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中庸之道中国传统文化专题论文docx.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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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之道：

中国传统文化的骨髓

中庸之道是中国文化的骨髓，作为一种方法论，它已经深深渗透到了与中国文化有关的每一个元素和成分之中，成为构成普遍的文化心理和社会心理的核心要素之一。

每个置身于中国文化视野中的社会成员，无论你愿不愿意，承不承认，你都无法摆脱那与生俱来的中庸的思维模式和价值观。

因此，正确地认识中庸之道，并加以合理的应运，既是一种智慧，也是一种无可回避的文化责任。

中庸思想起源很早。

《尚书》中就已经记载了很多关于古代圣王执中、行中的例子。

如《盘庚篇》的“各设中于乃心”、《吕刑》“罔非在中”、《诏诰》、《洛诰》的“时中”、《酒诰》的“作稽中德”等。

在《尚书·大禹谟》中，有被宋儒称为“十六字心传”的那一着名的箴言：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

”《尚书·洪范》记载，周武王向殷代的遗臣箕子请教国事，箕子提出九条大法，其中就有中道的思想：

“无偏无颇，无偏无党，王道荡荡。

”由此，我们可以把《尚书》中强调“执中”的政治智慧，看作是中庸之道的思想源头。

“中庸”一词，语出《论语·雍也》。

孔子说:

“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意思是，中庸乃至高的道德修养境界,长久以来，很少有人能做得到了。

孔子这样推许的“中庸”，其含义到底是什么？

其境界到底又有多高呢？

朱熹解释说：

“子程子曰：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

”这样，中庸一词的含义就是，中是一种凡事都追求不偏不倚，无过不及的最为恰当的状态；庸，则是说这样做是不可更易的常理。

概括而言，中庸的含义就是，中是一种常理。

另一种解释来自汉代的郑玄。

他注解说：

“中庸者,以其记中和之为用也；庸,用也。

”意思是，中庸，就是中道之运用。

这两种解释，在“中”的含义为中道上没有差别，只是在“庸”的含义上有一点分歧，而这一点分歧实际并不是本质性的。

如果一定要从文字学的角度分析，参照许慎《说文解字》的说法，“中，内也；上下通也”、“庸，用也，”则“中庸”的本义就是中道的运用，郑玄的解释更符合中庸的本意。

不管怎样，中道本身便是极高极难的标准。

这一点，也可以通过孔子的其他言论来参证：

“无适（di）也，无莫也，义与之比。

”（《论语·里仁》）、“过犹不及”（《论语·先进》），意思就是凡事都要尽可能追求最为恰当合理的处置，不能过，也不能不及。

打个比方，比如勇敢，过了就是鲁莽，不及就是懦弱，只有恰如其分的勇敢，才符合勇敢概念本身。

事实上，中庸本来是一种道德修养境界，但是孔子把它普泛化了，在这种普泛化的过程中，中庸也自然而然地转换为一种方法论了。

一件事我们可以尽可能追求最优解，但是每件事都要追求最优解，实在是太难了。

这样一个最优解，怎样才能做到呢？

孔子的教导是：

“子曰：

吾有知乎哉？

无知也。

有鄙夫问于我，空空如也。

我叩其两端而竭焉。

”（《论语·子罕》）“子曰：

…执其两端，而用其中于民”（《中庸·第六章》）。

叩其两端或执其两端，就是指从事情的两种极端的状态入手，认真推敲研究，仔细体会把握，寻求和两种极端完全不同的最优解。

以勇敢为例，我们只有从勇敢的两种极端状态入手，认真推敲研究，仔细体会把握“鲁莽”和“懦弱”，才能真正懂得和运用“勇敢”。

需要说明的是，孔子所倡导的这种思维方式，很容易被误解为折衷主义，事实上，中庸之道的思维方式和折衷主义完全不同，叩其两端的方式，更加接近于现代逻辑中的试错法。

为什么孔夫子要悬置这样一个大家都很难做到，却又不得不努力去做的高标准，引导这样一种理想主义的方法论呢？

缘由大约有三。

其一，儒家以祖述尧舜，倡明先王之道为己任。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很容易把先王之道理想化。

中道的思想作为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等古代圣王的成功秘诀，被儒家抬高到理想化的程度，更是情理之中的事；其二，儒家的中庸之道是古代农业社会大环境下的产物。

