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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万字深剖双循环(强烈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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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服务经济与公共政策研究院院长江小涓和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博士后孟丽君所撰写的《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与更高水平双循环——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文章,回顾了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不同阶段内外两种循环的发展演变。
该文提出,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是我们今后阶段的发展模式和时代特征。
促进两种循环更高水平、更加协调、更可持续,是国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长期目标和战略任务。
文章认为,新发展阶段需要的内循环是高质量的内循环,以下几个方面的改革需要加快推进:
一是更好地发挥竞争政策的作用,促进有效竞争和优胜劣汰;二是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三是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四是加快国有企业改革;五是加快自主创新。
关于优化内需结构、扩大消费比例,文章认为尤为重要的是,出口产业是农村转移劳动力的主要就业岗位和收入来源,外需减少对这部分群体产生更为明显的影响,需要更大力度的制度和政策措施保障其就业和收入。
包括改革城乡二元土地制度,加快推进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和宅基地流转,赋予农村居民更多的财产权利增加财产收益。
关于积极推进人口城镇化,文章提到,农民工将其城市收入的大部分汇往农村,其基本用途是在宅基地改建、扩建住宅。
然而这些住宅常年闲置,由此形成了农民有财产,但却没有财产性收入的局面。
因此,文章建议要加快流动人口的市民化进程,促进与城镇稳定生活条件相匹配的多种消费增长,释放出大量需求,包括服务消费需求,城市建设和住宅需求以及科技、教育、卫生、文化服务的需求等。
这是巨量需求空间,也是改善民生的重大举措和促进社会公平的根本性改革。
外循环方面,文章建议,既要内向集成全球资源,继续吸引外资流入,继续引进先进技术,继续进口自然资源,也要外向集成全球资源,扩大对外投资规模。
与此同时,提升在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中的地位,增强我国数字产业全球竞争力,继续扩大开放促进更高水平双循环。
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
与更高水平双循环
——国际经验与中国实践
今年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要构建新发展格局。
“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与时俱进提升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的战略抉择,也是塑造我国国际经济合作和竞争新优势的战略抉择。
”这是中央根据国内国际形势变化,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目标出发,提出的重大发展战略,对今后的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市场体系建设和高水平对外开放,都有根本的指导意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以年均9.5%左右的高速度持续增长了40多年,改革与开放是中国增长表现优异的两个关键驱动因素。
其中,构建大口径外循环、较大规模利用国内国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
现在,中国发展进入新时期,要素禀赋与40年前相比发生根本变化,经济规模、贸易规模、资金跨国流动规模等均居世界前列。
