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元培和北京大学.do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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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蔡元培时代的北大
【摘要】在青少年的心目中,北京大学是圣神的,是心目中最向往的天堂,然而,这所百年名校,深藏着不为人知的伤痛,那是民国年间,整个校园弥漫着浓厚的官场旧习气,学术之风已经被学生们淡忘,校长走马灯一样换个不停,严复、马相伯、何锡侯、胡仁源等人前后相继落马。
在这样一个困境下,蔡元培出现在了北大的校园,呕心沥血,一手缔造了新北大,他采用“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办学思想,不断引进新人才,改革旧制,使北大校园出现了一股新风。
如今,这所百年老校仍然能够屹立在学府之巅,蔡元培先生功不可没。
今天,国家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人才的竞争,因此,人才就显得尤为重要,蔡元培先生的教育思想在今天也有着其不可淡化的意义和影响,学习这种教育思想,能够为我们今天的教育事业服务。
【关键词】蔡元培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如今,漫步在北京大学的校园中,我们能够看到很多以人名命名的教学楼,广场,也能够看到很到知名教育家的塑像矗立在各个显眼的地方,而在校园的深处,在未名湖畔的苍松翠柏之间,矗立着原北大校长——我国著名的革命家、教育家、思想家蔡元培先生的半身铜像。
在新时代已经来临之际,这位曾给北京大学带来盎然生机,使北大成为享誉中外的中国最高学府的老校长,正以他深遣的目光、博大的胸怀、卓越的思想,注视着、期待着、启迪着这所对中国近现代历史发展作出过重大贡献的百年学府,在新的世纪里创造出新的辉煌。
翻开北大的历史,我们就会发现,没有谁更能比蔡元培先生同北大的关系更为密切了。
可以这样说,如果没有蔡元培,民国时期的北大能不能够继续办下去,能不能出现今天的辉煌,是没人敢肯定的回答。
蔡元培成就了北大,北大也成就了蔡元培,毛泽东曾经这样评价蔡元培,“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一、蔡元培去“腐败”的北大做校长
蔡元培(1868—1940),字鹤卿,号刁民,浙江绍兴人,中国著名的民主革命家、教育家和思想家。
1904年组织光复会,1905年参加同盟会,后赴德国留学。
武昌起义回国后,1912年任南京临时政府教育总长,191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提倡学术自由,科学民主。
经过努力,改变了北京大学的旧习气,是北大一片盎然生机,对中国近代科学文化教育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0年,在香港病逝,出殡当天,执绋者5000余人,与祭者逾万人,全港学校、商店均悬半旗致哀。
蔡元培作为一代学人,受到各界、各党派如此隆重的纪念和称赞,在中国现代学人中绝无仅有。
蔡元培从小就酷爱学习,据说有一次家里失火,家里其他人都逃了出来,发现小蔡元培没有出来,大家就喊他,结果等火灭了时,人们发现他仍然在读书,问他听到喊声没有,他居然说听到了。
正是他这种孜孜不倦的求学态度,使得他接触了大量的书籍和学术界的前辈,也结识了一大批同龄学者,这为其以后的发展奠定了不可或缺的基础。
早年的蔡元培在考取了功名之后,参加了革命,直到1912年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才出任教育总长,当时的蔡元培雄心勃勃,认为能够为国家做一点事,不遗余力的进行了教育改革,但是由于当时的南京临时政府处于过渡时期,各项政策还不稳固,国内还比较动荡,派系之争到处可见,处在当时环境之下的蔡元培也不可避免,最后不得不远走他乡。
当时教育部有一个留学生的名额,他就想借此机会充任留学生出洋,但是他的老同事蒋竹庄等认为蔡元培是前任教育总长,以留学生的身份出国有失体统,就想法筹了些钱,给蔡元培游历欧洲,这样蔡元培就从一名教育总长变成了一名游学生。
1916年秋,正在法国的蔡元培,收到了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的电报,范聘请他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
这年冬天,蔡元培回国,但是当时的北大一片腐败景象,友人就劝其不要去北大,免得无法改变局面羽纱而归,蔡元培就犹豫着到底要不要去北大,最后,孙中山的意见起了关键的作用,孙认为,北京是帝王将相习气厚重的地方,像蔡元培这样的“老革命”应该到北京去,可以借助主持全国性的教育机构的契机,传播革命思想,最后蔡元培衡量再三,还是决定出任北京大学的校长。
这次的出任,是蔡元培生命中最辉煌的时刻,也让北大记住了有这样一位老校长。
由于早年留学国外,接受了许多西方的思想和知识,并受革命思想的影响,蔡元培有着极高的革命热情又崇尚民主,使得蔡元培从他进北大的那一刻起就与前任校长截然不同,他到校的第一天,校工们排队在校门口恭恭敬敬地向他行礼。
他—反以前历任校长目中无人、不予理睬的惯例,脱下礼帽郑重其事地向校工们鞠躬回礼。
此后,他每天出入校门,校警向他致敬,他都脱帽还礼。
这一件令校工和学生感到惊讶的新鲜事,不啻是给封建积习严重的北人吹进一股强劲的平等民主之风,预示着这所学校将在改革中走上新的途程。
1月9日,蔡元培发表就任演说。
他针对学校的风气,告诫同学们应“砥砺德行”、“敬爱师友”、“服役社会”,而他放在首位的则是“抱定宗旨”。
抱定什么宗旨?
