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人.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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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吉思汗和他的后人

成吉思汗和他的后裔们

历史学家称真正的成吉思汗并不残暴嗜杀

请问一个残暴嗜杀的人，能成为一个伟大的政治家、军事家吗，回答显然是不可能的。

正因为成吉思汗有宽大的胸怀、理想和抱负，具有常人不能容纳、忍辱负重和神一般的责任，由一个蒙古草原上无助的游牧孩童，抱着复仇与恢复家园的决心和信心，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人和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使自己的势力由小到大，逐渐发展成为东方强大的蒙古帝国，亲自率领缔造的铁骑军西征，开创了统一世界的先例，为大元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极不寻常的千年伟人。

符拉基米尔佐夫是苏联的一位东方学家，尤其是一位世界最高权威的蒙古学家。

他写成这部《成吉思汗传》，是在苏联十月革命以后的四五年间，他已经初步掌握了马列主义的思想武器，所以这本书的内容，既不是深奥得除自己外连任何人都看不懂的“古董”作品，也不是庸俗化的低级读物，却是一部既专门而又大众化的学术名著。

在这本书里，他不只把成吉思汗的个性、才智和思想都能够深切地刻画出来，而且也能够好好地把握了成吉思汗的时代和环境。

这本书的最大特点，就是他把西方史家所加于成吉思汗诬蔑的言辞——残酷和嗜杀，用科学的方法提供了十足充分的证据，把它从历史上翻过案来。

　　女人，骏马和美酒

　　成吉思汗虽然颇有些脾气，然而在必要时他是能够控制住自己的妒嫉的。

例如，当他的正后孛儿帖被篾儿乞惕部掳去时，她被配与力士赤勒格儿做了妻子。

但是等到她被夺还以后，成吉思汗的态度不仅和从前一样没有改变，仍旧待她很恩爱，很尊敬，而且还永远承认她为正后。

惟有对于他和她或她与赤勒格儿所生的儿子术赤（史上之迷），却只予了诸王的权力和称号。

　　为着他自身和其僚友们能够供应妃妾起见，有时候成吉思汗也把其后妃里面的一个，赐给有特殊功勋的将帅。

这便是把札合敢不的女儿（王罕的侄女），他的妃子亦巴哈赐给了主儿扯歹。

至于它的理由，便是因为成吉思汗跟这个妃子一起睡着了的时候得了一个恶梦，恰巧这时候由主儿扯歹在担任着警卫。

于是汗便对亦巴哈说道：

“我不是嫌你无德行，无颜色，亦不曾说你身体不洁，我把你列为我的后妃之一。

如今为主儿扯歹征战时舍性命，将离了的百姓能收集，有功之故，将你赐予他。

你父札合敢不当初教厨子阿失黑帖木儿等引二百人来与你做从嫁。

你如今去时，留着阿失黑帖木儿等一百人做纪念罢。

”

　　成吉思汗所爱好的娱乐便是围猎。

同时他也爱好骏马和美酒。

对于后者乃是他跟他的人民所共享的嗜好，但是在这里，也和在别处一样，他表现出他常有的自制心和节制力。

他虽然在军队里是禁止嗜酒无度的，但是决不去硬性规定完全禁止酒类的饮用。

他说：

“假如人不能禁酒，务求每月仅醉三次，三次以上即是罪行。

能醉二次自较三次为佳，能醉一次更佳，不醉尤佳。

然在何处能觅此不醉之人呢?

”

　　有一天，成吉思汗询问其僚友博尔术那颜道：

“人生何者最乐？

”博尔术答道：

“春日骑骏马，搴鹰鹘出猎。

”成吉思汗也用同样的问题去询问博尔忽和其他将领们，但是他们所回答的都跟博尔术一样。

成吉思汗说道：

“不然，人生最大之乐，即在胜敌、逐敌、夺其所有，见其最亲之人以泪洗面，乘其马，纳其妻女也。

”（中国历史，那朝那代的变更不就是这样吗？

）

这便是一种独特的言辞，从这里便可以显露出成吉思汗的很多个性来。

他决不会被勇武的欢乐、光荣，或者甚至被权力所诱惑。

他珍视胜利是他的成果，这就是复仇的渴望满足之后从敌人那里获得对新财物的占有。

这是被占有本能，尤其是依恋着物质的占有所支配的草原战士的理想体现。

也只有先占有，才有可能进行分配和治理，任何人统一世界或统一一国之后，也都会是这样的。

用人是成吉思汗最最高明和睿智的，其胸怀是最为宽大的，而且从来都是用人不疑，如对待归降的哲必（神箭手）、木华黎（木华黎被成吉思汗封为统领长城内外汉地的国王-从国夺得的大遍领地）、忽尔赤（选30个美女的）等等。

