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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核心是:
“公司治理”。
加强对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同样是中资银行应对外资银行竞争必须要做的大事之一。
9月21日,香港联交所开始对工行进行聆讯。
这标志着中国工商银行(5.53,-0.21,-3.66%)在内地和香港上市的程序已经正式开始。
与此同时,中国证监会也在21日正式审核工行上市事宜,预计9月26日完成过会。
而从10月初开始,工行将进行大约为期两周的路演活动。
工行计划通过上市发售354亿股H股及177亿股A股。
据知情人士透露,到今年11月,工行就可能完成A+H上市的计划。
这意味着,工行将变成一个财务公开、管理透明,受公众监督的上市公司,出现在大家面前。
由于正处在上市之前的敏感时期,中国工商银行总行金融研究所所长詹向阳不能给记者介绍太多有关工商银行的情况。
但此前詹向阳曾经告诉记者,中国工商银行正面临着最深刻、最彻底的变革。
事实上,中国的整个银行系统乃至整个金融系统都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变革,中国的银行系统面临的不仅仅是管理体制的变革,不仅仅是股份制改造和上市,还面临着经营结构和资产结构的转型。
而变革的动力则来自竞争环境的改变和监管要求的变化。
竞争环境的改变是指国内银行业的竞争加剧,随着金融业的逐步开放,很多外资银行已经将其营业网点开到了中资银行的鼻子底下。
以前外资银行还不成气候的时候,中外资银行之间的合作大于竞争,然而一旦外资银行摸清了在中国市场的规律,并积累了足够多的客户之后,则中外资银行之间的竞争不可避免。
监管要求的变化是指为了提高银行系统的运行效率和市场竞争能力,控制和防范金融风险,监管当局将大的国有商业银行改为国有控股商业银行,并且更多地按照市场的原则对中资银行进行监管,这逼着国有商业银行走上了一条自上而下的改革之道路。
从不足之处改起长期以来,国有商业银行系统大要案频繁发生、盈利能力差、资产质量差、不良资产产生的速度快,一直为大家所诟病。
有银行业的专家将国有商业银行企业的弊病总结为四个方面:
第一,国有商业银行脱胎于传统体制下政府主导型的银行体制,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公司治理结构方面存在的严重缺陷,机构臃肿,效率低下。
这使银行经营管理效率不高,难以适应外资银行进入日趋激烈的市场竞争形势的要求。
第二,国有商业银行资产质量差,虽然近年来国有商业银行在改善贷款质量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目前各行平均不良贷款比率仍处于较高水平。
较高的不良贷款给银行带来了沉重的包袱,大大影响了其市场竞争力。
第三,国有商业银行资本金低与盈利能力低下。
与资产质量低下相对应,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也处于较低水平。
资本金比率偏低,表明自身抵御风险的能力不强。
第四,与外资银行相比,中资商业银行在金融创新能力方面也存在明显差距,业务大多局限于传统的存、贷款领域,这也在相当程度上削弱了银行的盈利能力和市场竞争力。
为市场环境和竞争形势的变化,对以国有商业银行为代表的中资银行进行管理体制机制的变革势在必行。
而针对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就是试图在管理体制方面对其做了一次彻底的手术。
曾经有人问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国有商业银行改革的核心是什么?
