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传入以前的南巴卡特立亚大夏和北印度的考古发掘评述.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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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斯兰教传入以前的南巴卡特立亚大夏和北印度的考古发掘评述
伊斯兰教传入以前的南巴卡特立亚(大夏)和北印度的考古发掘评述
格兰德·法斯曼
在过去的20年中,考古学家们在阿富汗和印度进行了三次大规模的考古发掘,依次为阿富汗北部的阿伊哈努姆城址、苏阿德地区的布特卡拉Ⅰ号遗址和印度北方邦的宋卡城址。
本文对以上发掘进行全面回顾,重点比较其方法、手段,尤其是考古报告的出版方式、内容、成绩与不足。
在客观评述和反复比较的基础上,笔者提出了在历史和文化范畴内十分重要但却解释不清的诸多问题。
目前,关于印度考古发掘的著述种类繁多,数量庞大,而且今后还有不断增多的趋势,但人们对从阿育王死后到穆斯林军队第一次入侵这一时期的北印度历史仍然所知甚少。
就其社会历史而言,我们只能说在这个阶段中新的人群不断从伊朗和中亚一带涌入,并在内迁的过程中逐渐融汇到印度社会的各个阶层中,但该论点尚未由考古发掘的实物资料所证实(注:
和其它地区一样,当时印度是由很多不同的人群构成;新来人群是否都融入了类似于现代种姓制度这样等级森严的社会框架中;是否有一个强有力的阶级将众多的宗教信徒如印度教、佛教、耆那教和伊朗宗教控制在同一体制中等问题,还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但据史料记载,当时的外来人群,特别是统治阶层,保持着严格的家族统治;婆罗门可以从事商贸活动,寡妇可以继承家庭首领的地位,说明在基督时代前后,印度社会体制并非象婆罗门早期法典《梨俱吠陀》中描写的那样是印度教占主宰地位。
)。
而经济史则是由商品目录、货币种类和相关政策以及描述印度与中国和罗马之间贸易往来的只言片语拼凑起来的大杂烩。
近年来,随着雕塑品和更多文字资料的不断发现,早期印度和佛教之间那些错综复杂的关系已日渐明朗,可惜这些新发掘材料的源地分散,稍集中一点也只有健陀罗和马图拉,加上学者们各持一端,众说纷纭故仍有很多问题悬而未决。
(注:
有关佛教内容,参看法斯曼1994年摘要部分;有关马图拉毗瑟拏教情况,参看Srinivasan1988年报告。
)政治史方面,现有的资料多为简单的人名罗列,纰漏百出的相对纪年表和粗制滥造的绝对纪年表,这些纪年表可信度不高,不能用作直接证据,但与早期印度艺术史却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对印度艺术史的研究还是有一定的参考作用,况且以此为基础的研究目前已取得一些进展,尽管理论依据并不那么充分。
多年来,学者们对印度、西方和中国的历史文献已做过寻根问底的深入研究与详尽考证,估计不会再有新的发现。
虽然每年都有不少介绍新发现尤其是货币和其它器物的文章面世,但由于这些器物多为外国所产且源地模糊,(注:
马图拉早期艺术纪年表以Lohuizendeleeuw1949年哲学博士论文为依据。
)故了解早期印度历史的唯一希望和途径便是常规的考古发掘。
