家伙。
短暂的惊愕与兴奋之后,狐狸给予他的刺激依旧高昂。
赵八斤对我宣布:
今夜我们去抓这只狐狸!
我在一瞬间警觉起来,没有理由,只是灵敏地嗅出了危险的气息。
我不知道这气息的根源是什么,但是它让我在那一瞬间不寒而栗。
赵八斤看出了我的惊慌,脸上满是不屑,他拿腔拿调地问我:
怎么,怕啦?
然后又换一种腔调,颤巍巍拖长了声音重复一遍:
怎么——怕啦——?
这是那个时候流行的腔调,范本源自恐怖电影《画皮》。
赵八斤使用电影腔调起到了效果,我的自尊不允许自己拒绝了。
黄昏的时候,我们来到了我家的窗后。
几棵老槐树枝节粗壮,夕阳破碎的光从它叶子的缝隙中撒落,像一块块斑驳的血迹。
一些稆生的草木在春天的风中呈现出被神秘践踏过的残姿,它们不规则地倒伏着。
我从未想到过,原来自己家的背面竞是这样一块荒芜之地,更不会想到,我们将在这里布下捕捉狐狸的罗网。
赵八斤开始行动。
他用自己的书包背了整整一包的石灰,叵测的石灰被他均匀地铺撒在我家的窗下,并且一路逶迤,直到铺满了整排平房的后窗。
这样就可以捉到狐狸吗?
我当然不会去问赵八斤。
赵八斤留在我家,和我一同睡在我父母的大床上。
他真的是又脏又臭,我在黑暗中不由得要屏住呼吸。
有一种力量将我们变成了另外的人,我们突然都变得安静,一贯滔滔不绝的赵八斤都闭住了嘴,仿佛在这个夜晚,说话是一件有失体面的事情,甚至比又脏又臭的身体更加令人不齿。
我们沉默着,在黑暗中庄严地一动不动,像两个垂危的老头。
等待是如此漫长,以至于我们激动的心都渐渐归于宁静,夜晚里所有的声音由此而变得锐利。
我们依次听到了小孩的啼哭声,野猫悲惨的叫春声,春天兴致勃勃的风声,乃至流星陨落时疾驰的呼啸声。
终于,那个声音出现了,没有规律的,有节奏的,沉痛的,轻盈的;
是沉痛的,也是轻盈的。
我发觉身边的赵八斤颤栗起来,我们不知何时握在一起的手不由都加大了力气,紧紧地攥住,手心全是冰凉的汗。
但是他的身体却是滚烫的,并且有一块坚硬地抵在我的大腿外侧。
身边的独化悠长地出了一口气。
我们都笑了,原来,我们的手也不知何时握在了一起。
我觉得,这事有些滑稽。
想想吧,两个中年男人,在床上将手握在了一起。
我们几乎是同时抽回了自己的手,并且不约而同地用这只解放了的手去摸烟。
我们被烟雾笼罩住,困倦也一缕缕缭绕着覆盖上来。
我在困倦的雾霭中继续着我的叙述,忧伤毫不费力地成为时隔多年的两个春天共同的基调。
拂晓,我和赵八斤瑟缩着摸到了窗后的世界。
那层石灰在稀薄的晨曦中像一层凄惨的白霜,几个巨大的脚印零乱地留在徐未的窗后,它们印在白霜般无限纯洁的石灰之上,像一个个邪恶的伤口,陡然进入我的眼睛,令世界都变得满目疮痍。
这是狐狸留下的足迹吗?
赵八斤突然一抖一抖地笑起来,笑声在寂寥的拂晓居然是克制的。
这个家伙居然会笑得这么克制,这令我惊讶。
狐狸依然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妖娆而来,我被纷乱与忧伤弄得很疲倦,在它们沉痛而轻盈的歌唱中,我瞪大眼睛凝视着黑暗,能做的事情只有在被窝里抓住自己。
我想象抓住我的,是一只狐狸的手,但是每当最后,这只手都会变成徐未的手,我就控制不住自己了。
你怎么啦?
有一天徐未问我,她说,你怎么总是泪汪汪的,你妈妈回来,我怎么向她交代呢?
我无精打采地耷拉着脑袋,目光却落在了徐未的手上,于是立刻就窒息了。
我绝望地发现,原来徐未的手也和她的长发一样毫无暇疵,可以独立地构成我黑夜中的烦恼,它不需要长在胳膊上,它只需要凭空而来,蛇游进我温暖的被窝里。
幸亏我的父母在这个时候回来了,他们终结了狐狸的夜晚,狐狸随着他们的到来而销声匿迹。
父亲有股子载誉归来的劲头,罪犯捅进他屁股的那一刀具有神奇的力量,把我的父亲捅得红光满面了。
母亲似乎也沾了这一刀的光,她也变得喜气洋洋,身上穿着从南方买来的一件黑毛衣,更加像一名货真价实的行政干部了。
良好的状态使他们忽视了我的异常,母亲只是在进门的时候问了我一句,你怎么了,感冒了吗?
