柏拉图理想国读书笔记Word文件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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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得有一次我与邓晓芒先生闲聊“圣人”与“智者”的区别。

邓先生表达了这样的大意：

圣人与智者无疑都是聪明人，都能戳穿那层导致神秘感的窗户纸;

他们的区别在于智者在戳穿那层窗户纸之后乍乍呼呼，忙于向众人宣示自己发现了隐藏于窗户纸背后的“真相”，而圣人则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入在糊窗户纸上———把那层戳穿了的窗户纸小心翼翼地再次糊上，不是忙于宣示什么，而是决意把看到的“真相”隐藏起来，且精心地准备着一套万难识破的“谎言”。

柏拉图没少嘲弄当时那些乍乍呼呼的“智者”，而且郑重其事地编织着“高贵的谎言”，看来柏拉图是以“圣人”自居的，干的也是“圣人”的活计。

　　那么，柏拉图戳穿的是一层什么样的窗户纸?

他又看到了什么样的“真相”?

说柏拉图戳穿的是政治的那层窗户纸大概不会引来歧义，政治意味着共同体的生活，意味着共同体生活的基本秩序，意味着共同体基本生活方式的选择。

离开共同体的生活，人将不成其为人，有如先秦大儒荀子所言，人之所以能够无畏于虎豹豺狼的利爪，因为其“能群”;

“无序”或者“失序”都不可能有共同体生活，这就意味着对基本生活方式的立法决断和权威维护。

由此看来，政治家和立法者是人的生活世界须臾不可或离的，“群龙无首”是有悖人世常理的。

　　可严格说来，这算不上是一层窗户纸，更无需“圣人”和“智者”来予以戳穿，因为它是透明的。

柏拉图戳穿的那层政治的窗户纸的要害在于“同舟”却难以“共济”，由此导致覆舟于汪洋大海的致命危机———那群水手都不再各司其职，都不再听命于船长，都自认为比船长更高明，都各自心怀鬼胎而又将船长当成共同的敌人。

柏拉图戳穿这层窗户纸所看到的“真相”是：

不是彻底否弃“哲学王”，而是人人皆以为自己才是“哲学王”，人人都在争当“哲学王”;

不是彻底否弃“立法”的重要性和“法律”本身的必要性，而是人人皆以为自己才是高明的“立法者”，尤其是人人皆以为惟有自己为王才能更好地坚持“以法为治”，将颠簸于茫茫大海中的航船安全地驶向宁静的港湾。

　　换言之，柏拉图看到的“真相”在于，“法治”被颠覆的最大力量就潜藏于其自身之中。

因为有如柏拉图聪颖无比的学生亚里士多德所说，法治要义有两端：

一是法律为共同体所有成员一体遵循;

二是为所有成员一体遵循的法律本身是制定得最好的法律。

很明显，问题的关键在于什么是“最好的法律”，这正是那个始终动荡不安的幽灵，柏拉图戳穿那层窗户纸看到的其实就是这个幽灵的“真相”：

为了共同体的生活秩序，法律的存在是必然的;

但对法律的遵守却未必是人人自觉自愿的选择，倒是常常将规避法律，或者诅咒因违法而必定遭受的法律制裁的理由归结为这法律不是“最好的法律”。

　　柏拉图决意不让这个幽灵公然现身，他要把戳穿了的窗户纸再次糊上。

于是乎他不像智者那样高喊：

大家看啦，看看别人，也看看自己，谁不想当哲学王?

这一声高喊很有可能搞得人人面红耳赤。

柏拉图不嘲笑“哲学王”，相反地，他将“哲学王之治”确立为政治共同体第一种近乎神圣的选择，之所以说是“近乎神圣”的，是因为“哲学王”无论在身体上还是在灵魂上都近乎完美，是集高超的政治技艺和立法智慧于一体的人，准确地说简直就是神人。

在那部被视为倡导“人治”的《理想国》中，柏拉图详细地讲述了培养伟大的“哲学王”所必需的“教育大纲”和“必修科目”，包括体育、诗歌、音乐、天文、数学、哲学、神学等等，真所谓“德、智、体、美全面塑造和发展”。

对于“哲学王”的这种尽善尽美、至真至纯的金刚之身和不朽灵魂的锻造，即便有人提出异议，其异议的合理性根据也必定在于怀疑作为血肉之躯的有限存在者———人是否有可能达此境界，人毕竟不是神!

　　其实，柏拉图呼唤的正是人们的这种“异议”，他甚至明确告诉人们自己讲述的是“高贵的谎言”，高贵者在于人心不死，始终鲜活思进，怀想至善的理念，以便能够制定出“最好的法律”;

而“异议”难道仅仅是针对“王者”而发，难道不是包括“王者”在内的人人也不能自免的“反省”和“警戒”?