他开宗明义,“大学者,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他批判学生读书做官的旧习气,奉劝学生抱定宗旨,只能是“为求学而来”。
良好的开头使得蔡元培在北大的工作看起来很顺利,随着其提出的一系列改革,敢于任用人才,使得北大渐渐的出现了一片新的风貌。
二、聘请名师,改革旧制
蔡元培到北大当校长,是由于前面的校长走马灯的换,没有一个能够改变北大腐朽的现状,而蔡元培作为当时很有名气的大师,就被汤尔和等推荐出任了北大的校长。
当蔡元培到达北大,发现学生们大多无心问津学问,很多人热衷于当官,北大里面官场气息浓厚,到处呈现着一派“腐败”的气象。
另外,由于同文馆并入北京大学,里面的外籍老师也一同进入了北大。
同文馆是专门培养翻译人才的学堂,可是据说当时和俄国交涉的时候,清廷衙门想到了同文馆,就从俄文馆招来了七八个学生,可是这些人一个学了13年,其他的学了7年,尽然没有一个人懂俄语,由此可见,同文馆是多么的荒唐。
就是这样一个本该被撤销的学堂后来却并入了北大,令蔡元培头疼了好长时间。
面对此种情况,蔡元培只好辞退那些不合格的教师,在全国聘请一些知名的学者到北大讲学。
“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了”,这是一句恐吓兼要挟的话,说这句话的人是当时英国驻华公使的朱尔典。
事件由来是蔡元培要辞掉英籍教员,朱尔典摆出一副公使的架子,非要蔡元培卖他一个面子,可是蔡元培当时去北大的时间就说我去做一个校长,而不是做官,在北大他最看不惯的就是学生把官场上的习气带入学校,所以这位公使也就碰了一鼻子的灰,最后不得不留下一句“蔡元培是不要再做校长了”,自找台阶,就像中国人一样,“你给我等着”,这只是找个台阶而已,听者也不会在乎。
朱尔典想用这种中国人惯用的伎俩来使蔡元培就范,是找错地方用错了人,最终也不了了之。
蔡元培在辞掉这样一些不合格的教员以后,就在全国寻求知名学者为北大补充新鲜血液。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两只兔子”的故事。
蔡元培初到北大,就去拜访了北京教育界很有影响的医专校长汤尔和,汤就告诉他,“文科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
”另外,“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
”陈仲甫即陈独秀,当时主持《新青年》,蔡元培看了陈独秀主办的《新青年》后,就决定请他到北京大学来。
凑巧的是当时陈独秀正好在北京,蔡元培就去拜访了陈独秀,可是陈却拒绝去北大,蔡元培也不气馁,就坚持天天去陈独秀住的地方劝说,陈睡得晚起的迟,蔡就在门外等他,也不心急。
从当时社会来看,蔡元培要比陈独秀的社会地位高很多,但是他并不介意,可见其修养之深,胸怀之宽广。
就是这种诚恳,“三顾茅庐”,最终陈独秀答应到北大。
蔡元培是1868年生,生肖是兔,而陈独秀恰好比他小12岁,生肖也是兔,因此,蔡元培请来陈独秀,人们就形象的说是一只兔子引来了另一只兔子。
当陈独秀到北大以后就向蔡元培推荐了胡适。
当时胡适正在撰写博士毕业论文,但是其导师杜威对他不专心于学问有所不满,就没让他的博士论文通过。
所以胡适回到北大只是一个“伪”博士,这样的人在今天应聘,绝对没有这样的好机会。
但是蔡元培就不拘一格,他认准的是胡适的学问和思想,而不是那些虚头衔。
胡适的到来也为北大带来了一股新风,是蔡元培的宽容和慧眼成就了胡适。
由于胡适比陈独秀小12岁,生肖恰好也是兔,所以人们说蔡元培,陈独秀,胡适,是“三只兔子”,就是他们引领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
另外就是请梁漱溟到北大。
当时的梁漱溟才24岁,而北大很多学生和他差不多大小。
梁漱溟是自学成才,在当时的学术界也没什么名气,当听说蔡元培有见他的意思,就去找了蔡元培,一见面蔡就说请他到北大讲印度哲学。
梁漱溟慌忙推辞,说不敢当。
蔡元培就问:
“你说你教不了印度哲学,那么,你知有谁能教印度哲学呢?
