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蹑足行伍之间,而倔起阡陌之中,率疲弊之卒,将数百之众,转而攻秦,斩木为兵,揭竿为旗,天下云集响应,赢粮而景从。
山东豪俊遂并起而亡秦族矣。
且夫天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崤函之固,自若也。
陈涉之位,非尊于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之君也;
锄櫌(yōu)棘矜(qí
n),非铦于钩戟长铩也;
谪戍之众,非抗于九国之师也;
深谋远虑,行军用兵之道,非及向时之士也。
然而成败异变,功业相反,何也?
试使山东之国与陈涉度(duó
)长絜大,比权量力,则不可同年而语矣。
然秦以区区之地,致万乘之势,序八州而朝同列,百有余年矣;
然后以六合为家,崤函为宫;
一夫作难(nà
n)而七庙隳,身死人手,为天下笑者,何也?
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
原文(中)
秦灭周祀,并海内,兼诸侯,南面称帝,以养四海。
天下之士,斐然向风。
若是,何也?
曰:
近古之无王者久矣。
周室卑微,五霸既灭,令不行于天下。
是以诸侯力政,强凌弱,众暴寡,兵革不休,士民罢弊。
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
既元元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虚心而仰上。
当此之时,专威定功,安危之本,在于此矣。
秦王怀贪鄙之心,行自奋之智,不信功臣,不亲士民,废王道而立私爱,焚文书而酷刑法,先诈力而后仁义,以暴虐为天下始。
夫兼并者高诈力,安危者贵顺权,此言取与守不同术也。
秦离战国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无异也。
孤独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
借使秦王论上世之事,并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后虽有淫骄之主,犹未有倾危之患也。
故三王之建天下,名号显美,功业长久。
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领而观其政。
夫寒者利裋褐,而饥者甘糟糠。
天下嚣嚣,新主之资也。
此言劳民之易为仁也。
向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贤,臣主一心而忧海内之患,缟素而正先帝之过;
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后,建国立君以礼天下;
虚囹圄而免刑戮,去收孥污秽之罪,使各反其乡里;
发仓廪,散财币,以振孤独穷困之士;
轻赋少事,以佐百姓之急;
约法省刑,以持其后,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节修行,各慎其身;
塞万民之望,而以盛德与天下,天下息矣。
即四海之内皆欢然各自安乐其处,惟恐有变。
虽有狡害之民,无离上之心,则不轨之臣无以饰其智,而暴乱之奸弭矣。
二世不行此术,而重以无道:
坏宗庙与民,更始作阿房之宫;
繁刑严诛,吏治刻深;
赏罚不当,赋敛无度。
天下多事,吏不能纪;
百姓困穷,而主不收恤。
然后奸伪并起,而上下相遁;
蒙罪者众,刑戮相望于道,而天下苦之。
自群卿以下至于众庶,人怀自危之心,亲处穷苦之实,咸不安其位,故易动也。
是以陈涉不用汤、武之贤,不借公侯之尊,奋臂于大泽,而天下响应者,其民危也。
故先王者,见终始不变,知存亡之由。
是以牧民之道,务在安之而已矣。
下虽有逆行之臣,必无响应之助。
故曰:
“安民可与为义,而危民易与为非”,此之谓也。
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身在于戮者,正之非也。
是二世之过也。
原文(下)
秦兼诸侯山东三十余郡,修津关,据险塞,缮甲兵而守之。
然陈涉率散乱之众数百,奋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望屋而食,横行天下。
秦人阻险不守,关梁不闭,长戟不刺,强弩不射。
楚师深入,战于鸿门,曾无藩篱之难。
于是山东诸侯并起,豪俊相立。
秦使章邯将而东征,章邯因其三军之众,要市于外,以谋其上。
群臣之不相信,可见于此矣。
子婴立,遂不悟。
借使子婴有庸主之材而仅得中佐,山东虽乱,三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庙之祀宜未绝也。
秦地被山带河以为固,四塞之国也。
自缪公以来至于秦王二十余君,常为诸侯雄。
此岂世贤哉?
其势居然也。
且天下尝同心并力攻秦矣,然困于险阻而不能进者,岂勇力智慧不足哉?
形不利、势不便也。
秦虽小邑,伐并大城,得厄塞而守之。
诸侯起于匹夫,以利会,非有素王之行也。
其交未亲,其民未附,名曰亡秦,其实利之也。
彼见秦阻之难犯,必退师。
案土息民以待其弊,收弱扶罢以令大国之君,不患不得意于海内。
贵为天子,富有四海,而身为禽者,救败非也。
秦王足己而不问,遂过而不变。
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祸。
子婴孤立无亲,危弱无辅。
三主之惑,终身不悟,亡不亦宜乎?