金姓余姓为成吉思汗后裔

成吉思汗，凭借蒙古铁骑踏遍欧亚大陆。

然而本报记者昨日在丰都县包鸾镇飞仙洞村采访中偶然发现，一块清代咸丰年间的墓碑，记录了成吉思汗后裔在泸州风锦桥家族分散，一支逃至重庆丰都，改姓为金、余的故事。

当中究竟发生了什么，记者为此探了个究竟。

古墓隐藏于乱草丛中

昨日上午，记者驱车来到丰都县包鸾镇飞仙洞村。

在当地村民景应忠的带领下，来到位于三面环山的成吉思汗的后裔余宗权的墓前。

隐于乱草树木中间的墓地已经是墙倒碑斜，如不注意是很难发现的。

60多岁的景应忠告诉记者，在飞仙洞村，很少有人知道这6座古墓就是成吉思汗后裔的墓地。

由于年代久远，从自己记事起，就没见过有人来扫过墓。

不过，成吉思汗的后人的确葬于此地，一块咸丰十一年的墓碑，对这段家族历史乃至元末明初的历史作了详尽记载。

此外，这几座有“皇清”字样的古墓中，有两座是双墓，之所以选择三山环抱，有左青龙、右白虎，且坟前可见三座山，这可证明坟墓的主人身份非同一般。

内忧外患终结显赫家族

三山环抱的6座古墓，原来的墓园围墙已倒塌，被周围残枝枯树掩盖，只有当年的墓碑散落于枯树之中，墓室上雕刻精美的石制装饰品也散落在树枝中。

研究元末历史多年的退休干部黄朝相告诉记者，元末农民起义后，红巾军攻下了元大都，元朝宰相铁木健的族人远走四川。

为了躲避起义军，铁木健家族的族人们沿长江而下，在四川泸州风锦桥依锦乡，发誓效忠祖先，并在桥边插上柳枝后分散逃亡，一支来到丰都县包鸾镇改名换姓隐居山林。

一个曾经显赫的帝王家族，就这样藏于深山之中不为人知。

皇族后裔改名换姓隐居山野

分手之时，家族的人预感到朝代更迭会有灭门之灾，于是在泸州分手之时，相约改姓。

包鸾镇镇长周泽告诉记者，墓地上这块咸丰十一年的墓碑中提到，逃往四川后，“改铁为金，金有相似又改为余，余氏而万代不改铁木真义出焉，此余姓氏之所由肪乎。

故一行来自泸州，奈人多影大难以一路，原在风锦桥依锦乡誓祖遣散。

”这6座余氏古墓和这块咸丰十一年的墓碑就是最好的证据。

景应忠认为，在明代，成吉思汗家族是朱氏王朝的追杀对象，没有人敢冒险对家族历史进行记述。

直到清代，他的后人们才敢将这段祖先的历史记述在墓碑之上。

祖训：

余金两姓族人不得通婚

元代因为起源于草原游牧部落，流传下来的史料相对较少，史学界对元代历史研究也缺乏真实史料，因此这块墓碑的发现对元史的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

黄朝相告诉记者，他在走访大量余氏、金氏族人后发现，这些人并不知道自己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

包鸾镇企业办一位余姓干部也称，虽然不知道自己是不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但在他们的祖训里，金、余两家是不能通婚的。

包鸾镇镇长周泽介绍，包鸾镇姓金姓余的家谱有300多个，目前尚没有证据表明这两个姓氏与成吉思汗有关，但是他们准备进一步对这些家谱进行研究，并希望泸州等地金姓余姓的人能向当地政府提供相关证据，对史学界研究元末历史提供实物证据。

修于咸丰十一年的墓碑记述：

“我祖铁木健，封王爵两平取妻张氏洪氏，一生五子一生四子，一婿姓金作为侍郎，十人由科各中进士，赫赫称极盛焉，不意红巾贼乱，又被奸臣诽谤，我祖铁木健虽属勋旧，亦将奈之何哉！

于是惧祸窃负而逃四川”。

以上记叙准确表明，成吉思汗的后裔铁木健的族人被赶出元大都逃往四川后，在泸州恐怕被红巾军追杀，因为家族人口太多，目标太大，怕被义军追杀，于是全族人决定分散逃命，并起誓效忠祖先，并插下柳枝为记，盼族人再次相见。

忽必烈嫡传子孙后裔揭秘

王宁

云南日报20050304第5版

元末明初，在江南庐州（今安徽合肥）做官的忽必烈之孙铁木见的九子一婿面临被朱元璋诛杀、元末农民起义军红巾军追赶的险境，铁木见（又作铁木健）曾任元朝宰相，他的九子一婿就是在滇南传说很广的九子十进士，据说曾全部中过进士，有四太守、五尚书、一侍郎的官衔。

其中的第七子在庐州凤锦桥边与众兄弟告别后，更姓为余氏后逃往西涯（今西部地区），后落籍四川乐山市犍为县。

明朝末年，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成都，为避战乱，这一支余氏后代中又有人迁徙到贵州，后又由贵州移到云南的曲靖府，至清道光年间（约公元1821年）以后，余姓在沾益的炎方、迤谷、偏桥、新屯等地定居下来，始祖为余自德、余自祥兄弟。

