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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
1950年
1956年
1962年
1965年
1970年
最低20%
4.1
4.9
4.8
4.6
5
5.5
次低20%
9.2
10.9
11.3
12
中等20%
14.1
16.2
16.1
16.3
18
17.4
中上20%
20.9
22.2
22.1
22.3
22.7
24
23.5
高的20%
51.7
45.8
46.1
45.3
45.5
41
41.6
美国不同收入家庭在全国家庭总收入中所占比重(单位:
%)
但进入70年代以后这种趋势发生了变化,70年代后半期收入差距开始呈现扩大倾向。
对20%收入最高者和20%收入最低者的平均收入进行比较,两者的差距在1974年是7.5倍,1992年扩大到了10.2倍。
1977到1992年间,美国国民收入增长的部分几乎都归入富裕阶层手中。
在这15年间,美国全国60%的人的收入在不同程度上都下降了,只有40%的人的收入有不同程度的增加。
其中,最穷的20%的人的税后收入绝对下降了12%,而最富的1%的人的税后收入却增长了136%,其平均收入从约20万美元增至48万美元左右。
国际上通常用基尼系数测量贫富差距程度。
基尼系数为0表示绝对平等;
基尼系数为1表示全部财产集中于一人;
基尼系数的变大表示贫富差距继续加大。
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
美国人口普查局的《人口普查报告》描述的美国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状况为:
1950年为0.369,1960年为0.353,1970年保持不变,1980年为0.365,1990年为0.369;
而在《美国住户、家庭与个人收入》中描述的家庭收入基尼系数的变化趋势为:
1970年为0.394,1980年为0.403,1990年为0.428。
无论哪种计算结果,都表明70年代后半期以来美国贫富差距之间的相对差距在迅速扩大。
在美国,财富分配不均的差距远大于上述收入分配的差距。
显而易见的,诸如银行账户、股票、证券、人寿保险储蓄等金融资产,公司、汽车、房产等实体财产,都仅仅集中于少部分人手中。
值得一提的是,在80年代中期,美国财富分配中出现了所谓的“三三制”现象:
1983年占人口1%的“上上层”占有国民财富的35.8%,占人口9%的“上层”占有国民财富的33.3%,占人口90%的人占有国民财富的31.2%,这个差距在90年代继续扩大。
据美国最新的统计结果,1992年最富有的1%的家庭拥有美国全部财富的42%,而在1989年为39%。
这表明,美国的财富集中在少数人中的速度正在加快,从而促成了所谓“超级富豪”的出现。
据纽约大学经济学家埃蒙计算,在1983年到1989年财富增加较多的年份中,美国净财富从13.5万亿美元增加到20.2万亿美元,增加的总额(6.7万亿美元)中的3.9万亿美元(占58.2%)被只占美国人口0.5%的最富的人占有。
现在,占美国人口总数的0.5的50万个家庭,拥有全部资产的39.5%。
这使美国在贫富悬殊方面处于发达国家的首位。
由以上分析可知,贫富差距其实是一个普遍想象;
即便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也不可避免,更不用说尚在发展的中国。
当然,我们也不能因为发达国家同样面临贫富差距的问题而因此松懈了对此问题的关注。
科学发展要求以人为本,实际上也就回答了这一问题。
以人为本,就是要满足广大人民的利益,缩小贫富差距问题。
这是一个不断的过程,需要我们慢慢地探索。
但前提是我们必须对我们国家的贫富差距情况有一个清醒的认识。
我国差距拉大主要有四个方面的表现。
第一,居民收入差距总体上呈扩大趋势。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1978年我国的基尼系数是0.16,1988年为0.386,2001年为0.395,现在已达0.45左右,居民收入差距呈现出不断扩大的趋势。
据测算,在我国现有80000亿元左右的居民储蓄存款中,20%的高收入者拥有了80%,即64000亿元,人均近25000元;
而80%的人口只有20%,即16000亿元,人均约1500元。另据资料显示,中国目前最富裕的20%家庭的收入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50.24%;
而最贫穷的20%家庭的收入仅占有社会全部家庭收入的4.27%。
第二,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拉大。
据统计,按可支配收入计算,城乡差距为3∶1;
若按货币收入计算,差距为4∶1;
若加入各种有利补贴,差距为6∶1。
第三,地区之间收入呈东高西低的特征,收入差距不断扩大。
据国家统计局按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划分来看,东、中、西地区农村居民收入差距系数在1978年分别为1.20∶1.09∶1,1998年则提高到1.94∶1.35∶1。
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调查,北京、广东、江苏1988—1995年期间人均收入实际增长率分别是81.9%、78.9%和64.7%,而同期甘肃仅为0.6%。
第四,不同阶层、行业、职业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扩大。
全国城镇居民不同阶层、不同行业差距明显拉大。
1978年,我国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的工资之比是1.38∶1,1998年则升为2.35∶1。一些垄断行业、新兴行业部门,金融、烟草、电信、电力部门收入增长很快,各类奖金、福利很多。而一些传统部门如冶金、煤炭、纺织等行业的职工收入增长就相对缓慢。而私营企业主、外企中的中方雇员、项目经理、明星的收入与下岗工人、失业人员和落后地区的农民收入对比鲜明。
我国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不是单一原因所致,而是诸多因素综合的结果。甚至在某些再分配环节上,本来应当起缓解贫富分化作用的再分配项目,反倒起了加剧贫富差距的作用。
第一,就业机会、工资收入同劳动者的教育程度、技术水平有直接关系。
我们不可否认,企业求生存,就必须雇用那些教育水平高的人群,而为了吸引人才,企业又不得不重金雇佣。
基于以上这一点,就产生了很多问题。
社会本身就有一定的贫富差距,即便开始时是在可以接受的范围内,但这些许差别就可能使人们的受教育程度有很大差别。
简单地说,即便到现在,还有很多农村孩子上不了学;
就包括我们清华大学学生在内,来自农村的同学越来越少。
这导致社会中人群的受教育程度差距不断扩大。
受教育程度低的人群自然在找工作时没有丝毫优势可言,只能出卖体力,挣些微薄的工资;
相反,教育程度高的则收入不菲;
如此,教育程度差别造成就业机会不均等,同时也造成收入差距。
恶性循环之下,贫富之间的差距就被一点点拉大。
第二,经济体制改革的不到位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导致贫富差距拉大。
市场经济的确给我们国家的经济增长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但是由于这是一场“摸着石头过河”的伟大实践,因此必然会因为我们当时考虑不周而引发一系列矛盾。