国际经济政治环境也发生很大变化,我国与发达经济体的关系从互补合作为主转变为互补与竞争合作并存。
综合考虑各方面变化,今后中国经济发展中,国内国际两个循环的各自地位和相互作用与前40年有很大不同,本文简要论述与“内循环”、“外循环”相关的发展表现和理论演变,描述我国不同阶段两种循环的继起与并存,分析今后我国发展的有利条件和约束条件以及全球产业链创新链的发展趋势,指出今后中国发展中两个循环的特点和相互关系,即内循环为主、外循环赋能、双循环畅通高效,并就如何实现更高水平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全球产业链的涨缩与外循环规模
当下,国民经济的“内循环”和“外循环”是学术界、决策层和社会各界高度关注的热点话题。
从讨论情况看,对国民经济“内循环”“外循环”通常有两种理解。
一种从国民经济核算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内需”,相应地将外循环理解为“外需”(徐奇渊,2020);另一种从产品市场和资源供给的角度,将内循环理解为向国内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内生产要素,将外循环理解为向国外市场提供产品服务和使用国外的生产要素(王建,1988;汤铎铎等,2020)。
虽然这两个概念有很强的时代特点,但其相关理论背景深厚,学术渊源久远。
其中,内循环的含义和所指现实状况相对稳定,而外循环的特点和意义变化较大。
因此本部分将对应不同阶段的“外循环”特点,对相关理论观点做简要分析。
一、全球产业链:
国际分工的时代特征
工业革命以来,全球产业分工大体经历了3个阶段,分别是:
产业间贸易、产业内贸易、全球价值链。
产业间贸易构成的外循环起源于18世纪工业革命发生后,在这个时期,国际贸易中交易的对象是不同类型的产品,诸如粮食和纺织品、瓷器和家具这些属于不同行业的产品。
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赫克歇尔、俄林(Heckscher-Ohlin)等学者都对这个现象进行了分析。
按照比较优势理论模式下的国际贸易结构,一国出口本国充裕要素产品,进口稀缺要素产品,便可获得更多的贸易收益。
这些分析针对的是不同产业之间的贸易问题,即产业间贸易。
产业内贸易构成的外循环最早出现在20世纪60年代,这种现象与传统贸易理论的结论相悖,即国际贸易大多发生在发达国家之间,国际贸易的对象主要是同一产业的产品,例如贸易双方彼此从对方进口轿车、家用电器等。
Balassa(1966)、Flam和Helpman(2001)从贸易实践出发,借鉴产业组织理论对国际贸易理论进行了新的发展。
Grubel和Lloyd(1975)、Krugman(1979)、Falvey和Kierzkowski(1987)等构建了产业内贸易的相关模型,解释了发达国家之间的贸易可以使企业因扩大规模而降低单位生产成本,获得更大收益;同时也可以使消费者的多样化偏好得到满足。
这些研究为技术和资源禀赋相似的国家之间普遍存在的产业内贸易提供了一个合理的解释。
在对前两个阶段进行简要回顾后,下面部分对当下国际分工的新特点进行分析,即全球价值链下的国际分工趋势及原因。
1.全球产业链的形成及发展
20世纪80年代以来,信息技术的发展带来通信成本和交易成本的持续下降,运输技术压缩空间的“时间距离”并大幅度降低运输成本。
跨国公司为了利用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力优势和市场优势,将产业价值链中可分解制造和组装的部分从发达国家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促进国际分工从最早的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演进到同一产品零部件和不同工序之间的分工和贸易,即产品内分工或全球产业链。
不同国家可以充分利用自身的比较优势,从全球价值链的某一环节直接参与国际分工,进而产生了“序贯生产”这一不同于传统国际分工的新形式(余心玎等,2016)。
因此,全球产业链的形成,部分是因为处于链上的有些国家不具备制造整个产品的能力,只能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制作其中一部分。
部分是因为“会做但不是做的最好”而谋求全球分工合作的利益,主要是规模经济利益和专业化的利益(Losetal.,2015)。
全球产业链发展造成了中间品贸易在国际贸易体系中迅速增长,国际贸易的重心从最终品贸易转移到中间品贸易。
据统计,2010年以来,全球贸易中约有60%来自中间商品和服务贸易。
全球价值链的出现推动国际分工深化和协调产业转移,参与全球价值链能够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创造经济增长与发展的机会,使企业和一国经济可通过使用中间产品或服务,集中发展价值链上的一个环节并在此环节取得竞争力。
