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真宗朝翰林学士与诗风嬗变.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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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真宗朝翰林学士与诗风嬗变

宋真宗朝翰林学士与诗风嬗变

——以杨亿为中心

陈元锋

2013-02-0614:

43:

54　　　来源：

《文史哲》（济南）2012年5期

　　【内容提要】宋真宗崇儒好文，眷遇词臣，其在位期间，共任用翰林学士22人。

学士人员在地域分布上重北轻南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他们在政治活动中主要分化为两个团体，并涌现出了杨亿这样文学与气节领袖文坛、垂范后世的杰出词臣，翰林学士的政治风概为文坛带来士风与文格的重要变化。

在颂美功德与缘饰礼乐的时代气氛中，以馆阁翰苑为中心，博学多闻的诗坛群彦聚集酬唱，完成了由白体向昆体的嬗变，呈现了“盛世”之音的气象与格调。

杨亿以清忠鲠亮之气发于翰墨吟咏，首变“文格”与“诗格”，一洗唐末五代芜鄙卑弱之气。

　　【关键词】宋代/诗风/翰林学士/嬗变/杨亿

　　至道三年（997）三月，宋真宗即皇帝位，太宗朝学士宋湜、宋白留任；八月，杨砺、王旦分别以给事中、中书舍人新拜学士。

真宗在位26年间（997-1022），共任用翰林学士22人，学士人员在地域分布上重北轻南的局面逐渐被打破，他们在政治活动中主要分化为邪正分明的两个团体，并涌现出了杨亿这样文学与气节领袖文坛、垂范后世的杰出词臣，在杨亿的主持下，才高学博的诗坛群彦聚集酬唱，完成了由白体向昆体的过渡，“西昆体”以其雄深奥衍、典雅赡丽的诗格、文格一洗唐末五代以来的芜鄙卑弱之气。

