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吴江东地区经学风尚考论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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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珩字仲山,吴郡人,少综经艺,尤善春秋内、外传。
(孙)权以珩有智谋,能专对,乃使至魏”。
这里仅载珩善春秋学,而未言其所治为左传,还是公羊传、谷梁传,不明其为今文、古文2。
阚泽,三国志吴书本传载:
“泽字德润,会稽山阴人也。
家世农夫,至泽好学,居贫无资,常为人傭书,以供纸笔,所写既毕,诵读亦遍。
追师论讲,究览群籍,兼通历数,由是显名。
”孙权称帝,甚为礼重,先后任为尚书、中书令、侍中、太子太傅等,“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为制行出入及见宾仪,又著乾象历注以正时日。
每朝廷大议,经典所疑,辄咨访之。
以儒学勤劳,封都乡侯。
权尝问:
书传篇赋,何者为美?
泽欲讽喻以明治乱,因对贾谊过秦论最善,权览读焉。
”阚泽在江东具有很高的地位,本传注引吴录载虞翻称泽曰:
“阚生矫杰,盖蜀之扬雄。
“阚子儒术德行,亦今之仲舒也。
”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孙亮时,山阴朱育称述会稽人物时也说:
“其渊懿纯德,则太子少傅山阴阚泽,学通行茂,作帝师儒。
”唐固,三国志阚泽传载:
“泽州里先辈丹杨唐固亦修身积学,称为儒者,著国语、公羊、谷梁传注,讲授常数十人。
(孙)权为吴王,拜固议郎,自陆逊、张温、骆统等皆拜之。
黄武四年为尚书仆射,卒。
”注引吴录载:
“固字子正,卒时年七十余矣。
”虞翻,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仲翔,会稽余姚人,世传孟氏易学。
本传注引翻别传载翻自叙其家学云:
“翻初立易注,奏上曰:
臣高祖父故零陵太守光,少治孟氏易,曾祖父故平舆令成,缵述其业,至臣祖父凤为之最密。
臣亡考故日南太守歆,受本于凤,最有旧书,世传其业,至臣五世。
”虞翻所著周易注,“蒙先师之说,依经立注”,与当时中土学者的看法多有不合处,是其家学的结晶。
虞翻为一博学众经之通儒,他对郑玄所注诸经皆有驳议。
经学之外,他还涉猎子书和史籍,本传载其后期为孙权流放交州,“讲学不倦,门徒常数百人。
又为老子、论语、国语训注,皆传于世”。
翻别传又载其对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宋忠所著太玄经注颇有不满,“更为立法,并著明扬、释宋,以理其滞”。
虞翻在孙吴具有和很高的地位,本传注引会稽典录载孙亮时山阴朱育称“其聪明大略,忠直謇谔,则侍御史余姚虞翻、偏将军乌伤骆统”;
韦昭国语解中有言:
“建安、黄武之间,故侍御史会稽虞君、尚书仆射丹阳唐君,皆英才硕儒,洽闻之士也。
”又,孙吴禅国山碑云:
“大贤司马徽、虞翻推步图纬、甄匮启缄。
”3本传注引吴书又载“魏文帝常为翻设虚坐”。
陆绩,据三国志吴书本传,绩字公纪,吴郡吴人,“容貌雄壮,博学多识,星历算数无不该览。