早在1931年,J.H.马歇尔爵士就有计划地对呾叉始罗进行了大规模的发掘(该城位于今巴基斯坦拉瓦尔品第西北约35公里处,前6世纪时为十六列国之一的健陀罗国都城、健陀罗和佛教艺术中心,中国高僧法显和玄奘都曾到过该城。
又译称竺刹尸罗。
——译者)。
马歇尔选择此地发掘有二个原因:
其一是由于该城曾历经大夏、塞人和安息统治,后在贵霜帝国统治下达到极盛,故马歇尔要在此寻找一切有关“印度西北地区的政治和宗教历史……以及从公元前500年到公元500年这段特殊历史时期物质文化”的实物资料;(注:
文物市场上待售文物的标鉴所标识的出处,有些是真的,有的是假的;这个行业有不成文规矩即摊主从不泄露经手文物的真正来源;作为中间商他们必须保密,以防被同行探听到,抢了生意;还有可能他们真的不知道,文物都是从中介人那儿过手的,出于同样理由,中介人也不会透露真情;不懂这个规矩的人会被标鉴上的源地所误导。
)其二是该城地理位置和历史与希腊联系颇多。
(注:
马歇尔(Marshall)1951年报告ⅩⅤ—ⅩⅥ。
)。
1944年,M·惠勒爵士沿着马歇尔的足迹来到该遗址继续进行发掘,试图揭开印度的历史之谜,(注:
惠勒1955年报告P.188。
)遗憾的是发掘工作还未全面展开,惠勒便离开了。
后来,印度的考古勘查部和巴基斯坦考古部并没有把惠勒的发掘继续下去,但惠勒和其它三位博学多才的考古队队长以其完备的理论知识和丰富的实践经验对印巴两国考古工作者影响极大,这三位队长分别是法国赴阿富汗考古代表团组建者阿尔弗雷德·弗切尔(注:
奥利弗1966年报告。
)和继任团长丹尼尔·斯科拉姆巴哥以及意大利东方研究所主席久塞派·图齐。
1955年,图齐在巴基斯坦的苏阿德谷地开始发掘,旨在阐明印度西北部的佛教历史,揭示健陀罗希腊化时期佛教艺术史全貌。
(注:
图齐1958年报告P.284。
)另外,还有柏林——印度博物馆馆长赫尔伯特·哈特尔曾率领该馆考古队在马图拉附近的宋卡地区进行发掘,目的是收集有关古印度最重要的文化中心——盛极一时的马图拉城邦早期历史的实物资料。
(注:
哈特尔1993年报告P.9。
)
自60年代起,在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印度境内进行的三次大规模考古发掘为解决早期印度艺术发展史中含糊不清的问题提供了主要的实物依据。
这三次发掘依次为:
(1)阿伊哈努姆城址(曾为中亚希腊——大夏王国东部首府,城名即见于西方文献的尤克拉蒂迪西——译注),位于今阿富汗东北边境昆都士城东北。
1964—1978年由D.斯科拉姆伯格负责但主要是由P.贝尔那领导发掘的,发现了印度西北部希腊化过程的重要线索。
(2)布特卡拉Ⅰ号遗址,位于巴基斯坦苏阿德谷地。
由图齐教授负责并于1956—1962年进行发掘。
在详细研究了由地面探测收集到的有关地下埋藏的历史信息后,图齐将该地选作理想的发掘点。
(注:
法斯那1980年报告Ⅰ:
10。
)但日常发掘工作是由D.法斯那主持,他希望通过细致的地层学发掘,能找到充分的证据来勾勒出全面反映健陀罗艺术产生、发展和衰落全过程的纪年表。
(3)宋卡遗址:
恒河谷地中与布特卡拉Ⅰ号遗址类型相同的遗址,由哈特尔负责发掘。
以上发掘有三个共同点:
一、规模大,组织严密;二、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财政预算准确迅速,资金到位及时;三、参接发掘的是一流的考古学家、精干的技术工人和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
