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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是“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

”谁能想到，这个一败涂地的破落亲王，竟然有一天时来运转，继承了他那命运多舛的老爸未竟的事业，终于登上了明帝国的宝座。

1644年3月19日，崇祯帝自尽于煤山。

这对大江南北的明朝诸臣来说，无疑是一个晴天霹雳。

事已至此，原来形同陪村的南京留都的政治作用就凸现出来。

很显然，摆在留守诸臣面前的首要任务是拥立新君，组织政权。

说到血统亲近，福王，桂王，惠王成为不二人选。

而由于福王在三藩中年龄最大，又加上没头苍蝇一样乱跑乱撞，流串到南京附近（淮安）。

比起其他两个远在广西的藩王来，自然近水楼台先得月。

然而事情并没有这么简单。

江南士绅中部分东林党人从狭隘的一己私利出发，以福王昏庸为名，坚决反对。

但内中隐情却要追溯到天启朝时，为反对老福王继统和老福王之母郑贵妃干政，东林党人已和福藩结下不解之仇。

为防止朱由崧登位之后趁机报复。

以东林领袖钱谦益为首，以立贤为名，大张旗鼓地推出了一个莫名其妙的继承人——潞王。

潞王血统偏远，自然缺乏继立的理由。

但他的所谓贤名，却赢得了许多人的同情和支持。

直至今天许多不明内情的人还以为憾事。

其实，抛开潞王是否真贤不说，封建王朝的嫡长子继承制，自有其现实考量。

当时政治以内阁负责，即使皇帝昏庸，负责的臣下仍可以维持政治机构的正常运转。

以局势而论，留都诸臣需要的只是一个形式上的精神领袖。

而并不一定非要雄才大略的贤君不可。

历史上司马睿能偏安东晋，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懦弱无能的君主而已。

关键在于臣下齐心协力。

方能维持危局。

现在以立贤为名抛开福王。

明王朝散居各地，小有贤名及野心才具的龙子龙孙，大有人在。

既然潞王可立，何人不可立？

他们自然不可能要求进行全国范围内的普选，却总有大批的野心家趁机上下其手，借拥立争功。

南明的局势势必将土崩瓦解，一发不可收拾了。

南京的拥立大会正开得热闹不堪之时，远在淮安的朱由崧却慌了神。

作为三大热门侯选人之一，却没有人来请他发表竞选演说，施政纲领。

前来表忠心，搞投机的也寥寥无几。

这一切都使朱由崧感到情况不妙。

而实际上，史可法，马士英等南明重臣一开始就是把他们所挑选和准备拥立的皇帝看作土偶木像的。

不论是谁为君，重要的是不会妨碍他们掌握手中的权力。

从心底深处，曾经天威凛然的皇帝对这些重臣不过是一个象征，一个摆设。

在史可法指出福王不可立的七大理由中，其一就是“干预有司”。

是的，重臣忌讳的正是一个“干预有司”的皇帝。

出乎所有人意料的是，在大家看来脑满肠肥、糊涂昏庸的朱由崧竟走出一着妙棋，一举击溃了南京城内自以为得计的衮衮诸公。

据《南渡录》记载：

“时王（朱由崧）闻，惧不得立，书召南窜总兵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协谋拥戴。

刘泽清素狡，先附立潞议，至是以兵不敌，改计从杰等。

”朱由崧竟懂得枪杆子里出政权的真理，直接向雄踞江北的三镇总兵求助。

高杰、黄得功等人本来就是野心勃勃的流串军阀，见有“定策拥立”的大买卖可做，真是无本而有万利的好机会。

于是一拍即合，甩开他们的顶头上司——正与史可法密商的凤阳总督马士英。

做起了定策元勋。

消息传到南京，所有人无不大惊失色。

马士英老于官场，见自己部将窝里反，想来争也没用。

连忙向朱由崧表白心迹，成为从龙文臣第一人。

史可法一开始还蒙在鼓里，指手画脚的不服，又在写给马士英的信中痛骂朱由崧昏聩糊涂。

没想到却成为落在别人手中的把柄。

随即马士英便带领大军杀气腾腾的护送朱由崧来到南京浦口。

大势已定，满心悔恨的史可法和东林党人也只好接受这个现实了。

朱由崧求助于三镇军阀拥立，对以后的局势变化产生了重大影响。

最直接的作用即是使他自己得偿心愿，顺利地登上了至尊的宝座。

而间接影响，则是江北诸镇以“天子恩人”，“从龙元勋”自居，南京从皇帝到重臣再没有人可以控制这支飞扬跋扈的军队。

从此开了南明军阀勋镇势力尾大不掉的滥觞。

其实，高杰与黄得功、刘良佐等都是出自行伍的悍勇匹夫，其部下各怀心事，却不乏良将猛士。

倘若朱由崧稍有他祖上太祖，成祖的权谋阅历，只要驾驭得当，完全可以在仰仗三镇拥立之时，施加手段影响，使三镇为己所用。

可惜，朱由崧继承了乃父的心宽体胖，却没有继承乃祖的雄才武略。

求助于三镇而得帝位，已算得上是他的超常发挥，想做皇帝心切，一开始就高开了价钱，自贬了身价。

三镇也看清了这位“承天启运”之人乃是阿斗。

从此对他的权威再也不屑一顾。

五月十五日，朱由崧正式由监国登基为帝，一开始，大家见他作风低调，进城时还戴着又脏又旧的角巾，摇着白竹扇，看起来像个和蔼可亲的乡下土财主，并非传说中骄气逼人的纨绔子弟，还自我安慰了一番。

