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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位法国人写了一本书,
叫做《盐:
生命的食粮》,
其中说到,
“盐税相当于王权”。
这当然是千真万确的事情。
不过,
我觉得,
在中国,
食盐本身就是王权。
中国几千年中,
食盐与王权的勾结是如此亲密,
食盐对王权的赞助是如此巨大,
离开食盐而谈王权,
显然是不可能的。
食盐不但是王权的体现,
王权的象征,
而且食盐就是王权本身。
历史上的一位杰出思想家和实干家管仲,
也就是春秋早期的齐国的宰相,
就敏锐地发现垄断食盐这种没有任何替代品的日常必需品,可以给国家带来丰厚的利润。
他把这个叫做“官山海”,
“官山海”既然说是“山海”,
显然还有更加丰富的内容,
但至少,
海水煮盐这种老百姓可能世世代代的营生,
就被官方强横地夺走了,
成为王家的禁脔。
王家垄断煮盐,
禁止百姓染指,
这样就可以迫使老百姓出高价购买,
就可以给国家带来丰厚的收入。
理论上,
垄断盐业在中国历史上没有什么障碍,
“溥天之下,莫非王土”,
这个理念深入人心,
既然食盐是王家大海中的出产,
那么,
它属于王家,
老百姓必须向王家出钱购买,
是顺理成章的了。
真正垄断食盐,
实行全国性的食盐专营或专卖的,
是汉武帝。
这位被当今中国人自豪地称为是雄才大略的皇帝,
奢靡无度,
穷兵黩武,
终于把他爷爷和他爹爹几十年辛苦积累的国库挥霍一空。
汉武帝是中国历史上掠夺成性的一位皇帝,
他实行很多无耻的搜刮术敛财术,
其中包括食盐专营。
汉武帝的食盐专营,
采取的是
“民制、
官收、
官运、
官销”的办法,
也就是说,
食盐是由老百姓生产的,
但官方收购,
运输,
销售。
生产、
收购、
运输、
销售四个环节中,
官方控制了其中的三种。
这种办法是两千年历史中效率最差,
实行起来最蠢的一种。
在两千年的食盐专营史中,
有各种不同的模式。
而这些不同的模式,
无非就是官家控制这四个环节中的几个。
官家控制的环节多少,
对于食盐专营效果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除了生产环节外,
其他环节都是国营,
这种模式下,
国家赚取的主要是食盐的利润,
而不是食盐的税收。
食盐利润自然是非常丰厚的,
但是国家专营,
与民争利,
刻剥小民的做法,
引起社会的普遍反对,
后来汉昭帝召开的盐铁会议上,
来自儒家的文学、
贤良对于食盐专营进行猛烈抨击,
食盐专营也就取消了。
从此以后,
一直到唐朝安史之乱,
八九百年的时间里,
食盐基本上是民间自由经营,
皇家对于食盐并没有太多干涉。
而人们知道,
从汉武帝到安史之乱这期间,
中国的皇权也还不是十分专制的。
中国历史上食盐专营的强化,
与皇权专制的加强,
基本是同步的。
所以,
我说,
食盐就是王权,
食盐专营就是王权专制的实现。
唐朝安史之乱后中央政府水深火热,
罗掘新的收入成为当务之急。
王朝自然没有忘记食盐。
当初的倡导者第五琦仍然沿袭汉武帝
官销”的老办法。
这种几乎全盘国营的办法,
最大的弊病和近来的国有企业是一样的,
就是需要一个庞大但效率极低的征收管理团队,
虽然垄断利润极高,
但是被庞大的管理者吃掉花掉贪污掉的更多,
结果到了国库的也就没有多少了。
这时候,一个叫做刘晏的人,就对这种模式进行改革。
刘晏说“因民所急而税之则国用足”。
我一直认为,这个税收理论,是中国历史上最邪恶的理论,生活必需品必须低税甚至免税,才是人道的,而刘晏的理论是,你需要什么,你离不开什么,我就在这个上卡你的脖子,给你征收重税。
刘晏找到的卡脖子的东西,就是食盐。
刘晏的食盐专营模式,大致“民制、官收、商运、商销”。
国家不必控制食盐生产销售的所有环节,只要控制其中最为紧要的一个环节就可以了。
食盐仍然由老百姓生产,官方对于老百姓生产的食盐进行控制,然后交给商人去经销。
官方给商人卖高价,而且还可以向商人征收高额的税收,这就是“一盐两吃”:
官府既卖食盐赚取重利,又通过向商人征税收取重税。
食盐专营后,历史记载说盐价上涨36倍,刘晏的食盐专营挽救了唐朝的命运,盐税盐利的收入占财政总收入的一半。
从此之后,一面是中国专制皇权不断向顶峰攀登,一面就是对于食盐的专营成为定制牢不可破,不再有所谓文学、贤良这样的人提出反对意见。
国家对于食盐的垄断血腥而残酷,买卖私盐,哪怕数量极小,也会被处以死刑,老百姓刮碱土熬盐吃也是死罪。