众所周知,上述发掘收获不大,令发掘者们失望,他们没有找到彻底解决健陀罗和马图拉在佛教艺术渊源和年代上疑难问题的实物证据,尽管有些发掘品带有年代标识,倒是另外一些零散的器物对解决上述问题帮助较大。
(注:
法斯那1980年报告Ⅰ:
10。
)当然,我们不能将这种失败归咎于发掘者,只能说他们时运不济,没能找到巴卡特立亚国王王族世系表及其它相关材料,不能为萨卡族(塞族)统治时期的雕塑品断代。
坦率地说,以上发掘虽未解决早期佛教艺术的难题,但人们不能不承认即就是很多年以后阿伊哈努姆城址仍是希腊化时期巴卡特立亚城市发掘的典范;布特卡拉也将是印度西北部记载最确切、发掘最完整的佛教艺术遗址;宋卡遗址也会成为印度北方邦考古发掘的范例。
从这个意义上讲,又不能称作失败,恰恰相反,这些计划慎密、发掘规范的遗址将成为以后考古界具有教科书般指导作用的重要例证,通过发掘人们对中亚及印度历史有了初步的认识。
本文重点也不仅仅是回顾这三次发掘的重要史料价值。
多年来,它们闻名遐尔是缘于众多的考古简报和总结报告(注:
伯尔纳(Bornard)和威谦:
1983年阿伊哈姆中期报告;法斯那1980年布特卡拉报告;哈特尔1993年宋卡发掘简报。
)以及出土文物的巡回展览,学术界对此已给予了充分肯定。
目前,上述发掘的清理简报或总结报告已陆续出版或正在刊印,与大规模发掘工程领导者们的战略战术相比,报告的出版无疑更有意义,尤其对那些采用并注重非理论性观察和实践研究方法的学者以及在小规模发掘中需要指导的考古工作者。
一
阿伊哈努姆城址位于阿富汗东北部昆都士城东北,是一座城墙环绕的希腊化古城,离今塔吉克斯坦边境较近,位于乌浒(又名喷赤)河和科克恰河的交汇处。
城区分东西两部分,东部为高约60米具有防御功能的天然卫城,西部为总面积约1800×1500m[2]作为居民区的下城。
现已发掘完卫城和1/3下城,暴露地表的建筑物主要有似为行政管理总署的巨大宫殿区,位于下城西南部,面积约90000m[2],包括广场、官署、宅邸和珍宝库;宫殿的东、南、北三面分别建有神庙、体育馆和贵族住宅区各一处。
贵族住宅区为带庭院或花园的大房子。
窣堵波陵墓(或称要塞墓地)、剧场和兵器库分布在卫城区。
下城为城墙环绕,内有很多空地。
该城建造时间约在329BC或305BC,基址为处女地,废弃时间为146BC,是希腊化时期巴卡特立亚繁荣发达的中心城市。
该城北部和西部各环绕一块长27km,宽不少于9km,面积约220km[2]的小平原,法国学者称之为“阿伊哈努姆城的小平原”。
(注:
现在能常叫“PlaindeDasht-iQala”。
)在首次发掘后的第10年即1974年,戈丁主张重新勘查该城范围,得到贝尔纳的赞同与支持,勘查结果表明自从青铜时代起,这两块小平原就配有较完备的灌溉设施,并一度成为人们至今仍引以自豪的哈拉帕文化鼎盛时期的居民聚居中心,直至蒙古族入侵时,这里仍聚居着大批先期到达的殖民者。
故无论怎么讲,阿伊哈努姆城是重要的希腊化城市,也是证明这块平原历史悠久并繁盛一时的有力证据。
单从这个意义上讲,对该城的研究理应引起学者们的重视。
但事与愿违,从报告所采用的体例我们可以看出发掘者缺乏激情,这种体例既不便读者阅读也不便图书管理员检索。
该城址发掘简报出版不少,其中清理报告刊登在由贝尔纳主编的《法国赴阿富汗考古回忆录》的各分册中。
戈丁将阿伊哈努姆小平原的勘查结果和发掘报告首次发表在法国国家科技中心(CNRS)刊物《文明研究特刊》(现名《法国赴中亚考古回忆录》)上。
贝尔纳和戈丁的报告内容属于同一考古项目,但却在两套互不相关的刊物上发表,笔者和读者一样想知道为什么。
