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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空间化
中国古代时间意识的空间化及其对艺术的影响
赵奎英
(山东师范大学中文系,山东济南,250014)
摘要:
在中国古代时空观念问题上,不少学者倾向于“重时轻空”说。
本文从方位隐喻思维、空间化象形字、阴阳五行四时配四方的结构模式指出,中国古非但不曾轻视空间,还透露出“空间方位情结”,隐含着时间空间化的根源。
空间化时间在空间方位上铺展开来,成为意象化的、可逆的趋于凝缩的封闭圆环,具有非线性发展的同时性结构,隐含着诗性本源。
时间的空间化直接影响了中国古代的语言文字、思维方式,也使得传统艺术在内在精神上追求天人合一的虚空境界,在形式结构上呈现为“同时性”整体,形成了与西方线性时间观不同的文学传统。
关键词:
时间意识、空间方位隐喻、文学艺术、空间化
中图分类号:
中国古代的宇宙观是时空渗透的。
但我国有不少学者在指出古代宇宙观时间与空间相统一的同时,突出强调“时间率领着空间走”,“空间时间化了”,忽略时间空间化的方面。
也有学者据此分析中国古典戏曲的时空观,并进而认为“我国古代艺术乃至整个文化精神的象征则是时间的线性过程。
”[1]我国古代文化典籍也的确为古代重视时间提供了许多直观的论据。
但这似乎并不能为轻视空间提供证明。
否则,便无法理解,我们何以会拥有空间化的语言文字,我们的文学传统为什么不是依赖于时间的叙事而是抒情;我们的思维方式何以会具有与“线性时间”相背逆的“非线性”特征。
由此,我们不能不对中国古代“重时轻空”说法感到困惑:
一个轻空间的民族,何以会创造出空间化的文化形态。
本文正是怀着这样的疑虑,在借鉴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试图对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作一番考察和梳理,以期更好地把握中国古代思维方式和文化艺术的内在精神。
一
在早期古代文献中,没有明确的空间概念,构成原始空间意识的
是方位观念。
根据考古学和古文献资料,早在新石器时期,我们的祖先已开始观测天象、定方位、定时间了。
根据胡厚宣先生等人对殷墟甲骨文中有关“四方风名”记载的发现与研究,确证在商代已有了明确的四方观念。
学界较普遍认为后来的“五行”观念正以商代“四方说”为基础。
而当古人能把“天地四方”作为整体纳入自己的视野后,便标志着六方位立体空间确立了。
古人空间观念的确立不是一个孤立的过程,它总是与时间意识交织在一起,并且人类早期的时空意识也总是受到神话隐喻思维的渗透。
而我国考古学和文化人类学的资料也表明,在时空意识发生、发展的漫长过程中,古代早期人类始终伴随着方位崇拜问题。
而在商代甲骨卜辞中有四方名却无四季专名,殷人对于“四方神”和“四方风”的崇拜,更是一个引起理论学界广泛关注的问题。
但这里我们所关心的是,这种隐喻现象和方位崇拜,所传递出来的有关中国古代宇宙时空意识的信息。
甲骨文资料中有一块卜骨刻辞,刻着四方和四方风名。
另有一块卜甲,记载着商王向四方和四方风求年的内容。
这里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是,商代甲骨卜辞中有东南西北四方神名和四方风名,却没有标志时间循环变易的四季专名。
对于这种情况,杨树达先生最先指出,四方名与草木有关,“其与四时相配合,殆无疑问,然甲文未明记四时之名也。
”[2](P77)胡厚宣先生也认为,“殷人已有四时的观念,乃毫无疑问”,而四方与四时相配“好象有此线索”,但尚不明确。
[3]李学勤认为,“实际上四方风刻辞的存在,正是商代有四时的最好证据”,四方名“析、因、彝、伏”本身“便蕴含着四时观念”。
[4]萧良琼也指出,“四方反映了四时观念”,四方风是四季的标志。
[5](P224-,225)由此可见,在这里虽无四时专名,但商代已有四时观念,亦毫无疑问。
但这里一个同样确凿的信息是,在人们所说的成为后来“五行说”始基因素的“四方说”中,四时观念是蕴含在四方观念之中的,四时是通过四方风暗示性地反映出来的。
空间方位在古人心目中无疑具有十分重要和显著的地位。
有关资料也正表明了这一点。