虞翻旧齿名盛,庞统荆州令士,年亦差长,皆与绩友善”。
后为孙权贬为郁林太守,“意存儒雅”,“虽有军事,著述不废,作浑天图,注易释玄,皆传于世”。
陆绩自称“幼敦诗、书,长玩礼、易”,可见也是一位博学之通儒。
陆凯,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凯字敬风,吴郡吴人,与陆绩同族,孙皓时位至丞相,“虽统军众,手不释书。
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
姚信,三国志无传,其事迹散见于陆逊传、孙和传、孙皓传等处,十分简略。
陈书卷二七姚察传载察“九世祖信,吴太常卿,有名江左”。
考三国志陆逊传,信乃逊之外甥;
同书孙和传载信官至太常。
晋书儒林范平传又载信曾随平受学。
信精于周易,隋书经籍志一载有姚信易注十卷;
隋书经籍志三及晋书天文志等皆载信著昕天论一卷。
韦昭4,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弘嗣,吴郡云阳人,“少好学,能属文”,孙亮时为太史令,“撰吴书”;
孙休时为中书郎、博士祭酒,“命曜依刘向故事,校定众书”。
昭博学多识,尤精于史学。
他得罪孙皓被囚禁后,上书自述撰作说:
“囚昔见世间有古历注,其所纪载既多虚无,在书籍者亦复错谬。
囚寻按传记,考合异同,采摭耳目所及,以作洞纪,起自庖犠,至于秦、汉,凡为三卷,当起黄武以来,别作一卷,事尚未成。
又见刘熙所作释名,信多佳者,然物类众多,难得详究,故时有得失,而爵位之事,又有非是。
愚以官爵,今之所急,不宜乖误。
囚自忘至微,又作官职训及辨释名各一卷,欲表上之。
”时人华核上书孙皓称昭曰:
“曜自少勤学,虽老不倦,探综坟典,温故知新,及意所经识古今行事,外吏之中少过曜者”,并誉之曰:
“今曜之在吴,亦汉之史迁也”。
隋书经籍志又著录有昭春秋外传国语注二十一卷、孝经解讚一卷、汉书音义一卷。
可见昭所学贯通经史。
陈寿在三国志卷六五“评”中论韦昭曰:
“韦曜笃学好古,博见群籍,有记述之才。
”华核,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永先,吴郡武进人,孙皓时任为东观令,领右国史,核谦让,皓答辞中称其“研精坟典,博览多闻,可谓悦礼乐敦诗书者也”,曾与韦昭、薛莹等一起修撰吴书。
三国志“评”中称述“华核文赋之才,有过于曜,而典诰不及也”。
陆玑,据经典释文序录,玑“字元恪,吴郡人,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著有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
玑为诗经学开一新生面,奠定了毛诗博物学之基础5。
朱育,三国志虞翻传注引会稽典录:
“孙亮时,有山阴朱育,少好奇字,凡所特达,依体象类,造作异字千名以上”。
可见育生活于孙吴中后期,精于文字学。
他对毛诗也深有研究,隋书经籍志一载有“毛诗答杂问七卷,吴侍中韦昭、侍中朱育等撰”。
孙吴时期吴地世族家学显著者还有会稽贺氏之礼学。
当时贺氏代表人物贺邵等虽重事功,但其家族则世传汉代立于学官的庆氏礼学。
晋书贺循传载循“其先庆普,汉世传礼,世所谓庆氏学。
族高祖纯,博学有重名,汉安帝时为侍中,避安帝父讳,改为庆氏”。
贺邵子循为两晋间精擅礼仪之大家,延至南朝,贺氏仍保持着宗族内的礼学传承6。
