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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看来,这种情况并没有得到改观,也说明重要产业项目的筛选、储备仍然不足。
今年1-5月,上海产业投资规模仅完成全年计划的20%左右,整体形势不容乐观。
2、股市:
从极速发展到转折性即速下行
进入新世纪后,中国股市经历了四年多的漫漫熊市,随着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股权分置改革和制度建设的推进,2005年6月6日进入了本轮牛市的萌动期。
6月30日上证指数又创造了当时的最低点998.23点,作为本轮牛市的起点,经过两年零四个月,由“慢牛”转为“快牛”,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创造了历史的新高点6124.04点。
接着市场高位盘整,至2007年12月28日,虽然上证指数离高点回落14.08%,但市场指标还在惯性增长,尤其是总市值达到了340945.66亿元,其发展速度和发展规模是史无前例的。
更重要的是奠定了中国股市历史性转变的基础,结束了散户时代,进入了基金和机构时代,基金的总规模已经占了流通总市值的一半。
但是,好景不长。
今年上半年股市转折性空前下行,可以透析出诸多问题。
第一,下行是空前的、甚至是惨烈的。
以2007年10月16日至12月28日期间各项下跌指标历史高点(上升指标历史低点)为基准,至2008年6月13日的8个月时间中,上证指数下跌53.16%,至2868.80,处于历史之最。
第二,市场出现急跌苗头,又高价发大盘股,致使市场出现了逆转。
在此期间,上市公司增6家,达840家;
总股本增19.24%,达20407.12亿元,说明了大盘股的加速扩容。
第三,上证指数收盘月环比节节下降。
1月下降16.30%,2月下降0.80%,3月下降20.14%,4月上升6.35%,5月下降7.03%,6月13日下降16.44%,多数月份跌幅甚深。
在中央领导提示了“基金要讲政治”后,蓄意做空者暂时有所回避,4月份有所回升,但往后又一路直下。
第四,基民损失惨重。
2007年10月底基金规模为3.19万亿元,2008年5月底为2.58万亿元。
这意味着在短短7个月之内,193只股票型基金全线亏损,净值平均跌幅达到了37%以上,基金遭遇了本轮牛市以来最为惨重的滑铁卢。
这对广大散户的投资理念转变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
3、房市:
从购销两旺到持续低位徘徊
今年1-6月,上海房地产业投资额710.66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36.0%,同比投资增长4.2%,同比增幅回落1.1个百分点;
住宅建设投资额420.80亿元,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比重21.3%,同比投资增长5.6%,同比增幅上升2.3个百分点;
商品房登记预售面积1064.97万平方米,同比增长-24.7%,同比增幅回落38.9个百分点;
住宅施工面积5604.21万平方米,同比增长-14.1%,同比增幅回落12.6个百分点;
住宅销售价格指数109.7,同比增长9.4个百分点;
办公楼销售价格指数105.5,同比增长3.8个百分点;
二手房销售价格指数110.7,同比增长10个百分点。
从总体上看,上海房市出现了近年来少见的低位徘徊的格局。
主要表现在:
一是房地产投资及供给有较大回落,价格有所回升,但是这种回升处于交织滞涨状态,价格回升主要受高端物业带动,而主流物业的量能却没有提升,仍然处于徘徊走势。
二是房地产市场似乎进入了“价滞量跌”的整理阶段,上半年市场成交量能始终处于低位。
量能持续在谷底徘徊、购买力长期萎缩,是各方看淡上海市场中短期表现的主要因素。
如“五一”节前后一周内,商品住宅新增供应量18.02万平方米,环比减少12.23万平方米,减幅40.43%;
商品住宅成交量17.46万平方米,环比下降8.3万平方米,降幅32.23%。
该周商品住宅由于市中心中高价住宅物业成交比重增加,成交均价相应拉高至15714元/平方米,环比上涨2240元/平方米,涨幅16.62%。
但市场的销售主体中端物业的成交量却持续低迷,买方主力观望明显。
三是在量能始终无法释放的行情中,成交均价的标志意义被进一步弱化,而量能指标真正预示着市场的走向。
近半年以来,上海房市成交量能始终处于低位,市场整体上升乏力。
4月底楼市的成交量与上月同期相比微幅下降,而增量供应却下滑明显。
四是二手房交易价格趋稳。