”见梁漱溟也说不知道,蔡元培就说:
“我们亦没有寻到真能教印度哲学的人。
横竖彼此都差不多,还是你来吧!
你不是爱好哲学吗?
我此番到北大,定要把许多爱好哲学的朋友都聚拢来,共同研究,相互切磋,你怎可不来呢?
你不要当是老师来教人,你当是来合作研究,来学习好了。
”就这样,年轻的梁漱溟来到了北大哲学系。
正是这种敢于打破常规,成就了一代哲学大师梁漱溟。
这样的事例很多,后来蔡元培又请到了钱玄同,刘半农,鲁迅等具有革新思想和丰富学识的人来到北大任教。
三、思想自由、兼容并包
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是我们熟知的蔡元培教育思想的基本内容,贯穿了他的全部教育思想。
蔡元培在1918年11月《北京大学月刊》发刊词中写道:
“大学者‘囊括大典,网罗众家’之学府也。
《札记·中庸》曰:
‘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
’足以形容之。
如人身然,官体之有左右也,呼吸之有出入也,甘肉之有刚柔也,若相反而实相成。
各国大学,哲学之唯心论与唯物论,文学、美术之理想派与写实派,计学之干涉论与放任论,伦理学之动机论与功利论,宇宙论之乐天观与厌世观,常樊然并峙于其中,此思想自由之通则,而大学之所以为大也。
”蔡元培主张大学就应该思想自由,兼容并包,这样才有利于新文化、新思想进入北大,形成“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学术氛围。
蔡元培的这一教育思想,在具体的办学中体现在以下几方面。
(1)不拘一格用人才。
在聘请教师中,不计资历,唯才是举,网罗众家。
他不仅聘请像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当时的新派人物,还聘用学有专长的旧派人物,如辜鸿铭,黄侃等。
陈独秀在学问上毋庸置疑,但是个人作风上却不检点,还闹出了和学生在八大胡同争风吃醋的丑闻;辜鸿铭是北大拖着辫子的老师,但其学问相当厉害。
蔡元培能够看到他们的亮点,包容他们的不足,这使得北大云集了各式各样的人才,为活跃北大学术气氛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2)在学术上提倡自由,各抒己见,百家争鸣。
蔡元培认为,“无论是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命运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
”由于蔡元培的积极倡导,北大学术研究、自由讨论之风极盛。
学术讲座上各派学者各抒己见,学术观点层出不穷,并且相应地也成立了许多社团,如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闻研究会、进德会、孔子研究会、雄辩会,等等,使学术空前繁荣;
(3)在管理制度上,由于蔡元培多次去德国、法国等国学习考察过,对西方大学的管理制度比较熟悉,当他担任北大校长时,为了改变混乱的管理体制,建议引进德国大学的管理模式。
推行教授治校的民主管理体制。
这一改革,首先是组织了一个由各种教授讲师联合会组成的更大规模的教授会,由它负责管理各系。
其次从各科中自选出本系的主任,再从这些主任中选出一位负责所有各系工作的教务长,再由教务长召集各系主任一同合作进行教学管理。
至于北大的行政事务,校长有权指定某些教师组成诸如图书委员会、仪器委员会、财政委员会和总务委员会等。
每个委员会选出一人任主席,同时,跟教授讲师组成教授会的方法相同,这些主席则由校长负责遴选。
这样就组成了一个双重的行政管理体制,一方面是教授会,另一方面是行政会。
但是,这种组织形式还是不够完善,因为缺少立法机构。
因此校长又召集所有从事教学的人员选出代表,组成评议会。
这就是为许多人所称道的北京大学“教授治校”制。
蔡元培所实行的“教授治校”制,在中国教育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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