刘明康回答,核心就是: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易宪容介绍,就目前情况来看,银行占整个中国融资总比重的90%以上,而几大国有银行在银行业的信贷比重又占70%以上,这样一种金融结构,国有商业银行改革如果没有大的突破,肯定将对整个国民经济发展带来严重影响。
这就是政府要下大力气改造国有商业银行的主要原因。
对国有商业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使国家的主体角色发生了变化,使国家从以往国有商业银行惟一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转化成为银行的股东,严格按照股份比例行使权利,承担风险。
同时,由于商业银行成为上市公司后要定期披露信息,公布其经营业绩,这也为监管部门进一步加强金融风险监管提供了可靠的依据和有效的载体。
管理机制的变革从交通银行,到建设银行,到中国银行,再到中国工商银行,轰轰烈烈地注资改制上市运动,并非为了上市而上市,也并非一股就灵。
“学我者生,像我者死。
”如果仅仅是简单像外资银行的管理机制,那么中资银行未来也肯定是死路一条。
银行股份制改革的目标不等于股票上市交易。
国有商业银行应该遵循国际银行业通行的惯例,借鉴国际先进银行的管理模式,大力进行综合改革,进行银行内部进行机构调整、明确权利和责任的配套、调整人员结构、建立内部监控制度和公开信息披露等一系列具体而艰巨的工作,努力提高综合竞争力。
这才是银行改革的根本目的。
多家国有商业银行在上市前都建立了董事会、监事会等机构,着手进行了管理体制的变革,并且试图在上市之后继续对其进行完善。
例如,建设银行出台了风险管理体制改革方案,将在全行整体实现风险控制的垂直管理,成立从首席风险官风险总监风险主管风险经理等全面风险控制的垂直化管理,这可以视作建行在风险管理中一次大的改革。
建行总行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建行的总体思路是,在风险政策制度、计量分析、风险监控等方面,实行全行整体集中管理。
按照集中管理的要求,逐步建立垂直的风险管理组织架构和报告线路。
总行设首席风险官,一级分行设风险总监,二级分行设风险主管,向县级支行派出风险经理。
无独有偶,中国银行(5.29,-0.14,-2.58%)行长李礼辉日前也表示:
“国有商业银行转变为一家真正的商业银行,是一项脱胎换骨的系统工程。
国有商业银行和真正股份制银行的差距,主要体现在体制、管理和竞争力3个方面;
展现出来的问题则是金融专才持续流失、风险控制体系不甚完善及人均盈利能力偏低。
”李礼辉表示,中国银行正在努力提高自己的管理水平。
首先,要适应管理股份制商业银行的需要;
其次,要建立商业银行的企业文化;
第三,还要建立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
”李礼辉特别强调了中行正在加强内控措施以防范风险。
中行已经进一步完善了内部控制、稽核体制,健全问责制。
中行在其一级分行设立了风险总监一职,目前已有一批风险总监已经正式上岗。
中国工商银行的设想更全面一些。
2005年下半年以来,中国工商银行就设想将其内部的管理构架改为了事业部,这种纵向、条状的管理模式将意味着以前的分行、支行各自为政的经营模式将不复存在。
工商银行的最上层机构也不再是一个纯粹的管理中心,而是一个利润中心。
据知情人士介绍,在工商银行的整体改革方案中,工行的公司治理目标结构包括业务、风险管理、后台支持和内审四个部门,各条职能实行垂直管理。
而业务部门的发展方向则是事业部制,包括个人银行、公司银行、投资银行等版块块,各版块之间相互独立。
除了技术准备,工行还在对中国工商银行内部控制规定进行了修订,正着手进行设立独立于业务线设置风险管理部门,主要负责建立全行的风险管理标准,独立审批和评估业务单元的风险管理框架、工具方法、流程和信息系统,对业务单元的风险承担活动提供支持。