又,前文据晋书孝友传考孙吴豫章太守会稽山阴孔冲精通诗、书、礼、易及孝经、论语等,为一博通诸经的大儒,其在豫章太守任上招徒授业。
至于其所尚为今古文,则不详。
孙吴时期江东本土儒学经师大体上以上述诸人为代表,通过对其学术事迹的简略介绍,可对当时江东地区学风作如下分析和理解。
其一,孙吴时期江东本土学术出现了今、古并存,甚至有的学者兼通今古文,但仔细分析,可见其主要人物依然因循着今文经学的路数,与中土地区有异。
前述吴地影响最大的虞翻、陆绩、姚信之三家易学,贺氏之礼学,唐固之春秋公羊、谷梁学等,都是明证。
正因为如此,汉魏之际江东学者对中土学风怀有激烈的抵触情绪。
如虞翻对当时流行的易注皆有微词,三国志本传注引翻别传载翻奏曰:
“经之大者,莫过于易。
自汉初以来,海内英才,其读易者,解之率少。
至孝灵之际,颍川荀諝号为知易,臣得其注,有愈俗儒,至所说西南得朋,东北丧朋,颠倒反逆,了不可知。
又南郡太守马融,名有俊才,其所解释,复不及諝。
若乃北海郑玄,南阳宋忠,虽各立注,忠小差玄而皆未得其门,难以示世。
”他又对郑玄所注尚书及其它经典多有指斥。
虞翻对诸家经注的批评,除了具体文字训释可以确定是非外,主要在于其间学风不同所致。
对此,唐长孺先生曾指出:
“虞翻易学出于家学传授。
他对于汉代几家易注都表示不满,马郑都是今古杂采的通儒,宋忠是新易学的启蒙者,都和虞氏专家之学不同,所以都受到未得其门的批评。
他对于荀諝(即荀爽)注说了一句有愈俗儒,这只是因为荀氏注的底本虽用费氏,却也兼用孟氏,和他的专业较近之故。
”陆绩之传为立于学官的京氏易,张惠言易义别录称观绩之所述,“有与孟氏相出入者。
京氏自言其易即孟氏学,公纪傥得之耶?
”这便指出了虞氏之学与陆氏之学的内在联系。
至于姚信易注,易义别录说:
“姚氏注言乾坤致用,卦变旁通,九六上下与虞氏之注若应规矩,元直岂仲翔之徒欤?
抑孟氏之传在吴,元直亦得有旧闻欤?
”可见姚信易学与虞翻相近。
唐长孺先生则推测信“是陆氏之外甥,其易学可能与陆绩有关。
”因此,唐先生断言:
“孙吴时期同时出现了三种易注,可见易学之盛,而就三种易注看来江南所流行的乃是孟氏、京氏,都是今文说,这与时代学风相背驰,从这一点可以证明江南学风较为保守。
”7虞翻、陆绩年辈较长,生活于汉魏之际,而姚信则活跃于孙吴后期,说明孙吴时期吴地今文经学流传一脉相承的基本状况。
另外,吴地易学特重象数占验,本土学者喜好历数“谈天”之学。
今文经学讲求灾异和天人感应,往往为了现实社会政治的需要,将社会兴替、人事变动与天象异常附会论述,这与古文经学重视文字训诂、玄学之讲自然都有明显的不同。
前文所引陆绩“星历算数无不该览”,“作浑天图”;
阚泽“究览群籍,兼通历数”,并著有乾象历注;
姚信著昕天论等,这都是显例。
虞翻治易,也很重视占验实用,三国志本传载:
“关羽既败,(孙)权使翻筮之,得兑下坎上,节,五爻变之临,翻曰:
不出二日,必当断头。
果如方言。
权曰:
卿不及伏羲,可与东方朔为比矣。
”注引翻别传载“翻放弃南方,以典籍自慰,依易设象,以占吉凶”。
正因为如此,当翻将其易注呈奉给孔融时,融答书称翻注“观象云物,察应寒温,原其祸福,与神合契,可谓探赜穷通者也。
”这便指出了虞注重视占验的特质。
不仅在经学领域如此,在子学方面,虞翻、陆绩等扬雄太玄经研究方面也显得保守,翻别传载其对荆州学派代表人物宋忠解玄多有不满,“更为立法,并著明扬、释宋以理其滞”。
翻所论为何?