　　一、翰林学士的地域分布与政治分野

　　真宗朝22位翰林学士中任职时间较长者为：

宋白8年，晁迥16年，李宗谔9年，杨亿9年，李维8年。

主持翰苑的学士承旨3人，即宋白、晁迥、李维（见下表）。

进入真宗、仁宗朝两府者10人：

王旦、王钦若、王曾、李迪、宋湜、陈彭年、赵安仁、晏殊、钱惟演、盛度。

　　真宗朝翰苑人事安排的一个重大变化是重北轻南的局面发生了明显转变，22位学士北、南方的比例为14﹕8，与太宗朝相比有了相当大的变化。

事实上，真宗朝在政治文化上对南人的偏见仍然根深蒂固，南方人的发展时常面临着来自北方人的打压。

如咸平五年（1002）洪州南昌人陈恕知贡举，“恕自以洪人避嫌，凡江南贡士悉被黜退”，此年所取状元为青州人王曾②。

南方人的自卑与北方人的自傲形成鲜明对照，大中祥符八年（1015）莱州人蔡齐为状元，便是寇凖（华州下邽人）干预的结果。

《江邻几杂志》记载：

“莱公性自矜，恶南人轻巧，萧贯（临江新喻人——引者）当作状元，莱公进曰：

‘南方下国，不宜冠多士。

’遂用蔡齐，出院顾同列曰：

‘又与中原夺得一状元！

”③又如真宗欲用江西人王钦若为相，王旦（大名莘人——引者）阻止说：

“臣见祖宗朝未尝有南人当国者。

”王旦死后，王钦若始大用，忿忿地说：

“为王公迟我十年作宰相。

”④景德初年，临川人晏殊被以神童举荐，赐同进士出身，时任宰相的寇凖提醒真宗：

“殊江外人。

”不过欣赏晏殊的真宗反问说：

“张九龄非江外人邪？

”真宗的积极姿态表明，随着南人的渐次崛起，统治者势必调整固有的用人观念和策略，“江外”、“南方”已经不可能成为取用人才的限隔。

　　不过很有意思的是，轻视南人立场最为顽固的北方人寇凖、王旦却与出身南方的学士杨亿交往最密。

寇凖与杨亿相契甚深，景德中，寇凖为宰相，杨亿知制诰，均从驾征契丹，在澶州前方，“凖方与杨亿饮博，歌谑欢呼”⑤。

王旦“与杨亿素厚”，“尝与杨亿评品人物”，旦谓丁谓有才无道，预见其当权必为身累，临终前曾将杨亿延至卧内，请撰遗表。

《青箱杂记》卷一记载：

“公（王旦——引者）与杨文公亿为空门友，杨公谪汝州，公适当轴，每音问不及他事，惟谈论真谛而已。

”⑥杨亿对另一位翰苑同僚、青州人王曾则颇为敬畏。

《宋史》卷三一○《王曾传》载：

“少与杨亿同在侍从，亿喜谈谑，凡僚友无不狎侮。

至与曾言，则曰：

‘余不敢以戏也。

’”并叹王曾为“王佐器也”⑦。

实际上，杨亿在太宗朝就曾与北方出身的词臣王禹偁交游唱和。

同样有点奇怪的是，杨亿身为闽人，但对闽人的评价却不高。

他曾荐举浦城同乡章得象（天圣中翰林学士）有公辅器，理由是：

“闽士轻狭，而章公深厚有容，此其贵也。

”⑧可见，杨亿看重的还是品格与气度，并未囿于狭隘的地域观念。

从更大的范围来看，南北文人的交游并非那样势同水火，而是早已打破地域的限制，“西昆”酬唱诗人群的组成即是一个显例。

从入选《西昆集》的诗人来看，杨亿（浦城）、钱惟演、惟济（杭州）、舒雅（歙）、刁衎（升州）、薛映（蜀）、丁谓（苏州）、张秉（新安）等8人为南方人，刘筠（大名）、李维（肥乡）、晁迥（清丰）、李宗谔（饶阳）、崔遵度（淄川）、陈越（开封）、张咏（鄄城）等7人为北方人，刘骘、任随二人籍贯不详。