当此时也,也非无深谋远虑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尽忠指过者,秦俗多忌讳之禁也,——忠言未卒于口而身糜没矣。
故使天下之士倾耳而听,重足而立,阖口而不言。
是以三主失道,而忠臣不谏,智士不谋也。
天下已乱,奸不上闻,岂不悲哉!
先王知壅蔽之伤国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饰法设刑而天下治。
其强也,禁暴诛乱而天下服;
其弱也,王霸征而诸侯从;
其削也,内守外附而社稷存。
故秦之盛也,繁法严刑而天下震;
及其衰也,百姓怨而海内叛矣。
故周王序得其道,千余载不绝;
秦本末并失,故不能长。
由是观之,安危之统相去远矣。
鄙谚曰:
“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也。
”是以君子为国,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事,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就有序,变化因时,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
译文(上)
秦孝公占据着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地势,拥有雍州的土地,君臣牢固地守卫着,谋取周王室的权力,有席卷天下,控制寰宇,并吞四海的意愿,吞并各国的野心。
在那时候,商鞅辅佐他,对内建立法规制度,致力于耕作纺织,修造防守和进攻的器械;
对外实行连横策略,使崤山以东诸侯自相争斗。
于是,秦人毫不费力地夺取了黄河以西之外的土地。
孝公死后,惠文王、武王、昭襄王先后继承已有的基业,沿袭前代的策略,向南夺取汉中,向西攻取巴、蜀,向东割取肥沃的地区,向北占领非常重要的地区。
诸侯恐慌害怕,集会结盟,谋求削弱秦国的办法。
不吝惜奇珍贵重的器物和肥沃富饶的土地,用来招纳天下的优秀人才,采用合纵的策略缔结盟约,互相援助,成为一体。
在这个时候,齐国有孟尝君,赵国有平原君,楚国有春申君,魏国有信陵君。
这四位封君,都见事明,有智谋,心地诚而讲信义,待人很宽厚,对贤能之士很敬重,以合从之约击破秦的连横之策,将韩、魏、燕、楚、齐、赵、宋、卫、中山的部队结成联军。
在这时,六国士人有宁越、徐尚、苏秦、杜赫等人为他们出谋划策,齐明、周最、陈轸、召滑、楼缓、翟景、苏厉、乐毅等人沟通意见,吴起、孙膑、带佗、倪良、王廖、田忌、廉颇、赵奢等人统率他们的军队。
他们曾经以十倍于秦的土地,上百万的军队,向上攻打秦国的关隘。
秦人大开关门引敌深入,九国的军队却迟疑起来,不敢入关。
秦人没有耗费一兵一卒,天下的诸侯就已陷入狼狈不堪的境地了。
这样一来,纵约失败了,各诸侯国争着割地来贿赂秦国。
秦有富余的力量趁他们困乏来制服他们,追赶九国的败兵,百万败兵横尸道路,血流成河,大盾牌也漂浮得起。
秦国凭借这有利的形势,割取天下的土地,重新划分山河的区域。
强国主动表示屈服,弱国按时入秦朝拜。
待到孝文王、庄襄王依次继位,他们统治的时间不长,秦国并没有什么大事发生。
到始皇的时候,发展六世遗留下来的功业,以武力来统治各国,将东周、西周和各诸侯国统统消灭,登上宝座来控制天下,用严酷的刑罚来奴役天下的百姓,威风震慑四海。
向南攻取百越的土地,把它划为桂林郡和象郡,百越的君主低着头,颈上捆着绳子,性命听凭秦的下级官吏处理。
于是又派蒙恬到北方去修筑长城,守卫边境,使匈奴退却七百多里;
胡人(再)不敢到南边来放牧,勇士不敢拉弓射箭来报仇。
接着就废除古代帝王的治世之道,焚烧诸子百家的着作,为的是使百姓变得愚蠢;