在沾益，另有一支居住在菱角乡刘家庄的余氏后代，从族谱上显示，他们的始祖也为铁木见九子一婿中的另一子，逃往西涯后落籍成都府仁寿县，清顺治年间（约公元1651年）迁居到昭通镇雄，后又由镇雄移至当时曲靖府的沾益州，始祖为余化龙。

因此沾益的铁改余姓分为两支，一支由贵州迁入，一支由昭通迁入，至今已传近400年，30多代。

他们都自称是铁木见的后代，是元世祖忽必烈嫡传子孙的后裔。

余姓的由来

铁木见的“九子十进士”为何改姓为余?

这其中还有着几种传说。

其一，据云、贵、川各地收藏的棉纸手抄本《余氏家谱》记载，铁木见的子孙们在凤锦桥上逃难时，被红巾军追杀，红巾军问渔夫可见过姓铁的从桥上过去，渔人巧妙地掩护了他们，说：

没见姓铁的，只见姓余（鱼）的；另一种传说为姓余有“杀不尽斩不绝还有余”之意；还有一种传说是从字面上来理解的，繁体的铁字为金字旁，铁氏隐姓金部余一角，即为余。

无论这几种传说是否可信，可铁木见的子孙改姓为余避居西南，并有一支数量众多的后代居于沾益，这些是从现程的30多本家谱和上百座墓碑上保留的墓志中可以清楚考证的事实。

这些史料记载了余氏几百年的历史。

从贵州迁入沾益的余自德、余自祥兄弟在沾益炎方定居后，成为炎方堡军的小老板，有一定的田园卢墓基业，从昭通迁入沾益的余化龙现仍有与妻蔡氏的合墓保存在菱角乡，刘家庄，碑志上很清楚地记载着余化龙生于公元1651年，卒于公元1718年。

而在沾益小哨的现存墓志以及两本清代棉纸手抄本《余氏家谱》上，都记有“如我祖余公原籍江南乃奇渥温胡人也”，据《蒙兀儿史记》记载，乞颜是蒙兀诸族的总氏，“奇渥二字乃是乞颜之声转温其尾音也”。

而在沾益的众多余姓族谱和墓志中，关于余氏为铁木见后代、铁改余姓、“本是江南宰相家”等史料也明确无误地记录着这一支余姓的历史。

特殊的家谱

现居住在沾益的余廷达老人当过兵，在沾益县公安局工作过，后任沾益客运公司工会主席直至退休。

1997年，已退休的余廷达第一次见到沾益民间的手抄本余氏家谱，对铁改余姓的历史发生了强烈的兴趣。

1997年云南民族学会蒙古族研究会成立后，云南的蒙古族组成代表团参加了内蒙古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典，余廷达老人回来后即对元明历史以及蒙古族的起源及在云南的传承加以详细的研究。

后云南民族研究所的研究员到曲靖市整整考查了1年时间，曲靖市民族宗教局也专门成立了调查组，在收集了包括四川、贵州、云南的36本明清《余氏家谱》、走访了众多居住在沾益的余姓后代、考证了上百座余氏墓志后，他们确认沾益的余氏为蒙古族后代，并系元世祖忽必烈的嫡传子孙后裔。

2003年，一本由多个部门组成的修志小组修订、记录了400多年30多代总数几万人的《沾益铁改余氏家族志谱》编纂完成了，参与修订并任主要编纂工作的余廷达老人骄傲地说：

这本家谱可能是全国最特殊的家谱了，一般修家谱都是一个宗族来完成，而这本家谱却从清初的始祖到2003年才出生的娃娃，几乎一个不漏地全部写上了，除了现在世的5300多人外，我们走访了几十个村子，考查了上百座墓碑和供桌上的灵牌，把死者的生卒年月都写得清清楚楚，倒了的墓碑我们翻过来仔细查看，有时一个村子只有l户余姓人家也要跑一趟。

至于走访、拍照时经历的艰辛就更不用说了，有些村子要先坐公交车、再坐手扶拖拉机、然后步行两个小时才能到，有时为拍摄一张墓志照片要跑六七趟。

为了这本家谱，余延达已经自己拿出了5万多元钱，对于一个退休工资每月只育六七百元，文化水平又不高的67岁老人来说，这本家谱申饱含了太多的心血和艰难。

但余廷达仍然乐在其中，他说，我们中国人最讲究的就是自己的根与源，我们虽然已在沾益生活了几十代，但我要告诉我们的后人，我们的根在大草原。

成吉思汗后裔墓碑落户四川大邑

2009年03月30日03:

27  四川新闻网-成都商报

本报讯（晏智何骏天记者吴凤郭庄）郁郁葱葱的山林中，保存完好的清代墓碑背面篆刻着“太祖皇帝同姓，铁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