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的草原治理比较.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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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的草原治理比较
基于社会
生态系统框架的草原治理比较
第一节引言
我国有4亿公顷草原,占国土面积的41.7%,这些草原持续发挥着防风固沙、涵养水源、调节气候、固氮储碳、维护生物多样性等独特的生态功能。
北方草原达3.13亿公顷,从东到西,构成了4500公里之长的绿色自然保护带。
草原这一绿色自然保护带不仅是我国草地畜牧业的物质基础,而且是我国乃至亚洲大部分国家重要的生态屏障。
[1]然而,由于长期遭受超载过牧、开荒垦殖等人为的破坏,再加上全球气候变暖等自然因素的影响,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我国草地生态环境日趋恶化[2],沙尘暴等生态灾难频发[3],对国家生态安全和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
严峻的草原生态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
众多自然科学家、技术专家最先着手从工程技术手段入手,寻求解决草原问题的途径,提出了围栏封育、改良草地、改良畜种、建设人工草地等防治措施。
[4]这些措施建议最终得到了高层决策者的采纳,自2000年开始,中央政府陆续组织实施了京津风沙源治理、退牧还草、西南岩熔草地治理等重大生态工程;实行草畜平衡、禁牧舍饲和基本草原保护等制度;累计投入资金超过300亿元,用于加强草原保护和建设。
[5]一些典型草原地区退化趋势得到遏制,沙化草原面积不断缩小。
2013年,全国草原综合植被盖度为54.2%,鲜草产量突破10.5亿吨,为近十年来最高。
然而,尽管我国草原保护建设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但目前全国草原超载过牧现象依然严重,中度和重度退化的草原面积仍占1/3以上。
[6]
近年来,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也开始注重从政策工具、机构设置、制度安排等入手,寻求实现草原可持续发展的路径。
这些研究显示,一系列草原治理措施政策并非如《全国草原监测报告》中所表述的那样实现了预期的目标,并且这些治理措施导致了草场管理和利用的一系列现实困境,如牧民畜牧业经营难以为继、传统文化及知识消失等,而这些很可能是造成草原生态环境一直无法扭转“局部好转、整体恶化”趋势的重要原因。
陈洁、罗丹、韩俊等人通过大规模的案例调研和田野调查,对草原生态治理政策和项目进行了综合评估,发现当前的草原生态治理往往以草和畜为出发点和着力点,忽视了牧民的意愿,导致政策和项目常常得不到牧民的支持。
[7]李文军和张倩基于非平衡生态系统理论[8],重新审视了内蒙古畜草双承包责任制的有效性。
她们认为,在干旱牧区实行私有化会削弱牧民从自然资源中的获益能力,从而产生了“私地悲剧”,弹性承载力管理可能更有利于干旱半干旱地区的畜牧业经营和草场生态条件的保持。
[9]王晓毅、荀丽丽等人从社会学视角出发,深入分析了牧民定居、草场承包、市场化和生态移民等制度政策在实际执行时对社区层面牧民生产、生活的影响,认为这些制度政策减少了社区可利用的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本,加剧了社区的脆弱。
[10]还有很多学者,如刘明远、杨理、杨立华人等则应用各种治理理论和分析框架,指出当前政府主导草原治理模式中存在的种种制度性缺陷和障碍,如将牧民排除在决策之外。
[11]
李文军和张倩将当前草原治理实际管理和具体操作中的种种问题归因于草原治理研究中长期存在的困境:
第一,草—畜—人的研究相互割裂。
中国草原治理决策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自然科学研究的左右,社会科学在草场管理和畜牧业发展方面的研究相当有限,并且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内部各学科之间,也存在很大程度的分割。