全球价值链已成为世界经济大循环中的一个显著特征。
1995~2008年,全球价值链贸易(以下简称“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不断增加,增长最为迅速。
到2008年GVC贸易已超过全球贸易的一半(见图1)。
全球价值链贸易主要是中间产品的贸易。
有学者根据中间产品跨境次数,将一个国家和部门的GDP分成三大类4个部分:
第一类是直接面向国内市场生产的最终产品,即纯国内生产。
第二类是直接生产出口的最终产品,即传统贸易。
这两类都没有用到外国的中间投入品和外国的要素。
第三类是有跨境的生产活动,又可以区分成两类:
一类被直接进口国吸收没有再次跨境,称为简单的GVC,比如美国建筑物上的中国生产的粗钢;另一类就是有多次跨境的生产,比如苹果手机的生产,称为复杂的价值链活动(Koopmanetal.,2014)。
根据图2显示,1995-2008年,纯国内生产活动占全球GDP的比重在不断下降,而其他3类生产活动呈现出逐年上升的趋势。
其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升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
从全球价值链的组织形势来看,全球价值链活动,尤其是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是过去几十年中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动力。
2.全球产业链的停顿与回缩
全球价值链的快速发展改变了世界经济格局,也改变了国家间的贸易、投资和生产联系。
然而,自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以来,世界经济步入深度调整与结构再平衡的状态,由跨国公司主导的全球产业链未能显示继续扩张的趋势,其中有些部分有明显收缩。
具体表现为2008年GVC贸易在全球贸易总量中所占份额明显下降,2010年以后虽有恢复,但近年逐渐步入下行轨道-这一现象表明以大规模跨国投资驱动、高增长中间品贸易为特征的全球价值链步入深度调整期(见图3)。
与全球价值链贸易的趋势相似,2012-2016年,在与国际贸易相关的3种生产活动中,复杂的全球价值链活动降幅最大,其次是简单的全球价值链活动和传统贸易,这3种活动在2012-2016年的年平均变化分别为-1.65%、-1.00%和-0.28%。
而经济复苏主要由外需所引起的传统贸易所拉动,也与前期经济增长中的生产结构模式变化不一样。
在这一时期,为满足国内最终需求的国内生产增长反而较为显著。
因此,在这个缓慢的复苏时期,国际贸易的贡献微乎其微(见图4)。
作为全球价值链的重要推动者、主导者和有效治理者,近些年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比例、销售比例、雇员比例均有所下降。
跨国指数是衡量全球化程度的一个指标,他是由3个指标构成,第一个指标是海外资产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资产占其全部资产的比重;第二个指标是海外市场比重,即海外市场占跨国公司全部市场的比重;第三个指标是海外雇员比重,即跨国公司在海外的雇员占其全部雇员的比重;这3个指标的简单平均数,就是跨国指数。
表1是2009年和2016年全球最大25家跨国公司的跨国指数。
可以看出,2009年的跨国指数高达56%,其中两项子指标超过60%。
2016年跨国指数有明显下降,3个子指标也都全部下降。
3.产业链增长停滞的主要原因
从21世纪第二个10年开始,制造业全球化进程有所减缓、停滞,有些方面甚至倒退。
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部分产业链分工抵达“天花板”。
产品构造和技术结构决定了每类产品合理解构为不同部分在多国制造有其限度,越过这个边界,全球分工的收益下降成本上升,再继续细分和转移的必要性、合理性下降。
例如汽车产业,全球化最高的几种车型,海外制造的重要零部件已经超过100种,产业价值链上的国家超过17个。
在技术和产品架构没有根本改变之前,很难设想再如同以往继续推进全球分工的细化和深化。
其次,产业链上东道国努力提高本土化水平。
许多发展中国家在初始阶段仅能接纳全球分工体系中的一小部分。
随着本土生产技术的提升和人力资本的积累,开始力争在本土延伸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构建相对完整的产品生产能力。
这种努力一方面增加了本土制造部分在全球产业链中的长度和宽度,增加生产扩大就业提高收入。
另一方面也导致全球分工体系的一部分转为本地体系,使全球产业链向部分国家内部收敛。
最后,产业链上输出国推动“回归”。
这些国家推动“产业回归”和“再工业化”,力促其离岸生产转回到母国生产。