其书已佚,难以详述。
而陆绩述玄文则清楚地叙述了他与宋忠的分歧所在:
“夫玄之大意,揲蓍之谓,而仲子失其指归,休咎之占,靡所取定,虽得文间义说,大体乖矣。
”宋忠释太玄,注重义理的阐发,而陆绩以为“休咎之占,靡所取定”,“失其指归”,可见他是重视“休咎之占”的。
陆氏家学传人陆凯生活于吴末,其“好太玄,论演其意,以筮辄验”,依然如此。
这种重视象数、占验和好“谈天”的风气,正是江东学风近于汉代的有力证明8。
对于经学领域吴地学风的状况,清人唐晏两汉三国学案凡例中的一段话很有识见:
“三国之际,经学已成弩末。
况值马(融)、郑(玄)之后,多变今从古。
然此风于曹魏尤甚。
若蜀、吴地偏,今学尚未尽漓,故虞氏之易出于孟、杨,仲通之书本于欧、夏,余亦多出今文。
惟诗一派,蜀、吴多从毛、郑,而魏尚存鲁说,此又不可不知者也。
”这里指出在汉魏之际经学“变今从古”的大趋势下,吴地“今学尚未尽漓”、“多出今文”的特点,这是很深刻的。
在学术文化史上,旧学风的变异、新学风的产生,往往都出现旧学的原生或发达地区,而旧学的边缘或接受地区则相对滞后,这便形成了中国历史上不同地区学术文化交流过程中,常常出现的学风上的“时间差”,边鄙地区便成为旧学风的保留地,所谓“礼失求诸野”,说的正是这一道理。
其二,我们也应看到,自汉末以来,江东地区的学风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据前述吴郡高岱等人在建安初已精于春秋左氏传,这可以看出东汉末古文经学风在吴地的流布情况;
又阚泽“以经传文多,难得尽用,乃斟酌诸家,刊约礼文及诸注说以授二宫”,与当时中土学者和荆州学派删节经注的风气有相通处,显然是受到前者的影响。
孙休立太学博士制度后,博士祭酒韦昭等精于名物、职官训释,与其同时的朱育则精通文字学。
这都与古文经学实事求是的学术旨趣相合。
孙吴后期古文经学有所发展,其主要表现在相继出现几部毛诗注疏上。
除上述陆玑之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韦昭、朱育合著之毛诗答杂问外,孙吴还有徐整之毛诗谱三卷9。
在汉代诗经学中,毛诗称为“古学”,当初未得立为学官,一直在民间学者中传承,东汉“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玄作毛诗笺”10。
吴地学者多习毛诗,正是受到中土学风影响的结果。
此外,从思想史的角度看,吴地学术文化风尚的变化,还表现在传统的经术研究中,出现了援道入儒、儒玄相参的情况,这与荆州学风的影响不无关系。
据汤用彤先生研究,魏晋玄学的兴起,并非若风雨之骤至,而是有一渐进之过程,其中今古文之争与荆州学术新义为不可忽视的重要环节。
考察汉末思想变化,最突出地表现在名学与易学方面。
名学偏重于人事,由清议渐变为清谈;
易学关于天道,辅之以太玄,汉末最为流行,马融、郑玄、荀爽、宋忠诸人致力于此。
汉代旧易学偏于象数、主阴阳,而新易学则侧重于义理的探究,常以老、庄解易,终于导致经学的玄化11。
在这一学术风尚中,江东学者也受到影响,如虞翻治易,兼注老子,又与宋忠商榷太玄等;
陆绩既注易,也精于太玄。
汤用彤先生将当时易学按地域分为三部分:
(甲)江东一带,以虞翻、陆绩为代表;
(乙)荆州,以宋忠等为代表;
(丙)北方,以郑玄、荀爽等为代表。
他认为“荆州一派见解最新,江东一带也颇受影响”,并把江东作为所谓“新学”兴盛之地。
根据有关史实,虞氏、陆氏治易,都有家学传统,而其兼治老子、太玄一类,则与荆州之学的影响有关。