贝尔纳的《法国考古队赴阿富汗代表团回忆录》主要是研究希腊化城市的希腊化建筑和装饰艺术,他罗列的关键词是“希腊化”、“希腊”、“城市”和“城市化”,但未提及现代意义上的“历史”一词。
(注:
伯尔纳1985年报告。
)戈丁的《法国赴中亚考古回忆录》涉猎范围更广泛一些,不仅包括整个印度而且还外延至中亚一带尤其是非希腊化时期的历史概貌,但没有时代限制也没有涉及到艺术方面。
从一般意义上讲,考古分为传统考古和新考古两种。
前者强调建筑、艺术和政治史,后者则旨在通过专门快捷的方法阐明历史问题。
二者在认知论上并不冲突,就象一个人既可以对艺术史感兴趣又想探究当时富有阶层和贫穷人群如仆人们的生活状况等。
尽管贝尔纳带领的法国赴阿富汗考古队并不缺乏资金,亦有很多博学专家的鼎力相助,但他们并没有把传统考古和新考古两种方法和谐地统一起来,贝尔纳和戈丁的侧重点和观点不同清楚地反映了他们在技术和技巧上的差别。
贝尔纳的报告对建筑部分的处理杂乱无章,尤其是各主要街道的门道部分、主要神庙、钱币、防御工事、体育馆和珍宝库等。
(注:
参看伯尔纳、威廉·弗兰克福特等人关于阿伊哈努姆遗址的勘探报告。
)出土文物的描述和发掘过程一样都是逐个进行。
但对纵横交错的街道和空地的作用、城区的划分以及为什么把体育馆和军火库建在该址上的原因等诸多问题没有作系统研究。
而且贝尔纳也并不准备对城镇布局之类的问题进行研究并发表研究成果。
(注:
根泰莱1978年报告研究了阿伊哈努姆城地下排水道问题。
)他的报告只有一处描述城市即对已经多次复制的阿伊哈努姆平面图所作的冗长乏味的评论。
但对航空拍摄的图像(现已被卫星图像取代)和地面勘测结果均未进行细致研究,看来他并不打算通过地表探测来找出工匠或仆从们的居住区。
(注:
贝尔纳1978年报告。
)从报告中,我们看不出城内有市场或集市
,也谈不上找出它们的具体位置。
尽管伯尔纳和戈丁等人对阿伊哈努姆城址的发掘非常重视,但仍未找到关键的文字和实物资料来说明以下问题如该城为何建于此(注:
戈丁(Gardin)1976年报告描述了勘测动机。
)、在希腊语中如何称呼、具体建于何时(至迟在亚历山大或塞留孤一世统治时就已存在)、以及为何不能说明宫殿遗址就是皇室邸宅或各地方长官及随从奴仆就住在衙门等一系列问题。
由于该城曾被夷为平地,建筑物内的一切设施被洗劫一空,我们只能期待从政治地缘学角度对它进行研究。
伯尔纳1973年报告对上述问题避而不谈,一年后却抛出了短短几句论据不很充分的阐述:
阿伊哈努姆地处战略要塞,是阻挡蛮族入侵的前沿阵地,居民的财富直接来源于先进的农耕业。
而戈丁率领他的考古队第一次在阿伊哈努姆平原勘探时就证明了早在希腊人到来以前,这块土地就已经有了悠久的农田灌溉历史。
至于建城的原因,他说这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灌溉便利,农耕条件优越,因而被技艺熟练的农民选作理想的居住地;而居民靠着开采科克恰上游河谷丰富的矿产资源过着优裕的生活。
伯尔纳认为阿伊哈努姆城位于希腊人防御山地部落和俄罗斯干草原蛮族入侵的战略要塞(注:
贝尔纳1981年和1982年报告。
),是阻挡这两股外来侵略者必不可少的前沿阵地。
笔者既非将军也非战略家,要我相信该城是抵御蛮族的军事前哨或防御工事理由并不充分;说该城具有防御功能,笔者没有异议,但若一座城市如果是座空城或空地太大、城墙太长的话,便不利于有效地布署军队,故不能称为要塞。
阿伊哈努姆就是这样一座城市,不能算作堡垒;即便称它是要塞,认为它能阻挡敌人的话,可为什么早在蛮族入侵之前就被废弃了呢?