如果仅从地域比例看，南北方持平，但就实际作用而言，南方人却处于核心地位。

假如再将后期西昆体诗人如晏殊、胡宿、二宋等考虑在内，那么南国才士的文学地位已然傲居全国前列了。

　　翰林学士因其独特的地位与影响，与馆职、朝臣之间都交往颇多，往往因性情、品格与立场的不同而分化成不同的团体、派别或朋党。

景德、祥符年间，“澶渊既盟，封禅事作，祥瑞沓臻，天书屡降，导迎奠安，一国君臣如病狂然”⑨。

围绕东封西祀、立后草制、宰相罢免等重大事件，真宗朝翰林学士在政治活动中分化为邪正分明的两派。

一派以杨亿为首，刘筠、王旦、李迪、王曾为辅翼，与朝臣寇凖声气相投。

一派以王钦若、陈彭年为代表，与权臣丁谓共售其奸。

　　杨亿性耿介，尚名节，不为权势所屈。

其外祖杨徽之平生以风鉴自高，而寡合于世，在其勉励下，杨亿也成为高名峻节的一代宗师。

他所结交游处者亦皆此类人物，如早期与王禹偁、张咏游，王禹偁乃天下正直之士，张咏为人正直，与杨亿颇相知善。

范仲淹称赞杨亿与王旦、寇凖、马知节交，“此三君子者，一代之伟人也。

公与三君子深相交许，情如金石，则公之道其正可知矣”⑩。

他与寇凖不仅气味投合，在政治上亦互相援引，堪称死党。

天禧三年（1019）真宗得风疾，寇凖“欲废章献，立仁宗，策真宗为太上皇，而诛丁谓、曹利用等。

于是李迪、杨亿、曹玮、盛度、李遵勗等协力，处画已定，凡诰命，尽使杨亿为之，且将举事”（11）。

杨亿在馆阁及翰苑时屡为王钦若、陈彭年所谄毁，“王钦若骤贵，亿素薄其人，钦若衔之，屡抉其失；陈彭年方以文史售进，忌亿名出其右，相与毁訾”（12）。

“钦若为人倾巧，同僚皆嫉之……亿在馆阁，钦若或继至，必避出，他所亦然”（13）。

天禧四年（1020）王钦若出知杭州时，真宗及朝臣皆有诗相送，杨亿独不作，甚至连真宗的谕旨也不理会。

作为执掌词命的翰林学士，杨亿表现出了可贵的职业操守。

祥符五年（1012），“议册皇后刘氏，上欲得亿草制，使丁谓喻旨曰：

‘大年勉为此，不忧不富贵。

’（亿）曰：

‘如此富贵，非所愿也。

’”虽有谕旨与富贵诱惑，也拒草册后制，真宗亦不得不敬重他：

“亿性峻直，无所附会。

”（14）刘筠气节与杨亿亦颇相类，“性不苟合，临事明达”；“初，筠尝草丁谓与李迪罢相制，既而谓复留，令别草制，筠不奉诏，乃更召晏殊。

筠自院出，遇殊枢密院南门，殊侧面而过，不敢揖，盖内有所愧也。

帝久疾，谓浸擅权，筠曰：

‘奸人用事，安可一日居此？

’请补外，以右谏议大夫知庐州。

”（15）晏殊年辈稍低，由神童、馆职而至两制，政治上尚未崭露头角，故略乏杨、刘那样的锋芒。

　　其他学士如李迪被真宗誉为“颇、牧在禁中”，亦曾屡上谏疏反对册立刘后，“以章献起于寒微，不可母天下，章献深衔之”。

其为相时抨击丁谓、林特、钱惟演、冯拯等结为朋党，嫉害寇凖，曾愤然语同列曰：

“迪起布衣至宰相，有以报国，死犹不恨，安能附权倖为自安计邪！

”卒后仁宗篆其墓碑曰《遗直之碑》（16）。

王曾受杨亿与寇凖器重，景德初为知制诰，时瑞应沓至，曾即表示异议，“及帝既受符命，大建玉清昭应宫，下莫敢言者，曾陈五害以谏”，卒后仁宗篆其碑曰《旌贤之碑》（17）。

王旦素与杨亿相善，曾极力阻止“南人”王钦若为相，对陈彭年逢迎躁进的人品亦甚为不屑：

“彭年尝谒王旦，旦辞不见。

翌日见向敏中，敏中以彭年所上文字示旦，旦瞑目不览，曰：

‘是不过兴建符瑞，图进取耳。

’”（18）遗憾的是为相之后，未能顶住真宗的压力，“（帝）召旦饮，欢甚，赐以尊酒，曰：

‘此酒极佳，归与妻孥共之。

’既归发之，皆珠也。

由是凡天书、封禅等事，旦不复异议”；“惟受王钦若之说，以遂天书之妄”（19）。

在杨亿周围，确实存在这样一个正直不阿、不阿附权党的学士与朝臣群体。

　　王钦若任学士在杨亿前，景德初已迁参知政事。

陈彭年于祥符六年（1013）入翰苑时，“宗谔卒，亿病退，而彭年专任矣”（20）。

王、陈二人与丁谓、林特、刘承珪以奸邪险伪被时人称为“五鬼”。

“真宗封泰山，祀汾阴，而天下争言符瑞，皆钦若与丁谓倡之”；钦若好神仙之事，“自以深达道教，多所建明，领校道书，凡增六百余卷”；“智数过人，每朝廷有所兴造，委曲迁就，以中帝意。

又性倾巧，敢为矫诞”；仁宗曾对辅臣说：

“钦若久在政府，观其所为，真奸邪也。

”他素与寇凖不协，且屡屡倾陷同僚，如景德中以参知政事判尚书都省，修《册府元龟》，王钦若名义上总其事，实则杨亿负学术总责，然而，“或褒赞所及，钦若自名表首以谢，即谬误有所谴问，戒书吏但云杨亿以下，其所为多此类也”（21）。