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得不到位和政治体制改革的滞后,导致社会资源的配置仍然不能完全取决于市场,政府权力这只手也介入到其中来,从而使资源不能分配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由此造成垄断部门的从业人员与所占有的资源比例极不协调,尽管其从业人员不多,但所占有的经济资源极为惊人。由于他们长时间垄断资源,使从业人员待遇极为优厚。由于对资源的不合理分配和地方行政干预导致的人力资源和物资资源不能正常、合理地优化配置和整合,从而形成人们在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异。
同时,由于我国政治体制改革严重滞后,导致很多官员收受贿赂,并且大给其他营业主好处,这样一来,“官商勾结”,使得富者更富、贫者更贫。
第三,农业发展面临困境,导致农民收入增长趋缓。
耕地锐减,农民没有地,谈何增收;
占有耕地减少,谈何增收。
我国虽为保18亿亩耕地做出了很大努力,但对耕地减少的局面遏制作用不是很明显。
物价上涨,使得本来产出低的农业投入增加,使得农民增收困难。
当然,免除农业税也的确帮了农民很大的忙。
农业结构调整落后于消费结构的调整,使得农民生产的产品卖不出去,大量积压在农民手中,产品不能转化为货币。
最近几年,大量农民工进城务工,然而现在,城市工作就业已接近饱和;
每年创造的就业数远不能满足进城务工人员的增加,大量农村劳动力剩余,增收变得更加困难。
第四,在某些再分配环节上,本来应当起缓解贫富分化作用的再分配项目,反倒起了加剧贫富差距的作用。
我国财政支出中用于基本民生方面的投入过小。
我国财政支出结构的突出特征是,一是行政经费投入多,社会保障投入少。
在2004年,我国用于行政公务支出的比例为37.6%,美国为12.5%;
我国用于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的支出总量为25%,美国为75%;
用于其他支出的,我国和美国分别为25.8%和7.5%。
财政支出结构的不合理,削弱了国家对其它社会经济活动的调控,造成公共产品的短缺和基本社会保障的缺乏,使得在市场造成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情况下,再分配难以起到缓解贫富差距的作用。
同时,在我国,个人所得税问题也尤为突出。
尽管人数不足20%的富人们占有80%的金融资产或储蓄,但其所交的个人所得税却仅占总量的不到10%。
在广东,高收入人群缴纳的个人所得税仅占总额的2.33%。
从以上数据我们不难看出,本来应该起到抑制贫富差距拉大的措施反而起到了相反的作用。
其实对于我们国家,贫富差距拉大的原因有很多,以上只是最主要的。
或者说其他原因都是由这几方面引起的。
只要我们从根本上解决这几方面,就会对我国贫富差距的扩大起到很好的抑制效果。
第一,发展教育和经济、扩大就业,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分配原则。
既然教育程度会影响到就业的公平,因此,我们应该首先解决各地区教育差距问题。
要解决这一问题,有很多困难需要我们面对,比如教师流失、学生流失等。
但是,只要国家提高教师待遇、同时加大对基础教育的投资力度,就能保障所有孩子都能念完义务教育。
只要他们都接受过系统的知识教育,那么他们在市场中才有竞争力。
同时扩大就业,不仅解决新增劳动力就业问题,而且也可以妥善安排失业职工的再就业问题。
在收入分配调节中,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紧密结合起来,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效率,机会均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
以上其实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很难。
关键是要建立起一套完善的监督机制,只要认真贯彻执行,收效还是会显著的。
第二,加快政府体制改革,同时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推进政府体制改革,实际上就是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防止政府滥用权力干预市场资源的配置。
同时规范市场竞争秩序,严厉打击以各种方式获取非法收入和不正当收入的竞争行为。
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积极营造一种使人们通过知识、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来致富的社会环境。
第三,切实增加农民的收入。
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进城务工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应主要从工资性收入入手,尤其是外出就业的现金收入。农民外出就业的主要渠道是当前和今后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除此之外,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开拓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基础建设等,都是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第四,再次分配中注重公平,统筹安排,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
03年的非典给我们国家的民生建设敲响了警钟,反映出我们国家对民生的关注亟需加强。
因此催生了科学发展观的提出。
大力推进民生建设,增加财政投入,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提高社会再分配能力。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大额财产税、特别消费税;
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通过多方面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以上四点只是针对原因粗浅地提出了一些解决办法。
回望祖国大地,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30个年头,30年来,从城市的景色面貌到普通人的着装饮食,相信我们每个人,都真真切切地目睹和感受到了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巨变。
三十年努力拼搏,三十年沧桑巨变。
改革开放,使中国经济蓬勃发展;
改革开放,使人民生活安居乐业。
展望未来,我们有理由相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的明天会更好,我们的生活会越来越富足。
参考文献:
[1].刘志英著,社会保障与贫富差距研究,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
[2].朱光磊著,中国的贫富差距与政府控制,上海三联书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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