由于技术进步特别是自动化技术、人工智能等技术发展,许多制造和服务环节由劳动密集转变为技术和资金密集,发达国家劳动力昂贵的制约因素被弱化,竞争力有所回升。
因此,许多国家持续呼吁制造业回归但效果并不明显,因此彼时并不具备经济合理性。
目前条件下,“回归”成为一个现实选项。
二、新技术推动全球产业链升级和拓展
在制造业全球价值链分工有所停顿与减速的同时,在新一代通讯技术和数字技术加持下,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服务业全球分工和创新活动全球分工等新型全球化形态快速推进。
这些因素同频共振,推动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全球化全面推进和蓬勃发展。
1.复杂技术产品全球分工程度继续提升
近些年新设计或迭代升级的新产品,从一开始就立足多国共制。
这是由于技术升级速度加快,技术系统复杂性增加,新技术新产品研发费用上升,而产品生命周期却在不断缩短,迭代速度加快。
因此,任何企业独自创新和生产难度加大。
最近几十年,研发活动的生产率呈现下降趋势,相同水平的技术进步需要越来越多的研发投入。
不断下降的研发生产率要求研发投入必须更快增长,使得企业独自开发新技术日益困难,不可持续。
例如大家耳熟能详的摩尔定律表明,计算机芯片上的晶体管数量将每两年增加一倍,然而今天要将芯片密度增加一倍,需要的研究人员比20世纪70年代初期增加了18倍,劳动生产率明显下降。
这种情形下,由复杂技术体系构成的产品,需要全球分工与合作,提高创新和制造过程的劳动生产率。
每个企业专注于自己擅长的领域,提供最高水平的零部件或加工工序,多国多企业合作协同,研发制造中集成全球最高水平的产品。
因此,生产率越高的企业越倾向于从多国进行采购,以便降低总生产成本(Antràsetal.,2015)。
2.数字服务全球产业链加速延伸
长期以来,服务业是非贸易行业,这源于许多服务过程要求生产和消费同时同地、“人对人”、“点对点”,例如教育、医疗、现场艺术表演、保安等。
这个过程中,人力资本是主要的供给要素,不使用提高效率的机器设备,缺乏规模经济,因而其劳动生产率长期保持在一个不变水平。
在网络与数字时代,服务的基本性质发生改变。
一是规模经济极为显著,这源于许多数字服务的初始成本很高而边际成本很低,特别是可复制的文化类、信息类服务更是如此。
一部网剧是一个观众还是亿个观众,制作成本相同,增加观众的边际成本极低。
二是范围经济极为显著。
一个巨型平台形成后,可以销售多种产品和服务,并且以品牌优势不断拓展新的产品和服务。
对消费者来说,登录一个平台就会应有尽有,对企业来说能最大化地利用平台资产,降低成本提高效率。
数字时代中,多样性、复杂性的增加并不意味着平均成本的增加,这是市场规则改变的一个例证。
再如,许多生产性服务业都是高度全球化的,特别是借助数字技术,研发全球化、资产管理全球化、生产者服务平台全球化等新的全球化形态和商业模式快速推进。
数字技术在非数字部门普及异质性标准和协议来提升价值链模块化程度,使得传统行业更容易通过离岸外包方式实现组织间和区域间协同,从而提升产业生产率(Sturgeon,2019)。
这些进展推动服务贸易快速发展,在制造业贸易占全球比重上升停滞时,服务业占世界贸易总额的比重持续上升。
3.数字技术推动形成全球创新链
信息技术特别是数字技术提供了合作创新的新方式。
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将相距遥远的专家联系在一起,并用数字化方式实时共享研发进程。
数字技术崛起,促进产业深度融合与全球价值链重构(GereffiandFernandez-Stark,2019)。
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采用大数据方法追踪了世界上最大的科技集群,研究全球范围内的创新如何相互交织在一起。
研究发现,21世纪之前仅3个国家(美国、日本和德国)就贡献了全球所有专利活动的2/3。
将其余西欧经济体包括在内,这一比例达到了90%左右。
然而在21世纪第二个10年,借助全球研发网络,世界其他地方贡献了所有专利活动的1/3,以及科学出版物的一半。
这表明,全球创新网络的分工更加多元化和多样化,容纳更多经济体。
高技术产品愈来愈复杂,技术与产品迭代愈来愈快,不同部分的制造者发挥特长接续生产互为供求,将继续成为常态并得到加强(KellerandYeaple,2013)。
总之,数字技术和数字产业时代,创新能力大规模地跨国界转移,科技能力中愈来愈多的部分跨越国界成为全球性的系统,融入全球产业链、创新链对各国来说都有重要意义。
数字技术推动或依托数字技术发展的全球产业链和创新链,是一种新趋势,也必然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
下面一些观点比较集中和突出。
一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助力全球产业分工。