“公司治理再造比财务重组更为艰难。
”监管机构和各商业银行的管理层已经意识到了这一点。
改革成功与否,不仅体现在资本充足率等数字指标上,内部风险控制机制能否建立和完善,才是银行改革的核心内容。
上市之后下一步虽然国家出资解决了各个银行的不良资产问题,通过注资之后,将一个个的商业银行捧上了市,但国家付出的巨额成本,能否换来好的银行管理体制,进而带动整个银行体系经营情况的好转,确实仍然有待进一步观察。
即使很多银行宣称已经开始了更进一步的制度变革,但对中资银行的质疑之声并没有停止。
有专家就指出,中国国有商业银行的改革,同样还面临和很多国企改革同样的问题,如管理层主要来自于行政任命;
又如,国家作为银行出资人一股独大的现象,将导致中小股东的合法权利难以施行;
在董事会成员的选拔方面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所易宪容也指出,国有银行改革是中国金融改革的重中之重,国有银行上市并不是国有银行改革的结束,而是国有银行改革的开始。
国有银行上市后,同样需要面临许多以往没有碰到的困难与问题。
比如汇金公司的定位问题;
所有者权益问题;
国有银行有效的公司治理确立问题;
国有银行注重的财务重组、短期行为及真正落实问责制等问题,这些都是国有银行上市后能否成功运行的关键。
银行业专家建议,对于上市之后的国有银行,要进一步建立和健全现代银行制度,并确立以效率为生命的经营准则。
专家还进一步提出了国有商业银行加强管理,应对挑战与竞争的方向:
第一,要建立科学的经营管理系统,以决策系统为中心,以分行系统、监督系统和管理系统为支持,促进集约化经营战略的贯彻实施。
第二,要积极建立与现代生产力和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商业银行经营组织体系。
解决用工机制、激励机制,培育创新机制。
另外,国有商业银行的组织机构的深化改革要同处身的市场定位密切联系起来。
第三,要建立以业绩为评价标准的人才激励机制。
国有商业银行必须确立人事管理部门在金融企业发展中的管理地位,通过市场竞争选择优秀的金融人才。
银行业:
马其诺防线上的角逐12月11日原本几乎成了外资银行蓄势待发、力求全线突破的临界点。
谁也没想到,中国银监会8月中旬的一纸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悄然出台,冷不防地让那些外资银行打了个冷战,绷紧了神经再度期待政策的松动。
虽然管理条例不过是征求意见稿,但眼见的全面开放此时顿然就成了一种遥不可及的远景。
“对那些有意推进人民币零售业务的外资银行来说,管理条例几乎就为它们提高了一道门槛。
虽然承诺了全面开放的预期,但附加的条款无疑让其将要踏进的一只脚缩了回去,或者确切地说是停在了半空中,一时还抽不回去”,中国工商银行(5.53,-0.21,-3.66%)北京市分行的一位熟悉的朋友对资本市场记者如是描绘,不仅贴切,而且传神。
显然,管理条例就在事到临头的片刻成了内地中资银行的护身符,也成了外资银行暂时无法逾越的马其诺防线。
美国汇丰银行北京代表处的一名人士默认了记者的调侃。
对于那些驻扎内地多年、急于搬出高高的窗体顶部窗体底部写字楼而寻求普通店面的外资银行来说,这一政策的问世又让他们持续的观望再度拉长。
上限25%:
短暂的喘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内地的策略总的说来不过就两条,一是投资参股或持股,甚至意图控股中资银行;
二是期待政府管制完全放开之后组建自己的独资银行。
此前,他们就已经在内地各处设立了自己的代表处,四处打探国家政策的一举一动。
从1980年代初第一家外资银行进入内地至今这两种势态一直都没有多大的改变”,一名金融学博士向记者解释,“但实际上,无论参股、持股还是收购银行股权,都一直比较活跃”。
2004年初,欧美各大银行即已踊跃投资中国几大国有银行。