王者非人人能为，而为王者亦非事事能为;

人人皆有限，事事应有度。

看来为了人世间生活的正常运转，我们必须得有“退而求其次的选择”了———“当城邦中找不到一个在身体和灵魂上一开始就高于同侪的王者，就像在蜂巢中找不到蜂王一样，那么〔我们〕就必须聚拢来，写点东西，〔以此〕来追寻最真的政制的踪迹”。

这决非无奈的退却和下降于平庸，而是基于人的有限性判断所必定作出的正确选择。

　　人世间的“真理”———厉行法治———就在这一正确的选择中显现出来了：

我们“必须聚拢来，写点东西”———为我们自己的生活秩序立法创制，我们自己就是“立法者”;

作为立法者，我们不可能制定出完美无缺的法律，而人人皆以为自己乃是“哲学王”其实没有什么不好，值得人人自省的倒是自己是否真正具有“哲学王”高贵的精神品质，这一精神品质的最起码表现正在于遵守自己创立的法律，绝不能因为不是“最好的法律”而自行超脱于法律的规制。

　　在此意义上或许可以说，柏拉图的“理想国”乃是伟大的“法治国”，他所编织的“哲学王之治”的高贵谎言，召唤的其实是伟大而赋有尊严的护法者和守法公民!

柏拉图理想国读书笔记　　这是激动人心的一部分内容。

其一是因为全卷都是与教育相关的内容，在看的过程中收获很大;

其二通过本章的阅读，我的专业归属感又大大加深，学习纯粹数学是获得理性、通向真理的最佳途径;

其三是在本章中，柏拉图终于在教育对象上实现了一定程度的男女平等。

　　本章我花了最多心思去研读的是教育对人才的筛选过程。

这不仅是个人成长的重要过程，也是一个与政治紧密联系的过程。

在人才筛选的最后一步中，实现了人才筛选与教育目的及政治目的的统一。

从10岁到50岁，是哲学家的长成之路，也是平凡者的沦为平庸之路，考虑到这一点，我就突然觉得教育的意义实在是太重大了。

柏拉图理想国读书笔记　　汪子嵩先生主编的《古希腊哲学史》第二卷第三编第十八章名曰《国家篇》，其第三节《摹仿和诗》中有一个小标题为：

哲学与诗的“争吵”。

在两千来字的叙述中，所论无非是以“摹仿说”对诗人（艺术家）进行贬低，以及诗人主要满足灵魂中的“爱情和愤怒，以及心灵的其它各种欲望和苦乐。

”　汪子嵩先生特别指出，“柏拉图在这里说的是情欲，而不是以前所说的灵魂中的激情”，　诗哲之争即“理性与情欲的冲突”。

继而得出一个结论：

“柏拉图以社会效果为标准，将理智和情感完全对立起来，抬高哲学而贬低诗和艺术。

”

　　汪子嵩先生的评述有矛盾之处，先说理智与情欲的冲突，后说是理智与情感的对立，在前后分别使用了情欲与情感两个名词，并将情欲与灵魂三分说中的激情划清了界限。

关于灵魂三分说，北大哲学教授赵敦华先生有个经典论述，即理性（理智）是灵魂的最高原则，与理念相通;

激情是理性的天然同盟（为合乎理性的情感）;

而欲望则是专指肉体的欲望，欲望低于激情。

　结合赵教授的论述，我猜忖汪子嵩先生想表达的是诗哲的冲突不是理性与激情的冲突，而是理智与欲望的冲突。

而将诗指向为欲望（肉欲）则未免偏颇，前面已经梳理了柏拉图对诗人的主要归咎，即为诗人缺乏社会责任感——即创作时不追求真理与善，反而专注摹仿偏离理性的东西。

因此诗人的作品则呈现情感泛滥（如荷马懂得并迎合人的自然激情），听者与观者则沉溺于被诗人营造的悲伤与快乐中，以纵欲戕害理性。

若以“灵魂三分法”去解释诗哲之争，则难免落入片面化的窠臼，我们难以探索出我们所需的答案。

因为灵魂的各部分与各种德性相对应，同时也是政治等级关系的基础，其核心指向并非为对诗歌的诘难，如欲望对应的是节制，理性的欲望被称为爱欲。

　　若想探索出答案必须从“诗之罪”的角度出发，既然诗人乏德，诗歌是摹仿术，艺术又与真理间隔了两层，那么诗人自然不具备言说真理的权力，人类知识的解释权自然落到哲学家上。

