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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人死为鬼神的观念,成为佛教轮回说被中土人士广泛接受的基础。
3)西周开始,随生产和文化的发达,形成了以人为本、鬼神为次的思想和制度。
《礼记》:
周人尊礼尚施,事鬼敬神而远之,近人而忠焉。
——统治者改变了殷商首重敬事鬼神的制度,将伦理教化及调节人际关系的“礼制”等人事置于首位,将人民的思路导向现实生活的人事,逐渐形成了华夏民族现世主义的人生态度和政治伦理为中心的文化形态。
4)至人智大开、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代,与同一时期印度思想界诸家多以个人解脱的宗教性追求为旨不同,中国的诸子百家,虽然也还承袭自古相传的鬼神观念和祭祀制度,但对此类问题多存而不论,对人死后生前的问题无多考虑,其思考的着眼点,都在于现实社会的政治和伦理教化,及以政治、伦理教化、个人修养为一体的所谓“内圣外王之道”。
✓儒家持理性实用主义、功利主义的生死观,眼光不出政道人伦圈子。
✓道家哲学思考的落脚点也不离现实人事,持自然主义的生死观。
✓先秦诸子中对鬼神问题最为重视的墨子,虽然撰有《明鬼》篇论述鬼神无处不有,提倡“尊天事鬼”,但其出发点,也和儒家、道家一样,仍在政治和伦理教化,其提倡事鬼,旨在利用鬼神在冥冥中鉴察人善恶而行奖罚的民间信仰,有效地进行社会教化,督促人们自觉按社会的伦理规范约束自己,不出所谓“以神道设教”的立场。
5)到了汉代,随文明的进一步发展,及沿“近人”的路子思考的深入,伦理现世主义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儒、道两家打出“贵生”(《孝经》)、“重生”(《太平经》)的旗号,成为逐渐形成中的汉民族人生观、生死观的标帜。
贵生重生,肯定、挚爱人生,思考范围、价值取向只着眼于现实人生的世俗生活,成为汉民族根深蒂固的民族文化心理特质。
2、佛教生死观与本土生死观念的碰撞
儒、道等诸家的哲学思考,形成了天人合一、辩证取象,以道、太极、元气、阴阳、五行、八卦为结构的模式,成为诸家共同的哲学框架。
在此一前提霞,思考生死、身心问题时,中土的知识阶层中,便产生出一种主张人死神灭的无神论思潮,这股思潮涌流不绝,渐趋澎湃。
佛教输入后,遂将其批判的矛头对准佛家的轮回、因果报应说,成为佛教在华弘传的强劲阻力。
就人死神灭与否的间题,佛教徒与无神论者展开过多次论战,将中土人士对生死问题的思考,推向深化。
汉民族现世主义的人生态度,使在中土流传的一切思想都不得不受其制约,使儒学始终以政治伦理为中心,使道教以长生不死为信仰,使佛教主流禅宗以顿悟成佛、当念解脱,获得一种洒脱、超然的生活艺术为特质。
佛教入华后,中土思想界基本上为儒、佛、道三家鼎立的格局。
三家的生死观,免不了在互相吸收融摄、互相排斥斗争中发生相互作用。
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死观,大抵出入、依违于三家之间,接受佛家生死轮回、因果报应说者固然不少,但以儒家、道家思想为本者居多,不少思想家持理性实用主义、自然主义的生死观,虽然也免不了吸收佛家哲学观、心性论等思想因素,却多排拒、反驳佛家的生死轮回说。
道教则对佛家生死观多所吸收,用以组织、改造自家的教义体系,然尚有其独具特色的生死观。
自远古以来的鬼神观念、祖先祟拜,则以民间为基地而流传不断,并与佛家、道教生死轮回、因果报应、鬼神之说杂糅为一,通过家教、民俗、寺庙、传说、文艺等多条信息渠道,默默地储入一代代中国人的心灵。
第二节儒家的功利主义生死观
源出周期专司礼制(宗法等级制度仪礼)的“司徒”之儒家,独得周朝“尊礼”、“近人”道统的正脉嫡传。
1、孔子的生死观
孔夫子,是儒家“先师至圣”,生于周室衰微、“礼崩乐坏”的乱世,,一生以“克已复礼”——教化已不守旧制的世人克制自己、回归周朝礼制,为自己的使命。
孔老夫子对周礼向往至极,衷心赞叹:
“郁郁乎文哉!