5月份全国70个大中城市房屋销售价格监测显示,二手房销售价格首次环比下降0.2%,预示着房价可能下跌,上海的二手房价3-4月份有所上升,随后,二手房行情又回落到年初水平。
4、汇市:
从持续坚挺到升值速度加快
6月17日人民币兑美元高开109点,突破6.90关口,再创汇改以来新高,为2008年以来第44次创新高,显示央行推动人民币汇率快速升值的意愿较为强烈。
其实人民币汇率也有微幅回调,但总的趋势是坚挺拾梯上升。
在这个过程中,也不断地调整与世界其它币种的汇率,使人民币汇率在世界金融市场中处于不断的自适应状态。
如在6月17日前,美元连续两个交易日显著上扬,使人民币汇率出现较为明显的回调,但随后人民币兑美元强势突破。
17日早盘,美元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报6.8919,低于16日的6.9028。
同时,欧元兑人民币报10.6580,高于16日的10.6196;
英镑兑人民币报13.5229,高于16日的13.4549;
100日元兑人民币报6.3661,低于16日的6.3758;
港元兑人民币报0.88245,低于16日的0.88349。
人民币持续升值,在微观层面上对出口企业产生了很大的压力,但在宏观层面上似乎仍然没有完全显现出来。
今年1-6月,上海口岸进出口总额2964.38亿美元,同比增长27%,同比增幅增加9.7个百分点。
其中进口同比增长23.3%,同比增幅增加7.3个百分点;
出口同比增长29.2%,同比增幅增加11.1个百分点。
上海外贸进出口总额1576.26亿美元,同比增长23.2%,同比增幅增加2.1个百分点。
其中,进口同比增长21.2%,同比增幅下降0.1个百分点;
出口同比增长25.1%,同比增幅增加4.2个百分点。
外贸进出口总额构成,进口48.9%,出口51.1%,出口高于进口2.2个百分点,顺差33.7亿美元。
总的来说,进出口基本平衡,顺差成微差。
值得引起高度警惕的是,微观层面上的压力在宏观层面上没有全面地显现出来,说明微观向宏观传导存在时滞效应。
5、消费:
从提速增长到通胀压力增大
今年上半年,上海社会消费延续了去年以来的提速迹象,但通胀的压力也在不断增大。
1-6月,上海商品购进总额10012.17亿元,同比增长29.2%,同比增幅增加7.9个百分点;
商品销售总额12681.08亿元,同比增长29.7%,同比增幅持平;
销出比购进的增加额2668.9亿元,同比增长31.4%,显示整体商业效益显著。
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203.17亿元,同比增长16.7%,同比增幅增加2.5个百分点。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107.1,同比增加了5.3;
商品零售价格指数106.2,同比增加了5.1;
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102.5,同比上升0.7;
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指数109.2,同比增加4.2;
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109.0,同比增加了6.6。
所有这些说明,当前的通胀水平不仅对消费增长起到抑制作用,而且会给城乡居民的生活和企业生产经营带来很大的压力。
从总体来看,上海通货膨胀的情况略好于全国。
但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就全国来说,外生性通胀首次出现,上半年全国CPI已累计上涨7.9%,1-6个月分别增长7.1%、8.7%、8.3%、8.5%、7.7%和7.1%;
PPI也高达7.6%,比上年同期高4.8个百分点,而原材料、燃料、动力购进价格上涨更是高达11.1%,其中6月份为13.5%。
这些价格上涨因素中,还未包括国家管制石油、电力等大宗商品价格的因素,如果放开,相信必然会推高各类物价的涨幅。
尤其是初级产品价格的大幅上涨,已成为全球性问题,并不是我国单独所能控制的。
通过PPI的传导,增加核心CPI上涨压力,造成通胀扩散,正逐步转嫁到消费市场中反映出来。
商务部最新公布的农产品价格监测数据显示,食用农产品价格已经连续8周呈回落态势。
因为生产资料价格在持续上涨,食品价格的回落并不能根本改变通胀的压力,需要寻找新的对策和探索新的路径。
在这种情况下,上海物价上涨的压力仍然较大,推动物价上涨的不确定性仍然存在,不能有丝毫的松懈。
结论:
上半年影响上海经济发展的一些主要经济变数出现了投资、股市、房市“三市低迷下行”和汇市、消费“二市并峰上行”的新情况和新动向,这都是国内外经济环境比较严峻、不确定因素不断增多的集中反映。