柏拉图不仅要颠覆诗歌的王者地位，还要将诗人驱逐出城邦——与古老的诗歌相比，柏拉图时代哲学还处于弱势或是从属的角色，那时代诗还是人认识世界最主要的载体，传诵着荷马的史诗，观赏着索福克勒斯等人的悲剧。

布鲁姆在《王制释义》中论及哲学与诗之争的本质称，“理性是借以对抗笑声和怜悯唯一的工具”。

　而笑声与怜悯是诗人在尚未给予人一种平衡的情况下赋予的，荷马的诸神恰恰就是“鼓励和满足人的灵魂的怜悯部分的诸神”。

　　据此，诗哲之争当是理性思辨与感性显现的斗争，诗在本质上属于想象力，一种可能与理性作战的能力，柏拉图要挑战诗这棵参天大树。

　　诗哲之争，常被视为逻各斯（Logos）与秘索思（Mythos）之争，这于中国则是一个著名而又陌生的论断。

说其著名因出自德国古典学家威廉•奈斯特尔（WilhelmNestle）的学术名著《从秘索思到逻各斯》，他将"

μῦθος"

（Mythos）与λόγος（Logos）分别指为神话（诗）与理性（哲学），并论述秘索斯逐步为逻各斯所取代，使得西方的思维方式由具体变为抽象。

说其陌生，逻各斯耳熟能详，而秘索思在中国则是一个尘封遮掩的话题，直到90年代由陈中梅先生提及“M-L理论模式”，　才逐渐被人熟知——即逻各斯（Logos）与秘索思（Mythos）作为两个“元概念”，形成了西方文化的两大基质。

秘索思指向“任何以虚构为特征的文化现象”　与代表理性与规律性的逻各斯形成对峙关系。

　　M-L之争也被视为真与假之争，逻各斯代表了真实的叙述，而秘索思代表了虚构的叙述，也是因为此，柏拉图将诗人称之为摹仿者。

柏拉图对诗人的驱逐的背后是逻各斯试图取代秘索思的诉求，表达了以柏拉图（苏格拉底）为代表的哲人试图通过理性分析（逻各斯）认识世界的宏愿。

前面我们已经论述柏拉图对于诗人的态度不是“一刀切”，而是“有所留，有所除”，为他所允许的诗（神话），融入了（或符合了）他的政治理想，也就是在柏拉图看来，逻各斯与秘索思并非是完全对立的，秘索思可以作为实现理性的载体，即被合法化的灵感诗。

稍早于柏拉图的巴门尼德认为真理是逻各斯的核心，而逻各斯由秘索思所道出，即以诗作为主要形式的希腊文学乃是希腊哲学产生的摇篮。

其残篇《论自然》中借真理女神之口传达了，感性具有欺骗性，理性才是真实的。

而与巴门尼德同处于公元前五世纪的埃斯库罗斯与索福克勒斯开始用逻各斯来指代神示。

柏拉图以“神是善的原因，不是一切事物之因”来规诫神话（诗），诗人不可妄自借神的身份来为自己代言，而应是为神代言，即被神灵附体——灵感诗为真，摹仿诗为假。

　　通常认为，柏拉图思想中的‘理念’就可以视作‘逻各斯’这一概念的变种——尽管柏拉图并未使用逻各斯这个术语。

而德里达对西方哲学总的裁决，即从柏拉图滥觞的逻各斯中心主义（（logocentrism）　。

而据李川先生《的“秘索思”》一文考证，秘索思一共在《理想国》一书中则出现了19次，　英译者大多翻译为tale/story/fable，　在汉语语境中都被对译做“故事”或“神话”，然神话（故事）又分为两种，“一种是真的，一种是假的”（376E）——秘索思（故事）“从整体看是假的”（377A）。

而就教育而言，“接受他们编得好的故事，而拒绝那些编得坏的故事”（377C），坏故事自然是指多次提及的描写神及英雄人物恶行的诗，此为诗人的虚构与谎言，而城邦“不需要诸如此类的谎言”（381E），柏拉图假苏格拉底之口反诘道，“难道神明会说谎欺骗，在言行上对我们玩弄玄虚吗?

”（381E）柏拉图（苏格拉底）并不是彻底排斥及否定秘索思，而是想提升秘索思的“教化价值”。

符合他对理想城邦的构想，也就是我们反复说的对诗歌立法。

柏拉图承认荷马史诗中有很多是可以赞美的，但有一件事情是绝不可以被称赞的，也就是诽谤诸神。

　　用逻各斯改造秘索斯，是柏拉图的诉求，使之不再为脱缰的野马，肆意妄为，而是作为驾车的战马，束缚于车夫，束缚于逻各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