他的这一龌龊行径引起馆阁同僚的共愤，也遭到了恶搞：

“使陈越寝如尸，以为钦若，石中立作钦若妻哭其旁，余人歌《虞殡》于前。

钦若闻之，密奏，将尽绌责，王旦持之得寝。

”（22）又，“真宗作《喜雪诗》，误用旁韵，王旦欲白真宗，钦若曰：

‘天子诗可校以礼部格耶？

’旦遂止。

钦若退，遽密以闻。

他日真宗谓辅臣曰：

‘前日所赐诗，微钦若，几为众所笑。

’”（23）由此二例，足可见其卑劣奸罔之状。

　　丁谓早年诗、文都大受王禹偁称赏，曾参与西昆酬唱，执政后对杨亿也有所保护。

据欧阳修《归田录》卷一载：

“寇忠愍之贬，所素厚者九人，自盛文肃（度）已下，皆坐斥逐，而杨大年与寇公尤善，丁晋公怜其才，曲保全之。

议者谓丁所贬朝士甚多，独于大年能全之，大臣爱才一节可称也。

”（24）但与寇凖有深交的杨亿并没有给丁谓留情面。

吴坰《五总志》载：

“寇莱公贬时，杨文公在西掖，既得词头，有请于丁晋公。

公曰：

‘春秋无将，汉法不道，皆其罪也。

’杨深不平之。

及晋公去位，杨尚当制，为责词曰：

‘“无将”之戒，深著乎鲁经；“不道”之诛，难逃于汉法。

’一时快之。

”（25）丁谓在真宗朝与王钦若沆瀣一气，大力迎合真宗，“谓机敏有智谋，怆险过人”。

他虽未掌制，却干预学士草词，曾挟私擅改学士制词。

仁宗即位，寇凖、李迪再贬，“谓取制草改曰：

‘当丑徒干纪之际，属先王违豫之初，罹此震惊，遂至沉剧。

’凡与凖善者，尽逐之”；甚至“学士草制辞，（雷）允恭先持示谓，阅讫乃进”（26）。

这是对学士草词制度的肆意破坏。

　　钱惟演政治上也不够磊落，《东都事略》卷二十四《钱惟演传》载：

“天禧末，丁谓为参知政事，惟演见谓宠盛，附之与讲姻好，而惟演女弟适后戚刘美，相与共排。

其为人少诚信，初附丁谓，力排寇凖，其后逐谓，亦与有力焉。

”（27）盛度为钱惟演之婿，翁婿二人于天禧二年至四年同在翰苑，但他却“不喜惟演，盖邪正不相入也”，仁宗时起草惟演责词，“人怪度老而笔力不衰，或曰：

‘度作此词久矣。

’”（28）同样，盛度也不依附丁谓，天禧三年六月，丁谓由保信军节度使为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故事，节度使除拜当降麻，翰林学士盛度以为参知政事当属外制，遂命知制诰宋绶草辞，谓甚恨焉”（29）。

盛度曾与杨亿、李宗谔、王曾、李维、石中立等人同编《续通典》、《文苑英华》，但其人却“性极猜险”（30）。

杨亿在文学上与钱、丁、盛均有交往，钱惟演还与杨、刘成为昆体的三位主将，但杨亿卒于天禧四年（1020），年仅47岁，他的文学生命始于太宗，终于真宗，而钱、丁二人交结已进入仁宗朝，盛度亦于天圣中再入翰苑为承旨，故此不多论。

　　上述两类翰林学士是对真宗朝政治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代表人物，其政治品格亦邪正分明。

