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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有些评论员还在嘴硬，他们说，易教授只是说出了人们“心中默认的看法”（@黄章晋ster），还有人将这种看法称之为“实质正义”：

“从实质正义上来说，强奸妓女与强奸良家妇女，对被害人的伤害程度大不同。

这无需多解释，只取决于你是个诚实的人还是个装逼的人。

”（@评论员李铁）

看了好多批评甚至詈骂易延友的评论，我想再次感慨一下这个社会太缺乏信任，尤其是累积多年泛滥一时的“砖家叫兽过敏症”。

结果是凭一句话就开喷，然后是大骂清华，然后是感慨中国高等教育完全失败，最后是自己孩子考上清华也不让去上——最后一句当然是幻想，懒于思考的人哪有如此的节操。

我非常不赞成易延友这句结论。

但是我主张先作分析，再看语境，想想为什么一位法律学者会说出如此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话？

“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小”这句话，可以认为是一种主张，也可以看作一种客观描述。

鉴于易延友后来将自己这句话说成“真理”，这句话有价值主张的成分。

但这种价值主张，也确实基于某种事实，需要分层次讨论。

强奸对受害者生理、心理造成的伤害，当然会有不同，但那是个案、个体的差异，你决不能说因为这个是陪酒，那个是良家，就肯定前大后小。

是的，有人是这么想的。

但我觉得身为法律学者的易延友不会犯这种太明显的逻辑错误。

他想说的，应该是确实在从苏联到中国法律中存在过的“社会危害性”。

强奸不是危害公共安全罪行，所谓社会危害性的衡量，其实是强奸案本身造成的社会影响。

正如同样是杀人抢劫，如果死者是儿童，如长春劫车杀婴案，一定会引发公众更大的同情与愤怒，以及更多的恐惧。

这种情绪基于一种共同道德的假设：

人应该更同情弱小的儿童，即使是杀人凶手。

反过来说，杀戮儿童之社会危害性，甚于杀害成人。

“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小”这个推论，在某种前提下是成立的，这前提就是整个社会的道德标准（尤其是性道德）都比较严苛。

在这种道德标准下，陪酒女等性工作者，本身就带有原罪，她们被强奸被杀害，虽然也不合法，却可以视为某种道德审判或因果报应，因此在公众心中不会激起太多的负面情绪。

易延友的这句话，与其说是男性霸权主义，不如说是功利主义，盖功利主义以社会整体的福祉为衡量标准，像妓女这样的职业，在道德层面上冒犯了大多数人，当然会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性，她们受到侵害，属于“坏人打坏人”，社会危害性就小。

说到这里，可以重读王小波的杂文《“奸近杀”》，“奸近杀”正是古代社会的道德观念，道德水准与生命价值建立了连带关系。

王小波讲了一个故事道：

“小时候，我有一位小伙伴，见了大公鸡踩蛋，就拣起石头狂追不已，我问他干什么，他说要制止鸡耍流氓。

当然，鸡不结婚，搞的全是婚外恋，而且在光天化日之下做事，有伤风化；

但鸡毕竟是鸡，它们的行为不足以损害我们——我就是这样劝我的小伙伴。

他有另一套说法：

虽然它们是鸡，但毕竟是在耍流氓。

王小波由此感慨道：

“不知为什么，傻人道德上的敏感度总是很高……在道德方面，全然没有灵敏度肯定是不行的，这我也承认。

但高到我这位朋友的程度也不行：

这会闹到鸡犬不宁。

在我看来，易延友等辈，包括去年反对地铁清凉女装的秋风等论者，都是道德敏感度过高之人。

这里面甚至包括一些为“陪酒女”辩护的，因为他们使劲强调“很多妓女是为生活所迫”。

是不是为生活所迫，也不该成为应否保护其身体、尊严及性自主权的前提。

处于社会转型期当下的中国性道德状况，确实相对混乱。

严苛者与宽容者并存于世，持戈相争。

我无意分辨其中高下，但主张这种价值判定的差异仅限于性领域，一旦涉及到法律领域，既不应当以被害人的职业为考量前提，也不当遽尔认定个人职业、私生活形象等因素会决定案件的“社会危害性”，更别提什么“实质正义”。