毁坏高大的城墙,杀掉英雄豪杰;
收缴天下的兵器,集中在咸阳,销毁刀刃和箭头,用来铸成十二个铜人,来削弱百姓的反抗力量。
然后凭着华山当作城池,就着黄河当作池护城河,占据着华山,面对着黄河,认为是险固的地势。
好的将领手执强弩守卫着要害的地方,可靠的官员、精锐的士卒拿着锋利的兵器,盘问过往行人。
天下已经安定,始皇心里自以为倚仗这关中的险固地势、方圆千里的坚固的城防,就可以成就子孙万代的帝王基业。
秦始皇去世之后,他的余威依然震慑着边远地区。
可是,陈涉不过是个用破瓮做窗户、用草绳系门板的贫家子弟,是下底层一类的人,后来做了被迁谪戍边的兵卒;
才能不如平常的人,更没有孔子、墨子那样的贤德,也不像陶朱公、猗顿那样的富有。
他跻身于戍卒的队伍中,从田野间突然奋起发难,率领着疲惫无力的士兵,指挥着几百人的队伍,掉转头来进攻秦国,折断树枝作武器,举起竹竿当旗帜,天下豪杰纷纷响应聚集,许多人都背着粮食,如影随行般地跟着他。
崤山以东的英雄豪杰于是一齐起义,消灭了秦王朝。
再说,一统天下的秦王朝并没有被削弱,雍州的地势,崤山和函谷关的险固,还是与从前无异。
陈涉的地位并不比齐、楚、燕、赵、韩、魏、宋、卫、中山的国君更加尊贵;
锄头木棍并不比钩戟长矛更锋利;
那迁谪戍边的卒子的作战能力并不能和九国部队匹敌;
陈涉行军用兵的策略,也比不上先前九国的武将谋臣。
可是条件好者失败而条件差者成功,功业完全相反,为什么呢?
假使拿东方诸国跟陈涉比一比长短大小,量一量权势力量,那简直是天壤之别了。
然而秦凭借着它的小小的地方,发展到兵车万乘的国势,招致八州来归,而使六国诸侯都来朝见,已有一百多年历史;
这之后将天下归己所有,用崤山、函谷关作为自己的内宫;
一个戍卒发难国家就灭亡了,皇子皇孙都死在人家手里,被天下人耻笑,是什么原因呢?
不施行仁义,攻和守的形势就不同。
译文(中)
秦统一天下,吞并诸侯,临朝称帝,供养四海,天下的士人顺服地慕风向往,为什么会像这样呢?
回答是:
近古以来没有统一天下的帝王已经很久了。
周王室力量微弱,五霸相继死去以后,天子的命令不能通行天下,因此诸侯凭着武力相征伐,强大的侵略弱小的,人多的欺凌人少的,战事不止,军民疲惫。
现在秦皇南面称帝统治了天下,这就是在上有了天子啊。
这样一来,那些可怜的百姓就都希望能靠他安身活命,没有谁不诚心景仰皇上,在这个时候,应该保住威权,稳定功业,是安定,是危败,关键就在于此了。
秦王怀着贪婪卑鄙之心,只想施展他个人的智慧,不信任功臣,不亲近士民,抛弃仁政王道,树立个人权威,禁除书古籍,实行严刑酷法,把诡诈权势放在前头,把仁德信义丢在后头,把残暴苛虐作为治理天下的前提。
实行兼并,要重视诡诈和实力;
安定国家,要重视顺时权变:
这就是说夺天下和保天下不能用同样的方法。
秦经历了战国到统一天下,它的路线没有改,他的政令没有变,这是它夺天下和保天下所用的方法没有不同。
秦王孤身无辅却拥有天下,所以他的灭亡很快就来到了。
假使秦王能够考虑古代的情况,顺着商、周的道路,来制定实行自己的政策,那么后代即使出现骄奢淫逸的君主,也不会有倾覆危亡的祸患。
所以夏禹、商汤、周文王和周武王建立了国家,名号卓着,功业长久。
当今秦二世登上王位,普天之下没有人不伸长脖子盼着看一看他的政策。
受冻的人穿上粗布短袄就觉得很好,挨饿的人吃上糟糠也觉得香甜。
天下苦苦哀叫的百姓,正是新皇帝执正的凭借。
这就是说劳苦人民容易接受仁政。
如果二世有一般君主的德行,任用忠贞贤能的人,君臣一心,为天下的苦难而忧心,丧服期间就改正先帝的过失,割地分民,封赏功臣的后代,封国立君,对天下的贤士以礼相待,把牢狱里的犯人放出来,免去刑戮,废除没收犯罪者妻子儿女为官家奴婢之类的杂乱刑罚,让被判刑的人各自返回家乡。
打开仓库,散发钱财,以赈济孤独穷困的士人;
