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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宪宗励精图治,国家政治由动荡渐渐回归正轨。
这一年,是值得书写的一年:
李愬讨伐平定淮西节度使吴元济;
横海节度使程权奏请入朝为官;
申州、光州全部投降;
朝廷收复沧、景二州;
幽州刘总上表请归顺;
成德镇上表自新,献德州、棣州;
刘悟杀节度使李师道降唐;
成德王承宗、卢龙刘总相继自请离镇入朝……藩镇割据的局面暂告结束。
端的是轰轰烈烈、扬眉吐气的一年。
这一年,还有一件很小很小的事,小到同这一年的任何一件事相比,似乎都可以忽略不计。
然而,恰恰是这件小事,改变了中国文化的命运。
史料记载,“十四年正月,宪宗遣宦官赴法门寺迎佛骨至长安,留宫中供奉三日,然后送各个寺院供奉。
长安王公百姓瞻视施舍,唯恐不及。
”刑部侍郎韩愈却不以为然,他“不合时宜”地上表切谏,慷慨陈词,直言将佛骨送到寺院里让百姓供养,毫无意义且劳民伤财。
在中国数千年、数万计的“表”中,这份秉笔直言、震古烁今的《论佛骨表》,是中国文化史中足以彪炳史册的大文章,也是中国政治史上文人因言获罪的耻辱一页。
由是韩愈贬谪潮州。
韩愈于潮州的八个月,是他抱病守缺、失意彷徨的八个月,却是潮州日新月异、脱胎换骨的八个月,从此儒风开岭娇,香火遍瀛洲。
一 元和十四年元月十四日,1200年前一个阴冷晦暗的冬日,韩愈蹒跚着走出长安,以戴罪之身一路向东、向南,再向东、向南。
潮州属岭南道,濒南海,《旧唐书》记载其“以潮流往复,因以为名”。
潮州自古就是荒凉偏僻的“蛮烟瘴地”,是惩罚罪臣的流放之所,唐代亦然。
不少名公巨卿如常衮、韩愈、李德裕、杨嗣复、李宗闵等都曾经被远贬潮州。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
云横秦岭家何在?
雪拥蓝关马不前。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
在途中,韩愈写下了这首千古流芳的诗篇。
15年前,他因上书论旱,得罪佞臣,被贬阳山,也是隆冬时节,也曾途经蓝关。
悲恸之情,何其相似?
这是韩愈第二次被贬黜岭南,这一年,他拖着52岁的“衰朽”之躯,以为自己就此葬身荒夷,永无重归京师之日,无限唏嘘地托付子侄替自己埋骨收尸。
潮州,是韩愈一生中最大的政治挫折。
在被押送出京后不久,韩愈的家眷亦被斥逐离京。
就在陕西商县层峰驿,他那年仅十二岁的女儿竟病死在路上。
不难理解,何以韩愈关于潮州的诗文中,惊愕、颠簸、险滩、潮汐、雷电、飓风……鬼影般反复出现:
“飓风鳄鱼,患祸不测;
州南近界,涨海连天;
毒雾瘴氛,日夕发作”(《潮州刺史谢上表》),“恶溪瘴毒聚,雷电常汹汹。
鳄鱼大于船,牙眼怖杀侬。
州南数十里,有海无天地。
飓风有时作,掀簸真差事”(《泷吏》)。
仕途的蹬蹭、女儿的夭折、家庭的不幸、命运的乖蹇;
因孤忠而罹罪的锥心之恨,因丧女而愧疚的切肤之痛;
对宦海的愁惧,对京师的眷恋……悲、愤、痛、忧,一齐降临到韩愈头上。
这是最孤寂的征程,在漫无边际的冬日,世界向它的跋涉者展示着广袤的荒凉。
赴潮之时,宪宗盛怒之下,命韩愈“即刻上道,不容停留”。
韩愈甚至来不及与京师的朋友辞行。
潮州与京师长安语言不通,“远地无可语者”,他只好将家眷寄放在千余里外的韶州,相伴而行的,只有他叮嘱“收吾骨瘴江边”的侄孙韩湘。
他的朋友未曾忘记他。
贾岛捎来《寄韩潮州愈》:
“此心曾与木兰舟,直到天南潮水头。
隔岭篇章来华岳,出关书信过泷流。
峰悬驿路残云断,海侵城根老树秋。
一夕瘴烟风卷尽,月明初上浪西楼。
”性情古怪的刘叉也赋诗《勿执古寄韩潮州》云:
“寸心生万路,今古棼若丝。
逐逐行不尽,茫茫休者谁。
来恨不可遏,去悔何足追?