据当时的估计,外资的投资总额高达60亿美元,而其中投资规模最大的就有美国银行斥资25亿美元购买中国建设银行9%的股份以及2005年英国汇丰银行购买交通银行19.9%的股份等等案例。
2005年8月间,中资银行业界就一直传闻广东发展银行将拍卖自己85%的股权,也被认作是中国政府第一次就国有银行私有化的尝试。
庞大的股权出让激起了公众的义愤,后来政府方面出面澄清,广发银行不可能让外资控股。
尽管如此,外部投资者仍旧蜂拥而来。
不过,广发银行的竞购战也许就因为过早地暴露在公众的视线下而迟迟难以进展。
实际上,中外企业合资法早就明文规定:
中资银行的外资持股比例总和一般不得超过25%,单个外资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不得超过20%。
这两条成文的铁律让胶着在广东发展银行收购拉锯战线上的各个外部投资者已经僵持了一年多。
至今,美国花旗集团、法国兴业银行及其各自纠合的资本集团以及中国内地的平安保险公司就在广发银行的股权竞夺上陷入了旷日持久的观望。
2005年年底,美国花旗集团与法国兴业银行分别以241亿元、235亿元人民币竞逐广发银行85%的股权,花旗集团拟持的股份比例高达40%,在社会各界舆论的抨击下,广发银行希望出售的股权退回到25%的总体份额,花旗集团与法国兴业银行随后修改各自的收购标书,就单个投资者的最高上限20%再度发出冲刺。
据中国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先前的披露,银监会本身也无法对此作出定夺,只能等待国务院的最终批复。
“外资投资者自2004年以来投资并购中资银行的热情突然高涨,问题就在于入世承诺的5年保护期行将结束,内地银行市场也将在附加监管条件的前提下逐步全面开放,收购中资银行可以将直接使用其国内的网络与网点,对其资质似乎还没有什么特别的担忧,譬如像广发银行这样坏账累累、连续两年没有公布财务审计报告的收购对象,也没能扑灭它们竞购的野心”,中国人民大学的一名金融学教授对记者说,“一个特别值得注意的趋势是,资本雄厚的外部投资者更喜欢参股甚至控股中资银行,所以它们连连发起的冲击就开始撼动先前的中外企业合资法,银监会当然对此无权发表意见,只有等国务院的终极裁夺了”。
不过,松动的迹象似乎已经出现,银监会主席刘明康就表示,暂时还是坚持此前外资对中资的持股规定。
“外部投资者竞购中资银行的股权,已经出现了某些相当蹊跷的细节,其涉及的还不仅仅是中资银行控股权的问题,而且牵涉到外部投资者背后的大股东向政府首脑施加相当压力的局面”,一名业界人士透露。
“紧咬着25%的股权限制,好像还能够为中资银行赢得最后一次喘息的机会”,加拿大蒙特利尔银行的一名人士分析,“实际上,能不能有什么改变就很难说了,国有银行那么多年的作风也不是这几个月就能出现什么翻天覆地的变化的”,他补充道。
作为一家中小型外资银行的驻华代表,他觉得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的拟定条款虽然很快就可能付诸于实行,但对一般的外资银行并无多大的压力,如果一家外资机构没有收购的意图就不会有这样的奢求,在中资银行以及内地金融业完全开放之前,股权的收购不但十分敏感,而且耗费精力斡旋,冲关的往往都是那些有实力的资本集团,中小外资机构不过是坐享其成,推波助澜而已。
“外部投资者尤其是外资机构在中资银行的持股的上限不得超过25%,这一限制应该只是暂时的。
如果真正按照市场经济的规律来说,这一限制迟早将会打破。
就像这次花旗集团下属的第一联合资本一旦取代凯雷私人资本原来5%的股份,那么,花旗集团所持的广发银行股份即可突破25%的铁律”,渣打银行北京分行的一名业界人士断言,“再说,持有中资银行股份比例的不合理之处就在于,监管部门必须时时跟踪那些零碎小股权的动向,必须随时出手遏制交易者的举动,费时费力甚至费力不讨好。
所以,我对这25%股权设限的最终拆除抱有比较乐观的期待”。
与此可资印证的是,在欧盟商会提出的主要建议中,允许外资银行单独持有中资银行超过20%的股权而不影响中资银行身份的所有权的突破也赫然在目。
