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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晏认为有形有名的东西是具体的，白的不能说明黑的，方的不能说明圆的，所有“有”之间不能互为根据、互为本源。

只有无形无名的道，才可以用来说明具体的东西，成为“有”的根据。

“夫道之而无语，名之而无名，视之而无形，听之而无声，则道之全焉。

何晏的意思就是撇开形、色、名、声这些具体属性，而得到的没有任何物质性质的“无”才是完美的，因而说“无”是全。

何晏试图将他的“无”撇开事物的特殊性，以此获得最大的外延，这样才能囊括所有。

举个例子，就好像你问我“为什么会下雨？

”我回答你：

“因为无。

现在看来，何晏的哲学思想，无疑是一种唯心主义。

然而在当时来说，何晏对“有”“无”的解释涉及到本末的问题，因为本质存在于现象之中，想要了解事物的本质不得不涉及到抽象与具体、一般和个别这种东西。

在玄学中就是“有”与“无”的关系，在这点上，何晏的给出的解释启迪了后人的思想，把人们的思维水平向前推进了一步。

何晏为什么会提出以“无”为本的思想。

最大的一点在于政治原因，因为他要论证圣人（君主）实行无为的内在依据。

“若夫圣人，名无名，誉无誉。

并以此引出宇宙本体的性质也在于无名无誉，以此证明圣人的本质也与宇宙的本体一样无名无誉。

最后以达到“圣人以自然用”的目的。

简单说就是想建立一个自然无为、简约淳朴的理想社会。

随着正始名士集团控制了曹魏政权，在曹魏正始年间出现了一次政治革新活动，史称“正始改制”正始改革

正始名士在政治舞台上活动的时间很短，正始十年便死于司马氏手中。

然而可以断定的是，正始年间肯定出现过重要的改革活动。

如司马懿发动政变，列举曹爽的罪名之一就是“背弃顾命，败乱国典。

零星的残余记录也在《三国志》和《晋书》中能找到一些：

《志·

蒋济传》：

“是时，曹爽专政，丁谧、邓飏等轻改法度。

会有日蚀变，诏群臣问其得失，济上疏曰：

......夫为国法度，惟命世大才，乃能张其纲维以垂于后，岂中下之吏所宜改易哉？

刘放传》引《资别传》：

“大将军爽专事，多变易旧章。

《晋书·

宣帝纪》：

“曹爽用何晏、邓飏、丁谧之谋...屡改制度。

由于政治需要，西晋的史家对这段历史的记载都没有提供具体的内容。

然而《三国志》中保留了《夏侯玄答司马宣王时事议》的一段长文，可以从中窥见一二。

夏侯玄作为正始名士集团的领袖人物，从他的政治意见中可以反映当时改革的基本思想。

该文所涉及到的重要改革点有三个

①九品中正制的改革，

汉魏时期，人才的考查以及选官问题是治国的中心环节。

“夫官才用人，国之柄也”

夏侯玄的改革方案首先从这入手，“夫欲清教审选，【◎何焯曰：

清教，谓中正。

审选，谓台阁。

】在明其分叙，不使相涉而已。

他认为选官过程中出现弊端的原因主要是因为政府与中正之间，职责范围的划分不清楚，中正的人才品评工作侵犯了政府的职权。

所有他要求顺理中央吏部、各级行政长官与中正的关系。

“岂若使各帅其分，官长则各以其属能否献之台阁，台阁则据官长能否之第，参以乡闾德行之次，拟其伦比，勿使偏颇。

中正则唯考其行迹，别其高下，审定辈类，勿使升降。

台阁总之，如其所简，或有参错，则其责负自在有司。

官长所第，中正辈拟，比随次率而用之，如其不称，责负在外。

然则内外相参，得失有所，互相形检，孰能相饰？

斯则人心定而事理得，庶可以静风俗而审官才矣。

”