戈丁从矿产资源方面找理由并不能自圆其说,因为在这块平原上任何地方即就是北部的兴都库什建城也能获取山地国家丰富的矿产资源。
笔者认为较合理的解释应是对广大农村灌溉便利的农耕业潜能的开发利用,加上地处有利的地理位置(两条河流之间,是天然的据守卫城),是建造阿伊哈努姆城的根本原因。
当然也考虑了商业贸易便利的因素。
(注:
在印度河岸发现的哈拉帕文化时期要塞速图垓遗址及粟特文字表明,中亚和北印度之间被科克恰河谷和吉德拉尔(巴基斯坦)间一条通道联想结在一起。
但这条通道在希腊时代是否存在则不得而知。
)但如果没有理顺城市和农村的关系,上面的解释也站不住脚,如农民究竟是指哪些人?
富裕程度怎样?
和城市居民使用同样的陶器吗?
城内有无工匠和商人等等。
这些问题是不会有答案的,因为从未有人提起。
戈丁的勘测曾试图发起学者们对上述问题的研究,但没有成功。
为表述确切起见,笔者兹列举两个事实:
一、法国考古队赴阿富汗代表团回忆录中的地图即使最新出版的这一期(1992年拉宾撰文),在阿富汗版图中也没有标出阿伊哈努姆城(更不用说在阿伊哈努姆平原或巴卡特立亚北部地区),拉宾采用了巴卡特立亚地图和阿伊哈努姆城北端的建筑遗址发掘样图即在北距北墙300米处就截止的平面图。
说来肯定不会有人相信,在北墙北边仅2km的地方竟奇迹般的卧藏着一处城墙环绕的圆形聚居区,面积很大,足以称得上“圆形城镇”。
据笔者所知,伯尔纳从未提到过该遗址,尽管他在此收集了很多从阿契美尼德时代到伊斯兰时期的陶瓷残片。
(注:
贝尔纳1978年报告。
)如果阿伊哈努姆在希腊人入侵前就曾经作为省会存在的话,那么有关它的建址和作用方面的一系列问题如历史的和地理的就会从完全不同的角度提出。
以上长篇大论并非否定阿伊哈努姆的发掘成果。
坦率地讲,发掘工作相当出色,收获不小。
试想想,若没有此次发掘,我们对希腊化时期的巴卡特立亚城区规划、建筑、雕塑和陶器等能了解多少?
没有这次发掘,戈丁的勘探工作将不会证明是如此成功,它充分展示了法国考古队经过40余年不遗余力的追溯终于找到了千丝万缕的线索,称得上是考古史上的典范之作。
发掘者的重点在艺术史方面,(注:
戈丁1976年报告中描述了他利用从地表收集的瓷器作出推测,“在波斯时代,阿伊哈努姆平原上的主要聚居区就在圆形城镇。
”)这是进行深入研究的先决条件。
尽管人力和资金充足,但阿伊哈努姆城的发掘并没有按照有助于解决当代史料编纂如人口学历史、经济史、社会史和农耕史等主要问题的方向进行。
最后的总结报告发表在法国考古队赴阿富汗代表团回忆录续刊上,颇有学术价值。
文中配有大量地图、平面图、绘图和图片,但版式排列缺乏连贯性,(注:
贝尔纳1985年报告提出了希腊化时期巴卡特立亚的一些历史问题如尤克拉蒂迪时代,323年希腊雇佣军起义的原因,巴卡特立亚和米安德的萨米亚;米安德的欧多台墨一世和马格尼西亚城等。
)没有城区全貌地图,没有索引卷,没有发掘的历史沿革记述,没有城区规划图,最遗憾的是没有总纪年表。
大多数撰文者认为应加上纪年表,即是简单的几行也好;有人坚持纪年表应占较大篇幅,如果不失准确的话,会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一般认为,阿伊哈努姆城是在公元前145年蛮族大军兵临城下时被希腊人于仓惶之间丢弃的。
但至今没有找到入侵者袭击、焚烧或掠夺的证据。
(注:
莱里奇1986年报告称已证实了历史上该城曾被攻掠过,紧靠北城墙之处发现了五个箭簇和两个矛头。
按照法兰克福特1984年报告,寺庙内发现的箭簇可能是萨迦人的。
但同时他明智地加了一点相同造型的箭簇在阿伊哈努姆兵器库,甚至在希腊辖区也发现过。
)伯尔纳对此态度暧昧,他说“城中希腊人被蛮族入侵者驱赶出城……(注:
贝尔纳1973年报告。
)。
蛮族侵略者进入城中又将已被废弃的建筑物内的一切值钱东西劫掠殆尽”(1982年报告)至此,阿伊哈努姆作为城市的历史一去不复返。
疑惑之后人们不禁想问此城有无可能在遭到攻击后才被废弃呢?