否则，正如有些法律学者指出的，此闸一开，性工作者就没有被强奸一说了。

我们都是从道德敏感度过高的时代走过来的。

小时候如果听闻李某某案，你都能猜出大部分人会怎么说：

“女孩子也不检点，去那种地方，跟那种人鬼混，被人害了，活该！

”其实现在这样想、这样说的人，也自不少。

只是，毕竟也有很多人站出来对道德过敏症说不了。

如果大部分人都不再因受害者的职业，改变对受害者权利的维护与支持，所谓的“社会危害性”自然就小下去了。

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回头关注强奸案中的个体，而不是先给她贴上某种符号，先就着符号乱战一场。

窃以为，这才是“任个人而排众数”的文明社会。

专栏作者简介：

杨早：

北大文学博士、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

《话题》系列丛书主编。

是目前活跃在各大媒体的知名文化学者。

清华教授“强奸陪酒女危害小”的潜台词与危害性

张卫斌

7月16日，新浪微博实名认证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的易延友发了一条微博，替李双江之子李某某的律师辩护：

“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

”这个观点遭到网友质疑后，易延友教授在其微博上“修正”了自己的观点：

“关于最后一句，修正如下：

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危害性要大。

”（7月17日现代快报）

如果上述这番话出自一个普通百姓，在社会上估计不会引起多大反响，最多就骂博主一句“白痴”，或送他一顶“法盲”的帽子。

然而，身为清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作为一位精通法律专业人士的易延友教授，说出“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这样显然是毫无法律依据可言的言论，这不是个“法盲”吗？

可这样的“法盲”还在国人心中最高的学术殿堂清华大学教书育人？

这到底是清华学子的不幸还是中国法学的悲哀？

因此，人们不禁要问：

易教授说这番话的潜台词到底是什么？

易延友教授的这番话，看起来是在替李双江之子李某某的律师辩护。

但其真实用意，显然是在替李某某等人的罪行开脱。

易教授的潜台词再明白不过：

陪酒女是不学好、不好的女子，强奸不强奸没啥大不了。

换句话说：

李某某等强奸、轮奸的是一个陪酒女子，公众用不着大惊小怪。

易教授的说法，其实是有一定市场、也代表了某些人的心声。

总有那么一些人，天然地把人分为三六九等。

在他们看来，像李某某这样出身艺术家、将军家庭的子弟，天生贵胄，天然就高人一等。

且不说他们已经享受了优越的物质条件，优质的教育资源，但至少在法律面前，人人应当是平等的。

被李某某糟蹋的受害人是不是陪酒女子？

相信公安机关自有说法。

不过，有一点是肯定的：

即使受害人是陪酒女子或者其他再卑微的身份，在现代文明神会，尤其是法治中国里，也一样享有作为一个女人应有的人身自由、人格尊严和免受被强奸伤害的权利。

陪酒女也罢，陪舞女也罢，退一万步讲，即便对方是“妓女”，也都不应该成为李某某等人强奸、轮奸的挡箭牌。

而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易延友教授以“强奸的是陪酒女”替辩护律师出谋划策的逻辑，简直不如一个“法盲”。