减轻赋税,减少劳役,帮助百姓解除急困;
简化法律,减少刑罚,给犯罪人以把握以后的机会,使天下的人都能自新,改变节操,修养品行,各自谨慎对待自身;
满足万民的愿望,以威信仁德对待天下人,天下人就归附了。
如果天下到处都欢欢喜喜安居乐业,唯恐发生变乱,那么即使有奸诈不轨的人,而民众没有背叛主上之心,图谋不轨的臣子也就无法掩饰他的奸诈,暴乱的阴谋就可以被阻止了。
二世不实行这种办法,破坏宗庙,残害百姓,比始皇更加暴虐无道,重新修建阿房宫,使刑罚更加繁多,杀戮更加严酷,官吏办事苛刻狠毒,赏罚不得当,赋税搜刮没有限度,国家的事务太多,官吏们都治理不过来;
百姓穷困已极,而君主却不加收容救济。
于是奸险欺诈之事纷起,上下互相欺骗,蒙受罪罚的人很多,道路上遭到刑戮的人前后相望,连绵不断,天下的人都陷入了苦难。
从君卿以下直到平民百姓,人人心中自危,身处穷苦之境,到处都不得安静,所以容易动乱。
因此陈涉不凭商汤、周武王那样的贤能,不借公侯那样的尊贵,在大泽乡振臂一呼而天下响应,其原因就在于人民正处于危难之中。
所以古代圣王能洞察开端与结局的变化,知道生存与灭亡的关键,因此统治人民的方法,就是要专心致力于使他们安定罢了。
这样,天下即使出现叛逆的臣子,也必然没有人响应,得不到帮助力量了。
所谓“处于安定状态的人民可以共同行仁义,处于危难之中的人民容易一起做坏事”,就是说的这种情况。
尊贵到做了天子,富足到拥有天下,而自身却不能免于被杀戮,就是由于挽救倾覆局势的方法错了。
这就是二世的错误。
译文(下)
秦朝兼并了诸侯,山东有三十多个郡,修筑渡口关隘,占据着险要地势,修治武器,守护着这些地方。
然而陈涉凭着几百名散乱的戌卒,振臂大呼,不用弓箭矛戟等武器,光靠锄把和木棍,虽然没有给养,但只要看到有人家住的房屋就能吃上饭,纵横驰骋天下,所向无敌。
秦朝险阻之地防守不住了,关卡桥梁封锁不住了,长戟刺不了,强弩射不了。
楚军很快深入境内,鸿门一战,竟然连篱笆一样的阻拦都没有遇到。
于是山东大乱,诸侯纷纷起事,豪杰相继立王。
秦王派章邯率兵东征,章邯得此机会,就凭着三军的众多兵力,在外面跟诸侯相约,做交易,图谋他的主上。
秦君对臣下没有信任,彼此之间互相猜忌,从这件事就可以看出来了。
子婴登位,最终也不曾觉悟,假使子婴有一般君主的才能,仅仅得到中等的辅佐之臣,山东地区虽然混乱,秦国的地盘还是可以保全的,宗庙的祭祀也不会断绝。
秦国地势有高山阻隔,有大河环绕,形成坚固防御,是个四面都有险要关塞的国家。
从穆公以来,一直到秦始皇,二十多个国君,经常在诸侯中称雄。
难道代代贤明吗?
这是地位形势造成的呀!
再说天下各国曾经同心合力进攻秦国。
在这种时候,贤人智士会聚,有良将指挥各国的军队,有贤相沟通彼此的计谋,然而被险阻困住不能前进,秦国就引诱诸侯进入秦国境内作战,为他们打开关塞,结果山东百万军队败逃崩溃。
难道是因为勇气、力量和智慧不够吗?
是地形不利,地势不便啊。
秦国把小邑并为大城,在险要关塞驻军防守,把营垒筑得高高的而不轻易跟敌方作战,紧闭关门据守险塞,肩扛矛戟守卫在那里。
诸侯们出身平民,是为了利益联合起来,并没德高望众而位居王位者的德行。
他们的交往不亲密,他们的下属不亲附。
名义上是说灭亡秦朝,实际上是为自己谋求私利。
他们看见秦地险阻难以进犯,就必定退兵。
如果他们能安定本土,让人民休养生息,等待秦的衰败,收纳弱小,扶助疲困,那么凭着能对大国发号施令的君主,就不用担心在天下实现不了自己的愿望了。
可是他们尊贵身为天子,富足拥有天下,自己却遭擒获,这是因为他们挽救败亡的策略错误啊。
秦王满足一己之功,不求教于人,一错到底而不改变。
二世承袭父过,因循不改,残暴苛虐以致加重了祸患。
子婴孤立无亲,自处危境,却又柔弱而没有辅佐,三位君主一生昏惑而不觉悟,秦朝灭亡,不也是应该的吗?