(莱里奇1986年报告)被废弃之后又被一支叫月氏的游牧族侵略者再次毁坏?
(拉宾1992年报告)再后来才由贵霜帝国统治?
(莱里奇1986年报告)伯尔纳的解释怎样?
在其它建筑物的发掘过程中是否找到了能论证上述问题的相关资料?
为什么不能认为阿伊哈努姆城北墙附近发现的箭簇属于希腊军队雇佣的中亚箭手的遗物或者干脆就是蛮族入侵者的侵略证据呢?
(注:
贝尔纳1973年报告。
)从出土的瓷器特征中就不能肯定阿伊哈努姆在贵霜时代也是重要的居民聚居地吗?
(注:
戈丁是第一位研究阿伊哈努姆瓷器的专家,有关文章发表在贝尔纳主编的1973年报告中。
据文献记载,阿伊哈努姆城在125BC—330AD之间盛产瓷器。
但目前仍未在早期遗址中发现贵霜瓷器。
阿伊哈努姆遗址出土的希腊和后希腊时代瓷器至今没有全部发表。
苏尔赫-科塔尔遗址出土的贵霜瓷器和科那一马吉斯德出土的贵霜萨珊瓷器曾于1978—1992年展出过。
其中一件曾在坎布尔博物馆展出,可惜的是,因该馆已化为在烬,这件珍品已不复存在。
)
在已发表的有关建筑遗址的发掘报告中,有的附有相关的发现如拉宾1992年报告(注:
在我看来,拉宾所谓的唯一的新发现是蛮族的两次入侵。
);而莱里奇1986年报告则一点没有;与之相反,有的出土文物已发表很长时间了,而发掘过程却只字不提如弗兰福特1984年报告;从地层学角度讲,这种阐述很重要。
威廉1987年报告对与出土文物类似的器物没有注明出处,出土文物的建筑部分没有提到。
如今人们在等待着全面介绍宫殿、两座神庙、房屋、兵工厂、剧院和陵墓及其它发现的系列报告面世。
二
1974—1978这四年中,阿富汗局势稳定。
戈丁及其考古队借机对东巴卡特立亚地区进行了全面勘测和试掘,结果发表在《法国赴中亚考古分队回忆录》丛刊上。
与以往不同,此次勘测和发掘资金来源于特别赞助而不是考古队的预算;另外“代表团”和“阿富汗”已由“小分队”和“中亚”代替。
“小分队”暗示了与以前代表团法国传统的分离如取消永久建制和队员终身制(该传统始于1992年,当时从法国到坎布尔的行程需要三个月)。
这种变化与阿富汗政府的介入有关。
至此,法国赴外国考古队和队员终身制时代正式宣告结束。
“中亚”一词暗示了发掘目标转向学术化,以及告别旧的发掘传统,把重点放在了地理、文化和地缘政治学领域。
中亚的地理位置和历史非常重要,因此参加勘探发掘的队员过去曾在、现在仍在塔基克斯坦、卡萨克斯坦和中国新疆进行着同样的工作。
对阿富汗水利设施遗迹的勘查是沿着前苏联考古学家选择的路线进行的。
(注:
E.g,Lisitsina1969及Zejmal'1969。
)此次发掘的起动费用很少,是由4名法国学者和3—4名阿富汗助手组成的考古小分队为履行与阿富汗政府的正式合同而进行的(注:
陶瓷学专家莱奥内特,考古学家戈丁和弗兰克福特及地理学家根泰莱(P.Gentelle)。
)。
合同阐明了发掘的科学目标、认识论、方法论(注:
陶瓷学专家莱奥内特,考古学家戈丁和弗兰克福特及地理学家根泰莱(P.Gentelle)。
各专家有关论述。
)和最短期限(4年),并强调尽快发表探掘结果。
地点选在速图垓,目的在于历史方面而非政治史或艺术史,也不是追溯塞留士或亚历山大的足迹,这些和编年史学派与当代史前史学家探究的问题基本一致。
诸如东巴卡特立亚何时有人居住?