应该清醒地认识到,上海经济总量基数相对较高,维持快速增长水平难度更大,再加上国内外经济环境变化对上海影响的程度在不断加大和加深,全市经济发展的形势委实不容乐观,理应居安思危,积极应对。
二、化解主要经济变数对上海经济影响的对策与建议
我们在2007年的经济形势分析报告中曾经作出过判断,2008年可能是国内外经济环境最为复杂、不确定因素最为多变的一年。
上半年全国和上海经济运行的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
为此,上海既要贯彻落实好中央“两个防止”和“两手抓”的方针政策,把握好经济发展的整体方向,部署好“四个中心”建设的推进方案,更要积极有效地化解主要经济变数对上海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影响。
1、调整改善投资结构,确保投资合理增长
一是要从战略上化解投资动力弱化的趋势,处理好经济增长的动力替代。
2007年上海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已高达4458亿元,要继续保持高速增长势头看来已相当困难。
为此,从战略上处理好经济增长的动力替代问题,应尽快摆上本市建设发展的议事日程。
当前除了通过促进消费和出口增长提速来化解投资动力弱化的问题外,还要研究通过新的投资方向,加快上海作为长三角中心城市的服务功能的提升,以替代长期以来传统单一的固定资产投资模式。
要鼓励本市国资、民资和外资对长三角和泛长三角区域的投资,要把对“外”投资及其效益作为本市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和重要统计数据。
二是要保持一定的投资增长率,确保投资对经济增长拉动处于一个比较合理的水平。
在投资动力替代期间,全市的投资增长率还是应该保持一定的增速,建议在5%-10%之间为宜,这是一个符合上海经济发展实际的合理水平。
应该充分认识到,持续的低投资增长率以及过于依赖政府主导的基础设施建设投资,从长期来看对全市经济增长具有很大的风险,有可能引发经济增长的后劲乏力,必须引起高度警惕。
三是要注重加强投资的结构性细化调控,强化投资的重点方向和重点领域。
多年来的实践表明,只有加强和细化投资的结构性调控,才能真正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从当前来看,基础设施投资不可或缺,但还是要把投资的目标引导到上海新一轮发展的战略目标上去,尤其要鼓励现代服务业发展领域的投资,从而有助于加快形成以服务经济为主导的产业结构。
四是要加强战略性替代产业、工业投资尤其是更新改造投资的力度。
战略产业近期内不会很快形成生产力,但它是保持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的基础。
近年来上海工业创新不足和发展后劲乏力,都与工业投资规模下降和结构不合理密切相关。
因此,不仅需要提高投资的质量,保持一定的投资规模和投资速度,当前更需要的是选择好战略性替代产业,抓好方向性、布局性的战略投资,确保未来新的经济起飞。
2、总结牛熊转换的警示,推进资本市场健康发展
一是要全面正确地把握中国股市的客观规律,更要全面正确地实施监管,决不能放任自流。
在股市整个波动周期中,非理性往往产生于高位振荡区和低位盘整区。
这两个区域乱象丛生,蓄意投机者鼓吹“最后一博”和“最后一跌”,扭曲宏观环境和股市舆论,在高位时政府发点声音,被说成是打压股市,低位时政府提振点信心,被说成是干预市场救市,弄得政府动弹不得,投机者大有乱中取胜之势,而给股市及普通投资者带来最具杀伤力的后果。
如这次牛市上升期,2007年10月16日上证指数6124点见顶回落是理性市场行为,但是回而不落,到12月28日长达两个半月的时间内使得市场平均市盈率翻倍达83.21。
2008年初形势急转直下,大量股民被套亏损。
当上证指数回落到3000点至3500点区间时,市场平均市盈率在23至24.5之间,应属理性区间,但市场还是狂跌了“十连阴”。
这充分说明两个区间中非理性失控造成的严重后果。
对此,上海地方政府可发挥的作用虽然有限,但可以在中央的宏观调控指导下,配合中央监管部门共同做好维护资本市场的规范化和透明化工作,并结合推进金融中心建设,向中央有关部门积极建言献策。
二是要正确解读宏观经济环境和宏观调控措施,实行科学的政策导向。
宏观调控是带有长远性的和战略性的,而股市闻风而动、立竿见影、跌个不停,成了“惊弓之鸟”。
如美国的次贷危机爆发,道指累计跌了不到10%,而中国的上市公司基本没有涉及次贷,同期上证指数却下跌了39.65%,是不是反应过度?