哪里知道其实是这位皇帝半生颠沛流离，穷困潦倒。

一时还讲究不起他老爸福王的排场。

果然，在装了几天表面文章之后，朱由崧就放出话来：

天下事，有老马在。

然后迫不及待的纵情声色，享受起来。

在这方面，也许是受教于他父亲“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享乐主义哲学。

却完全忘了他父亲的悲剧。

朱由崧以好色纵酒著名。

即位之初，就派太监到处收罗美女以充宫掖，无远弗届，一直闹到苏杭等地，吓得有女儿的人家鸡飞狗跳，赶紧把女儿一嫁了事。

直到灭国前两个月，他还忙于计较后宫妃嫔的人选。

据谈迁笔记：

“上体魁硕，一日毙童女二人，厚载门月裹骸出。

”实在骇人听闻。

除夕之夜，朱皇帝突然闷闷不乐，急着召集群臣入见。

大家以君子之心度圣明之腹，还以为是前线屡吃败仗弄得皇上心情烦闷，纷纷指天誓日的以恢复自任，哪想到这位老兄闷了半响，憋出一句话来：

“众卿家阿，朕还没时间考虑那个，朕只是看现在梨园唱戏的没有什么长得象样的。

想多选一些佳丽来充实后宫，你们一定要早点帮我办这件事啊！

”大家没想到他操心的竟是这个。

面面相觑半晌，只好一哄而散。

朱由崧的好酒也是趣闻多多，据说刘宗周曾劝他戒酒，为革命总要保重身体嘛。

朱由崧话说得很讨人喜欢：

“为了先生这样劝我，以后再不喝了。

”想来长期颠沛流离，这点嘴皮子功夫还是有的。

可脸上却晦气的象有人欠了他十万两银子一般。

老刘一看觉得不好意思，又改口说：

“要是每次只喝一杯也没什么。

”　朱由崧马上借坡下驴，没口子的答应：

“您都这么说了，以后就只喝一杯罢。

”没想到以后喝酒，太监就给他准备了一只特大号的金杯。

这还不算，喝到一半，他就不喝了，旁边的人当然知趣，赶紧给满上，说，没喝完就不算一杯。

上下通同作弊，配合默契，酒却是喝的比以前还多。

朱由崧昏聩不理事，当时朝政紊乱，贿赂公行。

但这帐却不能完全算到老朱头上。

他早已把治国大权完全交卸给马士英等人。

其实，南明重臣中只要有一个拥有与当初张居正相仿的权谋心机和治国手段，完全可以在皇帝放心让权的基础上振作精神，整顿朝纲。

可惜，放眼南明，高居权位的大臣们燕雀处堂，全无半点警醒。

马士英，阮大铖固然是卖官鬻爵，拼命捞钱。

那些自命与马，阮政见不同的官绅大抵也是荒淫不羁。

寻欢作乐。

真是应了肉食者鄙的老话。

朱由崧拼命享乐，日子却过得并不舒心。

江北诸勋镇拥兵自雄，忙于勾心斗角，寸土未复，却成天逼着他要粮要饷。

就连史可法为了见好于四镇，也不惜用威胁的口气上书称自己未有寸功，是因为粮饷不足。

要求皇帝筹集粮饷，才好上阵杀贼，否则就连长江也守不住。

那么江北四镇是不是真缺粮饷呢？

据载，江北四镇定额合计每年共二百四十万，而南京朝廷在当年四个月内就已发了一年半的饷，合计三百六十万。

难怪就连朱由崧也不满的说：

“东南饷额不满五百万，江北已给三百六十万，岂能以有限之财供无已之求？

田仰与刘泽清不得全事呼吁”……

外方见逼于军阀，朝堂上下也不宁静，不满朱由崧为帝的某些东林—复社人，又接连搞出了“妖僧”大悲、伪太子、“童妃”三大案。

热闹非凡，借此来质疑朱由崧继统的合法性，破坏其名誉和声望，东林—复社党人长期以来在人们的心目中都是正直不阿的诚人君子，但实际上，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政治派别，出于对其天下闻名的影响力的垂涎，许多心术不纯，热衷名利之徒也趁机混入其中，以君子之名，行小人之事。

为了争夺权力，无所不用其极。

而他们所耍的这几手也十分了得，与借绯闻案弹劾总统下台有异曲同工之妙。

虽然最后没有达到他们的直接目的，却在不明真相的文武官员和百姓中搞得群疑满胸，乌烟瘴气，极大地影响了弘光朝廷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人必自辱，然后人辱之”。