”但是,一句谊切苔岑的“海侵城根老树秋”,一句肝胆相照的“逐逐行不尽”,又怎能道尽韩愈的悲苦和孤寂?
梦觉灯生晕,宵残雨送凉。
如何连晓语,一半是思乡。
14年前,韩愈被贬阳山时,曾写下《宿龙宫滩》。
夜幕四合,万籁俱寂,韩愈怀念京师,思恋亲人,他未曾想到,14年前的诗句,似乎谶语一般卜示着他无法逃脱的未来。
二 然而,这又怎样?
浩浩复汤汤,滩声抑更扬。
奔流疑激电,惊浪似浮霜——这才是韩愈!
身多疾病思田里,邑有流亡愧俸钱——这恰是韩愈的忧思与隐忍,与百姓的忧愁悲苦相比,个人的坎坷又算得了什么?
四月二十五日,韩愈辗转三月余,终于抵达潮州,行程八千里,费时近百天。
但是,他甫一抵潮,即理州事,芒鞋竹杖草笠蓑衣,与官吏相见,询问百姓疾苦。
元和十四年的潮州,风不调,雨不顺,灾患频仍,稼穑艰难。
先是六月盛夏的“淫雨将为人灾”,韩愈祭雨乞晴。
淫雨既霁,稻粟尽熟的深秋,又遭遇绵绵阴雨,致使“稻既穗矣,而雨不能熟以获也;
蚕起且眠矣,而雨不得老以簇也。
岁月尽矣,稻不可复种,而蚕不可以复育也;
农夫桑妇,将无以应赋税、继衣食也”。
过量的雨水使得韩愈焦虑不已,他为自己无力救灾而深感愧疚,“非神之不爱人,刺史失所职也。
百姓何罪,使至极也!
……刺史不仁,可坐以罪;
惟彼无辜,惠以福也。
”炽诚竣切,跃然纸上。
此后不久,韩愈还进行了一场别开生面的祭祀鳄鱼的活动。
潮州鳄鱼的残暴酷烈,韩愈途经粤北昌乐泷时,即有耳闻。
但鳄害之严重,在到达潮州之后,他才真正了解,“处,愈至潮阳,既视事,询吏民疾苦,皆曰:
‘郡西湫水有鳄鱼……食民畜产将尽,以是民贫。
’”鳄鱼之患,实则比猛虎、长蛇、封豕之害有过之而无不及。
为了解除民瘼,救百姓于水火之中,韩愈断然采取了措施:
“居数日,愈往视之,令判官秦济炮一豕一羊,投之湫水,祝之……”这就是“爱人驯物,施治化于八千里外”的祭鳄行动。
为此,韩愈写了《祭鳄鱼文》,文字矫捷凌厉,雄健激昂。
一篇檄文,数次围剿,常年困扰百姓的鳄鱼被驱逐,韩愈迅速赢得了百姓的信任。
唐代流行的潜规则是,朝廷大员被贬为地方官佐,一般都不过问当地政务。
韩愈的弟子皇甫湜在《韩文公神道碑》中写道:
“大官谪为州县,簿不治务。
先生临之,若以资迁。
”鳄害如此严重,前任官员或无动于衷或束手无策,任其肆虐泛滥。
韩愈却不甘老迈,恭谨谦逊,恪尽职守。
《韩昌黎文集》中,共收有五篇“祭神文”,韩愈之砥砺勤勉,可见一斑。
韩愈在潮州还有修堤凿渠之举。
《海阳县志·
堤防》引陈珏《修堤策》曰,北堤“筑自唐韩文公”。
潮州磷溪镇有一道水渠叫金沙溪,当地传说是韩愈命人开凿的。
清澈的渠水,至今仍在滋润着两岸的田畴。
碧堤芳草,遏拒洪流;
银渠稻海,扬波叠翠。
潺潺的水声,奔涌的水流,千百年来,似乎在不断地诉说着韩愈当年奖劝农桑的功绩。
三 韩愈初抵潮州,即作《潮州刺史谢上表》。
刘大櫆点校《韩昌黎文集》,评其“通篇硬语相接,雄迈无敌”。
其实,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这恰是韩愈的忠贞与坦诚。
偏居一隅的韩愈,勤于王室,忠于职守,不敢以州小地僻而忽之,不敢以体弱多病而怠之,其呼天、呼地、呼父母之连天悲号,皆为忠悌者之举,尽是贤达者之为。
《韩昌黎文集》还收录了《应所在典贴良人男女等状》一文。
这是元和十五年十一月,韩愈从袁州调回长安任国子监祭酒时写下的,叙述他在袁州时放免男女奴婢731人,故历来史志均将释奴一事系于他任袁州刺史之时。