如果法律不以事实为依据，而是以“可能性”说话，普天之下该有多少“莫须有”的罪名？

因此，一个堂堂的法律专家，公然发布“强奸陪酒女危害小”如此惊悚的言论，其缪误实在是太大了。

大到清华都再也不该留住如此高、精、深的专业人士，而应该派遣他到火星上去开疆拓土、去为外星人提供法律援助。

这样的教授，清华也许实在不好意思再继续收留下去的。

专家教授向来是世人眼中的精英人士和社会良心的代表，他们说话虽不能一言九鼎，但其影响力不能低估，不仅会影响公众生活，还可能影响政府决策。

因此，专家教授说话须格外谨慎，必须遵循法律意识、科学精神。

可我们回首可以看到，近年来一些专家教授的出位言论实在不算少。

在“南方供暖”争论不休之际，某建筑专家说“南方居民已经习惯冬季的湿冷气候，如果突然增加集中供暖，可能导致居民身体的不适应”；

北京某大学教授也曾发表过“三聚氰胺无毒”论；

在毒胶囊风波中，卫生系统某专家也说：

“一天吃六个胶囊，没有吃掉多少铬。

不要把药用空心胶囊铬超标说成很大的危害”；

北京某著名高校教授为城管支招，公开教导城管人员如何“打人不见血”，在反暴力抗法时“注意要使相对人的脸上不见血，身上不见伤，周围不见人”。

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如果少数专家教授的良心被狗吃了，或被金钱收买，或屈服于权力，或为了“搏出位”哗众取宠，抛出类似“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这样的谬论，那被质疑的不仅仅是说这话的“叫兽”，被损害的，还有专家教授这个群体观点的权威性、科学性、客观性、公正性。

有良知的法学专家教授们，为了你们群体的声誉，你们是不是也该站出来，用法律的逻辑去痛批“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的错误言论呢？

评强奸陪酒女危害小：

理性对话岂能违背常识

　针对李某某家人怀疑受害方是陪酒女的说法，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易延友称，“即便是强奸，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

对于网友几乎一边倒的抨击，易延友称网络就是网络，不能奢望可以成为理性对话的公共平台。

（7月17日《北京晨报》）

　　由于网络的匿名性，每一场源自公共领域的舆论争锋，都难免夹杂着网民情绪化的宣泄。

而所谓“网络是匿名者的天堂，是暴民狂欢的乐园”的论调，也确有一定的市场。

　　但具体到该起事件的讨论中，却宜看清这样的现实：

须知，理性对话的前提是双方的讨论建立在理性、共同的话语体系之上。

从新闻报道来看，易延友“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要好”一说，先行违背了“人人平等”基本的常识，其本质是一种野蛮、粗暴的是非观。

当事人指望用这样的话语体系与人说理，还能换来什么样的理性讨论？

　　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

在这个空间的讨论也和私域一样，必须遵循一定的讨论原则。

讨论者率先散布诸如“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这种违反常识更有违法理的言论，参与讨论的人们很难就此进行认真而理性的回应。

易延友关于“网络不理性”一说，实质是他自身言论“倒行逆施”所收获的恶果。

　　理性对话的公共平台不可能从天而降，它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呵护与努力。

以此而论，人人都是建设网络理性平台的意见领袖，人人都是建设公共领域理性平台的生力军。

建设理性平台的力量，本就植根于我们的内心。

如果人人都想搭便车，人人都指望别人建好理性平台，那么这个公共讨论空间，就可能因为“责任分散”效应而陷入泥淖。

　　网络使现实世界真正成为“社区”，从而最大限度地吸纳不同社会群体的意见，形成了人类有史以来最大的“观点市场”。

在这个市场里，人们的观点在不断地交流、碰撞甚至交锋，从而燃烧出“思想的火花”。

所以，不论是易延友还是他的反对面，抑或是管理者，都应珍惜这个平台，更多引导公共表达不理性的一面，形成理性的螺旋：

淘汰糟粕、留下真知灼见，孕育出真正的理性对话平台。

（杨兴东）

（来源:

郑州晚报）

评论：

“强奸陪酒女危害性小”之说太无耻

昨日，清华大学法学教授易延友在微博上“替李天一的辩护律师说几句”，称“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小”。

面对批评，易延友称网友评论“不堪入目”。

这种倨傲的态度引发了网友更多的讨伐。

　　《犯罪心理》里面有一集是这样讲的，一个站街妓女，卑微到没有人记住过她。

她被弄晕后醒来发现自己在一个肉类加工厂里。

为逃命她一路上撞得满脸鲜血，在玻璃碎片的地上行走，被烟熏，被恶犬追。

最后她才知道，在她之前，已经有63名死者葬身在凶手的肉类加工场里。

而之所以被杀的原因是因为凶手认为，所有流浪汉，妓女都是社会渣滓，理应被清洗掉，照着这个逻辑看来，易延友教授的某些想法，倒和这个变态凶手颇有异曲同工之处，那就是人的价值是分有三六九等的，高贵者可努力抱起大腿，低贱者可使劲往下踩。