在这个时候,世上并非没有深谋远虑懂得形势变化的人士,然而他们所以不敢竭诚尽忠,纠正主上之过,就是由于秦朝的风气多有忌讳的禁规,忠言还没说完而自己就被杀戮了。
所以使得天下之士只能侧着耳朵听,重叠双脚站立,闭上嘴巴不敢说话。
因此,三位君主迷失了路途,而忠臣不敢进谏言,智士不敢出主意,天下已经大乱,皇上还不知道,难道不可悲吗?
先王知道壅塞不通就会伤害国家,所以设置公卿、大夫和士,来整治法律设立刑罚,天下因而得到治理。
强盛的时候,禁止残暴诛讨叛乱,天下服从;
衰弱的时候,五霸为天子征讨,诸侯也顺从;
土地被割削的时候,在内能自守备,在外还有亲附,社稷得以保存。
所以秦朝强盛的时候,繁法严刑,天下震惊;
等到它衰弱的时候,百姓怨恨,天下背叛。
周朝的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合乎根本大道,因而传国一千多年不断绝。
而秦朝则是本末皆失,所以不能长久。
由此看来,安定和危亡的纲纪相距太远了!
俗话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过去的经验教训不忘记,就是以后做事的借鉴)。
因此君子治理国家,考察于上古的历史,验证以当代的情况,还要通过人事加以检验,从而了解兴盛衰亡的规律,详知谋略和形势是否合宜,做到取舍有序,变化适时,所以历时长久,国家安定。
书评
《过秦论》共有三篇。
其中写得最好、影响最大的是这第一篇。
它最早附见于《史记·
秦始皇本纪》篇末,列为第二篇;
后来褚少孙补《史记》,又把它单独附在《陈涉世家》的篇末。
《汉书》《文选》也都选录了这一篇。
今传贾谊所撰专着《新书》,当由后人搜辑而成,对此文则明确标出它是三篇中的“上篇”。
在《史》《汉》《新书》《文选》四部书中,本篇凡五见,文章字句颇有出入。
从明、清到当代,几乎所有的古文选本都选了这篇《过秦论》(上),因此前人对它的评语也很多。
如清人姚鼐在《古文辞类纂》中评它为“雄骏宏肆”,近人吴闿生在《古文范》的夹批中评它“通篇一气贯注,如一笔书,大开大阖”。
归纳大多数评论者的意见,主要说这篇文章气势充沛,一气呵成,是古今第一篇气“盛”的文章。
因此吴闿的意见是比较有代表性的。
我这篇小文就想先从气势充沛这一点谈起。
从语言的角度看,所谓气盛的文章,多用排比句或对偶句,本篇固不例外(如第2段中从“于是六国之士”以下,先用一“有”字领起,贯穿下面三句,罗列了大量人名,就是排比句式;
如“蒙故业”以下四句,每两句一对仗,就是对偶句式。
也有排比兼对偶的句式,如开头说秦孝公“有席卷天下,包举宇内,囊括四海之意,并吞八荒之心”即是)。
但这还只是从表面现象去理解。
在古典散文名篇中,用排比句或对偶句的文章并不少,却不一定篇篇气盛。
如孔稚圭的《北山移文》,造句或排或偶,比比皆是,然而读起来并不感到气很盛。
可见用排比句和对偶句只是使文章气盛的因素之一,是属于外在的艺术技巧,而不是主要因素。
本篇之所以以气盛为特点而传诵不朽,之所以使人觉得有说服力,我以为有三个原因。
第一个是最主要的,即这篇文章虽是说理文,其中却用了十之七八的篇幅来叙事。
用叙事来说理,可以说是本篇最大的特点。
作者用千把字的篇幅概括了从秦孝公到秦亡国这一百多年来的历史,概括地说明了秦之由盛而衰的全过程和主要现象,同时还贯穿了作者本人的观点来说明其所以兴衰的关键所在。
这就帮助我们对这一段历史事实有比较清楚的认识。
这个特点为什么就能使文章读起来有气势呢?
