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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財喜議員
陳婉嫻議員
陳榮燦議員
陳鑑林議員
曾鈺成議員
馮檢基議員
黃宏發議員,J.P.
楊孝華議員,J.P.
楊釗議員
楊耀忠議員
葉國謙議員
詹培忠議員
廖成利議員
劉江華議員
劉健儀議員,J.P.
劉漢銓議員,J.P.
蔡根培議員,J.P.
鄭耀棠議員
鄧兆棠議員,J.P.
簡福飴議員
羅叔清議員
羅祥國議員
譚耀宗議員,J.P.
蔡素玉議員
缺席議員:
田北俊議員,J.P.
林貝聿嘉議員,J.P.
倪少傑議員,J.P.
梁振英議員,J.P.
程介南議員
黃宜弘議員
黃英豪議員
劉皇發議員,J.P.
鄭明訓議員,J.P.
霍震霆議員
顏錦全議員
出席政府官員:
行政會議議員政務司司長陳方安生女士,J.P.
文康廣播局局長周德熙先生,J.P.
房屋局局長黃星華先生,J.P.
工務局局長鄺漢生先生,J.P.
工商局局長譚榮邦先生,J.P.
列席秘書:
秘書長馮載祥先生,J.P.
助理秘書長吳文華女士
議員議案
致謝議案
恢復經於1997年10月22日動議的議案辯論
主席:
本會現在恢復會議。
議員會繼續就梁智鴻議員動議的“致謝議案”進行辯論。
是否有未曾就議案發言的議員想發言?
曹王敏賢議員。
曹王敏賢議員:
主席,本人代表港進聯就施政報告中教育及環境保護兩方面發表意見。
首先,在教育方面,大家都同意人力資源,人才的培訓,乃香港發展的命脈,過去、現在及將來都應朝這個方向發展;
而教育正正是培育人才的搖籃,要辦好教育,不但要認清問題的根源所在、對症下藥,以及就個別的政策作定期檢討,更應有前瞻性的政策,為未來發展奠定基礎。
行政長官自競選至回歸當日的演說中,都將教育列為他首要工作之一,而特區政府以“不盡的寶藏”來形容第一份施政報告的教育部分,除制訂具體計劃,更毫不吝嗇地增加這方面的撥款,特別在基礎教育方面的投資,務求落實施政報告中的鴻圖大計。
這點本人深表歡迎。
在優質教育方面
施政報告中提到會撥出50億元設立“優質教育基金”,這個全面落實《教育統籌委員會第七號報告書》的建議,是值得支持的。
優質教育的目的,是鼓勵學校發揮創意、競逐優異和主動革新,從而提高教學質素。
在這裏,本人希望有關當局盡快提供一個客觀有效的準則,用以審核撥款申請,否則,此計劃將難以落實。
此外,在獎勵優質教育之餘,政府亦不應忽視對低質素學生的支援措施,這樣才能達到“選拔優異扶助弱小”的目的,令整體教育質素得以提昇。
要提供優質教育,高質素的老師是必需的,而老師的晉陞機會會影響教學表現,最終決定教學質素的優劣。
可惜,在施政報告中並沒有提及教師的晉陞機制。
本人認為政府應進行這方面的檢討,以配合優質教育的施行。
在資訊科技教育方面
施政報告為未來制訂了策略,其目的是讓中小學教師可以透過資訊科技的應用,提高教學質素。
其方向是正確的,但相信實施時,會遇到一定的困難。
首先,政府為每間小學安排40部電腦,中學82部,但部分學校的空間根本不能容納這些設施,以致這些電腦可能淪為放置在學校走廊或貯物室的“雜物”。
本人認為這種“一刀切”的做法不適合應用在每所中小學。
教育署應按各校的實際需要,採取彈性措施,以免造成浪費。
教育署亦可考慮制訂“分層管理”的制度,為不同類型、各級水平的學校制訂相應的各類指引,讓學校選取適合的指引作為準則,務求可以善用資訊科技來提升教學質素,並非為應用資訊科技而疲於奔命。
這樣會得不償失。
其次,有關電腦的維修問題。
教育署會設立一個資源中心,作為中央機構,除了讓老師共商教學方法外,還會為全港各中小學提供技術支援。
本人認為這中心應配合現有的措施,就是由維修商繼續負責檢查和維修電腦,同時進一步加強對學校的技術支援,增加技術員,減輕老師在行政和其他非教學工作方面的壓力。
主席,作為一個教育工作者,本人深信“人盡其才,物盡其用”的道理。
教育署在推行資訊科技教育試驗期,應善用本地大專院校的資源。
大專院校有關的資訊科技及教育部門,是否可以配合20間試驗學校的需要,替中小學尋找出適合的資訊科技教學方法,並定期對有關的方法進行檢討及改良呢?