子行:
独立的法人外资银行若要经营人民币的零售业务就必须将此前的分行转制为子行,注册为中国境内的独立法人银行后才能获得人民币零售业务的牌照。
注册资本金为10亿人民币,下设分行的营运资金不低于1亿元人民币,资本充足率也是本外币合并考核。
若开业三年之后连续两年盈利即可获得全面经营人民币业务的许可监管条例如此规定,不然的话,外资银行的日常业务就将受限,只能开展外币业务以及人民币的对公业务。
“对于那些一向习惯于以分行制度在华经营人民币和外币的外资银行来说,朝令夕改的内地政策难免会使之产生类似浮萍心态的观望态度,加上金融业务管制或严厉或疏放的衙门作风,分行也就成了它们临时住店的常态。
监管条例出台之后,申请人民币零售业务就必须面临注册资本金、资本充足率以及同一的贷款上限等等与中资银行相同的标准”,一名金融学者向记者评价道。
截至6月底,71家外资银行在内地设立了183家分行(下设支行53家),14家外资法人机构下设支行及附属机构17家,外资银行的分行及其下设支行占外资金融机构的93%以上。
如果想要申请全面人民币零售业务,那么,在国家政策监管的要求下,外资银行就必须面临由分行向子行转制的现实。
尽管事先可能已经有所预料,但独立法人银行一项还是激起了诸多外资银行的态度各异的反应。
美国花旗银行的一名人士对记者表示,“注册为中国境内的外资独立银行公司需要花费的成本明显要高于分行机构。
虽然监管条例没有违背12月11日向外资放开内地居民的人民币业务,但显然背离了全面开放的承诺”。
不过,并不是绝大多数的外资银行都觉得此项规定影响到了它们的决策思路,中小银行更是如此。
加拿大丰业银行北京代表处的人士就曾经表态说,他们的业务暂时不会因为监管条例的变动而作出调整。
注册为中国境内的法人银行似乎远远不是外资银行所面对的最大障碍。
汇丰、渣打、东亚、恒生、荷兰银行等在内的诸多外资银行均表示,他们将尊重监管机构的决定,积极考虑注册为中国境内的独立法人。
不过,他们更多地就注册资本金的数目、营运资金的要求等等细枝末节表达自己的诉求,譬如10亿人民币的注册资本金门槛太高,30%的营运资金强制存款限制不尽合理,欧盟商会就曾经在其20062007年度的建议书里提出,“要降低过高的资本要求,废除30%的营运资金的强制存款规定;
要求按照国际标准来计算流动性比率,将分行之间的同业拆借以及超过一个月的资产或负债剔除;
要求废除70:
30的存款比率限制”,而且还“要求按照国际惯例,在合并报表的基础上计算和监督单个法人实体的审慎性比率”。
中国人民银行2005年曾经宣布外资银行的营运资金存放比例的要求将在当年的12月11日之前废除,但截至管理条例出台之前,“外资银行仍然必须将30%的营运资金存放在央行批准的一家当地银行里,营运资金的要求虽然已经有所降低,但仍然高于欧洲”,渣打银行的一名人士觉得,“过高的资本要求使外资银行背负了额外的成本,与中资银行竞争时肯定将会处于不利地位;
而现在营运资金降低至1亿元人民币,就与中资银行站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了”。
据银监会的最新统计,71家已经在华开展经营活动的外资银行中,来自欧洲地区的就有25家,超过了外资银行规模的三分之一之多;
另有24家在中国内地设立了代表处,其中已经有7家欧洲银行投资参股中资银行,进行了战略投资。
此外,欧盟商会还在其当初的年度建议书中提到,应该“取消人民币业务经营牌照的等待期,澄清有光申请开设分行的管理条例”。
显然,外资银行管理条例(征求意见稿)出台之后,平息了外资银行的一片喧哗,“注册资金10亿人民币,下设分行营运资金不低于1亿人民币即可;
资本充足率本外币合并考虑”,原先的争论焦点转移了方向,银监会采取的自愿原则,并不是强迫所有的驻华外资银行一律转制。
外资银行可自主选择自己的商业形态。
“开业三年,连续两年盈利。