在内外倾轧下，随之而来的是清军的铁骑。

1645年4月25日，扬州失守，史可法殉难。

消息传到南京，朱由崧方寸大乱，顾不上通知其他人，就与马士英和少数宦官仓皇出逃，一路辗转来到芜湖。

芜湖守将正是拥立有功的江北四镇之一——黄得功，他尚对京城变故一无所知。

当知道自己的“天子门生”是张惶失措，弃都而来时。

内心不胜感慨，但仍然决定以死报国，对这位昏君效忠到底。

五月二十八日，在尾随而来的满洲重兵压迫下，黄得功部将田雄，马得功策谋降清。

在猝不及防的情况下黄得功被暗箭射中，随即自刎而死。

朱由崧则被田雄活捉，献给清军邀功。

据郑达《野史无文》记载：

当时田雄背着朱由崧，马得功在后面紧紧抱着朱的双脚，生怕这个活宝贝飞掉，朱由崧痛哭流涕的哀求两人，却毫无效果，于是恨得咬住田雄的脖子，血流满衣。

当时朱由崧的痛悔愤恨之情，可见一斑。

但亡国之君，总是难逃一死。

次年五月，这位南明天子，就在北京被加以谋为不轨的罪名杀死，年仅三十九岁。

朱由崧从少年起就到处漂泊，颠沛流离，昔年福王府的荣华富贵一度对他来说，只不过一场春梦罢了。

想不到在临近不惑之年时来运转，出于偶然的机遇接近了最高权力的殿堂。

似乎源自人性本身最深处的欲望和渴求，也许是对在落魄中饱受冷眼与轻视的恐惧，他迫不及待的伸出双手来迎接它，利用自己仅有的韬晦去争取它，终于如愿以偿。

而此后他的皇帝生涯，似乎只是他那充满悲剧色彩的父亲一生的翻版。

至尊无上的皇权宝座，在他看来只不过是恢复曾经本该为他享有的王府温柔富贵的工具而已。

在醉生梦死之中，他浑然忘却了自己拼命抓到的权力在风光无限的背后隐藏的重重杀机。

享有权力必然要付出相应的代价。

在为帝的短短一年之中，他从不曾对自己的国家负责，也不曾对自己的子民负责，更不曾对自己的家族负责，甚至不曾对自己负责。

而他身边的大小臣工，也绝没有人对他负责。

这部帝王将相连台大戏的第一幕，就此在金陵城外的寒风中哄然散场。

附潞王

潞王朱常淓，万历皇帝之侄，论辈分比崇祯，弘光还高出一辈。

本来按血统亲疏论，南明的帝位跟他是扯不上关系的。

但在钱谦益等人的包装策划之下，潞王一跃成为朝野归心的贤王，弘光继位后，许多人还对潞王落选耿耿于怀。

等到弘光败亡，这位大家心目中的“杰出青年”自然而然的被推上前台。

六月初七，马士英与群臣奉请邹太后立逃到杭州的潞王监国，第二天，潞王便正式走马上任。

许多人欣慰不已，认为虽然南都倾覆，但终于能立这位贤王为主，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从此振作朝纲，明王朝中兴有望了。

那么，潞王是不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贤王呢，未必。

曾见过他的奉常张希夏就摇头说，与福王比起来“中人耳，未见彼善于此。

”大家都是一路货色。

又有曾经得见潞王“天颜”，有幸窥见“龙爪”的人说，潞王指甲六七寸长，用竹管护起来，还叫太监下乡到处给他收罗古玩。

活脱脱一个饱食终日，无所事事的公子哥儿形象。

不仅如此，潞王的软弱无能，胆小怕死也令人吃惊。

即位的第二天，朱常淓就急着派人与清军讲和，幻想划浙江而守，借以维持自己的小朝廷。

清军刚打了胜仗，不费吹灰之力收取了南直隶十四个府，清军统帅贝勒博洛见了潞王的求和国书，只当是痴人说梦话，也懒得客套，立刻发兵南下，“春风得意马蹄疾”，不到几天，满洲铁骑就闪电般的出现在杭州城下，本以为破城可不费吹灰之力，却不料斜刺里杀出一支兵马，原来是明总兵方国安率领一万甲士，辗转兼程，前来拥立潞王保卫杭州，清军猝不及防，阵势一时大乱。

没想到潞王已决意降清，就在明军奋不顾身与清军血战于涌金门下时，他竟从城墙上垂下酒食，送入清军营中，名曰犒赏。

明军将士见他们抛头颅，洒热血拼死拥护的潞王如此行径，愤恨不已，当即收兵东渡钱塘，后来投入鲁监国旗下。

六月十四日，杭州城破，潞王出降，随即被送至北京，清廷下令岁给养赡银两。

天真的潞王感激不已，上书谢恩，甚至表示要“结草啣环”，“举家焚顶”来报答清廷的大恩大德。

然而，就是如此卑躬屈膝，也保全不了自己的性命。

次年五月，就与福王一起，被加以“阴谋颠覆国家政权”的罪名，在北京处斩。

潞王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一辈子的最大理想，也许只不过是在藩王府中优游岁月，安然的度其一生。

没想到天地翻覆，从此流离失所。

又被一群醉心于个人私利的官僚政客包装炒作，成为傀儡粉墨登场，卷入权力斗争的不息漩涡。

人称潞王为贤王，也不是全然不合当时的逻辑，他一生胆小怕事，处处委曲退让，只求息事宁人，说起业余爱好来，也只不过是醉心于古玩，说来还颇有一点小资情调。

比起他贤侄福王的狂嫖滥饮来，却也差胜一筹。

若是在太平盛世有幸作了皇帝，也许终其一生可以得过且过，死后还能得到大臣们奉送的“仁”，“平”一类的谥号。

在官修史书上，也会留下“温仁宽厚”的千古令名。

可惜命运给他开了一个大的玩笑。

最后衔壁出降，甚至就连学做刘禅也不可得，潞王的悲剧，终于以自己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第二章：