以上的建議希望有關當局考慮。
外籍英語教師計劃
在怎樣提高語文能力方面,討論焦點似乎集中在“以英語為母語的英文教師計劃”。
教育署應汲取以往的經驗,善用700名外籍教師,為學生提供一個合適的英語學習環境。
有些同事認為外籍教師擁有額外2萬元的房屋津貼,對本地教師不公平,但本人認為不應以此作為反對外籍教師計劃的理由。
因為外籍教師不但有助學生學習英文,而且透過學校當局,可以安排外籍老師與本地老師分享教學心得,共同承擔有關教授英語的行政工作。
透過這類活動,會幫助本地老師改善教學技巧;
同時也能讓外籍老師融入學校,增加歸屬感,間接地提昇教學質素。
這個外籍教師計劃只屬短暫措施,對本地的師生的教和學都有所裨益,故應予以支持。
高等教育
在高等教育方面,政府建議撥款5,000萬支持公開大學發展卓越成人教育中心,對人力資源發展有利。
同時,我希望政府考慮讓公開大學的學者也能向教資會轄下的研究資助局申請研究經費,發展卓越學科領域。
在補救大學生語文水平方面,政府建議撥出八千多萬元來資助大專院校發展及開辦語文培訓課程。
其實解決語文問題應要由基礎教育手,大學不應投入過多資源補救學生的語文水平,因為這只是治標而不能治本的方法。
本人認為要改善學生的語文能力,大學收生準則至關重要。
事實上,大學收生的準則不單止會影響基礎教育的發展方向,更會對學生語文能力的提昇和對學生“五育”均衡發展有重大影響,所以本人認為現在是檢討大學收生準則的時候。
高等教育經過過去幾年不斷的擴展,施政報告形容高等教育發展已進入鞏固期。
我們希望政府考慮取消前政府削減大學經費的決定。
長遠來說,由於入讀大學的學生會不斷增加,政府亦應有一個長遠的撥款計劃,絕不能一時加、一時減。
這種朝令夕改的撥款方式既妨礙高等教育的健康發展,也打擊了教職員的士氣,對教學和研究質素有負面影響,懇請當局注意。
主席,接,本人會就施政報告中的環境保護政策提出意見。
總括而言,政府只就現有的政策和計劃作介紹,例如減少廢物計劃和下月推行的石油氣的士計劃,但對明年的環保施政只有零碎的工作建議,例如制訂一份“環保白皮書”,明年落實的有關環境影響評估條例等;
而沒有一個清晰、長遠和進取的環保策略,與施政報告中多項具前瞻性的政策比較,環境保護政策明顯落後於形勢與本港的實際需要。
在跨境污染問題上,“環境污染無邊界”,最近已被充分證實了。
印尼山林大火影響整個東南亞、澳洲有毒電腦廢料過港,這些事件一再提醒我們,跨邊界的環境污染問題必須正視。
可惜,一如既往,政府只會信誓旦旦地說會加強與內地合作,解決環保問題,但不論施政報告或環境保護署的部門工作計劃,皆未見有任何具體合作方案。
在90年成立的粵港環境保護聯絡小組的合作模式,以交流心得、互訪居多,範圍又以水質監察及治理深圳河為主,但這兩方面的工作依然做得不足夠。
現在政府好應該檢討聯絡小組的職能,並訂立具體的合作計劃。
香港現在的地位與以往已經不同,我們認為政府好應該利用這良好的時機,加強與內地省市的聯繫。
行政長官在施政報告中重申會加強特區與廣東省的聯繫,並成立一個較高層次的組織,負責處理涉及粵港兩地的問題,當中包括了環境治理事項,對此港進聯深表支持。
但本人認為在環保政策方面,不應把焦點集中於個別項目上,更不應該將合作局限於危機處理、資料交換,而應擴至包括空氣污染防治、水質控制、廢物處理及生能環境等各方面。
有關方面應本“未雨綢繆,居安思危”的精神,就跨境環保問題作出全面的評估,進行詳細的討論,以至制訂一套完整的規劃,並予以落實施行,務求達到防患於未然及長治久安的目標。
主席,本港面對的環境問題很多,本人並不打算在這裏逐一列,但卻希望申述一項原則。
這個原則就是:
當我們尋找解決環境問題的方案時,一定先要權衡“環保效益”與“社會成本”。
當兩個不同的方案都能達致同一效益時,我們應採用成本較低的一個。
如果某一方案會為社會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當局應積極尋找其他解決方案,而不應不計成本,只顧達到環保效益而匆匆“上馬”,強行實施,更不能濫用,甚至誤用“污染者自付”的原則,把責任推卸給公眾。
最近污水處理服務營運基金的結束、堆填區收費計劃受阻,正反映了政府在權衡成本效益時出現失衡的情況。
因此,在制訂及推行環保政策時,政府應嚴格以成本與效益的平衡作為決策的準則。
最後,本人必須重申:
在環保工作方面,今年的施政報告確實是“乏善足陳”!