按照夏侯玄的设想，中正只负责考查人才的道德品行，并加以分类，但不能编排等级；

官长则根据下属的工作能力大小确定能力方面的等级；

中正所作的人物档案和官长所作的才能档案最终汇总到台阁。

台阁根据两份资料，综合评定，最后确定人才的高低次序，并以此任用官员。

②行政机构的改革，

“古之建官，所以济育群生，统理民物也，故为之君长以司牧之。

司牧之主，欲一而专，一则官任定而上下安，专则职业修而事不烦。

夫事简业修，上下相安而不治者，未之有也。

先王建万国，虽其详未可得而究，然分疆画界，各守土境，则非重累羁绊之体也。

下考殷、周五等之叙，徒有小大贵贱之差，亦无君官臣民而有二统互相牵制者也。

夏侯玄的意思是将州、郡、县三级政府合并为州、县二级，减去郡一级的编制。

他认为商周时期的五等分封制度优于郡县制度。

但是积重难返，不可能立刻复古，只能暂时实行变通，进行机构的改革，去掉郡级的建制。

达到“若省郡守，县皆径达，事不拥隔，官无留滞，三代之风，虽未可必，简一之化，庶几可致，便民省费，在于此矣。

③使服饰等级各有礼度，禁止逾制的奢侈服饰，使社会风气变得淳朴。

“车舆服章，皆从质朴，禁除末俗华丽之事，使干朝之家，有位之室，不复有锦绮之饰，无兼采之服，纤巧之物，自上以下，至于朴素之差，示有等级而已，勿使过一二之觉。

三项改革中，最重要的是对于选官制度的改革。

表面上看，夏侯玄的建议比较公允，然而实际上，他这么做是为了抑制中正的权限，发挥吏部的作用。

县级以上主要行政官员的任免权力集中在吏部，而且吏部还有直接选拔贵族子弟入仕的权力。

“其选材之职，专任吏部。

这是出自对于当时两大政治集团的权力分配局面所决定的。

当时正始名士控制了尚书台，而何晏是吏部尚书，扩大吏部的选举权对这个集团比较有利。

司马氏集团则有较强的地方势力，因此他们是力图加强中正的权力，抑制吏部的权力，以达到控制选举的目的。

《通典·

中正》：

“晋宣帝除九品，置大中正。

据唐长儒先生考证，魏初中正的设置，仅限于郡国一级，而州一级没有设立。

是司马懿把这一制度扩大到州级，设立大中正，时间在正始元年——嘉平二年之间。

司马懿何等人物，自然对夏侯玄改制的背后想法十分了解，所以对夏侯玄改革一再推诿。

夏侯玄针对司马懿的态度再次回信反驳司马懿的观点，坚持改革的必要。

然而在发表改革建议后不久，夏侯玄就从中护军一职升迁为征西将军，代表曹爽集团去控制西北地区的军队，负责对蜀的战争。

从此夏侯玄就离开了洛阳，离开了政治漩涡的中心，不再处于两大集团矛盾的中心地位。

也使他在高平陵政变时，暂且避开了杀身之祸。

如此一来，主持正始改制的人物就落到主管官吏选拔的吏部尚书何晏身上无疑了。

除曹爽之外，正始名士中地位最高，权力最大并且最为政敌攻击的人物，就是何晏。

高平陵政变

从夏侯玄的改革方案看，带有不少理想主义成分，很难行通。

比如合并郡县一项，据夏侯玄粗略估计，可裁减的官吏达到一万名之多，其结果就是被裁减者会拼命反对改制，引起整个官僚阶层的不满。

所以正始中期，一大批收到改制派打击而心怀不满的老资格官员就聚集在司马懿周围。

如卢毓、蒋济、王肃、孙礼、王观、高柔、刘放、孙资等等。

这些大都是曹操建安时期入仕的重臣元老。

而正始名士大多为年轻贵族子弟，属于曹魏官僚体系中的第二、第三代，所有他们掌握中央权力后，任用资历较浅的年轻人，是他们政达通行的保证，官职上的大换班不可避免，老官僚无疑成为了这种权力再分配过程的牺牲品。

