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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3年授秘书省校书郎,定居于长安。
作品例举:
《》、《百道判》。
806年,白居易罢校书郎。
同年四月试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及第,授盩庢县(今周至县)尉[5]。
807年,任进士考官、集贤校理,授翰林学士。
808年任左拾遗,迎取杨虞卿从妹为妻。
810年改任京兆府户部参军,811年母亲陈氏去世,离职丁忧,归下邽。
814年回长安,授太子左赞善大夫。
任左拾遗时,白居易认为自己受到喜好文学的皇帝赏识提拔,故希望以尽言官之职责报答知遇之恩,因此频繁上书言事,并写大量的反应社会现实的诗歌,希望以此补察时政,乃至于当面指出皇帝的错误。
白居易上书言事多获接纳,然而他言事的直接,曾令唐宪宗感到不快而向李绛抱怨:
白居易小子,是朕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朕,朕实难奈。
李绛认为这是白居易的一片忠心,而劝谏宪宗广开言路。
《策林》、《长恨歌》、《秦中吟》、《新乐府》、《自吟拙什因有所怀》
815年,宰相武元衡遇刺身亡,白居易上表主张严缉凶手,被认为是越职言事。
其后白居易又被诽谤:
母亲看花而坠井去世,白居易却著有赏花及新井诗,有害名教。
遂以此为理由贬为江州司马。
818年冬,被任命为忠州刺史,819年到任。
820年夏,被召回长安,任尚书司门员外郎。
白居易的母亲虽因看花坠井去世,然而白居易早有许多咏花之作,而依宋代的纪录,新井诗作于元和元年左右(新井诗今已失传),而白居易母五年后才去世,可见此事不能构成罪名。
他被贬谪的主因,很可能与他写讽谕作品而得罪当权者有关。
贬谪江州是白居易一生的转捩点:
在此之前他以兼济为志,希望能做对国家人民有益的贡献;
至此之后他的行事渐渐转向独善其身,虽仍有关怀人民的心,表现出的行动却已无过去的火花了。
然而白居易在江州虽不得志,大体上仍能恬然自处,曾在庐山香炉峰北建草堂,并与当地的僧人交游。
《读李杜诗集因题卷后》、《与元九书》、《访陶公旧宅并序》、《编集拙诗成一十五卷因题卷末戏赠元九、李二十》、《琵琶行》、《游大林寺序》、《草堂记》、《与微之书》、《李白墓》、《三游洞序》、《东坡种花》。
820年冬,转任主客郎中、知制诰。
821年,加朝散大夫,始正式著五品绯色朝服,(绯色即朱色,为五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
)转上柱国,又转中书舍人。
822年,白居易上书论当时河北的军事,不被采用,于是请求到外地任职,7月被任命为杭州刺史,10月到任。
任内有修筑西湖堤防、疏浚六井等政绩。
824年5月,任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秋天至洛阳,在洛阳履道里购宅。
825年,被任命为苏州刺史,5月到任。
826年因病离职,后与刘禹锡相伴游览于扬州、楚州一带。
在杭州刺史任内,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便主持疏浚六井,以解决杭州人饮水问题。
又见西湖淤塞农田干旱,因此修堤蓄积湖水,以利灌溉,舒缓旱灾所造成的危害,并作《钱塘湖石记》,将治理湖水的政策、方式与注意事项,刻石置于湖边,供后人知晓,对后来杭州的治理湖水有很大的影响。
离任前,白居易将一笔官俸留在州库之中作为基金,以供后来治理杭州的官员公务上的周转,事后再补回原数。
当这笔基金一直运作到黄巢之乱时,当黄巢抵达杭州,文书多焚烧散失,这笔基金才不知去向。
现在西湖有白堤,两岸栽种有杨柳,后世误传这即是白居易所修筑的堤,而称之为白公堤。
事实上这道白堤在白居易来杭州之前已存在,当时称为白沙堤,且见于白居易的诗作之中。
当白居易在杭州时,元稹亦从宰相转任浙东观察使,浙东、杭州相去并非太远,因而二人之间有许多往还的赠答诗篇。
当白居易任满离开杭州时,元稹要求白居易交出全部的作品,编成《白氏长庆集》五十卷。
《》、《》、《》《自到郡斋,仅经旬日,方专公务,未及宴游。
偷闲走笔题二十四韵,兼寄常州贾舍人、湖州崔郎中,仍呈吴中诸客》、《对酒吟》。
827年,白居易至长安任秘书监,配紫金鱼袋,换穿紫色朝服(三品以上官员所用的服色)。
828年,转任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