除了“蕭規曹隨”以外,別無新意。
因此,政府好應該盡快制訂一個符合整體社會經濟效益的環保政策。
主席,本人已經就施政報告的教育和環保政策發表意見。
總體來說,港進聯對行政長官制訂一個具策略性、有前瞻性和有長遠目光的教育政策感到高興。
在環境保護方面,本人理解環保並不是行政長官要優先處理的項目,但理解終歸理解,可惜就是可惜,本人希望行政長官明年的施政報告在環境保護方面多做些工夫,我們現在只好拭目以待。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支持議案。
何承天議員。
何承天議員:
主席女士,雖然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經常形容自己是一個保守的人,但他為香港特別行政區首份施政報告所採取的施政方針一點也不保守,有些目標更是大膽和果敢的。
顯然而見,我們的行政長官不會讓政府墨守成規,因循固有的作風,更不會容許仍未解決的問題一直拖延下去。
行政長官的決心,從施政報告中致力解決歷時已久的房屋問題可見一斑。
房屋問題就是民意調查結果中,大部分受訪者認為最首要解決、最嚴重的問題。
我欣賞董先生和政府高層官員對房屋問題作出堅定的承擔。
我相信解決房屋的承擔和決心是有的。
雖然有不少建造業和有關人士相當質疑行政長官的建屋目標究竟可否在10年內落實,不過,我一向認為應該以樂觀態度處事。
我堅定相信只要有更多的承擔,看來不可能的事物都變得可能;
因此,我覺得董先生的建屋計劃是值得積極進行的。
然而,要達成建屋計劃,以下一些重要因素是政府應該認真考慮的。
建設社區
10年之內要每年興建85000個單位,相當於為300萬人建屋。
85000乘以住戶平均人數3.4,相等於2890000,也就是說,要在短短10十年之內興建幾個中型城市。
因此,我們事實上不只建屋,而是建設新社區。
我們必須為居住該等地區的人口,提供適當的商業和就業機會、康樂和休憩地方、社區服務設施及基礎建設。
因此,建屋的承諾不僅是達至某個建屋數字,而是更龐大的建設計劃。
質量並重
許多規劃界和建築設計界人士最關注的問題,是大量興建房屋時,會否犧牲了居住的質素。
我們的房屋不只為我們這一代,更是為下一代而建的,因此,我們不應只是倉卒的解決房屋問題,而忽略了居住環境。
建設社區需要有一套整體的規劃方向:
綜合了理想的生活環境、工作地點、康體設施和各樣的便利。
我們事實上有需要同時提高本港的市區環境質素。
樓宇本身的質素同樣重要。
實際上,因為本港嚴重缺乏已受訓勞工,維持質素確是一個令人憂慮的因素。
我的演辭稍後會提及人力資源的問題,不過,所有建造業內人士都會認同,樓宇質素差劣的問題在香港已普遍存在了好一段時間。
人力資源
毫無疑問,香港現在沒有足夠的人力資源來配合擴展的建屋計劃。
事實上,勞工短缺正是今天我們面對的問題。
最近一些建築工序價格已經達到極高水平;
再者,我剛才提及的樓宇質素問題,反映出人手短缺產生的嚴重後果。
人力資源不足不限於建築工人的層面,還延伸至督導技術人員和專業人士。
這些資源問題亦會影響建築的安全。
建造業訓練局當然可以,甚至必須加強培訓建築工人,但是最重要的是,我們亦要考慮究竟有何方法,吸引新血加入建造業的行列。
在這個會議廳裏,我曾在以前的辯論中,多次建議對建築業應該作出基本檢討,引用嶄新的建築方法和材料,使建築地盤更整齊和安全。
政府應該透過房屋委員會、建築署和其他工務部門,發揮帶頭作用,以影響建造業。