吾宗周。
”(《论语·
八佾》)——以梦见周朝开国元勋、礼制奠基者周公为最大的幸福。
他老人家一生唯以天下大事、万世功业为念,孜孜奔走列国,授徒编书,人生态度可谓积极至极,树立了儒家阳刚进取的人生态度的身教典范。
1)存而不论
对于人事以外的玄学问题、生死灵魂之秘奥,孔子没有多少论述,当然,这种不论述,是一种经过理性审视的理性实用主义,与释迦之不回答“十四无记”问题有某种可相比较之点。
孔夫子对生死问题、鬼神的理性实用主义态度是:
“未知生,焉知死!
”
“未能事人,焉能事鬼!
先进》)
意谓人应把心思用于实实在在的人生问题上,不应过多考虑那些人智不可能解决的死后去向、鬼神问题
2)敬而远之
孔夫子拒绝谈论怪、力、乱、神等神秘现象,对“六合之外存而不论”。
但对周期传统的事鬼敬神之制,还是俨然维护的,教人:
祭如在,祭神如神在——当作鬼神就在面前,恭恭敬敬依古制民俗亲自参与祭祀鬼神,不可马虎,尤其敬畏天神,谓“获罪于天,无所祷也。
”只不过遵依周朝的原则,对鬼神“敬而远之”,耻于堕入那种鬼里鬼气的巫觋之流。
孔夫子读不释手的,是《周易》,这是依神明而行卜筮以占验吉凶之书。
看来,孔子绝非无鬼论、无神论、人死断灭论者,不过他不想当、也称不上鬼神问题的专家。
2、抗拒死亡的方式
富阳刚之气的儒家,面对人不可能回避的死亡威胁,当然也会有所抗拒。
1)最核心的抗拒方式:
在现实人生的积极进取中去创造“不朽”。
《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载叔孙豹之言基本表达了儒家创造不朽以抵抗死亡的方式:
太上有立德,其次有立功,其次有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
三种不朽中:
第一等,立德,指由“内圣外王之道”修养,实现道德圆成,以一种高尚的精神超越死亡,留给后世一个永恒的人格楷模。
这被儒家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其重要性在生命之上,当道德圆成与生命发生矛盾时,应“杀身成仁”、“舍生取义”,舍弃低等的肉体生命,获取至高的道德“仁义”之成就。
孔于还有名言:
“朝闻道,夕死可矣!
”(《论语》)——以道义和真理为人生的最高价值。
在这种精神感召下,中华民族的一代代优秀儿女、民族精英,为道义、真理、民众利益毫不犹豫地奉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表现出“与天地并存、日月并明”的祟高精神,文天样“人生自古谁无死?