又如,最近的越南危机和央行加倍收紧政策,又给中国股市产生惨跌的影响,沪指连续10个交易日收出阴线,连破7个整数关口,此次“十连阴”在A股历史上尚属首次。
实际上,越南危机冲击中国经济的影响可能性是极小的,更不足以影响中国股市。
至于央行提高准备金率主要针对国际顺差给银行产生的流动性过剩,而银行体系的资金本来就是不容许进入股市的,其流动性的变化与股市几乎无关。
由于没有作正确的解读,给股市带来了巨大的危害,应该引起监管层的深思。
同时,也需要上海更好地把握股市的规律特征、发展空间,进行科学的舆论导向。
三是要研究和建立防止股市大起大落的适应性机制,创新股市监管体系。
对于高位振荡区和低位盘整区两个区间的监控,目前还缺乏有效的监管对策,往往受到扭曲的股市舆论干扰,讲得最多的是“没有做空对冲机制”、“没有融资融券”等等,所以股市难以平稳。
这些对于一个成熟市场来说是可以选用的,但对于我国当前处在投机气氛很浓阶段的股市,企图“以投机制投机”是不现实的,只能使投机甚嚣尘上。
必须研究符合实际的科学对策。
当前,防止股市大起大落,首要的是把重点放在最容易产生非理性的高位振荡区和低位盘整区。
同时,上海也应主动地与证监等管理部门建立股市监管联防网络和风险管理体系,增强应对股市突发事件以及防范由此引起的社会不稳定因素的能力。
四是重视研究股权分置改革的“后股改”政策,探索一条安全的全流通路子。
这是关系到股权分置改革成功与否、股市发展健康与否的关键问题。
从实证分析来看,全流通实际上是在倒退。
2005年6月6日,流通比为0.25,即股本的1/4在流通,3/4尚未流通。
经过股权分置改革以后,2007年12月28日的流通比却降为0.17,说明在新股发行中没有体现全流通精神。
“大、小非”开始解禁后,2008年6月13日,流通比为0.20、仅进展了0.03。
由于对全流通的实践认识不足,又缺乏科学的指导,现在刚刚开始解禁市场各方感到倍受压力,以时日的总市值测算,要使4/5股本进入全流通,尚需资金当量15万亿元。
为此,可以建议中央有关部门不要头痛医头脚痛医脚,而应暂停全流通,按照《公司法》的要求建立一套有法律依据的全流通的程序。
根据《公司法》有关条文,上市公司设立的发起人股权结构不能随意变动,要变动需要一定的程序和公告,并进行及时的工商注册登记更改,不能随意在二级市场上兑现。
显然现在推行的股权分批进入全流通是缺乏法律依据的。
全流通可以,但必须依法全流通。
对于股权在51%以上的绝对控股者,可以全流通,但在控股期间不得随意变更股权,必须经过变更程序后,才能流通;
对于5%至49%的相对控股者也要实施相应的全流通程序;
对于不是发起人的法人控股者,可以按现行的全流通办法办理。
经过这一梳理后,全流通压力可以大为减轻,同时可以稳定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避免违规减持。
3、创新认识房地产市场,探索持续发展的新路径
一是必须创新认识,寻找良策。
一般商品的价格是靠供求关系来调节的,但房地产是高成本的特殊商品,根本的供求因素取决于购买力水平。
国际上通行以“房价收入比”作为判断标准,比值越高,说明居民家庭对住房的支付能力越低;
比值越低,说明居民家庭对住房的支付能力越高。
1996年,联合国世界人居报告指出,经对50多个国家的首都城市调查分析,一套住房的价格为居民年收入的2-3倍时为有购买力的合理价格区间,否则大多数人将无力购买。
发达国家的住房市场,其“房价收入比”大多在这个范围内,如美国的“房价收入比”平均为2.8倍。
1998年,国务院23号文提出,一个地区一套建筑面积为60平方米的经济适用住房,其平均价格与双职工家庭年平均工资之比在4倍以上,涵盖范围是占人口80%以上的“中低收入家庭”。
而实际情况大大超出预期。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许多城市现在的“房价收入比”已经超出国际标准的3倍以上,上海、北京等城市中心城区的“房价收入比”甚至达到了30倍至50倍以上。
显然,我国的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普通民众的实际购买力,能够买得起住房的只能是少数高收入者。
因此,房地产市场不得不面临新的选择,建议对现行政策的房地产市场作出正确的风险评估,特别是还贷危机和扭曲的“房价收入比”风险评估。
二是必须实行有涨有跌分类指导的房价政策,科学地区分两个层面的价格体系。
一个是高端层面。
对有能力的高消费者以及境外人士提供适度的高价物业和高端服务业,对以置业为目的房产,收取置业税。
对国际大都市来说,尤其要满足这一层面对房产的需求。
另一个是中低端层面。
对普通大众的居住房,要重新设计合理的、有效的“房价收入比”,制定房产等级标准,按标准制定价格,稳定若干年不变,并实行最高限价。
实行房产市场标准化,可以避免市场人为哄抬房价,建立一个公开、公正、公平、公道、稳定、协调的房地产市场。
应该看到,建立分层的标准化的价格体系可以避免误导市场,防止扭曲房地产开发商和销售商的心理,对于促进房地产市场的可持续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因而可以成为当前房地产市场创新改革的举措之一。