在农业社会中，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单一性，以及由单一性而必然存在的重复性，乃是儒家倡导凡事追求最优解思想的社会背景；其三，同时，农业社会生产和生活的慢节奏也为儒家凡事追求最优解的理想化方案提供了时间上的可能性。

（作者：

王泽民/西北民族大学管理学院教授）

中庸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摘要中庸思想是儒家乃至整个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思想，是几千年来中华民族伟大智慧的结晶。

近些年来“国学”的研究逐渐成为热门，受到国内外的密切关注和极大兴趣。

本文就中庸思想的源流和逻辑结构、中庸思想被曲解的原因，中庸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以及对未来中国的影响等几个方面，试图以哲学和文化的视角来寻找其中的问题和解决的方法，为增强中华民族的自强精神，为创建未来社会的和谐和全面发展进行有益的探索。

关键词中庸思想；传统文化；逻辑结构；民族心理

中庸思想是儒家思想的核心学说，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从它形成到现在，一直为民族精神的构建、民族智慧的繁衍、民族文化的发展发挥着不可估量的作用。

而且中庸思想也随着中华文化的发展传播到世界范围，为全世界追求智慧和进步的民族输送着营养，可以说中庸思想的内核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被广泛的认可和研究。

但是，我们却惊奇地看到，中庸思想却在其诞生的地方日益式微，在很大程度上被误解、歪曲乃至于攥改，以致于人们提到中庸就联想到调合、折衷和不偏不倚。

换句话说，学术上的显学却在现实中逐渐成为险学，成为人人敬而远之的陈年旧帐。

一、中庸思想的源流和逻辑结构

（一）中庸思想的源流“中庸”一词最早见于《论语·雍也》：

“子曰，中庸之为德也。

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据不完全统计，《论语》中提到“仁”的地方有109处，而提到“中庸”一词却只有此一处，所以学者一般认为，“中庸之为德”并非孔子思想体系中的核心命题，他们认为孔子思想体系的核心就在于“仁”，“仁”与“中庸”的关系在《论语》中并不明晰，直到战国时期，从孔子的学说中分裂出荀子学派和思孟学派，孔子的“中庸”思想由思孟学派的重要着作《中庸》体系化并发扬光大，“中庸”方成一个独立的哲学范畴。

和《大学》一样，《中庸》也是后人从《礼记》中分裂出的一章，它出自《礼记第九中庸》篇，到宋代，理学大兴，程颢、程颐重新注释《中庸》，到了朱熹，将《中庸》列为经部，与《论语》、《孟子》《大学》合称为“四书”，并且逐渐以儒学十三经为主要内容，融诸子百家，以儒释道为核心的中华传统文化体系。

从此以后，一方面中华传统文化完成了其最后一次整合，更加呈现出其系统性和完备性，另一方面中国也开始以程朱所着的儒家典籍为内容，运用“八股文”的形式选拔政府官员。

文化现象开始被政治化了。

从“中庸”字义上来讲，“中”字在先秦古籍中常见字义有三个：

一是指中间、中等、两者中间；二是指适宜、合适、恰好、合乎一定标准；三是指人心，内心即人的内在精神世界。

程颐的诠释为：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

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朱熹的诠释为：

“中庸者，不偏不倚，无过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至也。

”马道宋先生在他的着作中对中庸解释为“中，是做事之准，恰到好处；庸，是做事之狠，坚定不移。

中是智者，庸是强者。

”而在《中庸》中，却有着这样的解释：

“喜怒之未发，谓之中；发而皆中节，谓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大道也。

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

”朱熹又注曰：

“喜怒哀乐，情也。

其未发，则性也。

无所偏倚，故谓之中。

发皆中节，情之正也。

无所乖唳，故谓之和。

人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体也。

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离之意。

“由此可以看出，”中庸“首先不是简单的”折中“和”无作为“的意思，它不仅有丰富的社会学，伦理学涵义，还有其完整、严密的逻辑关系。

（二）中庸思想的逻辑结构中庸思想的内在逻辑可以概括“尚中”、“时中”、“中正”和“中和”四个方面。

“尚中”是中庸的逻辑起点，其内涵是“无过无不及”；“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其基本内涵是“无可无不可”；“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准则，其基本内涵是“礼义”；“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其内涵是天人和谐之美。

正如上面所说，“尚中”的思想古已有之，而“时中”“中正”和“中和”则是孔子对“尚中”思想的发展，也是中庸思想所在，更是后世研究中庸思想的圭臬和中庸思想被误解、歪曲、简单化的症结所在。