留取丹心照汗青”的诗句,是这种精神的典型写照。
次一等,立功,指做出辉煌业绩,功垂天地,惠及后世,象孟子所赞颂的大舜一样,“创业垂统”,“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
”(《离娄》)这种精神也是积极的。
第三等,立言,谓著书立说,留下思想与后人作精神财富,此亦有功于世、堪称不朽了。
不管这三种创造不朽的方式是否真能使人不朽,这种积极的人生态度,高尚的价值取向,无疑是有益于社会人生的,是儒家思想、中华民族传统生死观的精华所在。
当然,若执着于德、功、言不朽的物质性,则势必要降而为“立名”,孔夫子即有言曰,“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焉”,这就庸俗多了。
以“雁过留声,人过留名”为人生价值者,恐怕无多高的德可立,也不会做出多大真正有益于世的功业,因为他关心的只是自己的名字。
有人甚至为自己姓名的不朽,“纵不能名扬千古,也要遗臭万年”。
今天在中国的旅游、风景名胜区的树木竹石上触处可见的“×
×
到此一游”,大概便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称”的古训不无瓜葛。
2)第二种抗拒方式
儒家创造不朽的另一重要方法,是通过子孙、家族的嗣续以达到不朽。
对于不可能立德立功立言、留名千古的绝大多数芸芸众生而言,这显然是最为现实的战胜死亡的方式了。
只要不是性无能,即使白痴也有这种本事。
这是所有动物都具有的延续自己生命的本能,不少昆虫的唯一使命似乎便是交配以繁衍后代,复制自己的种类,雄虫往往在交配完成后精殚力尽,奄奄待毙。
儒家,把这种动物的本能道德化、制度化、礼仪化,产生了社会伦理规范的基石——孝。
“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无能力或未尽职分生子延嗣,被视为最大的不孝,妇人不生育或未生男孩,会受到家族和社会群体的卑视。
“断子绝孙”,被中国人看作最恶毒的诅咒。
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相关联的正面价值观念是“福”,福、禄、寿三星并列,集中代表了中国人的人生价值观。
福,主要指多子,子孙成群、数世同堂,被当作人生的最大幸福和荣耀。
这种价值观念代代相传的成果,当然是以世界第一人口大国称雄,然繁衍至今,人满为患的烦恼,也成了政府和国民难以卸除的沉重包袱。
3)第三种抗拒方式
儒家抵抗死亡的第三种方式,是颇带哲学气味的实用自然主义的“重生安死”的生死观。
这种生死观通过哲学考察,将生死看作一个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不可违拒的“天命”。
《易传·
系辞上传》云:
原始反终,故知死生之说。
——生则有死,如有始则必有终。
汉代思想家扬雄《法言·
君子》据之解释说:
有生者必有死,有始者必有终,自然之道也。
——人必有死,这是自然规律。
理智的、现实的态度,是认识到天命、自然之道的不可违逆,对死亡一事听天由命,“生则乐生,死则安死”,快快乐乐地生活,安安然然地死去。
但儒者们尚非庸人式的安生乐死,《礼记·
檀弓》曰:
君子曰终,小人曰死。
君子之死,是尽到职分、圆成道德,完成做人的使命后,安然而死,这叫做“终”(使命的完成),与凡庸小人轻于鸿毛的死是不同的。
如孔子弟子子贡,自觉尽到了各种责任,将死看作休息,《荀子·
大略篇》云:
君子息焉,小人休焉。
与小人们“完蛋”意义上的死大不一样。
另一孔门弟子曾子在临死前尚不姑息苟且,“得正而毙”(《礼记·
檀弓》),将严正的品性保持到最后一息。
2、孔门后学的生死观
孔门后学,率多以这种理性自然主义的态度对待生死。
1)、宋代理学大家之一张载说:
“存,吾顺事;
没,吾宁也。
”(《正蒙·
干称》)——活一天便好好做人,死到临头则平静安然,不畏不拒。
2)朱熹也是同样信念:
人受天赋许多道理,自然完具无欠阙,须尽得这道理无欠阙,到那死时,乃是生理已尽,安于死而无愧。
——生时保全人天赋的善性,具足仁义礼智信,到死时无愧于一生,安然而死。
3)王船山:
认为禽兽与人死亡的区别,在于禽兽患死(怕死),不知哀死,人则知哀死而不必患死。
死虽不足惧,但实在是一件可悲可哀的事,所以儒家重视丧礼,以表哀戚。
既然哀死,则死毕竟不是一件痛快事吧。
3、与佛教的比较
儒家的这种自然主义达观生死观,在佛经中也可以发现相似的说法,如《杂阿含》卷三十第855经佛言:
夫生者有死,何足为奇。
但佛是就证得果位、亲见不生不死涅槃的弟子之死而言,儒家则仅就尽到了做人的职分而言。
对于佛教超出生死、期求涅槃之旨,儒家人士尤理学家们,从功利主义、自然主义生死观出发,多持否定态度,指摘佛家以人为违背自然天理,徒然“患死”而未识透生死为自然规律,更反对佛家之出世、出家。
宋明理学家虽多受惠于佛学,带有浓厚的释道气味,但对佛家生死观的主旨却多所非议,还往往拾取佛家词句来指斥佛家。
如胡五峰说:
释氏之学,必欲出死生者,盖以身为已私也。
指摘佛家汲汲于了生死,乃出于自私,把自己的身家性命看得太重要,不知“天道有消息,故人理有始终,不私其身,以公于天下”,不知应将自身看做天下公物。
他用佛家的词句,摄取佛家“即事而真”、“当相即真”之说,《知言》批评佛家说:
四大和合,无非至理;
六尘缘影,无非妙用,何事非真?