建造業正如其他製造業,應該研究如何向高增值工業的方向發展。
主席女士,讓我明確指出,如果要建屋計劃成功,輸入勞工是不能避免的。
在專業方面,本地的專業人士在內地進行工程項目已有一段時間,輸入內地專才到本港,可以幫助他們增加能力處理建屋計劃,亦可以令他們有多些資源處理內地的項目。
我曾促請政府增加人力資源給予土地、規劃和屋宇有關的部門。
近年通過多項有關屋宇和工業安全的條例,增加了這些部門不少工作量。
由於部門大部分人士要處理其他事項,以致審批程序通常都被拖延。
基礎設施
政府清晰地臚列了各區的住宅供應量,但沒有交代主要的基礎設施會否相應建成以供應新社區的發展。
不同的政策局局長試圖在口頭上給我們保證,當市民遷入新社區時,該區不會欠缺完整而有效率的運輸系統和其他基建。
但除了口頭承諾,以及重提眾所周知的西北鐵路計劃和地下鐵路將軍澳伸展工程外,我們看不到有甚麼具體的基建計劃。
因此,我期望財政司司長在發表1998-99年度財政預算案時,可以給我們一些較為清晰的承諾。
政府架構
我歡迎行政長官明確地指出要達到建屋目標,政府內部在規劃和統籌的工作上要作出徹底的改革。
我亦高興知道,政府就審批程序提出了一系列的改善建議,以及作出服務承諾。
這些改善審批程序的建議當中,有很多都是我本人和我在前立法局所代表的建築、測量及都市規劃界的成員向政府提交的。
我希望政府有關部門會切實執行這些措施,同時要讓業內人士和與行業有關的團體知道實施過程。
我歡迎政府承諾在部門之間推廣有利營商的文化,我促請政府各部門的領導層,必須確保這種文化滲透到每個階層的官員去。
先前我提到有些部門因為缺乏人手,無法在法定時限內完成審批的工作,往往便削足就履,以無關痛癢的原因將建築圖則退回。
在另一層面而言,現在的建屋計劃,與七十年代初期,發展新市鎮的情形不遑多讓。
要成功完成建屋計劃,政府部門必須有一個有權力的架構,以確保不同的政府部門可以有效的協調建屋進度,為共同目標而努力。
建屋計劃與機場核心工程計劃相比,還要更複雜和更大規模。
機場核心工程計劃是由政務司司長領導的機場發展策劃委員會及工務局設立的新機場工程統籌署所統籌。
我認為建屋計劃也要有同類的統籌組織。
市區重建
約有一半由私人發展商興建的住所,必須重建或由土地交換。
這種現象正反映出市區重建對房屋供應的重要性;
同時反映出政府要檢討市區重建程序的急切性。
我很高興看到施政報告建議設立市區重建局。
我希望它能夠在土地發展公司奠定的基礎上,更有效加快市區重建的工作。
此外,工業用地是建屋用地的重要來源,因此,重建工業用地以改善市區環境是刻不容緩的。
由於本地經濟轉型,很多舊式工廠大已不是用作製造用途。
這些大已經沒有經濟效益,普遍環境惡劣,亦造成環境污染和道路交通阻塞的問題。
基於商業要重新安置,工業用地如何可以再發展,實有賴政府積極參與來配合。
政府可能有需要在新界另覓合適的工業地盤供中小型企業運作之用。
主席女士,因為我的同事夏佳理議員昨天已經說了關於公屋的問題,因此我不打算在此重複。
明顯地,公營房屋佔了建屋目標一個相當大的比例,每年85000單位中,有5萬個單位是公營房屋。
房屋委員會(“房委會”)要完成公營房屋計劃,肯定需要私人專業顧問提供服務;
但房委會最近以服務費投標方式聘用顧問,這項政策令人非議。
服務費投標方式在英國實行後,已證實是弊多於利,亦已遭摒棄。
現在採用較有利的方式,就是以專業能力為主要聘用的條件。
主席女士,我今天集中討論行政長官施政報告中“安居”的部分。
其實,施政報告涵蓋了很多題目,我都深感興趣。