《宋史》评价王钦若等人说：

“王钦若、丁谓、夏竦（按，夏竦天圣中拜学士——引者），世皆指为奸邪。

真宗时，海内安，文治洽和，群臣将顺不暇，而封禅之议成于谓，天书之诬造端于钦若，所谓以道事君者，固如是耶？

”（31）“陈彭年以辞藻被遇，上表献箴，详练仪制，若可嘉尚，乃附王钦若、丁谓，溺志爵禄，甘为小人之归，岂不重可叹也哉！

”（32）评价李迪等人说：

“李迪、王曾、张知白、杜衍，皆贤相也，四人风烈，往往相似。

方仁宗初立，章献临朝，颇挟其才，将有专制之患，迪、曾正色危言，能使宦官近习，不敢窥觎……宋之贤相，莫盛于真、仁之世，汉魏相，唐宋璟、杨绾，岂得专美哉！

”（33）杨亿尤以词臣的政治风节垂范当代和后世，苏轼称赞他是“近世士大夫”中的“忠清鲠亮之士”（34），苏颂称“文公名节冠当世，没世清风更凛然”（35）。

黄庭坚将其与王禹偁相提并论：

“元之如砥柱，大年若霜鹗。

王、杨立本朝，与世作郛郭。

”（36）真德秀也评价他在咸平、景德间“清忠大节，凛凛弗渝，不义富贵，视犹涕唾，此所以屹然为世之郛郭也欤”（37）！

清储大文则将杨亿与王禹偁、苏轼并称为宋代有道义、文章的“三翰林”（38）。

作为天下文士的楷模和文坛领袖，杨亿的政治风概也为文坛带来士风与文格的重要变化。

　　二、“一代之文豪”：

内相杨文公主盟斯文

　　就综合条件和影响力而言，真宗朝堪称学者宗师与文坛盟主的翰林学士，非杨亿莫属。

真宗朝早期词臣中，有杨砺、宋白、梁周翰、朱昂、晁迥这样的前辈，五人的年龄分别达到69、77、81、83、84岁，杨亿作为晚辈，享年仅47岁，但此时尚处才富力强之年，而其他五人均已届老年，宋、梁、朱尤呈明显衰惫之态。

杨砺“为文尚繁，无师法，每诗一题或数十篇，在翰林制诰迂怪，见者哂之”（39），实在不够称职。

宋白在太宗、真宗朝两入翰苑长达20年，在太宗朝11年，以其久任词职，故任真宗朝首任学士承旨，时间长达9年。

他两知贡举均在太宗朝（太平兴国八年、端拱元年）（40），苏易简、王禹偁、李宗谔、田锡、胡旦等两制词臣皆出其门下，杨亿曾作《广平公唱和集序》，称其为“自太平兴国迄于咸平”间的“翰林主人”和“文章盟主”（41）。

然而宋白继任学士承旨时年已六十余，已“年衰思减”（42），再加“在内署久，颇厌番直，草辞疏略，多不惬旨”，其后以集贤院学士判院事，上朝时竟至“羸老步梗，就班足跌”，多致讥诮（43）。

梁周翰“以辞学为流辈所许”（44），但“及掌书命，周翰已老矣，才思不如昔，多不称上意”（45）。

朱昂有“小万卷”之称，任学士仅两年即坚请致仕。

但年轻的杨亿对梁、朱二老却不甚尊重，咸平初三人同为知制诰，《中山诗话》载：

“梁周翰，真宗即位，始知诰，《赠柳开诗》曰：

‘九重城阙新天子，万卷诗书老舍人。

’时杨大年、朱昂同在禁掖，杨未及满三十，而二公皆老，数见靳侮。

梁谓之曰：

‘公毋侮我老，此老亦将留与公尔。

’朱昂闻之，背面摇手掖下，谓梁曰：

‘莫与，莫与！

’大年死不及五十。

”（46）杨亿比梁、朱年轻近50岁，确有一股恃才自傲、以气凌人的作风，让人难以接受。

　　另外一位长者为晁迥。

刘克庄曾提出：

“宋兴，至咸平、景德中，儒学文章之盛，不归之平棘宋氏，则属之清丰晁氏，二氏者，天下甲门也。

”（47）“清丰晁氏”即晁迥，他年长杨亿24岁，两人多年共事，在翰苑任职时间最长，几乎贯穿真宗朝大半，且任承旨四年，屡知贡举，是最有条件和资格成为文坛领袖的人物。