海天鹏鸟垂云翼——隆武帝

隆武帝，即唐王朱聿键的一生，充满了传奇色彩而又历尽磨难。

在明王朝的其他藩王中，尤其显得佼佼不群。

1602年，朱聿键在唐王府中呱呱坠地，本该是含着银汤匙出生的他却一开始就受尽冷遇。

他的爷爷，老唐王并不喜欢自己的长子（即朱聿键之父），而是准备让小儿子继承王位，在一些人的挑唆下，把长子囚禁于王府内院中，朱聿键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出生的。

所幸的是曾祖母魏氏却对这个玄孙儿格外喜欢，呵护有加。

可惜好景不长，朱聿键12岁时曾祖母去世，老唐王不知何故，恨屋及乌连带这个孙儿也看不顺眼，干脆把朱聿键父子都关到一起。

直接给判了无期徒刑。

这一关就是十六年。

囚禁生活中无事可做，只有在青灯古佛下日夜苦读。

朱聿键也从懵懂少年变成了一个老知青。

写到这里在下不禁感慨唐王果然是非凡人物，其出身遭遇简直与金庸笔下的大侠如出一辙：

本该是生活幸福美满，没想到打小祸从天降，从此历尽苦难，又莫名其妙的与世隔绝十几年，这也是小说中的常用桥段，张无忌，袁承志，杨过无不如此才练成了绝世武功，成为一代大侠。

可惜唐王运气不好，囚所内找不到《乾坤大挪移心法》或《九阳神功》，《如来神掌》之类宝典，也没有遇到风清扬，独孤求败这样的世外高人。

不过也不是一无所获，所谓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在这样的困境中磨炼了心志，提高了情商。

