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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氏貴「真」,以為一時代有一時代之文化,一人有一人之情感,唯「變」方能存「真」,二者相輔相成而後有韻趣。
此即所謂:
唯夫代有升降,而法不相沿,各極其變,各窮其趣,所以可貴。
袁宏道主「變」,反對七子模仿之說,理由有二:
一為時移事變,復古派強欲學古人,但得言語之跡而不悟精髓,猶如處嚴冬而襲夏葛;
二為文學歷史發展遇窮則變,當體制風格無法與內容情感相互配合,文學形式自然產生變化。
又其所謂「趣」,乃指天生自然之個性所流露的喜悅風味,非從學問來亦非對自然的觀照之樂,「無心」反能得韻趣。
宏道以創作為各抒性靈之表現,所以文學作品能呈顯百千姿態;
「真」為作品優劣之標準,但求出於自己胸臆而不問雅俗,故不諱言民歌、戲曲及小說之價值。
公安三袁承自李贄,袁枚詩論近於公安;
然袁枚不僅責李贄為夭魅盜賊,且不滿於宏道。
云:
吾家中郎,治行可觀;
若論其文章,根柢淺薄,龐雜異端。
蒙公舉以相擬,得無有彼哉彼哉之嘆呼?
宏道非不學者亦不完全否定學問對創作的助益,他特別重視性靈真心,目的是破偽,此乃針對文壇時俗陋弊而下之藥方。
李贄認為讀書義理若成童心之障,則學問為假人淵藪,宏道承襲李贄說法並力矯時俗流弊;
公安末流趨於俚僻,豈可皆諉為宏道之過?
袁枚「性靈」說可謂中國詩論主性靈者之集大成,於昔時偏頗處多所修正,重視作品為作者情感真誠表現則無異前人,然袁氏對前朝主張性靈一派者,似未給予公允評價。
(二)王士禎「神韻」說
宋代詩學,前後七子宗尚復古取法盛唐,公安力倡創新標舉性靈;
二派流弊,前者膚熟,後者俚僻。
竟陵為矯二者之失,主張於古人詩中求其精神,然強欲見性靈,不免走入偏路。
清初詩人學宋詩平淡欲救竟陵之詭峭,卻又染宋詩好發議論、平直板滯之習;
王士禎遂以「神韻」說救弊補偏,天下俊士翕然從之。
士禎承司空圖「味外之旨」及嚴羽「興趣」說餘緒,主張詩能傳達言外之意者為佳。
所謂「言外之意」指於作品中有所興發感觸,超乎表象文字所指陳者,亦即意象(imagery)所引致的情感與知覺之混合物,可構成作品的意境。
士禎論詩標舉「神韻」,詩家多以「風神韻致」解釋「神韻」二字,而風神韻致本用於人物之品評;
觀漁洋所重在「意」,可知「風神韻致」於其詩論所指涉不僅止於作者個人實際風采神情,更是藝術家感受世界與表現情感的獨特方式。
作者情感為作品內在精神,文字修辭為外在形式,士禎對此亦有所留意,故「神韻」說討論問題包含兩方面:
一為作品整體意境;
二為語言文字風格。
士禎嘗言:
表聖論詩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盡得風流」八字。
昔司空表聖作《詩品》凡二十四,有謂「沖澹」者,曰「遇之匪深,即之愈稀」;
有謂「自然」者,曰「俯拾即是,不取諸鄰」;
有謂「清奇」者,曰「神出古異,澹不可收。
」是三者品之最上。
又多稱譽王、孟、柳、韋之作,故知「神韻」說審美觀念核心:
意境需尚空寂超逸,語言風格則以沖澹清遠為佳。
雖因朦朧之美不易以文字具體指陳,遂有譏「神韻」說蹈空欺人者,但「神韻」說本就詩之美學性質作發揮,空寂與清遠皆屬美感經驗,並不關涉「蹈空欺人」。
梁章鉅《退庵隨筆》云:
王漁洋談藝四言,曰典,曰遠,曰諧,曰則,而獨未拈出一「真」字。
「神韻」說針對清初學宋詩流於平直淺露之弊端而起,重在言有盡而意無窮,清遠超逸遂成最高審美標準。
一家之言本難於含括所有層面,士禎對症下藥,故不特別標舉「真」;
袁枚為與「格調」說、「肌理」說抗衡,因此強調「著我」。
故袁枚雖同意「神韻」重要,卻以為「神韻」必須出於詩人先天真性情,不可勉強而致。
兩人詩論同屬道家言志之流,重視作品所蘊含的個人情志,相異處則在於士禎偏重以美論詩,袁枚偏重以情論詩,此或者便是袁枚對王士禎「不相菲薄不相師」的最大原因。
二、「性靈說」內容分析
袁枚論詩,屢次言「性靈」,如其云:
人有滿腔書卷,無處張皇,當為考據之學,自成一家。
其次則駢體文,盡可鋪排,何必借詩為賣弄。
自《三百篇》至今日,凡詩之傳者,都是性靈,不關堆垛,惟李義山詩,稍多典故,然皆用才情驅使,不專砌填也。
蓋詩境甚寬,詩情甚活,總在乎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以不失孔、孟論詩之旨而已。
必欲繁其例、狹其徑、苛其條規、桎梏其性靈,使無生人之樂,不已傎乎!