何物非我?
生生不穷,无断无灭,此道之自然,又岂人之所能为哉!
论证生死乃自然之道,指斥佛家出生死为私、为邪。
殊不知佛家出生死的精义,在于如实观俗我之无我、空,“以身为己私”,正是佛家着力破斥的我见。
佛家说一切皆真,是对认四大六尘为真的“妄想”作绝对否定后的绝对肯定,胡五峰则直接认四大六尘为真。
王阳明《传习录》谈论生死问题,口气更近禅师:
学问功夫,于一切声利嗜好,俱能脱落殆尽,尚有一种生死念头,毫发挂带,便于全体有未融释处。
人于生死念头,本从生身命根上带来,故不易去。
若于此处看得破,透得过,此心全体方是流行无碍,方是尽性至命之学。
以心之全体融释与生俱来的对死亡的畏惧,达到对生死无芥蒂于胸中,虽然有取于佛家的心性论和禁欲主义,其立足点仍不离儒家传统的自然主义生死观。
第三节道家的自然主义生死观
道家之学,据称源出周代史官,其职份在深研历史,为现实政治提供教训和理论指针。
1、老子的生死观
道家创始人老子,顺应时代思潮,将由来依卜筮而得的“天道”移植于理性玄思,将贯穿于自然界万事万物中的法则意义上的“道”,奉为高于天帝神鬼的至上原理:
所谓“以道莅天下,其鬼不神”,道“神鬼神帝”,强调道比上帝鬼神还要神。
老子也是存而不论,其着眼点也在于现实的人事。
老子看到了人“出生入死”的悖论,以“长生久视”、“死而不亡者寿”来抗拒死亡。
如何长生久视、死而不亡?
老子没有像儒家“身殁而道存”那样的明确回答,只是从对“道”的思辩,强调一切成功,包括长生久视、死而不亡,皆在于效法自然之道:
天地之所以能长久者,以其不自生,故能长生。
——若想如天地那样长生,就要取法天地所以能长生的诀窍——“不自生”,不主观地生灭妄动,始终以自然为本。
谷神不死,是谓玄牝——那不死或死而不亡的东西,是虚而空灵的精神,那是像母性一样,能出生化育物类的万物本根。
欲令自己的“谷神”不死,当保持自心的空虚灵明,恬淡寡欲,去奢去泰,致虚极,守静笃,进行类似禅定的调心调息的锻炼,以与道相契合。
要把自身小我看淡乃至忘舍,“外其身而身存”,“吾所以有大患者,为吾有身”,如若以身为外物,保养谷神,自然便实现了精神不死。
这些原则,奠定了道家以道为本超越死亡的自然主义生死观的基础,这种以自然(本有)的精神不死为特质的自然主义,与儒家顺天安命的自然主义生死观颇为不同。
2、庄子之生死观
道家之学到了庄子,着眼点从政治哲学转移到个人精神修养,有追求个人精神解脱自由的明确目标。
1),生死本质
庄子是对生死问题论述最多的中国古代哲学家,他从浩渺宇宙、万物一体的广大视角俯窥人生,提出了生死的本质与人生之归宿问题:
“死与生与?
天地并与?
神明往与?
芒乎何之?
忽乎何适?
”(《天下》)——生死匆匆,前路茫茫,心灵的归趋,究竟往何处?
庄子看到了生死乃理数、天命之自然:
✓“生之来不能却,其去不能止。
”(《达生》)
✓“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
”(《德充符》)。
✓“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
”(《大宗师》)
有生必死,是人为不可改变的事实,就像有白天必有黑夜一样,是人力不可以逆转的天命。
2),生命之可悲
庄子深刻反省人生的意义和价值,看到了芸芸众生们生命之可悲: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薾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
人谓之不死,奚益?