虽未练成盖世神功，唐王日后的为人行事，却无不带上几分侠士气派。

祸不单行昨夜行，老唐王的爱子，朱聿键的叔父继位心切，竟然暗下杀手毒死了朱聿键的老爹。

朱聿键的身世之悲，境遇之惨，在众藩王中恐怕无逾于此。

所幸苍天好像终于开眼：

“赖有司之持公，天启心于祖考念，请于烈庙，奉敕准封。

”也许事情闹得太不像话，就连王府监护官员也看不下去，纷纷施加影响，老唐王据说良心发现，更有可能是迫于压力，终于向中央政府正式提请立聿键为王储并获得批准。

没过多久，老唐王就满心郁闷的病死了。

朱聿键三年守孝期满，正式袭封，又经过四年的筹划待机，一举击杀作为自己杀父大仇人的叔父。

唐王如何报仇的细节已经不得而知，但每当读到这里，就浮现起东晋大英雄桓温为报父仇，趁仇家举丧之时身怀利刃混入其中，砍瓜切菜般手刃仇敌的惨烈场面。

唐王之仇本可以通过正式的司法途径提起诉讼，但恐怕就连这位龙子龙孙也对当时混乱局势下的司法公正不抱信心，故而甘冒废藩之险，亲手偿还血仇。

他刚毅勇烈，敢做敢为的性格可见一斑。

大仇得报后，唐王心中二十几年的郁气才得以发抒，此时，明王朝的形势已岌岌可危。

东线与满州的对峙已是苦苦支撑，西线与起义军的较量又是连战连败。

唐王慨然以国事为己任，顾不上祖训亲郡王不得擅离封地的禁令，招兵买马准备北上勤王。

可惜猜疑成性的崇祯对这位一腔热血的愤青并不领情，半路上就派人把他赶了回去。

接着新帐老账一起算，责备唐王擅杀叔父，擅离封地，无法无天，下令废为唐庶人，囚禁于凤阳高墙之中。

所谓凤阳高墙，就是明朝囚禁宗室罪人的所在，唐王自十二岁被囚于家中，好不易时来运转，三十一岁上做了四年王爷，就又进了大牢。

这一关，又是七年。

（记得无间道中陈永仁曾不满的说：

“说好三年，三年之后又三年……”一肚子牢骚，可惜他不读书，要不想想唐王，也就心平气和了）

明朝覆亡，弘光继位，终于把唐王放了出来，此时局势已迅速恶化，到四五年六月，唐王见监国潞王决意降清，不胜愤慨之余离开杭州，在郑鸿逵的支持下前往福州筹办监国。

据说当时“诸人旨以虏信甚迫……，始从舟中晤唐殿下，慷慨以恢复自任，遂同诸臣交拜，约成大业。

”唐王就在船上与拥护他的大臣们慷慨交拜，誓图恢复。

这样一幅拥立皇帝登基的场景，读来倒颇像天地会群雄红花亭聚义之时。

说唐王满身英气侠气，看来并非虚言。

以后的天地会和洪门会党真该奉他为开山祖师爷，才是正理。