要记得吃药。
从这天夜里,我就再也听不到那种叹息般的格调高贵的呻吟了。
我的夜晚失去了纯粹,重新被一些粗糙的声音所充斥,有时候是父亲雷鸣般的呼噜,有时候是母亲的哼哼声,床板喑哑的吱扭声,他们起夜时响亮的哗啦声,这些粗糙的声音令我对黑夜毫无兴趣,重新贪恋上睡眠。
我应该带瓶酒上来,独化用一只手使劲搓着他的右脸,问我,现在可以买到酒吗?
我说,算了,太晚了,还是不要去麻烦人家。
独化说,早知道你要跟我讲《聊斋》,我会带一瓶酒上来的。
我严肃地说,不,我不是跟你讲《聊斋》,我是在跟你讲《我主持圆通寺一个下午》。
独化啪啪拍了两下自己的右脸,问我,那么,圆通寺在哪里?
你马上就可以听到了,我会去圆通寺主持一个下午。
有一天我从徐未的门前经过,听到里面传出她的哭声。
我被那种哭泣的声音捕捉住,其实那没什么特别的,只是一个女人的哭声而已,但是飘进我的耳朵里,就成为了一种象征性的东西。
我立刻感到了伤心,有种感同身受的惆怅。
因为它来自徐未,来自一个长发和双手对我构成安慰的女人。
我站在她的门前听了很久,有生以来第一次因为另外一个人的痛苦而痛苦,那种痛苦甚至有着悲悯的成份,我的眼睛里因此也产生了泪水。
我满含热泪地向学校走去,一边走,一边想,她为什么哭,我要怎么做才可以赶走她的悲伤。
走到校门口时,我看到了赵八斤,他叼着枝烟坐在校门口的槐树下叫我。
这家伙如今倒了很大的霉。
自从那天夜里和我捉过狐狸之后,赵八斤就迅速地苍老了,先是嘴唇上长出一圈黑乎乎的毛,跟着背就驼了,上课时蒙头大睡,下课时就像条疯狗似的追得女生在操场上尖叫着狂奔。
于是,用不了几天,他就被开除掉了——他又没有一个屁股上挨了刀的父亲。
赵八斤问我身上有没有钱,他说他两天没吃饭了,虽然他的父亲屁股上没有挨刀,但毕竟也是个父亲,这个父亲两天前把他从家里也开除掉了。
我摸出身上的一块钱给他,对他说,你被狐狸给魇住了。
他有些感激地看着我,说,妈的,可能是,看来老子得去圆通寺烧炷香啦。
当“圆通寺”三个字从我嘴里说出来的时候,独化没有表现出丝毫的惊讶。
他斜躺在我身边,像寺庙里的睡佛一样,一只手侧扶着白暄的胖脸,神态安详。
但是这三个字从赵八斤的嘴里说出来的时候,却启发了我。
我是知道圆通寺的,它建在郊区的山坡上,以前倒没什么名气,只是在这段鬼狐之气弥漫的日子才被我们口口相传。
因为那是一座弃寺,具备了与鬼狐之气相协调的破败的肃穆。
在我们心里,堂皇的寺庙是与鬼狐的气质背道而驰的,因此在那种地方,你也驱散不了与鬼狐有关的不幸。
我决定去一趟圆通寺。
我庄严地想,我要去为徐未祈祷。
于是,我在一个下午向着圆通寺出发了。
我走在通往郊区的路上时,脑子里一直有一首缠绵悱恻的歌在回旋:
你是我的情,你是我的爱,快来吧,趁现在,黑夜还没散……是的,是《丽达之歌》,那个时候最流行的印度电影里的插曲,它回旋在我脑子里,一些诸如爱情、忧伤之类的情绪感染着我,让这个走在路上的少年充满了形式感,越来越成为他自己想象中的那副姿态:
多情,善良,并且可以借助圆通寺获得那种无边的力量。
我走出了城,走进了春天里一片嫩黄色的田畴间,但是心情却逐步地涣散了。
因为这条通往圆通寺的路实在是太漫长了,它超出了我的预期,我感觉自己的两只脚已经走疼了。
我手里的一支香在我甩甩搭搭的行进中折断了,它被我胳膊摇摆时扇动的空气折成两截。
出门时我一共带了三支这样的卫生香,准备在圆通寺点燃它们,但是,现在断了一支,我觉得这是一个不祥之兆,心情一下子坏掉了。
这种坏心情在看到圆通寺的一瞬间达到了顶点。
它实在是不起眼,孤零零地矗立在山坡上,和我一路上看到的田间草棚几乎没有本质上的区别。
我本来以为圆通寺应该是这座城市的背面,就像长发是徐未的背面一样,它应该是令人耳目一新的,可以成为另外一种可能,但现在,我觉得它依然是一个“正面”。
我这种心情的嬗变也许是没有道理的,也许只是脚疼造成的,总之在我进入圆通寺时,我是沮丧的。