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齐物论》)
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
一入胎受精以后变成这个形体,生出来就有生命了。
然而,“不亡以待尽。
”出生的第一天,觉得自己是活着,实际上活着干什么?
在等死。
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
——
生命活着同外界万物的一切,彼此像刀一样互相在争斗,互相在克制,也互相在欺骗。
“相刃相靡”这个道理,按中国文化的阴阳家所说,就是生克的变化,互相相生,又互相相克。
也相当于道家讲的:
“天地是万物之盗,人是天地之盗”。
所谓“盗”,修道的人就是小偷,什么打坐炼丹,打太极拳等等,都是把天地之精华偷到自己这里来。
但是要注意,我们的父母加上我,三个人联合起来偷了天地的精神,然后有了我这个生命。
这个活着的身体像马一样,一天天向前,向尽头很快地走。
你想把生命停留在现有状况,永远做不到的。
这看来是多可悲啊!
这一段话看起来很消极,不过不要听庄子的,也并没有那么惨。
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萧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
人生一辈子都忙忙碌碌做什么呢?
庄子这里干脆把内幕都拉开了,一句话:
“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
“役役”,做自己身体的奴隶,做物质的奴隶。
我们一日三餐下厨房,蒸上牛排啊、面包啊、饭啊、面条啊,一天到晚勤劳苦得要命,就是为了这个身体,把它哄饱了以后,等一下又饿了,又要来了,所以是为身体作奴隶。
人活着先是为身体作奴隶,然后为别人作奴隶,为儿女啊,为亲戚啊,为升职啊,“终身役投”,终身都在服役。
结果在哪里呢?
“而不见其成功”,最后是一无所成地跑掉了。
《易经》的坤卦也有一句话,“无成有终”,一生看不到成果。
伹是有没有结果呢?
有结果,儿女讲起当年爸爸妈妈怎么样,总算有这么一个结果,已经是很好的一面了。
“萧然”是形容词,就是这样子;
“疲役”,为生命所奴役,一辈子都在疲劳到极点的状态。
我们真正的归宿在哪里?
找不到。
“可不哀邪!
”上面来一句“可不悲邪!
”这儿又来一句“可不哀邪!
”我们听听,简直声泪俱下了。
生命的价值被《庄子》这一段批驳得一塌糊涂,这个还不算数:
人谓之不死,奚益?
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
假定你修道,真做到了长生不死,有什么用处呢?
就算活一万年,也不过多等了一万年才死。
所以这个形体的生命,毕竟非究竟,不是真道。
为什么说活到长命百岁,乃至长命万岁,没有用呢?
庄子说如果你活了一百岁呀,一百岁的老头子和年轻人的精神完全两样,其实我们明天同今天的精神都会不同,所以昨天晚上,我们几个老朋友坐在一起吃饭的时候,我就讲:
“老了就不去作事情了,想做,但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不耐烦。
这个“不耐烦”就是体能不够。
年轻人对越麻烦的事情越有兴趣,“格老子,非碰它一下不可!
”老了碰不动了,就不行了,这是“形化”,形体的变化。
“其心与之然,”“心”已经随着身体外形变化,体能的消耗,也演变去了。
我们现在看花、喝酒,去跳舞、去听歌,绝不是十几岁岁时听歌的感觉。
“可不谓之大哀乎?
”活长了又何用呢?
长生不死做个神仙又值几毛钱呢?