唐王在福州继位后，一洗前人弊端，革新政治，力图恢复。

首先，在基本国策上，改变了历来以“平寇”（镇压农民起义）的方针，而是现实的根据当时实际力量对比和主要矛盾，改为以“御虏”（抗清）为主。

在政策上为以后大西军同永历的合作打下了基础。

其次，他极力摒除万历以来流毒甚深的党争和门户之见，全力团结招纳人才，用人唯贤。

在南明的控制区内，唐王注重整顿吏治，严惩贪污，规定“小贪必仗，大贪必杀”，与清军的留发不留头相比，有效地争取了民心。

在私人品德上，唐王的作风也是福王潞王之流所不能比的，许多史籍都说他生活简朴，称帝后还穿土布黄袍，“行宫中不许备办金银玉各器皿，止用磁、瓦、铜、锡等件，并不许用锦绣、洒线、绒花，帐幔、被褥，止用寻常布帛”。

除了爱读书之外也没有其他嗜好，“从龙祗有五车书。

”颇有中兴之祖，锐意恢复的气概。

唐王志在恢复，然而拥立他的郑鸿逵，郑芝龙兄弟却不买帐，郑鸿逵无知武人，未必有学魏武挟天子以令诸侯的见识，然而军阀习气，对他们拥立的这位血统疏远，又曾为罪宗的皇帝是无论如何看不上眼的。

朱聿键屡次下令出兵恢复，郑氏兄弟都以各种理由推脱。

唐王处于福建郑氏控制区内，调不动一兵一卒。

在这样的形势下，不甘心蹉跎度日的唐王终于决心御驾亲征，摆脱郑氏兄弟的操纵。

他针对当时局势，提出了一个相当有眼光的大战略，战略核心为自己御驾亲征，进入明清双方激烈争夺的江西地区，西连湖南何腾蛟，东控福建郑芝龙，背靠广东，控制全局。

如在江西得手，则利用浙东鲁王兵力牵制清军后方，以何腾蛟部出湖北，东下长江。

席卷江南。

为了将这一战略付诸实施，唐王于十二月十六日离开福州，二十六日到达建宁，开始做西进赣州的准备。

这一计划，从纯战略角度上讲是相当厉害的，清方在注意到明军动向后惊呼“敌畏江南满州，故宿重兵于浙东以拒钱塘之渡，乘江西兵力之单弱，意欲夺路而出，以震动江宁；

何腾蛟拥重兵从上游而动武昌，满州有数，东南半壁岂不一鼓而复乎。

”他们也认识到唐王的计划如果达成，对清军部署于东南的势力来说，将造成毁灭性的打击。

然而，这一战略要得以实现，必须首先具备两方面的条件，其一就是郑氏势力派大军随唐王亲征，然而，郑家兄弟只求保存自家实力，绝不可能卖力支持。

对这一点，朱聿键也是看的很清楚的，因此他把希望寄托在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湖广总督何腾蛟身上，指望他及早发兵赣南接应。