这似乎是银监会设置的最后防线,尽管外资银行一再觉得这三年的等待期是一项巨大的市场准入障碍,甚至会因此阻碍内地银行业的发展,但现在反馈的意见似乎表明,松动的迹象暂时还没有出现,即使背负缺乏透明度的骂名也无法撼动这一条马其诺防线”,一名业内人士评价。
条例背后的变数“外资银行一再强调中国银监会要按国际惯例办事,中资银行则习惯以国际惯例的名义收取客户费用,而且根本就没有商量的余地。
现在的焦点大概就在于人民币零售业务牌照的问题了,中国政策固然有时时变动的习惯,批复与否也难逃暗箱操作的恶名,外资银行与资本集团纠结在一起所施加的压力也传达到了外交、政治等层面,访华的各国首脑或商务团体也往往就在上述方面发表自己的意见,希望对决策者有所触动,让政策向有利于自己的方面倾斜”,一名业界观察人士评价。
果不其然。
9月21日,美国财政部长鲍尔森(HenryPaulson)访华期间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要求中国向外国投资者更多地开放金融市场,认为这将吸引更多的有效投资,并为中国日益扩大的居民储蓄带来更大的回报,既符合中美两国的长期利益也将增进两国的繁荣,而且需要警惕双方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获得人民币零售业务牌照的条件不外乎以下两个关键条件:
中国境内独立法人,开业三年中连续两年盈利。
不过,更多的否定因素还是取决于成文规定之外的标准,这一点会使得申请能否批复无章可循,不确定性也就存在于其中,加上各地的实施办法甚至评估手段可能还存在差异,牌照的发放难免就会无限延期”,上述人士补充。
“外资银行管理条例显然还是经过了较为充分的酝酿和考虑,但出台在大限到来的短短几个月,显然让外资银行措手不及,原先的期望与现在的结果落差较大,即使外资银行抱有怨言,也是情理之中的事。
问题是8月23日银监会召集数十家外资银行座谈之后,肯定有私下的渠道反馈。
当然,无论是草稿修订还是以后正式实施,外资银行及其资本集团与监管决策层乃至政府首脑层面的政策博弈仍然在持续地进行,毕竟金融所牵涉的是一国的经济命脉,无法等闲视之”,一名金融业界的人士就管理条例发表感言,“很显然,仅仅从管理条例本身来说,不过如此而已,即使突然之间来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你也不要惊讶,中国特色的决策总是让人猝不及防”。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明年进入变革时代南方基金最新发布的2006策略报告认为,中国股市将在2006年进入变革时代,求新将是未来市场的主基调。
新制度、新事物、新理念、新主题将不断涌现。
南方基金认为,面对变革时代,随势而变是唯一的生存法则。
南方基金称,2006年中国股市将进入一个大变革时代,新政策的实质效应将逐步显现,从国际工业化史比较来看,工业化后期虚拟经济繁荣具有一定的必然性,而证券市场的制度变革是繁荣的前提条件和制度保障,随着市场环境变化和一些新政策实质效应显现,2006年股市将看到更多具体可见的实际变化。
从资金面看,当前是十分有利股市投资的环境,同时一系列制度改革和产品创新,将极大激发投资者热情,资本市场的活跃程度将明显增加,体现为各类主题式新兴机会的此起彼伏。
求新将是未来市场的基调。
在国内经济增长模式转型,结构调整,产业升级的大背景下,南方基金认为,未来的行业投资机会将主要出现在:
以内需为主的消费服务和投资拉动型行业,大型机械装备和信息技术产业领域中具有自主创新能力的先进制造企业,供给持续紧张以及受益于价格政策改革的资源型行业。
房地产、银行、电信设备、电力等专用设备行业和机场、石化、传媒等行业值得重点关注。
面对基金业发展变革,业内人士指出,国内基金业在历经了此前的行业上市阶段、逐步扩张阶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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