关键在于:
一、作者既能用概括扼要的笔墨来表达丰富的内容,让读者感到短短一篇文章竟然包涵了这许多东西,自然觉得文章饱满充沛,读起来思路自然而然跟着作者的笔锋走,那当然会显得气“盛”了;
二、贾谊对秦国由盛而衰、由兴而亡的叙述是很有条理的,上来抓住一条纵的线,即从秦孝公之兴到秦王朝之亡,始终是按照时间的顺序来安排文章的层次先后的;
而对某一特定时间内的某一点,又突出地加以铺陈发挥,使人不仅看到“线”,还看到“线”上的一个个用浓墨重彩着重描述的“点”。
于是你不由自主地会顺着作者所安排的次序往下推,往下读,他不中断,你就不能中断,他不节外生枝,你就不能旁及其余。
因此,这也给人带来了气盛的感觉。
第二个使读者感到文章气盛的原因,亦即本篇所具有的另一特点:
贾谊在用写赋的手法来写说理散文。
写赋是需要铺张和夸大的,贾谊写这篇文章可以说通篇都采用了这种手法。
比如第1段“有席卷天下”四句,“席卷”“包举”“囊括”“并吞”等词,基本上都同义;
“天下”“宇内”“四海”和“八荒”,也都是同一个意思。
同一个意思而一连写上好几句,既有排比又有对仗,这就是写赋的夸张手法。
下面第2、第4、第5等段中,都有类似的句子,不胜枚举。
所谓“铺张扬厉”,主要就是指的这一类句子。
这样,气势自然就充沛了,自然让读者感受到作者的笔锋锐不可当,咄咄逼人,读起来有劲头,有说服力,而且有欲罢不能之感。
这是由于作者本人原是一位辞赋作家的缘故。
作为作家,贾谊不仅是政治家,也是文学家;
作为作品,《过秦论》同样具有文学作品的艺术特色。
还有第三个原因,也是这篇文章所具有的第三个特点,即作者用全篇对比到底的手法写出了他的论点。
对比手法并没有什么希奇,而本篇精彩处却在于作者用了四个方面的对比:
即秦国本身先强后弱、先盛后衰、先兴旺后灭亡的对比;
秦与六国的对比;
秦与陈涉的对比;
陈涉与六国的对比。
几种对比交织在一起,结构自然宏伟,气势也自然磅礴,话也显得更有分量了。
主客观形势的不同,强弱盛衰难易的不同,都从几方面的对比中显现出来。
而文章气盛的道理,也就不难理解了。
下面我们再一段一段地简单分析一下。
前三段,主要写三个方面:
一、秦国世世代代有野心;
二、秦国实力愈来愈强大;
三、由于靠实力,秦国统一天下并不很难。
第1段着重写有野心,第2段着重写有实力,第3段兼而写之。
全篇的铺排和对比都从这三方面入手,把具体事实贯穿进去,用概括的语言勾画出大的轮廓来,使叙述的内容有了倾向性,有了作者自己的观点。
如说“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秦无亡矢遗镞之费”和第3段结束处写“始皇之心,自以为关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孙帝王万世之业也”等等,都是极写秦之野心和实力,极写得天下并不难。
与此同时,作者也写了另一方面,如“四君”“九国之师”“六国之士”等等,愈写对方也就愈反衬秦之强大,这是烘云托月的手法。
但我们却感到:
愈写秦之强大,就愈见秦之骄横愚昧;
愈写秦之自信太强,就愈见秦之主观片面;
愈写秦之野心极大,就愈见秦之眼光短浅。
作者虽处处叙而不论,却处处为最后一段的议论在“蓄势”。
这样的文章,读起来自然感到饱满酣畅了。
这里想侧重谈谈第3段。
第3段开头只说了九个字:
“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
这当然是事实。
但也并非一点可写的事都没有。
可是作者不准备在这里多费笔墨,只把那一条贯穿于秦之各个时期的纵线画出来就够了。
从行文方面来说,一篇气盛的文章也不能一点不喘息。
第3段开头的十几个字,就给全篇形成一个短暂的停顿。
明代古文家归有光就说过,这是“如人吐气”(见归有光《评点史记》)。
我们固然不能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硬要在一气呵成的文章里安插一个“气口”;
但文章写到这里,自然有了一个喘息的机会,“如人吐气”,还是必要的,也是学写作的人应予注意的。
(或许此文作者的版本“享国之日浅,国家无事”位于第三段初。
)
前面说过,第3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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