对此,陆绩述玄文叙之甚明。
尽管虞翻、陆绩所释之太玄,在学术旨趣、路径、方法诸方面皆与宋忠有异,但从更广阔的学术视野和更长时段的学术变化看,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学术思想的变异12。
(二)孙吴时期侨寓士人之经学及其学风特点东汉末年,江东地区是一个重要的流民聚居地,孙吴政权之建立与发展,与侨寓人士的支持关系密切。
汉末、孙吴时期进入江东的流民,主要来自淮水流域,相较以往,不仅数量大,而且素质高,无论是汉末零散流迁江东者,还是随孙策进据江东者,其中都有不少博学多识的经术之士,对孙吴的学术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13。
与江东本土学者相比,“宾旅寄寓之士”的文化习尚不尽相同,他们的流动,势必会带来异质文化间的冲突、交流和融合。
士燮,三国志吴书本传载燮字威彦,苍梧广信人,其先本鲁国汶阳人,王莽之乱时避地交州。
“燮少游学京师,事颍川刘子奇,治左氏春秋”,汉末为交阯太守。
“燮体器宽厚,谦虚下士,中国士人往依避难者以百数。
耽玩春秋,为之注解”。
袁徽上书荀彧称其又“尚书兼通今古文,大义详备,闻京师古今之学,是非忿争,今欲条左氏、尚书长义上之”。
隋书经籍志一著录“春秋经十一卷,吴卫将军士燮注”。
其所招聚之学者主要有刘熙、程秉、薛综、许慈、袁徽等,形成了与刘表治下之荆州学派齐名的交州学派,其学术核心是刘熙,崇尚郑玄学术。
士燮虽主要活动于汉末,交州后虽入吴,燮本人并未至江东,本可不叙其事,但考虑到交州学者大多活跃于孙吴之世,对吴地学风产生了不小的影响,故有必要略作介绍。
马普,据前引三国志吴书孙瑜传,普为济阴人,“笃学好古”,瑜于丹杨设学官,普“临飨讲肄”。
至于普之具体学术活动场所情况则失载。
张昭,三国志吴书本传载昭字子布,彭城人,“少好学,善隶书,从白侯子安受左氏春秋,博览众书,与琅邪赵昱、东海王朗发名友善。
弱冠察孝廉,不就,与朗共论旧君讳事,州里才士陈琳等皆称善之。
”汉末渡江,辅佐孙策、孙权兄弟,策待之以师友之礼,权拜为辅吴将军。
昭晚年“在里宅无事,乃著春秋左氏传解及论语注”。
昭于论语非常熟悉,孙权曾问严畯:
“宁念小时所闇书不?
”畯因诵孝经“仲尼居”。
昭曰:
“严畯鄙生,臣请为陛下诵之。
”乃诵“君子之事上”。
“咸以昭为知所诵”。
昭长子承,“少以才学知名,与诸葛瑾、步骘、严畯相友善”。
次子休也有才学,特别是传承昭之汉书之家学:
“休字叔嗣,弱冠与诸葛恪、顾谭等俱为太子登僚友,以汉书授登。
”注引吴书曰:
“休进授,指摘文义,分别事物,并有章条。
”三国志孙登传也载:
“权欲登读汉书,习知近代之事,以张昭有师法,重烦劳之,乃令休从昭受读,还以授登。
”可见张昭之讲汉书“有师法”,与治经学同。
诸葛瑾,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琅邪阳都人,“汉末避乱江东”。
关于瑾之所学,注引吴书载:
“瑾少游京师,治毛诗、尚书、左氏春秋。
遭母忧,居丧至孝,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
”又载其次子融“学为章句,博而不精”。
其长子恪,三国志本传称其“少知名。
弱冠拜骑都尉,与顾谭、张休等侍太子登讲论道艺,并为宾友”。
注引江表传亦称恪“少有才名,发藻岐嶷,辩论应机,莫与为对”。