复杂产品进行全球分工,技术匹配、质量匹配和迭代同步的成本较高。
数字化模块可以使复杂技术相对标准化,使其易于传递和学习,为来自发展中国家的公司加入并向价值链上移提供了新的机会。
以汽车行业为例,汽车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系统,包含超过15000个不同的部件,这些部件往往是专门设计的,难以替代。
21世纪以来,汽车工业设计和生产转向模块化。
例如,2013年尼桑将一种名为“通用模块族”的设计方案引入到几款关键车型的生产线上。
该方案的目标是重新配置生产系统,以降低成本,同时保持产品线的多样性。
它增加了标准化的通用组件的比例,可以在不同的模型之间共享,同时也通过大量购买通用输入来降低成本。
大众也设计出了“模块化横向矩阵平台”,以开发各种不同的产品,包括其标准车型(例如高尔夫)和豪华车(例如奥迪)。
2015年丰田为普锐斯采用了“丰田新全球架构”,而现代汽车在其全自动装配系统的帮助下,大规模外包其主要汽车零部件,包括驾驶舱和底盘。
总之,模块化减少了技术门槛,也极大地降低了整合技能和资本密集型价值链中所需的研发(R&D)、边做边学以及生产一个产品所需的互补技能的数量(TakeishiandFujimoto,2001;XingandHe,2018)。
模块化还使公司能够将设计、生产、装配和销售等任务分解,并通过便捷高效的数字网络将分散部分有效连接、同步迭代、共同提升。
二是研究应用数字技术如何助力产业链各个部分提高生产率和降低成本。
数字平台作为全球价值链重构的核心驱动力,将传统的价值链驱动方式改造成为平台驱动,通过控制跨境数字贸易的交易数据,再利用算法对消费者需求进行分析和预测,指导供应商的生产行为,助力企业提高生产率和效率。
区块链技术能够大大提高交易的效率,降低交易成本。
例如,制造一架飞机需要来自全球的数万个零部件,而数字技术可以帮助制造商迅速而又准确地了解这数万个零部件背后的海量信息。
有国际权威报告显示,欧洲飞机制造商空中客车公司已经开始利用区块链技术分析供应商及组件源头,从而有效降低了空客零部件修复的时间与费用。
三是研究数字技术如何消解距离影响降低全球分工的成本。
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技术的发展,降低对生产要素的跟踪和监控成本,从而降低协调和匹配成本,强化当前的全球价值链结构。
Abel-Koch(2016)研究发现,数字技术可以通过缩短距离和降低贸易成本帮助中小企业更多地参与到全球价值链中,让它们在全球价值链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
Lanz等(2018)的新研究表明,在发展中国家,获取数字技术对中小企业参与向后关联的全球价值链以及中小企业的出口总额具有积极影响。
尤其在贸易和增长放缓的时代,发展中国家通过推进提升全球价值链参与度的改革,才可能在竞争中实现自身能力的提升,并因此获得更大的收益。
本部分的分析表明,“外循环”随时代变化不断发展变化,从产业间分工、产业内分工向全球产业链、全球创新链演进,并在近十几年来进入数字产业链和创新链阶段。
由于各国的国情、发展阶段和外部环境不同,“内循环”和“外循环”的地位、比重和两者关系有较大差别,有不同的权重和互动关系。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
要素禀赋失衡与较大规模外循环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循环的地位持续提升,在促进增长、结构调整和技术进步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及外循环地位持续上升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外循环在我国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全球分工格局与我国的贸易结构有较强的相关性。
本部分我们从中间产品出口比重、外商投资企业出口比重、加工贸易出口比重和对外贸易依存度4个方面,分析外循环的地位及变化。
1.中间产品出口占出口比重高
20世纪90年代,中国通过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嵌入全球价值链,中间品贸易占对外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增加。
1998~2019年,中国中间产品出口占总出口比重从36.5%提升到45%。
中国出口的中间品在全球中间品出口份额也大幅上升,从1998年的2.38%上升到2019年的11.78%。
随着中国在全球制造业价值链中地位的稳步提升,中国在中间产品出口方面的地位比以前重要得多,这意味着中国生产能力的任何中断都可能比过去更严重地影响世界其他地区(见图5)。