可知袁氏詩論實以抒發性靈為核心。
因力主性靈,故認為沈德潛「格調」說但知「溫柔敦厚」、「人倫大用」之實用功能,翁方綱「肌理」說則流於「以注疏誇高,以填砌衿博」,俱為不真解詩者。
然「性靈」二字當作何解?
鐘嶸(約468-518)《詩品》評阮籍(210-263)詩,云:
「詠懷之作,可以陶性靈、發幽思」;
李延壽(?
589-676?
)《南史‧文學傳序》曰:
「自漢以來,辭人代有。
大則憲章典記,小則申舒性靈」;
袁宏道〈序氏家繩集〉言:
「不可造是真性靈也」,「性靈」一詞似多作性情。
但觀袁枚「使人閼於性靈,塞斷機括,豈非詩話作而詩亡哉?
」與「今人浮慕詩名而強為之,既離性情又乏靈機」之語,其所謂「性靈」實分為性情與靈機兩方面:
性情是詩人的個性情感,靈機則是詩人的天分才氣。
他認為創作需根源真實情感,評價好壞之標準亦端視於此,若首重教化功能、學問知識則是本末倒置。
情感發自內心後,又需藉助巧辭方能適切表達;
後天的學習訓練雖然可以增進寫作技巧,但與生俱來的創作天分及穎慧才氣更成為是否能善用技巧的關鍵。
性情真切、靈機高妙構成袁枚「性靈」說立論兩大支柱;
而這兩個特質都關涉詩人本身,正其所謂「著我」者。
(一)性情
袁枚曾說:
「詩言志,言詩必本乎性情也。
」又說:
「詩人有終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詩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興到、流連光景、即事成詩之志,志字不可看殺也。
」詩傳達作者心中所思所感,人事時地互有不同,志之內容因之變異;
惟所思所感重在真切,須發自詩人胸臆而非杜撰做作。
他曾批評王士禎為追求不即不離的超逸美感,不主性情、專重修飾,以致詩作予人虛假之感;
又以「目之所未瞻,身之所未到,勉強為之,有如茅簷曝背、高話金鑾」辭和友人〈扈從紀事詩〉。
重視性情之真可見一斑。
「性情之真」不僅指個人實際生活中的性情,也包含作者於作品中所顯露的神情風采。
袁枚於此可謂力行不悖:
創作求情感之真切,生平行事亦如是;
然其所謂「真」,是先天個性之真,未必完全合乎世俗的道德規範,以致袁枚通脫不羈、寄情聲色的放任態度多遭非議。
章學誠(1738-1801)厲斥他「誣枉風騷誤後生,猖狂相率賦閒情。
春風花樹多蝴蝶,都是隨園蠱變成」;
趙翼(1727-1814)更直言「引誘良家子女,蛾眉都拜門生」。
袁枚卻始終冷眼以對千夫指,謂「暴生平得失於天下,然後天下明明然可指而按,而後以存其真」;
他對於假道學甚為不屑,反而自傲於自己的率性任真。
重視真情的性格促使袁枚留下大量歌詠男女愛情的詩作,以為「情之所先,莫如男女」,並甘冒大不諱廣收女弟、稱頌妓之俠義能文者。
(二)靈機
情的表現有借於才,才由天性使然,非關學問;
袁枚言「詩文自需學力,然用筆構思,全憑天分」,選材、相題、用筆、布格、擇韻皆有賴於詩人天生才份,亦即藝術直覺。
他認為聰穎之人一指便悟,靈心敏慧故能見景物而起興會、運技巧而傳性情,此即所謂:
鳥啼花落,皆與神通;
人不能悟,付之飄零。
惟我詩人,眾妙扶智,但見性情,不見文字。
宣尼偶過,童歌滄浪,聞之欣然。
詩雖出自詩人之口,卻是自然天籟,當詩人某種特定情思與天地某種特定景物相遇,即景成趣、自然諷詠便是佳作。
春景漾生機、秋景多肅殺,不同情景予人不同感受,詩人基於天生直覺的領悟能力,發而為創作,其中微妙處甚至連詩人自己也無法具體說明。
「詩如化工,即景成趣。
逝者如斯,有新無故。
因物賦形,隨影換步」及「夫詩為天地元音,有定而無定;
到恰好處,自成音節」當即此意。
他將詩人對於天籟之音的領悟視為「靈機」之一,而由此得到的趣韻最為可貴,若刻意求詩則流於虛假做作,全無韻致。
因他以「我不覓詩詩覓我」為佳妙,所以推崇《三百篇》、《古詩十九首》獨絕千古,無題之詩為天籟之音;
漢魏以下有題方有詩,離性情遂遠,轉成人籟之音,難臻化工之境。
三、袁枚其他詩學主張
《隨園詩話》卷五,言:
抱韓杜以凌人而粗手笨腳者,謂之權門托足;
倣王孟以矜高而半吞半吐者,謂之貧賤驕人;
開口言盛唐及好用古人韻者,謂之木偶演戲;
故意走宋人冷徑者,謂之乞兒搬家;
好疊韻次韻剌剌不休者,謂之村婆絮談;
一字一句自註來歷者,謂之古董開店。
幾乎將各家流弊道盡。
人疑他豈無依傍?