　　人人生而平等，这是举世公认的真理，我们坚信，不论是镁光灯下的名人之后，还是被人不屑一顾的陪酒女，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他们一样都享有不在被逼迫的情形下做出违背心愿的行为的权力。

李公子及其他恶少的案子尚有法庭可依律审判，难不成有法律条款明文规定：

陪酒女的权利就要比别人低等？

法学教授易延友“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小”之说，实在是无耻之极！

当然，“陪酒女”在公众认知中是一个在法律和道德层面都有负面色彩的职业，但就算这样，做了“陪酒女”，个人权利难道就不受法律保护了？

即使是一般所称的卖淫女，对其强行，也是强奸，跟强奸一个“良家女子”没有什么区别。

更何况更何况李天一涉嫌强奸已被公安部门调查认定。

可是这个道理，我们懂，但李天一他妈不懂，他妈的律师和教授也在假装不懂，易教授，举头三尺有神明，天理昭昭，你就不怕说这话会闪了自己舌头么？

　　我依然记得，在《犯罪心理》这一集中，妓女在被处死的前一刻，她得救，在自己已经要晕过去的前一刻，她坚持要看变态屠手的脸，接着充满自豪地说：

“Iwin！

（我赢了）”我希望这一幕也能在现实中上演，我坚信，正义可能会迟到，但绝不缺席。

（柴睿）

金黔在线）

华西都市报：

强奸危害度之辩，别模糊了案件本身

李晓亮

一句“雷语”，李某某轮奸案再次搅动舆论。

清华法学院易延友副教授，之前表示：

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

而刑辩律师表示，相关司法解释早就规定：

在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时，不能以被害妇女作风好坏来划分。

即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一最核心的法治理念，也该知道以受害人职业来判定所谓的强奸危害度，是违反法律和人文精神的。