为什么?
是考虑生态学、地理学因素还是经济利益?
人们是怎样改造自然环境的?
达到什么程度?
人口增长了还是减少了?
原因何在?
这些问题的提出和答案并无固定的时限。
对历史学家而言,每个历史阶段如“希腊奇迹时代”或“野蛮化时代”都具有同样的价值。
解答上述问题的关键还是器物,比起长篇大论来,一块碎陶片蕴含的历史信息要多得多。
另外还要借助现代史前史研究方法即充分掌握了当代地理学、古代地理学甚至地质学知识后再采集地表文物、局部探方、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卫星图象(注:
1974年现场卫星图象就因费用昂贵而不再使用。
)、物理和化学分析、古生物学和古动物学研究等),最后提出合理的假说。
从新石器时代起,中亚一带气候没有太大变化,古代甚至现在纵横交错的渠沟灌溉所带来的农业丰收成了这一带居民富裕的根本原因,因此追溯古代灌渠遗迹并确定年代与寻找古代农业聚居区并进行断代具有同样的重要性。
寻找已经干涸的古代灌渠需要勘探者具备较强的肉眼观察力,要掌握快速解读地图和航空照片的技巧,1974年和1975年戈丁两次勘探阿伊哈努姆平原时采用的一种简便快捷的方法如今已广泛应用在东巴卡特立亚地区的大面积勘探中。
这种快速探测法在象阿富汗北部这样地广人稀的地区特别奏效。
古代大片的宜耕地,如今很少有人播种,当地人只在风调雨顺的年份中信手撒种(称干种)。
判断古代灌渠的年代应参考从居住区附近采集的陶瓷残片的时代特征,因为居民们的经济活动与灌渠息息相关,这一点已由为数不多的小型试掘和速图垓遗址的出土文物得到证实。
戈丁的勘探工作计划周密,成就斐然,证明了在过去的5000年中这一带气候没有太大变化;最迟从公元前3000年起巴卡特立亚就聚居着农耕人群;在希腊人征服以前,这块土地上就已经形成了大面积的渠沟灌溉网;在现代人看来,这些所谓的灌溉技术和设施很简陋很原始,但在当时非常艰难的条件下已是了不起的工程。
阿伊哈努姆城就是建在人口稠密的聚居区,灌渠和陶瓷残片的分布情况反映了城中人口数量的变化。
勘测数据的估算与史料记载基本吻合(注:
戈丁在阿富汗旅行了25年,操一口流利的波斯语,与当地政府部门关系融洽,又是阿富汗瓷器研究权威,能熟练解读各式地图;有足够的魄力在人烟稀少、被现代人丢弃的大片可耕地上展开勘探工作。
对参予这项工作的学者而言,收获多少不是靠运气或有利条件,而是他们为了追溯古代灌溉渠道并为断代所精心选择的方法论,为出版而采用的田野数据研究法。
),证明了勘探工作对新考古理论的成功实践。
展示了精心设计、花费很少的勘探和发掘是如何解答事先构想出来的历史问题的。
(注:
戈丁在阿富汗旅行了25年,操一口流利的波斯语,与当地政府部门关系融洽,又是阿富汗瓷器研究权威,能熟练解读各式地图;有足够的魄力在人烟稀少、被现代人丢弃的大片可耕地上展开勘探工作。
对参予这项工作的学者而言,收获多少不是靠运气或有利条件,而是他们为了追溯古代灌溉渠道并为断代所精心选择的方法论,为出版而采用的田野数据研究法。
)戈丁的两篇勘查报告分别于1976和1978年发表,这也是他实践新考古理论的主要组成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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