然而何腾蛟却另有私心，一方面他利用唐王的信任到处炫耀，在湖南境内威福自操，言出法随。

另一方面，他担心若真将唐王由郑氏控制区内接出而来到江西，湖南，势必事事都要请示而行，权威也将一落千丈。

因此他大玩手段，一面声势赫奕的派张先壁，郝永忠出兵迎驾，一面暗中嘱咐切不可假戏真做。

兵行迟缓，使局势完全贻误，直到隆武政权灭亡前夕，何的先行使者才姗姗来迟。

东西两面碰壁，唐王一筹莫展了，首席大学士黄道周见唐王处处受制于郑芝龙，十分愤慨，自请督兵江西援救徽州、衢州一带的金声等部义军，设法为隆武朝廷打开局面。

然而黄道周书生统军，不谙兵略。

又处处受到郑芝龙的牵制掣肘，出师不久便被清军包围击溃，黄本人也被俘不屈而死。

噩耗传来，朱聿键痛惜不已，却不知败亡就在眼前，1646年3月，清军金声桓部攻克吉安，一路势如破竹，包围赣州，经过数月激战，十月初清军破城。

守城明军全部战死，江西失守，隆武朝廷与湖南的交通为之断绝。

江西战场本是明清两方都十分重视的战略要点，唐王首倡兵出江西，东西并举的大战略，却囿于多方掣肘，形格势禁，内部将领各怀私心，虚与委蛇。

满腔抱负无法施展。

清方却能令行禁止，号令划一，两方优劣之势，自然不言而喻了。

西线交通断绝，何腾蛟的援兵迟迟不至。

东线局势也呈土崩瓦解之势。

1646　年（清顺治三年，明隆武二年、鲁监国元年）二月十九日，清廷命多罗贝勒博洛为征南大将军，同固山额真图赖领兵南下，进攻浙江、福建。

与西线清军互相配合，东西并举。

浙江是鲁王监国的控制区域。

本与唐王为继立之事闹得不可开交，然而毕竟是同气连枝，唇亡齿寒。

鲁王军队在清军的突然猛攻之下节节败退。

防线完全崩溃。

藩篱既失，清军乘胜部署入闽。

郑芝龙海盗出身，惯于干的是投机生意，一早就做好了抛弃唐王，另投新主的打算。

在与清方接上头后，便密令仙霞关守将武毅伯施福放弃天险，自动撤退。

仙霞向称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雄关，郑芝龙主动弃守后，清军便兵不血刃的从此长驱直入。

接着郑又谎报海盗进犯其家乡安平，上疏道：

“三关饷取之臣，臣取之海，海警则无家，非专救不可。

”隆武帝派内使持手敕苦苦恳求：

“先生少迟，请与先生同行。

”郑芝龙置之不理，径自带领军队返回安平。

其实，郑芝龙的背叛并非个别现象。

早在清军攻取浙江，局势恶化之时，许多朝廷重臣和地方官员就从保全自身身家性命出发，暗通清军，准备投降了，对此局面，唐王并非一无所知，但也毫无办法。

。

钱秉镫记载：

“七月二十五日，上御门。

群臣朝罢，将退，上命内臣捧出一盘，覆以黄帕，置御前。

上谕群臣曰：

“朕本无利天下之心，为勋辅诸臣拥戴在位。

朕布袍蔬食，晓夜焦劳，有何人君之乐？

只是上为祖宗，下为百姓，汲汲皇皇，惟恐负诸臣拥戴之初心。

今观诸臣大非初意，昨关上主事搜得关中出关迎降书二百余封，今俱在此。

朕不欲知其姓名，命锦衣卫检明封数，捧至午门前对众焚之。

班中诸臣宜亦有之，朕俱不问。

有之者当从此改心易虑；

其本无者益宜矢志竭力，毋贰初衷。

特谕”唐王唯一的办法，是效仿曹操故智，以此手段来抚慰人心，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可谓不恳切。

然而当时曹操已稳操胜券，唐王却是败亡就在目前。

自然不可能收到任何效果。

哀莫大于心死，从龙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