从纯理论讲，不同人之间的价值观感是不能比较的。

子非鱼，焉知鱼乐耶、痛耶？

所以也就无从论证强奸对于良家和陪酒女的伤害，哪个更甚。

易教授之前的观点，隐含一个价值预设，就是陪酒女，自轻自贱、自甘堕落，都是浪荡轻浮的，遭遇性侵，也纯属自找：

“本就出来卖”，所以危害性不高。

而良家都是三贞九烈，遇到不幸，自然受创最深。

但显然这样的价值预判，未必站得住脚。

并非所有陪侍人员都是自愿的，更非所有陪酒女都是性从业者。

这种道德判断，并不适用司法语境。

法律只讲事实只重证据。

只要违背妇女意志强行发生性行为，都是强奸，比如“婚内强奸”。

而在定罪上的斟酌区别，也和职业无关，只与行为相关：

比如是否有性暗示等造成的主观故意的不同。

强奸危害度之辩，易延友回应，网络不理性。

这点需要承认，就像一位法官所言，微博讨论，实体与程序，定罪与量刑，自由意志与社会属性，法律问题与社会问题，全纠葛在一起，就是看不到法条、法律的规范分析。

只是一句饱含歧义的囫囵话，省略了中间逻辑论证，就别怪网友断章取义。

而此案一波三折的特殊性，也警醒围观者，生怕这次又误导舆论，让议题跑偏，模糊了案件本身一些关键事实。

比如受害者杨女士声明，不明白李家所谓“陪酒女”的外延与内涵，否认是陪酒女。

真相究竟如何？

而就算陪酒女，也有其法定权利，也该受法律一视同仁的保护。

网友和菜头提醒：

“善良的人们啊，你们要小心了！

一起纨绔轮奸案突然变成‘妓女被强奸是否活该’的讨论，不觉得奇怪吗？

若有一天，不义降临你身，你也会一样被污名化为：

刁民、神经病、性格怪癖、贪婪无耻。

然后讨论一个刁民是否值得法律保护。

微博公关高手太多了！

易教授不是公关，他昨晚已道歉。

但轮奸案不能在目前“陪酒女”幌子下，最后真引来个“无罪辩护”，甚至以“嫖娼”之名了事。

若真如此，被强奸的就不知是陪酒女，还是法律了。

但愿这只是多虑。

在不受侵犯的权利面前人人平等

针对李某某案辩护律师怀疑受害方是陪酒女说法，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中心主任易延友通过微博对其进行辩护，称“即便是强奸，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引发舆论热议。

昨日下午，易延友通过微博进行了道歉。

（相关报道见今日本报9版）

　　强奸犯罪究竟“危害”的是什么、是一种“危害”什么的犯罪？

依据相关法律定义：

“强奸罪是以暴力、胁迫或者其他手段，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交的行为”，答案无疑很清楚，那就是，强奸所“危害”的，是作为一项基本人身权利的妇女性权利，也即，妇女能自由支配自己身体、有权自主决定与他人发生或不发生性关系的权利。

　　这种权利背景下，“强奸陪酒女危害性小”论调的不合理和荒谬性，当然显而易见。

因为它事实上无形中对“陪酒女”不受强奸危害侵犯的性权利，构成了一种极大的贬损羞辱，实际意味着，“陪酒女”的性权利是可以不自主、也不必认真对待和充分尊重的；

同时，它也严重违背颠覆了“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根本权利原则和宪法原则。

而一旦这样的原则被颠覆，那么接下来，势必还会出现“伤害、杀害非良家妇女危害小”的论调。

　　按照某种性道德标准，将妇女分为“良家”和“非良家”，即便在世俗伦理上确实不无现实依据，但在认定强奸罪的严肃法律问题上，显然又是完全不适用的。

因为，“良家妇女”根本就不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而且，一个妇女在道德上是否属于“良家”，也根本就不是判断强奸及其危害性的法定标准和依据。

这正像此前最高法、最高检和公安部《关于当前办理强奸案件中具体应用法律的若干问题的解答》中早就阐明的，“在认定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时，不能以被害妇女作风好坏来划分。

强行与作风不好的妇女发生性行为的，也应定强奸罪。

”这也就是说，“是否违背妇女意志”才是判断强奸及其侵权危害性的根本标准，被害妇女的作风好坏“良与不良”，根本无关强奸认定。

　　更不用说，即便是站在道德伦理角度，在性观念日益开放和多元的今天，简单粗浅地来划分“良家”和“非良家”，也根本就并不真正符合复杂多样的社会现实。

　　总之，“良家”与否，不仅在道德上不必然关乎妇女所从事的职业，更在法律不关乎强奸及其危害性的认定，只要是“违背妇女的意志，强行与其发生性交的行为”，便足以构成强奸、构成对妇女自主性权利的严重侵犯和危害，纵然它是完全“非良家”的妓女，也不能例外。

　　因此，在平等不受侵犯的性权利面前，所有妇女其实都是平等的。

在强奸案中，热衷炒作被害人身份和道德上似是而非的“良与不良”，却极力淡化模糊犯罪嫌疑人在行为和法律上更恶劣明显的“不良”，如此诡异颠倒的辩护套路招数，岂不是值得警惕的咄咄怪事？

！

（张贵峰）

西安晚报）

法学教授无知在哪里

清华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易延友为他的观点道歉了，承认自己的言论“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欠妥。

道歉之前，他将“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一语做了修改，改为“强奸良家妇女比强奸陪酒女、陪舞女、三陪女、妓女危害性要大。