可见恪虽不乏经学之才,而主要是以口辩应对之才为主。
步骘,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临淮淮阴人,“世乱,避难江东,单身穷困,与广陵卫旌同年相善,俱以种瓜自给,昼勤四体,夜诵经传”。
注引吴书称“骘博研道艺,靡不贯览,性宽雅沈深,能降志辱身”。
赤乌中,骘代陆逊为丞相,“犹诲育门生,手不释书,被服居处有如儒生”。
由其“诲育门生”,可见其颇重家学传承。
唯其具体所治经术情况失载。
张纮,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子纲,广陵人,“游学京都,还本郡,举茂才,公府辟,皆不就,避难江东”。
注引吴书曰:
“纮入太学,事博士韩宗,治京氏易、欧阳尚书,又于外黄从濮阳闿受韩诗及礼记、左氏春秋。
”纮又精于文学艺术,著诗赋铭诔十余篇,善楷篆,深得孔融、陈琳等人称誉。
严畯,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曼才,彭城人,“少耽学,善诗、书、三礼,又好说文。
避乱江东,与诸葛瑾、步骘齐名友善。
畯著孝经传、潮水论,又与裴玄、张承论管仲、季路,皆传于世”。
刘颖,三国志严畯传:
“广陵刘颖与畯有旧,颖精学家巷,(孙)权闻征之,以疾不就。
”颖之所学具体情况无载。
程秉,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德枢,汝南南顿人,“逮事郑玄,后避乱交州,与刘熙考论大义,遂博通五经。
士燮命为长史。
权闻其名儒,以礼征;
秉既到,拜太子太傅。
著周易摘、尚书驳、论语弻,凡三万余言”。
徵崇,三国志程秉传载:
“秉为傅时,率更令河南徵崇亦笃学立行云”。
注引吴录曰:
“崇字子和,治易、春秋左氏传,兼善内术。
本姓李,遭乱更姓,遂隐于会稽,躬耕以求其志。
好尚者从学,所教不过数人辄止,欲令其业必有成也。
”后为太子等师傅,“东宫官僚皆从咨询,太子数访以异闻”。
薛综,三国志吴书载其字敬文,沛郡竹邑人,“少依族人避地交州,从刘熙学。
士燮既附孙权,召综为五官中郎将,除合浦、交阯太守”。
注引吴录亦载“综少明经,善属文,有秀才”。
注引吴书称其为“名儒”。
本传又载其曾“定五宗图述、二京解,皆传于世”。
综子莹也有文才,孙皓曾“追叹莹父综遗文,命莹继作”,并与韦昭、华核等同撰吴书等。
射慈,又载为谢慈14,据三国志吴书孙奋传裴注:
“慈字孝宗,彭城人,见礼论,撰丧服图及变除行于世。
”隋书经籍志一载“梁有丧服变除图五卷,吴齐王傅射慈撰,亡”;
“梁有礼记音一卷,射慈撰”。
清人侯康补三国艺文志卷一又载有慈丧服天子诸侯图一卷。
这里对射慈所著书名、数量所载不一,但慈为礼学家则无疑。
潘濬,三国志吴书本传载濬字承明,武陵汉寿人,“弱冠从宋仲子受学”。
注引吴书亦载:
“濬为人聪察,对问有机理,山阴王粲见而贵异之。
由是知名,为郡功曹。
”15当然,孙吴时期侨寓江东的异域学者非止上述几位,但他们的学术主要以经学为主,与本节所论主旨相合。
通过对来自北方的经学之士学术情况的简单介绍,我们可以对他们的学术风尚略作概括:
其一,从地域上看,上述人物主要来自淮水流域,其中以淮北彭城、淮南广陵两地最为集中。
如张昭、射慈、严畯皆为彭城人,薛综来自彭城附近的沛郡。
张紘、刘颖等为广陵人。
如果再考虑到孙策之谋主秦松、陈端及皇象、华蕤、范慎等皆为广陵人,则广陵人士在江东地区各方面的影响确实不容忽视16。