2.外商投资企业占出口比重高
外商投资企业是全球分工体系的重要推动力量,跨国公司分布在世界各地企业之间的贸易是全球产业分工链的重要纽带。
外商投资企业在一国对外贸易中所占的比重,能够显示出该国参与全球分工链的广度和深度。
我国是吸收外资的大国,外商投资企业出口占有重要地位,带动我国产业广泛加入全球产业链之中。
首先,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在全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持续大幅度上升。
外商投资企业的进出口额从1991年289.55亿美元上升到2018年的19680.70亿美元,占全国进出口总额的比重从1991年的21.34%上升到2018年的42.57%,其中2005年前后占比最高,将近60%。
出口额从1991年120.47亿美元增加到2018年10360.16亿美元;进口额从169.08亿美元增加到9320.55亿美元(见表2)。
其次,外商投资企业出口较多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商品,提升了我国出口商品总体结构。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型跨国公司对中国的投资增长很快,促进了中国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制造业的发展。
与此相对应,90年代中后期,中国出口商品结构有明显改善,表现为出口商品中高新技术产品比例上升。
外商投资企业对此有贡献。
1996年,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为74.21亿美元,2017年已增加到3550.6亿美元。
外商投资企业出口的高新技术产品在我国高新技术产品出口额中的份额,从1996年占58.6%,上升到2005年的88%。
近年来,随着国内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的快速增长,外商投资企业高新技术产品出口所占的比重逐渐回落并相对稳定,2017年为53%左右(见表3)。
3.加工贸易占出口比重高
加工贸易是全球产业链贸易典型形态,是一国按照国外委托方的要求,进口原料、材料或零件,利用本国的生产能力加工后再出口的贸易形态,其目的是获得加工费收入。
加工贸易方式多种多样,常见的有进料加工、来料加工、装配业务和协作生产4种。
这是一种典型的全球产业链贸易形态:
一国仅加工制作某个产品中的一部分或者某些工序,整个产品由多国共同制造完成。
典型模式是:
美国、欧盟和日本提供资金、专利、设计和技术,零部件在中国、东亚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生产,加工组装在中国,最终产品销往美国、欧盟和日本。
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加工贸易在中国对外贸易中有重要地位,占对外贸易总额的比重曾经多年高达50%以上,占出口总额的比重高达55%以上(见图6)。
4.对外贸易依存度显著上升
外贸依存度定义为一国对外贸易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用于衡量该国经济增长与国外资源和市场的关联程度,比重的变化意味着外循环地位的变化。
外贸依存度还可以分解为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即出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市场的重要性;进口依存度即进口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反映了国外供给的重要性(沈利生、吴振宇,2003;王直,2007;刘亚军,2010)。
图7展示了改革开放后的前30年我国外贸依存度、出口依存度和进口依存度的变化趋势。
图中显示,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明显上升,从1980年的14.1%上升到2006年的最高值64.48%,外循环在国民经济中的地位显著加强。
二、要素禀赋失衡与扩大外循环的重要性
从前面部分可以看到,在21世纪第一个10年,衡量我国外循环比重的几个指标都比较高,这对一个十几亿人口的超大规模国家来说实属“非常态”。
导致外循环“失常”高比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我国要素禀赋严重失衡,较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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