829年春,因病改授与太子宾客分司,回洛阳履道里。
830年12月,任河南尹。
831年七月元稹去世。
832年,为元稹撰写墓志铭,元家给白居易润笔的六七十万钱,白居易将全数布施于洛阳香山寺。
833年,因病免河南尹,再任太子宾客分司。
835年,被任命为同州刺史,辞不赴任,后改任命为太子少傅分司东都,封冯翊县侯,仍留在洛阳。
839年10月得风疾。
841年,罢太子少傅,停俸。
842年,以刑部尚书致仕,领取半俸。
846年8月去世,赠尚书右仆射。
晚年的白居易大多在洛阳的履道里第度过,与刘禹锡唱和,时常游历于龙门一带。
作《池上篇》、《醉吟先生传》自况。
845年,白居易74岁,尚在履道里第举行七老会,与会者有胡杲、吉皎、郑据、刘真、卢贞、张浑与白居易;
同年夏,以七老合僧如满、李元爽,画成九老图。
白居易晚年笃信佛教,号香山居士,为诗僧如满之弟子。
晚年白居易的生活,大多是以闲适的生活反应自己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
而844年,73岁的白居易出钱开挖龙门一带阻碍舟行的石滩,事成后作诗《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留念,诗中仍反映出他达则兼济天下的人生观。
《和微之诗二十三首序》、《池上篇并序》、《唐故武昌军节度处置等使正议大夫检校户部尚书鄂州刺史兼御史大夫赐紫金鱼袋赠尚书右仆射河南元公墓志铭并序》、《修香山寺记》、《醉吟先生传》、《不能忘情吟》、《赠梦得》、《佛光和尚真赞》、《开龙门八节石滩诗二首并序》《白氏集后记》。
诗王的文学成就
白居易与元稹齐名,号元白,是继杜甫之后实际派文学的重要领袖人物。
他曾自己编辑自己的著作,名为《白氏长庆集》(或《白氏文集》),共七十五卷,现存七十一卷。
白居易对文学创作非常地投入,少年时认真地投入学习,甚至到影响健康,提早出现衰老的症状。
他曾以诗仙、诗魔自比,形容自己对诗歌创作的投入。
不同于其他大多数的诗人,白居易在世时他的作品就已经得享盛名,广泛流传于各地、各阶层,是唐代诗人中作品在生前流传最广的一位。
他的作品也流传至日本、新罗等地。
在早期的日本,《白氏文集》是日本文学汉化的最重要依据。
诗王的理念
白居易认为文学是反映自己人生哲学(道)的工具。
而依自己的现况,又可分为兼济、与独善两类。
白居易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而他本人特别重视两类诗文:
其一是作为兼济工具的讽谕诗,其一是则是反映自己独善心志的闲适诗。
并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主张。
胡适归纳白居易基本主张:
可说是为人生而作文学!
文学是救济社会,改善人生的利器;
最上要能补察时政,至少也须能泄导人情凡不能这样的,都不过嘲讽雪,弄花草而已。
白居易的诗歌理念与元稹一致。
与李白古诗作品、以及杜甫写实作品,对元、白的诗歌理念可能有很大的影响。
对于白居易的文学主张,刘大杰认为白居易作了大胆的批判和正确的评价。
胡适肯定白居易以诗歌造成舆论而改善时政的意图,但也认为白居易的诗歌理论有过于狭隘的缺陷。
白居易对前人诗作,也因他的文学理论,而出现相冲突的评价。
例如《与元九书》里,认为晋宋是六义寖微的时代,而有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的批评;
然而白居易不但有《效陶潜体诗十六首》的诗作,也曾明确地表示仰慕陶渊明的为人。
诗王白居易的诗作
他的诗歌现存近三千首。
讽谕诗
白居易最为重视的是讽喻诗,其创作意旨是用诗歌补时政之不足。
代表作有《秦中吟》、《新乐府》等,诗歌理论的实践,对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规谏之辞,是中国古典诗歌现实主义的代表作:
秦中吟‧买花
帝城春欲暮,喧喧车马度。
共道牡丹时,相随买花去。
贵贱无常价,酬直看花数:
灼灼百朵红,戋戋五束素。
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
水洒复泥封,移来色如故。
家家习为俗,人人迷不悟。
有一田舍翁,偶来买花处。
低头独长叹,此叹无人谕:
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