在翰苑时，“时朝廷方修礼文之事，诏令多出迥手”，“真宗数称其好学长者”（48），著述极为丰富。

他曾参与西昆酬唱，杨亿称誉他“负王佐之伟才，擅人伦之嘉誉”（49）；“迥所作书命无过褒，得代言之体”（50）。

刘随说他：

“文苑指为宗师，朝野推为君子。

”（51）他又“善吐纳养生之术，通释老书，以经史傅致精意为一家之说。

性乐易纯固，服道甚笃”（52）。

看来，晁迥的性格气质、学术志趣及老年心境似乎更适合一代人文懿范的社会角色，作为主盟文坛的“翰林主人”，其作用则要比杨亿逊色不少。

“平棘宋氏”为宋绶，他与杨亿为表兄弟，亦以文章学术著称，杨亿曾称赞他“其文沉壮淳丽”为己所不及（53），但他于仁宗天圣三年（1025）方入翰苑。

宋绶与景德中的“神童”晏殊同龄，后者30岁即进入翰苑，尚属政坛新星。

从年辈说，杨亿长于宋、晏二人18岁，真宗与王旦明确将此二人视为杨亿“后学”，其地位与杨亿自不可同日而语。

　　至于其他学士，陈彭年与李宗谔、杨亿年辈相若，以博学称，也深受真宗眷遇，但早年“喜嘲咏，不为宋白所善，白屡知贡举，屡出之”（54）。

他在杨亿之后专文史之任，却积劳成疾，“事务既丛，形神皆耗，遂举止失措，颠倒冠服，家人有不记其名者”（55）。

况且其品格也无法使天下文人推服。

　　杨亿却具备了作为文坛领袖的优势。

他少年时即以“少年聪明”和“词理精当，有老成之风”而受知于太宗，青年时期与王禹偁交游，王禹偁年长杨亿20岁，淳化五年（994）时作《送史馆学士杨亿闽中迎侍》云：

“迎侍闽川去路长，才名官职过欧阳。

翰林贵族夸东榻，史馆清衔庆北堂。

”咸平元年（998）作《送正言杨学士亿之任缙云》云：

“弱冠珥朝簪，才堪入翰林。

”词臣情结极重的王禹偁以“入翰林”赞赏其才华，对其前途充满期许。

咸平初，王禹偁以知制诰得罪第三度被贬，未能重回翰苑，咸平四年（1001）卒于蕲州贬所。

杨亿作《故蕲州王刑部阁老五首》追悼之：

“东观未绝笔，西垣俄解龟。

罢裁青云诏，重入白云司。

”（其一）“鸡省曾三入，鳌峰近十旬。

命书批凤尾，谏疏逆龙鳞。

”（其二）两人有相似的从政经历：

馆职、两制词臣，性格与际遇也颇为接近。

至道三年四月，新即位的真宗就对宰相说：

“朕在宫府，多令杨亿草笺奏，文理精当，世罕偕者，宜即加奖擢。

”（56）景德三年至大中祥符六年、天禧四年，杨亿两入翰苑，前后达9年，他以独特的人格魅力和卓越的文学才华，成为王禹偁之后景德至天禧间真正开宗立派的文坛领袖。

杨亿博学，馆阁修书时，“其序次体制，皆亿所定，群僚分撰篇序，诏经亿窜定方用之”；“同修国史，凡变例多出亿手”。