”好像这两句话有什么不一样，真不知道他的语文怎么学的。

　　我们现在尚不能确定，易延友的道歉，究竟是知道自己错了，知道错在哪里了，还是不堪舆论的压力而做个姿态，如果是后者，比不道歉更叫人看不上。

易延友之前还很鄙夷网络，发微博说“看了一下评论，不堪入目。

网络就是网络，不能奢望可以成为理性对话的公共平台。

　　易教授论调的起点，是把女性分出高贵和低贱两个部分：

“陪酒女”与“良家妇女”；

从这个区别出发，可以很有逻辑地推导出一个结论：

这两类女性的法律地位是不同的。

“强奸陪酒女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易教授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是做了认真的、符合规范的调查得出的结论吗？

那么调查的样本有多少？

有几个“陪酒女”？

几个“良家妇女”？

年龄、地域、从业时间的长短如何？

易教授能公布调查结果吗？

如果是想当然，那就太轻率，太不负责任了，即使不是教授学者，也不应该这么做。

一个施暴行为，对一个人危害多大，跟许多具体的特定的因素有关，仅仅一个身份或职业不同，远远不能说明问题。

　　以身份看人，这种思维方式的实质，是取消“个人”。

法律地位、社会权利，都是以个人为单位的，不是以人的类别，即以职业、身份、家庭背景将人区分开来，然后确定不同类别人群的法律地位。

　　高官太太，总是“良家妇女”了吧？

但是如果一个高官夫人怂恿、逼迫丈夫贪腐，既祸国殃民，又将丈夫送进班房，恐怕连她丈夫都觉得这个老婆的“危害”比一个陪酒女要大得多。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个“人人”是指所有人，不分职业、身份地位、财富等等外在的特征，只要涉嫌犯罪，法律都一视同仁。

法律的职能是遏制、惩罚一切人的犯罪，而不是遏制一部分人犯罪而放纵或宽容另一部分人犯罪。

易教授所言的“强奸陪酒女也比强奸良家妇女危害性要小”，其实是说，对一部分人（所谓“良家妇女”）犯罪，量刑要严，对另一部分人（陪酒女）犯罪，量刑要宽。

这样“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就被颠覆了，取消了。

　　法学教授无疑是有知识的，但他缺了一点最重要的知识，缺了一个最主要的价值观：

个人权利、个人尊严不是由身份、地位、财富等外部特征所决定的。

　　易的所言，其实是说，对一部分人犯罪、量刑要严，对另一部分人犯罪、量刑要宽。

钱江晚报）

“陪酒女”的“王牌”打不中强奸的“七寸”

辛木

李双江之子李某某因涉嫌强奸案被公诉，之前两任律师辞掉委托关系，而新的代理律师声称将做无罪辩护。

李家人认为，受害人系酒吧的陪酒女，该女没有明显反抗，且“醉酒”状态不明显。

因此，李某某的母亲等人要求律师做无罪辩护。

（7月15日《华商报》）

李某某的母亲舐犊情深、“救”子心切当然可以理解，但其“救”子的理由——也就是她认为儿子无罪的理由却实在荒谬不堪：

第一，受害人系酒吧的陪酒员。

第二，从酒吧离开时，女孩并没有反抗，到达酒店后，女孩没有明显反抗。

第三，受害人“醉酒”的状态并不明显。

第四，有在场人员和酒店等地监控录像为证。

据业内人士透露，酒吧等夜店场所常有女性陪酒员助场。

她们以天计算，从酒吧抽取固定酬劳。

种种迹象表明，李某某等人强奸的对象极有可能就是陪酒女。

而在李某某的母亲等人看来，陪酒女的身份决定了强奸此女的无罪性或罪小性。

可是，李某某的母亲也许忽略了一个基本的问题：

即使是卖淫女，在未存在性交易的前提下违反对方的意志强行同对方发生性关系，也同样会构成强奸犯罪。

更何况，陪酒女只不过如旧时候那些“卖艺不卖身”的艺人一样，虽然地位卑贱，但仍有着基本的人格底线，仍有着不受性侵的权利。

难道仅仅因为受害人是陪酒女，李某某等五人就获得了强奸、轮奸她的法律豁免权？

进一步推论，即使受害女孩可能真的“没有明显反抗”，但这也并不能改变李某某等人行为的强奸性质。

因为，无论是否处于“醉酒”状态，在5名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