各学科研究相互割裂,导致了其对于问题的认识以及提供的政策依据只能是局部的,不见整体。
第二,对自然和社会系统管理的简单化。
草原系统(特别是干旱半干旱牧区)是一个复杂的、多样性的系统,具有高度的不可预测性。
[12]传统的治理措施和计划都是基于一个假设,即未来是可以预测的(由已经发生的模式推理而来),试图以简单化、标准化的思维和方式来管理草场。
在这种思维范式下制定的相关法律和政策,往往成为“符号法”或“空制度”,如草场承载力[13]、生态移民[14]等制度政策在实施中的种种表现就是如此。
第三,极端的现代化意识形态。
当前草原治理措施背后还存在一种逻辑,即通过现代化科学技术可以改变环境。
政府和一些专家学者常常将(他们认为的)现代化知识体系(如畜牧业发达国家的技术方案、经营模式等)凌驾于牧民的本土知识体系上,制定、执行、推广一系列不符合当地实际生态环境、社会和文化条件的政策和工程。
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分析及其框架建构,是近几年来国际自然资源治理和可持续发展领域研究的热门议题,它聚焦于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的多元互动,探寻这种互动的规律和演变方向,以期为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提供更契合当地实际的、多样化的治理手段和政策工具。
[15]笔者希望从社会—生态系统理论出发,在方法论层面探索一条适合中国草原实际的并在多学科(或跨学科)基础上将牧区社会系统和生态系统整合研究的路径。
希冀能够为当前中国草原治理研究跨越固有困境提供一种新视野,并由此为未来中国草原治理的新发展提供更为有效的支撑。
第二节研究方法
一理论基础
传统上,自然科学家在研究环境问题时,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主要研究对象,人只是其中的一个外在者,而社会科学家则强调人类互动的重要性,相对忽视这种互动的环境背景。
[16]由于各学科大多只关注其自身研究领域的具体问题,很难产生交叉互动,这导致其对于环境问题的研究容易陷入一种“万能药”的陷阱——倾向于使用一种简单、预设的理论模型推演出一个“包治百病”的解决措施,如中央政府规制、社会自治、公众参与或者私有化等,而最终的结果也大都以失败而告终。
[17]
早在20世纪80年代,许多学者就指出,资源环境问题背后的原因多种多样、分散复杂,应该被视为“复合系统问题”。
[18]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人类社会与生态系统之间并不是简单的此消彼长的关系,而是存在非线性、环形反馈、时滞、遗传效应、阈值、异质性和突变性等非常复杂的相互作用。
[19]基于这些研究,“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分析路径逐渐发展形成。
社会—生态系统理论认为,人类系统和生态系统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且相互依赖,形成一个相互耦合(包括组织耦合、空间耦合和时间耦合等)、多维互动的整体[20],人类利用的所有自然资源都内嵌于其中。
[21]社会—生态系统内部包含了不同子系统以及变量,是一个类似于从有机体、器官一直到细胞的多层结构。
[22]不同的子系统(例如资源系统、治理系统、用户等)之间彼此独立但相互作用,最终表现为系统层面的结果。
[21]
从社会—生态系统耦合分析的视角来看,草原退化问题源自人口、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和宗教等方面的社会力量引起的草原生态系统及其服务的变化,进而影响了人类的福祉状况。
换言之,草原退化问题只是更加广泛的社会—生态系统互动链中的一个节点,成功实现草原治理的关键是,需要与当地自然生态和经济社会条件相匹配的多样性的制度设计,来化解各种具有不同特质的风险。
而非采取“简化论者”(Reductionist)的途径——将复杂系统简化为单一要素的机械组合,以至于不同的知识系统之间存在难以跨越的界限。
二案例比较分析
案例研究是自然资源可持续治理研究中常用的研究方法,当前中国草原治理研究也多采用这一研究方法。