他“厚风义，重名教，诱进后学，乐道人善，贤士大夫翕然宗之”（57），后进赖其诲诱，“以成名者甚众”（58），甚至在居阳翟治疾时，“门生馆食者尚千余人”（59）。

在馆阁中，尤与刘筠、石中立、李宗谔等友善，“亿刚介寡合，在书局，唯与李维、路振、刁衎、陈越、刘筠辈厚善，当时文士咸赖其题品”（60）。

苏颂云：

“内相杨文公一代英才，主盟斯文，公（石中立）与中山刘公筠、颍川陈公越、成纪李公宗谔游其藩，更唱迭和，合如一律。

”（61）胡宿在为杨亿的门生郑戬所作墓志铭中也说：

“翰林杨公号称辞宗，名有鉴拔，笃于奖进，故贤士大夫日游其藩。

”（62）欧阳修称他是“以文章擅天下”的“一代之文豪”（63）。

赞扬杨亿的最高人物则是优遇词臣的“好文之主”真宗，“真宗常谓王旦：

‘亿词学无比，后学多所法则，如刘筠、宋绶、晏殊而下，比比相继，文章有正（贞）元、元和风格，自亿始也。

’旦曰：

‘后进皆师慕亿，惟李宗谔久与之游，终不能得其鳞甲，盖李昉词体弱，不宗尚经典故也。

”（64）总之，不论文章、学术还是道义，杨亿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堪为当代文士表率。

景德、祥符、天禧时期，在杨亿周围，形成了一个词臣、馆职诗人群体，他们以景德修书为机缘，酬赠唱和于馆阁禁林，创立了风靡诗坛的“西昆体”。

　　三、从白体走向昆体：

杨文公首变诗格

　　与太宗朝翰林学士基本为清一色的“白体”诗人不同，真宗朝翰林学士中白体诗人与昆体诗人均为数不少。

从诗人代群的更替来看，真宗前期诗人大多与白体诗人有着文学渊源，如陈彭年南唐时师事徐铉为文。

晁迥、丁谓、杨亿皆与王禹偁交游。

宋白为太宗、真宗两朝翰林学士，王禹偁出其门下，杨亿则作《广平公唱和集序》推重其为“翰林主人”。

李宗谔为李昉之子。

他们或师或友，出此入彼，并无旗帜鲜明的壁垒和门户，诗坛因此常常呈现白体与昆体诗人同赋、诗风错综交结的景象。

收入《西昆酬唱集》的诗人中，有些在体派归属上原本属于白体，如张咏、晁迥、李维、丁谓、李宗谔、舒雅、刁衎，甚至杨亿本人早期的创作也带有明显的白体的影子，他所交往的诗人中还有寇凖这样的晚唐体作者。

杨亿门人黄鉴所辑《杨文公谈苑》记杨亿对“雍熙以来文士诗”的品评，涉及文臣、布衣、释子，多达54人，囊括了宋初三体的重要作者，他品鉴诗人的标准是“夙擅盛名”的“能诗者”、“工于诗者”，更着眼于其是否有佳句、警策传世，而并无某派某体的门户之见。

　　杨亿起初并无自觉的宗盟意识，以他为中心的西昆酬唱只是一个松散的、短暂的修书学士诗人群，在馆阁修书的特定环境里，以及对倡导者的尊奉，他们的唱和作品在风格上会表现出一定的趋同性，但并不会从此便改弦易辙，统统归依到杨、刘旗下。