甲骨卜辞中屡有向方求年、求禾、祈方宁雨或向方求雨的记载,也有祈方宁风的记载。
风和方也经常分开来祭,分开来祭时,有时指明方位、附加方名。
[5](P223)根据殷墟遗址的发掘,殷人的宫殿、墓室的修建都要求选择和测定方向。
甚至卜骨的存放也要求按规定的方向堆积在一起。
[6]另据常正光对甲骨卜辞全部材料的归纳研究,并与《尚书·尧典》敬授民时的内容相结合,认为殷人在同一天,既祭“出日”又祭“入日”,“应该说是宗教活动掩盖下的测定四方的科学工作,实测出日与入日取得东西线所依据的两个点,有了东西线才得到南北方向的引线。
”他同时还指出,测定四方具有一系列的连锁反映,其中之一就是,只有测定四方才能观象制历、判知四时。
“‘度四方’是‘定四时’的基础”。
[7](P246,251,255,256)不少学者把中国古代历法成就高看成是重时间的表现,但如果没有空间观念的确立和对空间的高度重视,观象制历的活动就不可能开展。
我们不能想象能够脱离空间方位观念的天文学和历法学。
由此可以看出,空间方位与早期人类的生活切身相关,同时亦可看出,殷人把崇拜方神放在极其重要的地位。
古人对于方位的重视还从赋予方位以象征意义的活动中反映出来。
而这一点恐怕与空间意识的发生在人类心理上造成的巨大冲击有关。
从《吕氏春秋·圜道》对“方”的说明中能看出,“方”与“秩序”存在着某种关联。
意识到“方”也就在混沌之中发现了“秩序”,在一个动荡不安的世界里找到了稳定感。
空间意识也在此意义上能够作为理智上的启蒙,使“光”具有了真正的意义,让世界开始显现它的地平线。
空间意识的发生,或许可以用太阳从黑暗中升起相比拟,它在人心理的造成的巨大冲击或许不亚于第一道光线射来时给人带来的惊喜与颤栗。
也许正是因为此,方位观念才能逐渐积淀为一个无法超越的“情结”,以不同的形式反复显现。
如《中国神话哲学》所提到的“黄帝四面”,《罗摩衍那》中“四面大梵天”,以及不同文化形式当中的数目“四”和十字形、方形构图等神秘符号,都是与四方位空间观念相关的原型。
[8](P223)就汉民族来说,空间方位情结或许还有另一个极其重要但往往被人忽视的显现,那就是中国汉字的方块结构。
汉字作为一种“方块字”的特征,每每被人提起,但很少有人谈到方块字的“方”形结构是否与古人对空间的理解、与四方观念有某种关系。
中国文字最初是“本于象形”,如果说,最初的象形字每一个具体的字象,来源于对空间中存在着的具体物象的观察、领悟和模仿,而古人对于方神的崇拜和四方观念,则很可能投射到了作为文字整体形式的方形结构中。
就象北京天坛用圆形地坛用方形,来隐喻天圆地方的观念一样,汉字采用方块结构,或许正是方位空间观念的象征。
而这种方块结构也最大程度地满足了古人对于秩序和稳定的追求。
正因方位观念具有象征意义,每当国家初建的时候,第一件大事便是“惟王建国,辨方定位”,(《周礼·考工记》)而且把“教之数与方名”(《礼记·内则》)作为教子的首要内容。
在这里“四方”不仅是一种物理空间秩序而且是社会秩序的象征。
空间正因为它与秩序相关,它才能给人以稳定感。
古人在心理上对稳定和秩序的渴望,都会对时空意识产生深刻的影响。
而“方”也因此被附加上许许多多的神秘意义,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
而这一切,都使得四方观念向四时观念的渗透,具有深厚的的心理基础。
如果把商代“四方说”置于这样一种背景下来理解,或许会发现,用“四方风”暗示性地表达“四时”观念,并非是一个单纯的偶然现象。
它或许正体现着我们祖先的个性和偏好,折射出深刻的空间方位崇拜的心理内涵。
人类学、神话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原始人的时间观念的发生晚于空间定向观念的发生,原始语言中用来标志时间的符号往往借用原有的标志具体空间方位的已有语汇。
著名语言学家沃尔夫就曾明确指出这一点。
现代的发展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在个体心理发生过程中,时间意识的形成晚于空间意识。
由于空间意识是以视觉表象为基础,它要比看不见摸不着的抽象时间更为具体直观。
[8](P208-210)我国一些学者有关古地理的研究成果,也得出类似的结论。
如王昆吾先生通过对古神话中“黑水”、“昆仑”、“蓬莱”的辨析考证指出:
这些地名具有想象的性质,它“源于古人关于太阳运行、生命循环的一些特殊观念”,用具体的物名(这里指是空间地名)“来表达抽象观念,是中国文化在某一早期阶段的特征。
”早期人类正是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建立空间和时间的知识,“使得原始的地理学、天文学、历法学得以产生”。
[9](P89,107)从这个意义说,这些空间地名实际上是一种“隐喻”,这种思维方式就是一种空间隐喻思维。
尽管我们不能断定在甲骨卜辞中有四方名而无四时专名正是这种规律的显现,但不管在商代四时观念是否达到和四方观念同样成熟的水平,空间观念要比时间观念具体更易于把握却是不争的事实。
古人用“四方”反映“四时”,借用较具体的空间方位概念的已有语汇,去暗示性地表达时间观念的思维方式和言语行为,实际上可以被视作是一种“文化隐喻”。
四方风可以看作是四时的“隐喻”。
这里的隐喻,不是一个修辞格问题,它作为文化隐喻,主要是一种包含着“语义的转移和借用”的范畴本身的创造活动。
隐喻在这里的功能也不是润色词语,它是真正的“进入到另一个起源之中”,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活动。
就象大多数学者所指出的那样,这种隐喻“它本身就是一种认识力量,它能够引导和误导思想,甚至于从根本上组建它的结构。
”[10](P76)从这个意义上说,“四方风”隐喻也是一种真正的创造性活动,它的发生虽有客观物质根源,但它又具有创造思想和观念的能动作用。
这也就意味着,当古人用“四方风”去隐喻性地反映四时观念的时候,空间虽也面临时间化,但更主要地是时间具有了被空间同化的可能。
因为古人是以理解空间的方式去理解时间,四时的观念必然会带上四方观念的色彩,具有了由四方风的隐喻所创造出来的、一种类似于空间观念的结构和特征。
古人的时间观念也因此被空间化了。
它无疑隐含了后来阴阳对反、循环往复以及与视觉有关的空间化时间观的形式根源。
同时,风总是从某一“方向”刮来的风,东风和西风,南风与北风,对雨量、对收成有着不同的影响,让古人感到敬畏和神秘的是风来的“方向”,就象对日出和日落的地方充满敬畏一样。
“风”总是和“方”向联系在一起,即使在今天风仍然具有对“方向”的隐喻色彩。
由此看来,艾兰关于“四方”是神灵之乡,是“四风”住所,萧良琼等人“四方风附属于四方神”、“风是受方位神管辖的”[5](P223)解释是有道理的。
而四方风作为四时的隐喻,也就决定了四时对于四方、时间对于空间的从属关系。
或许这正是“四方风”的隐喻所创造和暗示出来的古老的“宇-宙”“空-时”意识。
在这里,时间寓于空间之中,就象宙寓于宇中。
空间主导着时间,时间被空间化了。
同样,空间也感染上时间的某些动态特征。
古人没有兴趣也没有能力对二者进行分解离析式的考虑,空间和时间在人们的生活实践和想象活动中,相互渗透,融为一体。
因此,我们通过一番探本求源的梳理,看到了一些与人们通常所说的重时轻空的宇宙意识不相一致的特征。
尽管这些特征,没有明确的表述体系,处于一种需要借助于文化阐释才能彰显的状态。
虽然人们也不能论断通过有限的材料能够得出绝对性的结论,但至少从象形字的空间性、方神崇拜、方位隐喻思维等一些重要的侧面反映出,中国古代并不轻视空间,在那个古远时期,“方”甚或具有凌驾于时间之上、至少也是不亚于时间的重要地位。
二
时间作为“内在直观”的理智形式,它显然比能从外面进行直观的空间形式更能成为理性和抽象的标志,随着理性的进程,古人便越来越意识到时间问题,有了许多说明时间重要性的文字。
人们往往据此认为,中国古代“重时间轻空间”。
但实际上,古人对空间的重视、空间对时间的影响始终没有被消泯。
它已成了一种超越具体的语言表达的东西,内化为一种深层心理结构和思维模式,对古代的宇宙时空观念起着潜在的模塑作用。
这一模塑作用主要是通过《周易》阴阳八卦和五行的分类配位体系表现出来的。
八卦代表八个方位,并与四季相配合;五行观念中的五行配五方、配四季。
在“四方说”中,四时是蕴含在四方之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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