董建華先生第一份施政報告的特色就是既全面又高瞻遠矚。
讓我引述行政長官的說話:
“1997年7月1日,香港回歸祖國,香港人開始書寫自己的歷史;
而且,我們今天所走出的每一步,可能會決定了今後幾十年的路向。
”
香港回歸祖國不但是中華民族的歷史盛事,更給予所有香港人一個獨特的契機,我們可以為自己描繪一個光輝的未來。
主席女士,我謹此致辭,支持議案。
許賢發議員。
許賢發議員:
主席,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以“共創新紀元”作為其首份施政報告的標題,雖然為我們帶來很多耳目一新的發展方向,但只要細心研究一下,就會發現報告內其實只提出很多不可能即時兌現的建議或概念,而實際和具體的行政措施大都欠奉,尤其在數個重要的民生問題(貧窮、老人、房屋)上,我也看不到施政報告對這三方面的問題有實質的改善,亦未有正視社會福利對香港長遠穩定發展所發揮的作用。
因此,對於施政報告能否全面制訂出未來新世紀的發展藍圖,我是抱非常懷疑的態度。
貧窮問題視而不見
對於本港的貧窮問題,董建華先生實際上只用了草草四句說話輕輕帶過。
施政報告第13段末處有這段的記載:
“越多香港市民加入高增值的行列,他們的收入就越高,生活也自然越好過。
這是徹底解決低收入人士脫貧之道。
”董先生以為發展經濟就可以解決貧窮問題,但本港的貧窮問題是否如董先生所說便可以解決呢?
現時全港35至59歲的人口當中,教育程度只達小學或以下的有80萬人,其中從事非技術工就超過30萬人,佔整體勞動人口一成以上。
顯而易見,這些中年工人由於學歷低,缺乏市場需要的技術而被迫從事非技術工作,而施政報告中又沒有對於如何加強職業教育和訓練提出任何具體措施,使人懷疑董先生如何協助這大群低學歷的非技術勞工加入他所謂“高增值的行列”,以解決他們經常面對的失業和貧窮問題。
主席,在社會急速發展的同時,貧富兩極化的現象必然會隨之而出現。
當我翻閱政府統計處及稅務局發表的數據,發現本港最高收入的首10%勞動人口繳交的薪俸稅,佔了政府整體薪俸稅收入的75%。
如果再以統計處公布所有選定行業現時平均月薪10,641元計算,現時全港就有接近70%勞動人口的月入少於這個平均月薪。
難怪一般人相信,本港的財富操縱於極少數的超級富豪及“打工皇帝”手上,而不公平的情況是非常明顯的。
事實上,赤貧人口當中大部份是老人,所以我很難想像董先生怎樣理解脫貧的問題。
貧困的老人(特別是那些領取綜援的老人)是否也要加入所謂“高增值的行列”,從而令他們脫貧呢?
老人政策裹足不前
老人的貧窮問題,歸根究柢,其實是由於政府一直拒絕推行退休保障制度,尤其那些缺乏親人照顧的單身老人,年老後便只有依靠自己有限的金錢積蓄來維持生計。
董先生當選行政長官以後,不斷向外表達他對老人問題的關注。
他曾經令大眾對新政府銳意改善老人福利抱有極大的期望,但誰知施政報告宣布只是增加綜援金額每月380元,而且還跟全港市民大玩數字遊戲,實際上綜援金每月只增加三百三十多元(因要減去農曆新年特別津貼和康樂津貼)。
綜援老人更要多等7個月,即直至下個財政年度才可以領取以新率計算的綜援金額。
我不禁覺得,如果董先生真正提倡“老有所養”,認為增加老人綜援金額是有實際需要的話,為何要令一些單靠綜援過活的貧困老人多等7個月呢?
即使即時增加綜援金,政府在本財政年度只額外增加2.15億元左右的開支,佔整體公共開支預算的千分之一點三,令本年度的盈餘減少1%左右。
難道政府認為沒有足夠能力支付這個小小的數目?