贫苦百姓不得不淡食。
在某些时代,甚至不买盐也必须按照人头缴纳盐税。
此后,食盐专营有各种各样的改革,但是,总的来说,是国家控制生产和总批发环节,其他分销和零售环节则实行特许经营,允许商人经营。
这种模式下,食盐生产者是特定人户,叫做灶户,拥有这种户籍的人户,其职责是专门给国家生产食盐,决不允许改行从事别的营生。
国家将灶户们圈定在特定的生产场所,四周以高墙围起来,利于控制。
取得特许经营的商人,可以凭各种手续,直接去盐场领盐,然后到指定地区经销。
宋朝和明朝曾经实行国入中法和开中法。
因为当时西部和北部边疆缺少粮草,国家要求商人将粮草运输到这些指定的地方,然后国家给商人给一些可以到江淮盐场支取食盐的票据,商人凭票据去指定的盐场支盐,到指定的地区销售。
清朝还实行引岸制,纲盐制,票盐制等等。
宋朝到清朝末年,食盐专营实际上是特许经营制,取得特许经营权的商家进行批发零售,而国家只控制生产和总批发这个环节。
因为食盐是人们生活必需品,没有替代品,无论定价多高,征税多重,仍然会有销量,商人仍然可以赚大钱,因此,宋明清时期的盐商无不是富商巨贾,而且多是世袭经营。
而且,由于食盐经营中利润丰厚,各类高级官员,王室显贵,无不想方设法染指盐业经营,从事官倒生意,鱼肉小民。
管理监督盐业的差使,则更是公认的肥缺。
从唐朝开始的一千多年国家盐业专营的历史,非常值得今天深入探究。
中国政府管理国营企业,中国政府干预市场运行,中国的官商勾结,中国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的思路等,无不可以从一千多年食盐专营的历史中,找到源头。
前文已经说过,食盐就是王权,王权就是食盐,食盐专营的历史也是王权专制的历史。
那么,满清灭亡,帝制结束,专制不再的时期,中国的食盐专营为什么一直延续到今天?
中共新政权建立后,对食盐仍然实行专营制度,而且新政权下的食盐专营,比汉武帝模式更为彻底。
刘晏之后食盐专营的模式是“民制,官收,商运,商销”。
汉武帝的模式是“民制、官收、官运、官销”。
而中国新政权的模式是“官制、官收、官运、官销”,政企不分,官商合一,国家垄断和控制所有的环节。
这当然与国家控制一切生产资料,控制一切资源,实行高度计划经济的大政策大背景大环境完全一致。
而且更为内在的逻辑是,历史上的食盐专营给新政权管理国营企业或国有企业的提供了经验,历史上食盐专营的一些做法,非常切合计划经济体制下,国家控制一切,拒绝市场的观念和思路。
前车后辙,驾轻就熟,历史的路径依赖,使古老的食盐专营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条件下枯木逢春。
自然,食盐专营还有一些新的说词,比如给老百姓放心盐,打击大商人囤积居奇,维护社会稳定,给穷苦边远地区老百姓提供廉价食盐,甚至还有如果不实行专营,则老百姓吃不到加碘盐等等。
事实上,这些不过借口而已。
在计划经济时代,认为所有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资料都必须国家控制,否则人民得不到起码的供应。
这种理论下,重要的如粮食,不大重要的如一般生活用品,都被国家控制,拒绝市场经营,但这种做法造成十足的短缺。
而一旦放开市场,允许自由经营,引进市场竞争,则很多产品出现过剩,如粮食这样的重要生活资料,放开经营的结果不但没有造成短缺,反而带来充裕。
粮食能够放开经营,食盐为什么就一定不能放开经营呢?
至于加碘之类,只要国家制定标准,从严监管,由市场竞争经营,同样可以达到保质保量的目的。
食盐专营虽然没有什么过硬的理由,但是因为千年历史观念的影响,以及数十年垄断经营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寄生在食盐专营体制上的既得利益集团,给盐业改革带来无限障碍。
现在,食盐专营终于有希望寿终正寝了。
这当然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它不一定会给人们带来多大的物质实惠,但是,从根本来说,食盐专营体制的结束,是市场对国家的又一次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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