问题是,许多研究采用单一案例,或者虽然选取了多个案例,但却缺乏系统、规范和精细的比较分析。
从研究方法来看,单一案例很容易陷入循环论证的怪圈,理论的解释力和普适性很难令人信服。
比较分析两个或多个案例无疑比单一案例研究更有说服力,通过比较多个案例的一致性和差异性,更有助于发现对机制的解释,找到更契合当地实际的治理措施。
笔者选取内蒙古阿巴嘎旗(A旗)、乌审旗(W旗)和四川省红原县(H县)作为案例比较研究地点。
2011~2012年,笔者曾对这三个旗(县)的政府相关工作人员、牧民家庭进行了实地访谈调研。
研究数据一部分来自实地调研,其他来自对有关文献的分析。
对复杂、多层嵌套和动态变化的社会—生态系统进行耦合研究,需要一个既能整合交叉学科中的多种知识,又能容纳社会—生态系统中那些多尺度、非线性、跨时空的变量因子的分析框架。
经过深入比较分析,笔者认为埃莉诺·奥斯特罗姆开发的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的组织结构和变量构成比较均衡和通用,可以作为研究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的一个通用框架。
社会—生态系统框架包含八个一级变量组。
在本案例研究中,资源系统(RS)指草场;资源单位(RU)指牧草;治理系统(GS)指从中央到地方层面相关的体制安排、制度设计以及政策体系等;行动者(A)指牧民、专家学者、非政府组织等与草场开发利用相关的个人或组织;经济、社会和政治环境(S)和生态系统(ECO)指案例所在地县级尺度的社会、经济、气候、地理等背景因素。
奥斯特罗姆等人依据已有大量研究已经明确的每个变量组的关键属性[23],将上述八个一级变量组继续向下拆分若干二级变量。
在本案例中,笔者结合草原治理案例比较分析的需要,对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的二级变量表进行了拓展,重点考察不同草原治理案例之间的异质性变量(见表4-1)。
表4-1草原治理比较分析变量
社会、经济和政治背景(S)
S1经济发展
S11地区经济水平
S111GDP
S112人均GDP
S113三次产业比
S114财政收入
S115财政支出
S116城镇居民收入
S117农村居民收入
S2人口趋势
S21总人口
S211农牧业人口
S212少数民族人口
S3政治稳定
S31中央重视度
S311对北京的影响
S4其他治理系统
S5市场
S6媒体组织
S7技术
相关生态系统(ECO)
ECO1气候特征
ECO11水热条件
ECO111年均温度
ECO112年均降水
ECO113年均无霜期
ECO12自然地理
ECO121海拔高度
ECO2污染类型
ECO3资源的流动
资源系统(RS)
RS1资源类型
RS2清晰的资源边界
RS3资源系统的规模
RS31可用草原面积
RS32人均草原面积
RS4人造设施
RS41人工草地
RS42棚圈、水井等
RS5资源系统的产出
RS51亩均产草量
RS6平衡性
RS7系统动态可预测性
RS8存储特征
RS9位置
资源单位(RU)
RU1资源单位移动性
RU2更新或生长速率
RU3资源单位间的相互作用
RU4经济价值
RU5规模
RU6显著标志
RU7时空分布治理系统(GS)
GS1政府组织
GS2非政府组织
GS3网络结构
GS4产权结构
GS5操作规则(县、旗)
GS51草原生态(地方资金)
GS52生态移民(地方资金)
GS6集体选择规则(省、市)
GS61地方资金支持
GS7宪政规则(国家)
GS71生态保护工程和政策
GS711京津源风沙治理工程
GS712退牧还草工程
GS713草原生态补奖机制
GS8监督和制裁过程
行动者(A)
A1相关行动者数量
A2社会经济属性
A3历史或以往经验
A4位置
A5领导力
A6社会资本
A7社会生态系统观/心智模式
A8对资源的依赖程度
A81经济依赖性
A9可用技术
A91畜牧业科技水平
互动过程(I)
I1不同用户的收获量
I2用户间的信息分享
I3协商过程
I4用户间的冲突
I5投资活动
I6游说活动
I7自组织行动
结果(O)
O1社会绩效评估
O2生态绩效评估
O3对其他SES系统的外部性
资料来源:
McGinnis,M.D.,E.Ostr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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