三是必须加快建立健全住房保障体系,扩大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应。
政府要在加强房地产市场调控和规范房地产市场发展的基础上,集中力量增加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供应量,尤其是对低收入群体要引导到廉租房的方向上来,减缓对商品房的需求冲动,改变当前比较扭曲的供求关系。
同时,还要针对本市现代服务业发展对人才需求的实际情况,集中力量建设一批小房型、低租金、保基本、能进能出的人才公寓和青年公寓,以缓解本市吸引中高端青年人才所遭遇到的住房瓶颈问题。
4、缓冲人民币升值压力,重视汇率衍生问题研究
一是要坚持主动性、渐进性、可控型三项原则。
在人民币汇率问题上始终存在着的不和谐声音,从本质上说都反映了某种集团势力的利益。
最具代表性的摩根士丹利有关人士似乎在提醒我们:
“人民币汇率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最大挑战,并将继续长期困扰中国经济,热钱流入的根源是人民币继续升值的预期。
”还称:
“打消人民币升值预期只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回到人民币钉住美元汇率制度,另一个是一次性升值。
否则人民币升值预期将长期存在。
”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同时也应有自己的声音。
国内不少专家指出:
“人民币汇率在缓解贸易顺差、治理通胀方面作用有限,人民币升值仍要遵循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原则,防止快速升值带来金融风险。
”在人民币升值已经到了一个十分敏感的时期,要建议央行继续遵循“主动性、渐进性、可控性”三原则,保持汇市的健康发展。
二是要关注“汇率衍生课题”的创新研究。
最为迫切的有两个问题。
一个问题是中国经济的强劲发展,必然有一个强势的货币支撑,低汇率、低端产品、为世界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出口时代行将结束,但高端产品、高科技贸易没有强势货币的支撑,也是要吃大亏的,甚至是永远富不起来的,为此必须及早地完成这种转变。
另一个问题是热钱或流动性过剩,这是一个世界性和长久性的问题,只要世界在发展、本国经济在发展,就有可能产生余钱并汇流成热钱,甚至有可能形成流动性过剩。
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产生经济板块的冲撞,造成“经济地震”,这是常识所能知的事。
我们应该因势利导,加强监控、疏导、利用,关键是用好“流动性过剩”,使之变“害”为宝。
美国长期搞赤字财政,就是利用“流动性过剩”解决财政危机的,我们应充分利用资本市场作为现代流动性过剩蓄水池的功能,把握好流动性过剩对上海建设国际金融中心所带来的重要机遇,积极应对,为我所用。
三是要积极调整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增强出口竞争能力。
人民币持续升值之后,一部分出口产业和出口产品已经面临前所未有的严峻压力,尽管微观层面上的压力仍然没有全面地传导到宏观层面上来,但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为此,我们应该有清醒的认识,当前应抓紧时机规划调整产业结构和出口结构,不受一时一事所困扰,要充分利用汇率变动和成本整体上升的机遇,出台相应政策措施,支持企业加快重组、调整,淘汰低端出口产品,加快出口企业升级和出口产品更新换代。
5、抓住治理通胀的主线,应对物价持续上升
一是需要对本轮通货膨胀问题有一个相当清醒和清楚的认识,这是治理本轮通胀的前提和关键。
当前我国发生的明显通货膨胀,与改革开放以来历次发生的通胀有本源性区别,要严加区别地进行针对性治理。
关键是要增加有效供给,并且抑制不合理的需求;
重点是要加强市场和价格监管,健全价格监测、预警和应急机制;
落脚点是要制定和完善对低收入群体的各项补助政策。
二是要采取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兼蓄并用的对策,改变单一货币政策的传统思维,一张一弛地实行两者协调施治。
当前政府正处于“两难”交织的境地:
一方面企业生产、出口、效益明显滑坡,困难重重,需要放松宏观调控力度;
另一方面通货膨胀上升又须采取强力措施进行有效抑制。
为此,应建议央行在实行从紧货币政策时,要始终注意保持好银行系统的流动性,谨防在宏观调控中造成骤然失速而引发系统性流动风险。
三是要加大财政政策治理措施的力度。
首先,要增加财政物价补贴性支出。
如CPI上涨超过一定数值后,财政应拿出钱来对低收入群体给予相应的补贴,对储户实行保值补贴,保证职工生活水平不致下降。
其次,要用减税的办法对输入通胀源进行物价补贴,以减轻企业负担,增加其竞争活力,同时使企业有能力为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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