司马懿给曹爽的罪状之一便是：

“历世旧人皆复斥出，欲置新人，以树私计。

曹爽集团执政时期，的确采用了贬官、外放、提前退休等措施对付老一代的反对派。

比如把蒋济从领军将军迁为太尉虚职，把散骑常侍钟毓外放到魏郡当太守。

又如孙资任中书令掌管机密多年，曾推举曹爽与司马懿共同辅政，正始后期不满曹爽的“多变易旧章”，而“遂固称疾”，以退休来威胁。

曹爽等却在不“违夺群志”的漂亮辞令下，玩了一招顺水推舟，批准了孙资的退休。

（孙资高平陵后再次出任中书令。

）

司马氏集团的骨干分子，就由上述的一类人物组成。

表面上看，曹爽何晏集团占据了中央政府的要害部门，但是他们都是没有政治根基的年轻贵族子弟。

相反司马氏集团的成员基本上是曹魏政权的创建者，几十年的南征北战，使他们在军队和官僚机构中拥有雄厚的势力，门生故吏遍布天下。

根据封建道德，这些门生故吏背叛其恩师，是天理难容的事情。

当这些老官僚、军人团结起来，并拥有强有力的领袖人物时，青年改制派失败只是时间问题。

更何况他们的领袖是“有大志而得民心”的司马懿。

正始十年正月初六，司马懿发动高平陵政变。

此政变太著名，军事层面我不想说什么。

表面上高平陵政变是动用武力，并以突然袭击的形式出现，但本质上，却不是少数人的宫廷阴谋，而是以此获得了广大官僚阶层支持的权力交接。

政变之前，两大权力集团已经形成，许多有识之士都察觉到政变必然会发生。

“是时曹爽辅政，识者虑有危机。

何晏自己也早就预感到了自己悲剧的命运。

正始九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管辂以占卜的方式，告诫何晏必然失败，何晏内心恐惧，写了一首五言诗来表达自己的感受。

鸿鹄比翼游,群飞戏太清。

常恐夭网罗,忧祸一旦并。

岂若集五湖,顺流唼浮萍。

逍遥放志意,何为怵惕惊?

何晏是个有头脑的政治家，他很清醒的意识到政变的“罗网”即将撒下。

当政变发生时，失去社会支持的改制集团束手无策，无法进行任何有效的反政变行动。

甚至一些亲近曹爽何晏集团的人物都采取了观望态度，比如司马懿曾率部队从曹爽门前走过，曹爽的亲信严世上楼准备射杀司马懿，却被另一亲信孙谦阻止。

“皆引其肘不得发。

又比如桓范冒死冲出洛阳，建议曹爽到许昌另立中央，与司马懿抗衡。

何晏面对死亡所表现出的软弱，是事实。

因为正始名士中不怕死的亦史册留名，如桓范，如夏侯玄，史家犯不着为何晏作曲笔。

曹爽等人之所以没有接纳桓范的建议，不是因为他们蠢，而是因为他们知道官僚阶层是不可能听他们指挥的。

然而最讽刺的是大司农桓范本人都没能说服司农府的官吏支持曹爽集团。

他只能拿着大司农的官印只身逃出洛阳。

“同日斩戮，名士减半，而百姓安之，莫或之哀，失民故也。

个人眼里，高平陵政变不是统治阶级内部毫无道理的派系之争，而是曹魏新、旧二代之间的冲突，即魏初名士与正始名士之间的冲突。

在意识形态方面，则是魏初名实派与玄学派的斗争。

何晏当时没有随曹芳曹爽一起去高平陵，政变发生时，他可能在首都洛阳。

政变之日，为了稳住远在高平陵的曹爽等人，司马懿并没有逮捕何晏等人，而在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戏弄了对手一番。

据《魏氏春秋》记载，司马懿竟然让何晏参与处理曹爽等人的案件，何晏拼命加重同党的罪行，希望保住自己，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

初,宣王使晏与治爽等狱。

晏穷治党与,冀以获宥。

宣王曰:

“凡有八族。

”晏疏丁、邓等七姓。

“未也。

”晏穷急,乃曰:

“岂谓晏乎!