之所以如此,因为这两个城市居于淮河南北社会文化较为发达的中心地位。
至于临淮郡,则是淮水流域的核心区,琅邪、济阴等地则略为偏北,但仍属彭城的辐射范围之内。
当然,孙吴郡内的侨士还有来自汝南郡等河南地区的人物,但大多来自淮水流域则不错。
究其原因,主要有三:
一是地理因素所决定的。
汉末乱起,淮水流域及其周围地区离江东较近,一些大族名士相继南渡;
二是汉末所委任的刘繇、王朗、华歆等刺史、太守,皆有较高的声望,并大力招揽流寓人士;
三是孙策早年主要在淮水流域活动,结交了一些人物。
在汉末时期,山东、淮水流域是学术文化较为发达的地区,而其学风则是以古文经学较为流行的地域,特别是以古文为主、混通今古文的郑玄的经注较为盛行的地域。
江东侨寓人士既主要来自这一地域,自然要受到这一学风的影响,并体现出这一特征。
其二,通过对以上人物所习经注情况的分析,可见他们多治古文经学。
如张昭、严畯、诸葛瑾、徵崇等皆习春秋左氏传、毛诗等便可知;
马普、刘颖等虽不载所治何经,但好“古学”则是无疑的。
另外,程秉曾“逮事郑玄”,为玄之嫡传,其他如薛综等曾游历交州,与刘熙等研讨经术,熙乃交州学术之中坚,亦为郑玄之弟子,特重古学。
薛综从熙学,其学风不难推测。
至于广陵张紘,他虽然入太学习今文,但又私修左传,也是今古混通的。
从总体上看,来自中土的侨寓人士与前述江东本土人士的学风有所不同。
其三,侨寓学者长期在江东生活,对该地区的学术发展、变化当有一定的影响。
侨寓人士的上层代表人物如张昭、张紘、严畯等多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学术倾向当然会促进古文经学风在江东的流布,这是不难理解的。
另外,前述孙权辟用侨士入宫授业诸子及马普、徵崇、华蕤等设学传业,也有益于古文经学的传播。
孙吴后期,吴国太学所设古文经学的情况便可证实这一点。
不过,对此不应夸大。
因为,东汉以降,学术中心日渐下移,是由官学转向私学,由京师之太学转移至地方之大族。
因此,学术文化之地域化与家族化成为中古时代一大特征17。
江东的情况也大体如此。
由前所考,江东会稽之虞氏、贺氏及吴郡之陆氏等,东汉以来都形成了世代相承的“家学”,其学业主要在家族中传授。
他们对侨人学风的接受不仅是有限的,甚至有时还采取排拒的态度。
正因为如此,侨士刘颖“精学家巷”而既不愿出仕也不授业的情况,即便像徵崇那样设私学,但所择生徒也很少。
其因何在?
恐怕主要在于江东本土学人暂难接受之故。
当然,侨寓学者所治之学也有与江东人士相近而深受欢迎的。
如王蕃,三国志吴书本传载其字永元,庐江人,“博览多闻,兼通术艺”。
吴丞相陆凯曾称其“黄中通理,知天知物”。
王蕃所通为何“术艺”呢?
晋书天文志上载:
“至吴时,中常侍庐江王蕃善数术,传刘洪乾象历,依其法而制浑仪,立论考度”云云,这与陆籍主张浑象说、造浑天图有相通之处,正合江东人士重视天体论之学风。
又,赵达,据三国志吴书本传,达为河南人,“少从汉侍中单甫受学,用思精密,谓东南有王气,可以避难,故脱身渡江。
治九宫一算之术,究其微旨,是以能应机立成,对问若神,至计飞蝗,射隐伏,无不中效。
达宝惜其术,自阚泽、殷礼皆名儒善士,亲屈节就学,达秘而不告”。
北人赵达精于多种术艺,江东大儒阚泽等“亲屈节就学”,阚泽如此,与其重视占验历术等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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