这是真正的大悲哀。
3)、抗拒死亡的方式
对于儒家所推祟的以身殉名、殉利、殉天下,以求立德立功而创造不朽的抗拒死亡方式,庄子也认为属胡涂之举,说伯夷、盗跖一为仁义而死,一为财死,虽然“事业不同,名声异号”,而其逐物不返、丧失自己真性,“诛生伤性”的本质,是一样的。
庄子当然要找到一种令精神超越生死的有效之道,他以理性审视生死的实质,以“齐一生死”、“以生死为一条”的超然态度解除死亡焦虑。
首先:
在庄子看来,生死存亡,本来一体,是一个本原的展现、生化过程。
生与死就如同一个人身上的脊梁与尻股。
生,只是假借,是尘垢,是一气之流变,一气“聚则为生,散则为死。
”(《知北游》)若再深究父母未生之前:
察其始,而本无生;
非徒无生也,而本无气。
杂乎芒曶之间,变而有气,气变而有形,形变而有生;
今又变而之死,是相与为春秋冬夏四时行也。
(《至乐》)
推溯到诞生以前,是本来“无生”,也无气,从混沌恍惚中产生气,气变化而有形体和出生,生后有死,这就像一年四季的代谢,本出自然。
其次,理智的人生态度,应顺其自然,“生而不悦,死而不祸”(《秋水》)。
这个肉体的生存,本来便没有什幺值得贪恋的,甚至应看作“附赘悬疣”,多余的累赘,死,便如“决剜溃痈”,说不定要比活着更为快活,就像丽姬嫁于晋国,起初还涕泣沾襟,及至与晋国国君同享富贵,才后悔当初白白哭啼。
庄子妻死,庄子鼓盆而歌的故事,传颂千古,成为于死亡达观超然的榜样,这与儒家的哀死大为不同。
《至乐》篇甚至歌颂死亡比当帝王还要快活:
死,无君于上,无臣于下,亦无四时之事,纵然以天地为春秋,虽南面王乐,不能过也。
然而,这只是庄子外在的达观表现,其内在的深意,未必是不分青红皂白地齐一生死,盲目地庆慰死,而是以对“道”的体证超越死亡的理想者、胜利者的达观。
最后,庄子向往那种精神“与道为一”,获得绝对自由,精神超出生死而不屑于考虑肉体死亡的“至人”、“真人”、“神人”。
庄子不仅有成为至人、真人、神人的向往,而且有“与道为一”的具体操作技术“坐忘”、“守道”、“心斋”等:
“堕肢体,黜聪明,离形去知,同于大通,此谓坐忘”(《大宗师》)。
——忘掉身体的存在,屏弃感觉,便与无所不通的道合一,由此便能超越肉体的凡庸人生,将此身的生死置之于度外(“外生”)。
已外生矣,而后能朝彻,朝彻而后能见独,见独而后能无古今,无古今而后入于不死不生。
(《大宗师》)——忘掉肉体生命的存亡,便能大彻大悟,犹如清晨从长夜迷梦中醒觉(朝彻),见到绝对的道(见独),从此便超越时间,不死不生,获得了永恒的生命,超越了肉体的生死。
这与佛家由见真实而入涅盘,不生不死,颇有相通。
庄子认识到人的生命“方生方死,方死方生”,以“无已”、“无待”为获得绝对自由之要,与佛家的核心思想无常、无我也大略相近。
后来不少中国知识分子,便是从庄学出发,归于禅宗之顿悟。
庄子描述的至人、神人的风采,成为后世道教神仙信仰的渊源之一,庄子书也被后世道教奉为《南华真经》。
庄子书中,还有一些似乎可以解释为生死轮回说的语句:
“死生有待”’,“生也死之徒,死也生之始”(《知北游》)
“死生为昼夜”(《至乐》)。
既然生死互相依待,那幺生则必有死,有死则必应还有再生,死亡意味着另一新生命的开始,就像白昼完了是黑夜,黑夜过去还必有白昼,与佛教《本事经》比喻生死相同。
《养生主》篇还说:
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以薪火相传、薪尽而火不灭,继续点燃别的柴薪,比喻生命现象,与佛典中常用以说明生死轮回、死非断灭的比喻相同。
一些以佛解庄者,自然可以解释为生死轮回、相续不断。
当然,庄子的论述过于简略,没能作出具体的说明。
4、后续道教
道教教团诞生以后,道家基本上再未以一个独立的学派出现于世,但历代还是有一些深受道家尤庄学熏陶的知识分子,持类似庄子的自然主义生死观。
如陶渊明诗有云:
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
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
以随顺自然、不喜亦不畏惧的态度对待谁也难免的死亡。
玄学(包括庄学)流行的魏晋时代的士人中,阮籍、刘伶等人,便能“恬于生而静于死”,视死如归,以达观名世。
但他们在精神内涵、哲学思想上要比庄子低好多,没有那种与道为一、逍遥自在的宏大气度。
第四节汉代关于形神关系的思考
在佛教西来之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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