”宣王曰：

“是也”，乃收晏。

后记&

引子

后记：

纵观何晏的一生，可以称其为悲剧人物，这位弱不经风、性格怯弱而又孤傲的才子，本应该是一位文学家或思想家，根本就不应该是一个冷峻的官僚式的政治家。

这一切在高平陵政变前后表现的淋漓尽致。

先是束手无策、坐以待毙，后是乞怜求生。

在政治漩涡中充满幻想，最后只能陷入漩涡的黑洞之中。

高平陵政变使何晏以及其同党的生命，画上了句号。

他所倡导的玄学思潮也一度低落，然而玄学思潮的发展趋势是不可逆转的。

司马懿所打击的，是政治上的反对派，他不可能将年轻一代的士族子弟赶尽杀绝，相反，这些人是他们的后代与接班人，将来要依靠他们来统治国家。

所以，新、旧两代必须妥协，开始新的融合。

高平陵政变之后，一大批曾靠拢曹爽集团，深受玄学思潮熏陶的贵族少年纷纷转向，为司马氏服务，后来各个身居要职，如裴秀、钟会、卫瓘等。

许多曾被曹爽辟用，政变后一度被免职的人物，如王沈、荀勖、卢钦、王浑等，又再次成为司马氏的党羽。

司马懿死后，司马师、司马昭兄弟执政期间，这种现象更为明显。

因为司马兄弟在年龄和思想上都属于士族新派的人物，与夏侯玄之流没有多少区别，早在太和年间，司马师就加入过“浮华少年”的行列。

此后许多一度不与政府合作的玄学人物也纷纷入仕，如山涛、王戎、向秀等。

司马氏兄弟执政期间，对于亲曹政治力量是绝不会手软的，他们用拳头平息了王凌、毋丘检、诸葛诞的兵变，甚至杀掉了嵇康、吕安。

但这时的争斗已经不是新、旧士族之间的冲突，而是新生的司马氏皇权与旧的曹氏

残余势力的权力之争。

广大的新一代士族都站在司马氏一边。

正始名士集团虽然被高平陵政变所摧毁，但因其思想符合了士族社会发展的要求，故被西晋士族阶层视为思想领袖，他们所掀起的玄学思潮也风靡了西晋上层知识界。

何晏则作为玄风的首倡者于几十年后，再次被玄学青年们所崇尚，以正始之音的代表人物，载入史册。

引子：

曹魏正始中期的清谈场上，冒出了一位语惊四座的少年天才王弼，使一代谈宗何晏为之绝倒。

他以不可思议的超人智慧，刷新了儒道学说，给影响中国历史进程的《周易》《论语》《老子》注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完成了由汉代经学向魏晋玄学的划时代转折。

因此，他那二十三岁就停止了的思想，也就成了中国哲学史上无法回避的学术重镇。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他降生于山阳王氏家族之中，这个家族学术思想的演变，堪称经学体系崩溃之后，以儒学起家的中国传统士大夫创建儒道融合之新文化的历史缩影。