它的确是破败的,里面空无一人,却长满了葳蕤的花木,无端地呈现出一股灰暗的妖媚之气。
我沿着青石路面向大殿走去的过程,一只手无聊地沿着身旁那些大朵开放的花儿一路抚摸过去,我从花朵的头颅上抚过,好像抚过了她们的长发,并感到她们是在我的抚摸之下才竞相绽放的。
这样的臆想安慰了我灰心丧气的情绪,我在一瞬间相信,在这些不知名的花朵之下,必定会盘踞着那些狐狸,它们蜷曲在花木的叶片之下,被偶尔点燃的香火喂养得庄严纯洁。
可是一旦进入大殿,我的心情又瞬间败坏了。
那尊残缺不全的佛像令我恐惧,我几乎不敢去正视它,只有潦草地点燃自己手中同样残缺的卫生香,匆匆插入香炉中。
然后,我迅速跑了出来。
我更愿意站在春天里,站在那些我可以操控的花木旁。
这个时候,我的心有些惊魂未定的恍惚,以至于当那种声音若隐若现地传来时,我以为是自己的幻觉,它们发自一丛蓬勃的竹林之中——没有规律的,有节奏的,沉痛的,轻盈的;
我的脸上一下子挂满了眼泪,一个坚定不移的判断令我浑身发抖,那就是:
我不信这个世界上会有另外一只狐狸会发出同样的声音。
有一股力量挟持了我,在它的控制之下我重新回到了大殿。
我嗅到了我点燃的清香。
我点燃的香火同样喂养了我,令我庄严并且纯洁。
我席地而坐,面向着殿外春天里的花木与竹林,即使屁股下面冰凉的地气也驱散不了我心中那份笃定的沉着,我宛如一位高僧,主持着圆通寺的这个下午。
他们终于从竹林中出来了。
那一头如瀑的长发旁边,是一个地瓜般浑圆的男人。
我终于捉到他了,这个令世界都变得满目疮痍的家伙,他的足迹曾经印在白霜般无限纯洁的石灰之上,像一个个邪恶的伤口。
他们没有发现我,因为他们都没有回头看一眼庄严的大殿。
就在他们即将迈出寺门的时刻,我平静地喊道:
徐未!
这个名字曾经在我心里时而低徊时而响亮地念叨,一旦出口便令我无地自容,但现在,我毫无障碍地呼喊了出来。
他们惊恐地回过了头,两张受到惊吓的脸不约而同地都大张着嘴巴。
我认识他,似乎是厂里哪个车间的主任。
这个家伙目瞪口呆地看了我一眼后,就像一只真正的狐狸那样迅速地逃逸了。
我确信在这个时候我是强大的,因为一个成年男人在我面前选择了逃窜,但是,当徐未向我走来时,我却周身颤栗,几乎坐不稳当。
我咬住牙,阻止住颤栗。
我知道只要把这一刻坚持住了,我就是一个坚强的少年了。
你怎么在这里?
徐未站在我面前。
她的长脖子此刻给予我的不是不安,我是以一种很对等的态度在凝视着她。
我发现,原来徐未的正面,并不是那样地令人紧张。
后来我上了美术学院,看到意大利画家莫迪里阿尼笔下的女人,都是长着徐未这样的长脖子,但是她们依然动人,有种无辜的脆弱之美。
是的,无辜的脆弱之美。
我认为徐未最大的不幸,就是在错误的年代和错误的地点,长出了错误的长脖子,如果不是在兰城而是在欧洲,不是在1983年而是在1999年,徐未的长脖子之美就会被认可,她就不会在三十岁的时候还嫁不出去,只能和一只浑圆的地瓜偷情。
这么看,命运真的是一件脆弱的事情,就像美,它们都是脆弱的。
面对着脆弱的徐未,我感觉到了自己的残忍。
现在我掌握了她的秘密,就仿佛掌握了她的命运。
所以,接下来的事情我宁愿承认我是邪恶的——即使也许在徐未的眼里,我也是脆弱的和可以被痛惜的——少年的我居然已经知道手握筹码就要去交换,在圆通寺的这个下午,我用一个有关狐狸的秘密,去换取成长。
但是,当我将徐未抱住时,当她的长发像水一样披散在我头顶时,我的眼泪像泉水一样地涌了出来。
后来呢?
独化阴郁地看着我。
后来徐未被抓走了。
根源在赵八斤那儿,这小子在女厕所后面开了个洞,用镜子折射女人的屁股,被抓到后他供出了徐未。
原来那次我们抓完狐狸后,赵八斤就经常在夜里爬上我们屋后的老槐树上窥视徐未的偷情。
在一个夜里,徐未的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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