另一方面,政府曾於本年年初就綜援老人的生活情況進行研究,以作為檢討老人綜援金額及有關資產限額等制度的參考。
據悉這一份影響民生的研究報告早已完成,但政府一直不肯向外發表和公開交代。
在缺乏參考數據資料的情況下,我們實在難以判斷增加綜援金380元是否稱得上足夠。
最低限度,董先生未能提供充分理據,說服本會及其他公眾人士,這個綜援加幅是否能夠令全港的綜援老人真正達致有尊嚴的生活水平?
社會福利界認為,政府應該重新接納94年“麥法新報告書”就老人綜援金額的建議,並同持提高老人家的資產限額,使他們能夠留有多些傍身的金錢,增加他們安全感。
“狼來了”的打擊炒樓措施
除了老人覺得沒有安全感之外,我認為施政報告同樣未能帶給香港市民在住屋方面的安全感。
報告在房屋方面完全是舊調重提,了無新意。
至於如何遏抑樓價、打擊炒樓活動,施政報告內更隻字不提!
董先生在本年年初公開呼籲市民無須急於買樓,結果樓價在半年內上升了三至四成,他只能以“遺憾”兩個字公開交代。
這不單止是不負責任的表現,更反映出政府根本對樓價飆升束手無策。
言猶在耳,房屋局局長上星期又出來說“不須急於買樓”。
如果董先生及政府官員以為利用重複的言論,便可以嚇怕樓市的投機者,這個想法未免太天真了。
政府的動令我想起“狼來了”這個童話故事。
說得太多不實在的說話,自然無人再肯相信。
因此,除非政府能夠拿出解決房屋問題的具體執行方法,否則,難以挽救市民對政府的信心。
我雖然同意增加土地供應會有助解決房屋問題,但政府亦必須同時考慮其他導致房屋問題的因素。
近年來,本港人口增長速率出現上調的趨勢,人口結構亦隨之產生了明顯的變化。
政府統計處的數據指出,1991年全港共有158萬個家庭,而當時的每年平均增長率為1.7%,但到了1996年,全港的家庭數目上升至185萬個,每年平均增長率上升至3.2%,較91年上升了一倍。
如果將這個情況與住宅單位的數量比較,便會得出在過去5年,全港家庭數目上升了接近9%,但同期住宅樓宇數目只增加了7%。
這個數據應該可以粗略說明住宅單位供應實在追不上需求的原因。
據推算,全港每年所需的住宅單位數目約在6萬至7萬個之間。
如果政府真能落實每年提供85000個住宅單位,應該可以在數年之內彌補過去的不足。
問題是除了過往的經驗說明了政府在房屋供應方面經常“報大數”、年年達不到建屋目標外,政府在打擊住宅樓宇炒賣活動方面亦看不到有任何成果,以致樓價實際上脫離了市民的購買力,形成使投機者有機可乘。
其實,樓價的升跌,對於使用物業自住的人士而言是毫無意義的。
當局若不從速制訂具體打擊炒賣活動的措施,只會助長樓價脫離合理的水平,一般“打工仔”對於“置業”兩個字就更感到遙不可及了,更談不上七成家庭置業的目標。
地少人多的新加坡,在去年已經實施了住宅樓宇短期轉售稅的措施,旨在增加樓宇炒賣的成本,保障真正購買樓宇自住的人士。
令我感到遺憾的是,董生先及其他政府高官月前訪問新加坡後,並沒有認真考慮實行非自住住宅樓宇短期轉售稅的措施,用以打擊炒樓活動。
我認為這是非常可惜的。
此外,樓價高企會令首次置業人士最感吃力。
我認為政府應該在貸款計劃以外,提供普及而實惠的措施以鼓勵市民置業,並仿效歐洲國家的實例,為首次置業人士提供自住物業按揭供款的稅務優惠,直接減輕首次供樓人士的稅務負擔。
我相信這種措施會受到普羅市民歡迎。
結語
主席,大家對行政長官首份施政報告抱有期望,無非是希望香港在回歸中國後,以及邁向二十一世紀的新時代,人人都能夠安居樂業,社會能夠更和諧,生活能夠得到無憂的保障。
很可惜,我仍未能從施政報告中找到答案。
主席,本人謹此陳辭。
陳鑑林議員。
陳鑑林議員:
主席女士,“百業同興”是行政長官董建華先生施政報告所列的工作計劃的第一章,很明顯是希望延續香港過去賴以成功的各種因素,營造更有利的營商環境,配合發展高科技以振興百業。
行政長官強調,無論是工業或服務業,都只能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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