其实早在潮州时,韩愈已经注意到岭南“没良为奴”的陋习。
唐代杜佑在《通典》中写道:
“五岭之南,人杂夷獠,不知礼义,以富为雄……是以汉室常罢弃之。
大抵南方遐阻,人强吏懦,豪富兼并,役属贫弱,俘掠不忌,古今是同。
”有唐一代,尽管较之前代已有明显的进步,奴隶问题在不同的阶段仍有不同程度的浮沉反复。
当时的一个潜规则是“帅海南者,京师权要多托买南人为奴婢”。
代买奴婢成为被流放官员向京师当权者献媚取宠的捷径。
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获罪远贬的韩愈,何尝不希望京师当权者施以援手,以便早日回朝?
可是他并没有以此谋取进身之阶,而是施以德政与人道,大举赎放奴婢,这恰是韩愈的刚正廉明。
韩愈不是潮州乡学的创办者,但对潮州文化教育却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韩愈认为,国家治理须“以德礼为先,而辅之以政刑”,用德礼即推行儒家的“仁义”之道,“未有不由学校师弟子者”。
为了办好潮州乡校,“刺史出己俸百千,以为举本,收其赢余,以供学生厨馔”。
百千之数,其值几何?
唐代币制混乱,很难做出标准。
据李翱著《李文公集》所载,元和末年,一斗米合五十钱,故百千可折合米两百石,数目不可谓少。
如此算来,百千相当于韩愈八个多月的俸金。
也就是说,韩愈把治潮八个月的俸金,全数捐给了学校。
韩愈对潮州文化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大胆起用当地人才,推荐地方隽彦赵德主持州学。
相传赵德是唐大历十三年(778年)进士,早于韩愈14年登第。
唐代登进士第者还要通过吏部主持的“博学鸿词”科考试,合格方能授官。
但赵德未能顺利通过此考试,所以韩愈刺潮时,他还是一个“婆娑海水南,簸弄明月珠”的庶民。
但是,赵德“心平而行高,两通诗与书”的品行学识,终于被韩愈发现,他对赵德的评价是“沉雅专静,颇通经,有文章,能知先王之道,论说且排异端而宗孔氏,可以为师矣”!
于是毅然举荐他“摄海阳县尉,为衙推官,专勾当州学,督生徒,兴恺悌之风”。
起用当地人才主持州学,这是一项意义重大、影响深远的决策。
树一代之新风,斯有万世之太平。
苏轼因此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感喟不已:
“始潮人未知学,公命进士赵德为之师,自是潮之士皆笃于文行,延及齐民,至于今,号称易治。
” 四 元和十四年,这艰辛的一年终于浩荡地行至岁末。
韩愈接到圣旨,“于其年十月二十五日准例量移袁州”。
次年,韩愈以袁州刺史身份,重蒙圣宠,“为朝散大夫、守国子监祭酒,复赐金紫”。
此后一年,韩愈的官职经历了五次变动:
由国子监祭酒转兵部侍郎、由兵部侍郎转吏部侍郎、由吏部侍郎转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由京兆尹兼御史大夫转兵部侍郎、由兵部侍郎再转吏部侍郎。
莫道官忙身老大,即无年少逐春心。
凭君先到江头看,柳色如今深未深?
他欢喜地写道。
韩愈一生为文工整,为诗严谨,难得有这样浪漫的心境、飘逸的诗句。
接连不断的迁徙、接踵而至的任命蚀空了韩愈的身体,他哪里还有闲心闲暇去欣赏江边的柳色?