　　但时代为杨亿创造了机遇，把他推上了景德、祥符的诗坛中心，真宗朝诗风的嬗变仍以宫廷台阁为中心，由杨亿策动，创造了宋代诗歌史上新的艺术典范和成熟的诗歌体派。

与“白体”和“晚唐体”都难以找出不可替代的代表人物不同的是，“昆体”从酝酿、形成到结集、传播，都刻印上了杨亿鲜明的个人色彩，一旦刊行，遂靡然成风，故欧阳修称：

“先朝杨、刘风采，耸动天下，至今使人倾想。

”（65）

　　将李商隐作为昆体诗文模拟的典范，是杨亿自觉的选择。

他从至道至景德凡十余年间，从馆阁到掖署、翰苑，在读书、修书、演纶之暇，一直孜孜搜求玉溪生诗歌，从一百多首到五百八十多首，反复揣摩研读。

杨亿论李商隐诗的材料主要有三条，其一是“獭祭鱼”之说：

“旧说李商隐为文，多检阅书册，鳞次堆积，时号獭祭鱼。

”（66）其二最详：

“至道中，偶得玉溪生诗百余篇，意甚爱之，而未得其深趣。

咸平、景德间，因演纶之暇，遍寻前代名公诗集，观富于才调，兼极雅丽，包蕴密致，演绎平畅，味无穷而久愈出，钻弥坚而酌不竭，曲尽万态之变，精索推言之要，使学者少窥其一班，略得其余光，若涤肠而换骨矣。

由是孜孜求访，凡得五七言长短韵歌行杂言共五百八十二首。

唐末，浙右多得其本，故钱邓帅若水尝留意捃拾，才得四百余首。

钱君举其《贾谊》两句云：

‘可怜夜半虚前席，不问苍生问鬼神。

’钱云：

‘其措辞如此，后人何以企及？

’余闻其所云，遂爱其诗弥笃，乃专缉缀。

鹿门先生唐彦谦慕玉溪，得其清峭感怆，盖圣人之一体也，然警拔之句亦多，予数年类集抅求，得薛廷珪所作序凡百八十二首。

世俗见予爱慕二君诗什，夸传于书林文苑，浅学之徒相非者甚众，噫！

大声不入俚耳，岂足论哉。

”（67）第三条是评李商隐《宫妓》诗：

“杨大年出义山诗示陈恕，酷爱一绝云：

‘珠箔轻明覆玉墀，披香新殿半腰支。

不须看尽鱼龙戏，终遣君王怒偃师。

’叹曰：

‘古人措辞寓意如此深妙，令人感慨不已。

’”（68）钱若水为太宗淳化四年至至道元年（993-995）学士，景德中为集贤院学士知院事，至道三年受诏预修《太宗实录》，若水引柴成务、宗度、吴淑、杨亿同修（69）。

杨亿《钱公墓志铭》称他：

“下学上达，文成雅诰。

”（70）亿咸平元年出知处州，若水作《送杨大年知处州二首》：

“夫子厌承明，还求领郡行。

两章干负扆，数刻对延英。

”（71）陈恕知咸平五年贡举，亦曾以集贤学士判院事。

钱、陈二人虽未参与《西昆集》酬唱，但自至道、咸平年间就与杨亿有过文学交往，曾一起搜求、研读玉溪生诗，表现出了共同的艺术趣味，比如杨亿与钱若水都赞叹李商隐诗的“措意”之妙。

杨亿又把自己的阅读视野扩大到了专学李商隐、温庭筠的唐彦谦，他评玉溪生诗“包蕴密致、演绎平畅”之“深趣”，“措辞寓意”之“深妙”，唐彦谦诗的“清峭感怆”，显示了高超的文学眼光和论诗旨趣。

这种文学趣味在当时曾遭“浅学之徒”的非笑，但在景德修书与唱和中获得了知音，“时今紫微钱君希圣、秘阁刘君子仪，尤精雅道，雕章丽句，脍炙人口……因以历览遗编，研味前作，挹其芳润，发于希慕，更迭唱和，互相切劘”（72）。

三人共同抉发了李商隐诗的艺术价值，在创作中获得了成功，丰富了唐诗的经典文库，为后来者学唐、并由李商隐为中介上追杜甫，进而由唐变宋，提供了可资参考的艺术经验。

　　杨、刘的制诰文以规范的四六体作为词臣写作轨则，取法于李商隐的《樊南四六》，也应是合理的典范选择。

钱钟书先生早已指出：

“樊南四六与玉溪诗消息相通，犹昌黎文与韩诗也。

杨文公之昆体与其骈文，此物此志。

”（73）景德至祥符初，西昆酬唱已经完成，杨亿、刘筠等相继入翰苑，其制诰文亦形成典赡精工的昆体四六，《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六云：

“本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