《秦中吟》是贞元、元和年间,白居易在长安,看到当时种种不公义的社会现象,有感而发,而写下的诗篇。
这些诗,一事一题,一题一议,不仅反映当时社会问题,也呈现了白居易对这些议题的看法。
白居易写作讽谕诗,受到杜甫很大的激励,《秦中吟》便可以体现杜诗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句对白居易的影响。
以第十首《买花》为例,这首诗具体描绘出当时社会的贫富差距。
最后六句,用对比的手法,讽刺买花者的奢侈豪华,同时也表现出诗人对穷人的同情。
卖炭翁苦宫市也
卖炭翁,伐薪烧炭南山中,
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
卖炭得钱何所营,身上衣裳口中食,
可怜身上衣正单,心忧炭价愿天寒。
夜来城外一尺雪,晓驾炭车辗冰辙,
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
翩翩两骑来是谁,黄衣使者白衫儿,
手把文书口称敕,回车叱牛牵向北。
一车炭重千余斤,宫使驱将惜不得,
半疋红纱一丈绫,系向牛头充炭直。
白居易希望用诗歌补政治上的不足,《新乐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可说是白居易诗歌理论最具体的呈现。
《新乐府》作于元和四年,其写作标准是:
开头破题,在结尾时凸显全诗要旨;
用辞浅显,使人容易明了;
用语直接而锐利,使人警惕;
叙事可靠可信;
体例流畅而可以传唱于歌曲之中。
为了达到上述效果,白居易在创作《新乐府》时,可能采用了许多当时的俗文学作品。
但《新乐府》诗也存在着从理念出发,形象性和感染力不足的缺憾。
胡适认为《新乐府》标示着白居易已经超出杜甫的影响而独树一格,是白居易的理解与天才融合为一的作品;
然而胡适也认为《新乐府》各篇良莠不齐,五十篇中,佳作有《》、《新丰折臂翁》、《道州民》、《缚戎人》、《西凉伎》、《》、《缭绫》、《》、《盐商妇》等篇。
以《卖炭翁》为例,序为:
苦宫市也,揭露朝廷以宫市方式强行劫夺百姓资财;
开头六句生动刻画出主角年纪、职业及烧炭的劳苦;
可怜二句写老翁生活上两难的独特矛盾心理;
翩翩四句,用翩翩把称回叱牵等字,生动刻划出太监的蛮横;
最后四句写名为买卖、实为抢夺的宫市实质,仅用半疋红纱一丈绫的代价,就算是偿付了千余斤炭的价金了。
闲适诗
闲适诗是白居易在公余之暇独处、或因病而闲居时写作,用以陶冶性情,反映其知足保和人生哲学的诗歌。
此类诗歌相当受白居易本人的重视,然而较不见重于世人。
以《自吟拙什因有所怀》为例:
自吟拙什因有所怀
懒病每多暇,暇来何所为?
未能抛笔砚,时作一篇诗。
诗成淡无味,多被众人嗤。
上怪落声韵,下嫌拙言词。
时时自吟咏,吟罢有所思。
苏州及彭泽,与我不同时。
此外复谁爱,唯有元微之。
谪向江陵府,三年作判司。
相去二千里,诗成远不知。
诗中反映了白居易作诗的情境、对自身作品的评语、所欣赏的古诗人(陶潜、韦应物)、以及与元稹的交情。
感伤诗
感伤诗是指因外界事物,有感而发,所写成的诗歌。
白居易的感伤诗中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
《长恨歌》,是一个将历史典故融于感性艺术中,以富层次韵味的抒写笔法,所描绘出的凄美的爱情故事。
前半篇写实,后半篇穿插虚构的情节和幻想的仙境。
全诗语言声调优美,抒情和叙事交融一体,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白居易将这首诗归为感伤类,历代均认为这是唐玄宗与杨贵妃的故事。
诗中融合了许多历史典故(包括汉武帝与李夫人、卫子夫、陈皇后等),可能还受到《目连救母变文》与《欢喜国王缘》等文章的影响。
长恨歌是白居易流传最广的作品。
在白居易生前就已经广为人所传颂,历千年依旧在人口中,广为流传,且影响许多后来的作品,如:
元朝王伯度《天宝遗事诸宫调》、元朝白朴《唐明皇秋夜梧桐雨》杂剧、清朝洪昇《长生殿》、现代剧作家曾永义的《杨妃梦》等,甚至影响了日本的文坛如《源氏物语》、《枕草子》等作品。
由于《长恨歌》的知名度高、话题敏感,且白居易并未明确揭示全诗主题,历代解读此诗也有许多评价与争论。
例如张戒、周紫芝、张祖廉等,或从礼教出发,认为长恨歌描绘爱情的内容太俚俗、轻薄。
沈括、范温、张戒、杨慎、赵翼认为长恨歌记载唐玄宗、杨贵妃的史实有错误。
而薛雪与周紫芝意见不同,王楙不同意张戒的批评。
此外如赵翼、王国维对全诗给予很高的评价。
虽然白居易曾说过:
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
然而他也写过:
一篇长恨有风情,十首秦吟近正声的诗句,陈寅恪据此认为白居易自诩《长恨歌》为其压卷之杰构。
《琵琶行》描绘白居易在江州司马任内,一次在长江上送客,听到一位来自长安的女伎演奏的琵琶,所勾引出的贬谪寂寥之情。
琵琶行特别成功之处有两点:
一是对比京城女伎与自身贬谪的双双痛苦经历,而道出人人皆知、却未能言之的全诗主题:
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其次是对琵琶声音的描写,借由生动的形象比喻、以及环境的渲染、人物的感受等,使人有置身于音乐之中的感受。
历来多认为《琵琶行》是与《长恨歌》相提并论的杰作,胡适甚至认为《琵琶行》的成就高于《长恨歌》。
杂律诗
由元稹为白居易所编次的《白氏长庆集》的归类可知,杂律诗泛指未能归类为讽谕、闲适、感伤三类的诗歌。
这类诗歌常是因遇到某些时空情境、或事物,让作者发于一笑、一吟,因而随性地写出的诗歌,常用作与朋友们彼此舒怀的工具。
由于讽谕、闲适、感伤三类全属古体诗,白居易所作近体诗全数被归类为律诗。
这些律诗可能可以进一步分类。
以《江楼夕望招客》为例:
江楼夕望招客
海天东望夕茫茫,山势川形阔复长。
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
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
能就江楼消暑否,比君茅舍校清凉。
这首诗是白居易在杭州的夏天,欲邀友人至望海楼作客而写。
一、二句写远望之景。
三、四句写近望之景。
五、六句采比喻的手法,用雨描写风声、用霜描写月色,借用雨霜的清凉意象,引出七、八句的消暑,作为邀请友人的理由。
苏轼对风吹古木晴天雨,月照平沙夏夜霜一联相当赞赏,认为可以做白居易优秀作品的例证。
散文
白居易与元稹的散文,在唐朝、五代曾享有盛名,当时文誉尚在韩愈之上。
后来元、白的文名不显,有几个原因:
一是因为北宋古文运动倡导推崇韩愈;
其次则是元、白诗名太盛,而掩盖了其文誉。
白居易的《与微之书》、《与元九书》反映了元稹与白居易的交情。
《与元九书》且是中国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之一,其文字流畅生动、情感真挚、说理逻辑性强,具有独特风格。
《游大林寺序》、《草堂记》、《冷泉亭记》等,清新隽永,对后来的小品文创作有重大的影响。
白居易曾任知制诰,他响应当时元稹对诏、诰等官方文体的改革,以古文书写,是古文运动的响应者。
其他如白居易为应科考而拟作的赋、《百道判》,曾是当时士子争相模拟的对象,他的《策林》也是为了应科考而作,金朝时徒单镒翻译《策林》为女真文字,是最早译为女真文字的汉人典籍之一。
诗王白居易的风流韵事
唐时社会风气开放,官员宴饮之时以歌妓陪伴的风气兴盛,当时政令风气与后世大不相同。
白居易曾蓄有多名歌妓,最出名的是樊素,见于《旧唐书‧白居易传》。
白居易本身对歌妓并不忌讳,关于歌妓的描述常见于他的诗歌之中,如《与元九书》、《对酒吟》、《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等。
白居易好友元稹、刘禹锡相互赠答诗文中,亦有关于歌妓的描绘:
如元稹曾邀白居易的歌妓商玲珑至越州,商玲珑返回时,元稹并有诗赠白居易。
白居易杭州刺史卸任后,曾带杭州的歌妓回洛阳,这些歌妓后来返回杭州,刘禹锡曾有其奈钱塘苏小小,忆君泪点石榴裙的诗句描绘这些歌妓对白居易的思念。
白居易与歌妓的往来,也使他受到许多批评。
宋朝的龚明之认为白居易与歌妓来往,代表他荒废政务。
曾因胡风事件而广受争议的舒芜,指责白居易狎妓是不尊重女性,引起广泛讨论。
石继航认为这些对白居易的指责大有斗倒批臭之势,且舒芜引用时看错字,可能因此而造成解读上的误解。
石继航并且指出白居易与家妓樊素和小蛮感情良好,虽未知有否越轨事,然即使有,亦非狎玩,可说是两情相悦,故而白居易与妓之事,实非重要,且其时文人几乎皆有,不应独责白居易。
晚年白居易将所有的歌妓放还,作了许多回忆的诗文,对这些歌妓多充满了浓厚的念旧之情。
苏轼晚年被贬谪时,曾经嘉许王朝云能不似杨枝别乐天,愿意随着自己前往岭南。
由此亦可见至少在宋朝,大多文人不将养歌妓视为卑猥之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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