壮年时韩愈便自嘲,“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
及至中年,“苍苍者或化而为白矣,动摇者或脱而落矣”。
可是,灾难又怎能击垮他的乐观和刚毅?
怎能改变他舍身报国的使命与决心?
任潮州刺史不足八月,农、工、学、商等皆视韩愈为“不祧之祖”,“溪石何曾恶?
江山喜姓韩”。
任袁州知府七个月,韩愈“治袁州如潮”。
任国子监祭酒八个月,“韩公来为祭酒,国子监不寂寞矣”。
任兵部侍郎一年有余,韩愈宣抚镇州,平定内乱,“旋吟佳句还鞭马”,“风霜满面无人识”。
任吏部侍郎不足一年,韩愈周旋于各种政治集团之中,仍“涉艰危,树功业”。
任京兆尹兼御史大夫半年余,哀矜百姓,京城“盗贼止,遇旱,米价不敢上”“禁军老奸,宿恶不摄,尽缚送狱,京理恪然”。
这就是韩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一生抱负,尽付家国。
长庆四年(公元824年),韩愈病重,卒于长安。
知道自己势将远行,韩愈召群朋曰:
“吾不药,今将病死矣。
汝详视吾手足肢体,无诳人云韩愈癞死也。
”质本洁来还洁去,莫教污淖陷沟渠。
这就是韩愈——一生光明磊落,不愿染半点尘埃,韩愈死后被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后世始称其为韩文公。
以元和十四年为起点,时光向后翻过273年——这是公元1092年,另一个失意文人苏东坡在不远处的扬州独自徘徊,气贯长虹的《潮州韩文公庙碑》横空出世。
绝世的才情,慷慨的悲歌,雄壮的回响,两代文豪凌越三百年在潮州“相会”。
“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苏东坡凛然发问:
韩愈一介布衣,何以“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
何以“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
答案其实很简单——人无所不至,惟天不容伪。
有了韩愈的视民如伤,才有了百姓的风调雨顺;
有了韩愈的横扫异端,才有了百姓的笃信文行;
有了韩愈的知学传道,才有了百姓的耕读传家;
有了韩愈的忠诚耿直、浩然正气,才有了百姓的德润古今、道行天下;
有了韩愈的乐于天下、忧于天下,才有了百姓的安身立命、安居乐业;
有了韩愈的精诚所至,才有了百姓的金石为开。
韩愈没有把自己刻在潮州的石碑上,却留在了百姓的口碑里。
天地不言,万物生焉。
感戴韩愈在潮州的所作所为,潮州百姓将此地江山以韩愈命名:
韩江、韩山、韩堤、韩文公祠、景韩亭、昌黎路、祭鳄台、侍郎亭……草木如有知,能不忆韩郎?
自古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
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
信夫,诚哉!
谁也未曾料想,一个卑微行者捧出的虔诚心肠,在此后的1200年,紧贴着大地,散播成中华民族的气度和风骨:
——沿着这道浩浩汤汤的历史文脉,走来了白居易、李商隐、柳宗元、刘禹锡、杜牧,走来了范仲淹、黄庭坚、欧阳修、文天祥、杨万里、归有光、顾炎武、朱彝尊、黄宗羲、林则徐……这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文化理想,也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家国诗篇。
——沿着这道枝繁叶茂的历史文脉,与韩愈一起沉吟低回的,是“些小吾曹州县吏,一枝一叶总关情”的忧患,是“从来治国者,宁不忘渔樵”的叮咛,是“稳暖皆如我,天下无寒人”的祝愿,是“我亦曾糜太仓粟,夜闻邪许泪滂沱”的相许相知,是“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披肝沥胆,是“但令四海歌声平,我在甘州贫亦乐”的祈求和冀望。
——沿着这道光明朗照的历史文脉,曾经生长过灾难、战争、荒蛮、杀戮,重要的是,还繁衍着富庶、光辉、璀璨、梦想。
元和十四年,韩愈于潮州还曾亲手栽植橡木。
而今,这些橡木已蓊郁成林,环绕韩文公祠,状如华盖,遮天蔽日。
此树含苞不易,着花更难,时或春夏之交偶放一枝,熊熊若火莲,肃穆端庄,异常美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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