王弼

王弼，字辅嗣，生于魏文帝黄初七年，卒于齐王芳嘉平元年秋，享年二十三岁。

在正始期间的学术地位不及夏侯玄、何晏，但是对后世的影响却远过之。

在正始玄学有关《老》《易》的注疏性作品中，只有他的《道德经注》和《周易注》曾立学官，也只有这两部作品完整的流传下来。

晋人何劭曾为其立传，见于《志·

钟会传注》。

其他如《世说新语》《博物志·

人名考》以及《晋书》都提到过王弼，弥补了何劭所立传记的不足。

山阳王氏：

汉魏之际的山阳王氏是一个新兴的士族。

从汉末到曹魏此家族名人辈出。

王弼是“建安七子之冠冕”王粲的从孙，王粲族兄王凯的孙子。

初平元年董卓胁持献帝西迁，王粲随被迫迁都的人群流落到长安。

两年后，长安发生内乱，王粲与族兄王凯结伴投奔了割据荆州的刘表。

刘表是山阳高平人，曾经在王畅的门下求学。

因与王畅的特殊关系，刘表原本打算讲女儿嫁给王粲，后来嫌其容貌丑陋改变了主意，将女儿嫁给了王凯，生下儿子王业。

建安十三年曹操平定荆州后，客居荆州的山阳王氏随着曹操一起回到北方，成为曹魏建安名士重要成员，其中王粲的地位最为重要。

王粲逝世后，他的两个儿子于建安二十四年追随魏讽发动暴乱而被曹丕诛杀。

也许是念于旧情，曹丕后来命王粲族兄的儿子王业过继到王粲家为养子。

这样一来，王业也就成为了王粲爵位的法定继承人。

王业的长子是王宏，次子则是王弼。

王宏字正宗，王弼字辅嗣，都有那么点继承王粲宗业的暗示。

荆州学派：

汤用彤先生在《王弼之周易论语新义》中指出，王弼玄学与汉代经学相比，属于新学，它渊源于荆州学派。

而荆州学术的主要载体则是州立官学，作为一州的最高学府它在引导荆州士人的学术风尚方面举足轻重。

关于荆州官学的规模，王粲的说法是“三百有余人”。

《刘镇南碑》所说的“吏弟子受禄之徒盖以千计”，大概是指的历年的总人数，也可能包括郡县学校的生徒。

当时许多避难荆州的士人及本地士人的子弟大都进州学学习文化，甚至远在吴越、巴蜀的学生也前往就读。

这些当年的青少年学子，在后来三国鼎立时期，大都成为三国的政治文化骨干。

如曹魏的王粲、傅巽、徐庶，蜀汉的诸葛亮、庞统、尹默、向朗，孙吴的潘浚等。

其中举世闻名的诸葛亮青少年时代即在荆州度过，建安初年诸葛亮15岁，建安五年19岁，正是求学的年龄。

他与徐庶等人“俱游学”的地方，只能是荆州官学。

另外诸葛亮之所以被司马徽所赏识，并赞誉为卧龙，大概也与这种游学活动有关。

当时的荆州地区既存在着以刘表为核心的政治当权派集团，蒯越、蔡瑁、韩嵩、傅巽、王粲、刘先、宋衷等人是骨干分子；

同时也存在着以庞德公为代表的地方在野名士集团，司马徽、庞统、诸葛亮、徐庶、石韬等青年名士是其中成员。

刘表曾亲自前往庞德公家中请他出山，尽管庞德公最终没有应召入仕，但刘表的举动获得了荆州在野名士的好感，庞德公的忘年之交司马徽入官学与宋衷共同执教，庞德公所赏识的庞统、诸葛亮、徐庶等青年进入州学学习。

建安十三年，曹操占领荆州，赤壁之战后又回到北方，荆州的名士除了诸葛亮、庞统等随着刘备留在荆州外，绝大多数士人如宋衷、王粲、傅巽、蒯越、徐庶、韩嵩、蔡瑁等都随着曹操回到了北方。

建安二十四年的魏讽案，一些荆州名士的子弟卷入该案，王粲、宋衷的儿子都死于此案，宋衷也因此而受到牵连被诛杀。

此次案件史料甚少，已经无法详考。

自曹操攻占荆州起，荆州官学即灭亡，士人北上后，司马德操病故，王粲等人也先后去世，到建安二十四年宋衷被杀，最后一个荆州学派的硕儒也不复存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