袁枚自言但尊周、孔,其後煩言贅語則不能隨聲附和。
他對於「格調」與「肌理」二說尤為不滿,以為二家過於強調詩的社會功用及以學問入詩,俱為不真解詩者。
《詩話補遺》卷三言:
孔子論詩,但云興觀群怨,又云『溫柔敦厚』,足矣。
孟子論詩,但云『以意逆志』,又言『言近而指遠』,足矣。
不料今之詩流有三病焉:
其一填書塞典,滿紙死氣,自矜淹博;
其一全無蘊藉,矢口而道,自夸真率;
近又有講聲調而圈平點仄以為譜者,戒蜂腰、鶴膝、疊韻、雙聲以為嚴者,栩栩然今獨得之密。
知袁枚對時俗之不滿。
為救弊補偏,袁枚力倡「性靈」之說:
主張詩重在抒發性靈,情感真誠、天分靈妙,情立辭巧自能有新活趣韻;
格調不在性情外,學問為天分之輔助。
袁枚反對拘於格套,認為偏執一端易生流弊,故其詩論雖以性靈為主,又有他說作為補充,大致皆是言天分不費工力、以學問濟性情。
袁枚實有融合諸說以自成一家的企圖,後人歸其為「性靈」,僅是就主張中特為強調者言。
袁枚曾謂:
作史三長,才、學、識而已;
詩則三者宜兼而尤貴以清韻將之。
所謂弦外之音、味外之味也。
情深而韻長。
「才」指藝術創作的天分與直覺能力;
「學」指後天習得的學問技巧;
「識」指評鑑詩作優劣的洞見。
前二者就創作言,後者就批評道。
「清韻」近乎王士禎所謂清遠超逸之意境,但並不似漁洋尚指語言風格的沖澹清遠。
學問技巧為人工,可強而致者,雖不是作詩的必要條件,卻能豐厚詩作的內容與形式,所謂「凡多讀書為詩家最要事,所以必須胸有萬卷者,欲其助我神氣耳。
」《隨園詩話》卷五又言:
「詩宜樸不宜巧,然必須大巧之樸;
詩宜淡不宜濃,然必須濃後之淡」,知袁枚不偏廢人工,只是必須渾然天成。
〈續詩品〉亦論及用典、藻飾、音節、博習、學古、雅言的重要,如其言:
「雖抱仙骨,亦由嚴妝」、「詩本樂章,按節當歌」、「萬卷山積,一篇吟成」、「宜善相之,多師為佳」、「雖真不雅、庸奴叱」,皆為允論,可知袁枚重才但不廢學,其詩論主張堪稱周延。
四、結語
清人每多著眼袁枚詩論強調性靈的部分,卻忽視他針對專主性靈可能產生的流弊而作的補充;
又將隨園詩作、為人與詩論內容混雜比對,遂常有纖佻浮豔之譏。
章學程非議袁枚無德、不學,近於性靈一派的趙翼及傑出女詩人汪端(1793-1838)也都有不滿袁枚的言論,甚至袁枚身後,攻擊者泰半為門生故舊,則袁枚詩論掩於任誕行事及豔體詩作以致不被真正認識的情況,可見一斑。
文學創作因作者才份情感互異,自然呈顯為多種風格;
文學理論亦因時代需要不同,各有發展。
集諸家之創作與理論,正可匯百川而為大海;
強求定於一尊,則失於偏頗狹仄。
清代為古典文學之總結,立後觀前,更有助於學說的成熟圓融。
袁枚詩論主張除見於《隨園詩話》、《詩話補遺》、《小倉山房詩集》,亦散見於書信文論之中;
〈續詩品〉共三十二首,著重討論創作技巧,條列陳述簡明有力,更是補充鍾嶸《詩品》的力作。
客觀言之,袁枚詩論實可視為中國詩論主「性靈」者之大成,學者何必因人廢言?
至於袁枚創作是否能實踐詩論主張,為人為學是否有讓人疵議處?
則屬不同性質的問題,不須與其詩論主張有必要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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