“尚中”是中华文化的重要标识，也是儒家文化，特别是中庸思想的重要标识，比如我们的文化被称为中华文化，我们国家被称为中国等等。

为什么说“尚中”是中庸思想的逻辑起点呢？

因为“中”是孔子品评人物、选择朋友的标准之一，是其自我修养的准则。

比如，子贡问：

“师与商也孰与？

”子曰：

“师也过，商也不及。

”曰：

“然则师愈与？

”，子曰：

“过犹不及。

”（《论语·先进》），这一点就说的很清楚了，过分和赶不上同样不好，由此可见，孔子的“中”的标准就是“无过无不及”孔子还强调，得不到合乎中道的人和他交往，不得已而求其次，也一定要交到激进的人或狷介的人。

这仍是一个中的问题。

至此，我们不妨反思一下，为什么在诸子百家之中，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惟独以儒家文化为正统呢，应该和这种“尚中”的思想有关吧。

为什么中国这样一个大国经过几千年没有像其它文明古国一样消亡或分裂，应该也和这种尚中的思想有关吧。

为什么“时中”是中庸的内在本质呢？

在孔子对《周易》做的《易传》中，对“时中”的概念阐释得比较明晰，《艮》之《彖传》曰：

“艮，止也。

时止则止。

时行则行，动静不失其时，其道光明。

”强调或止或行，或动或静，都要因其时，“时止时行”就是“与时谐行”，也可以理解为与时俱进。

“动静不失其时”也就是“时中”，“时中”即“中”而因其“时”，“时”而得其“中”，得其“中”所谓经也。

因其“时”，所谓权也，有经有权，故能变通。

此所谓“变通者，趣时者也”。

变通趣时，即变化日新。

能趣时变通，即是“识时务”也。

由此可见，中庸思想并不是静止的而是不断变化的，这也正是中庸思想的生命力之所在，任何一种东西，都不会因为其能够适应环境的变化而消亡的。

相反，那些被认为是最完善的事物，却会因为其拒绝变化和改进而最终走向消亡的，巴比伦文明正是如此。

为什么“中正”是中庸的规范原则呢？

前面强调的“尚中”和“时中”，一个重在状态，一个重在过程，但是，以什么为标准呢？

孔子就特别强调“礼“，所以“礼”就成了中庸思想的规范原则。

孔子说：

“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

”（《论语·里仁》），朱熹《集注》引谢氏曰：

“适，可也。

莫，不可也。

”也就是“无可无不可”，正如孔子所说：

“礼乎礼，所以制中也。

”（《论语.仲尼燕居》）在此，我们暂且不必去深究“礼”的内容，我们只需看清“礼”的必要性。

我以为，“礼”的实质在于构建一个社会的道德平台，进而用以维系一定的社会关系，这种平台的效力应当弱于法律，但其出发点却高于法律，是一种统摄人的灵魂和集体意识的工具。

正如孔子所言“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论语.子路》）。

所以《论语》中反映“中庸”与“礼”的材料比比皆是，比如，“恭而无礼则劳，慎而无礼则葸，勇而无礼则乱，直而无礼则绞。

”（《论语·秦伯》），“君子博学于文，约之以礼，亦可以弗畔矣夫。

”（《论语.雍也》），当然，封建社会的一系列的礼教，并不是不可以改变的，在有宋以后，正是因为墨守了“礼”的成见，才导致了国势的式微，这是“中正”而不能“时中”了。

什么是“中和”呢？

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也是孔子的政治理想，孔子在《礼记·礼运篇》中说：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

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残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妇有归。

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

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

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无乱贼而不作。

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纵观这个“理想国”的关键就在于一个“和”字，所以孔子把“和”放在相当重要的位置。

《中庸》开篇就提出了“中和”说。

据《左传》中记载，着名政治家子产临终时告诉他的接班人大叔说，为政的关键，在于针对不同的对象，或宽或猛，宽猛适中（《左传·昭公十二年》）。

孔子评价说：

“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

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

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左传·昭公二十年》）。

所以，在这里，中庸就不仅仅是“尚中”、“时中”和“中正”了，而是一套灵活自如的辩证法了。

从中华民族的民族特质来看，正是因为“和”的思想，我们才取得了古代文明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和”的思想，中国才能成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首倡国，受到世界的尊重，许多人一直批评中庸是调和主义，妥协主义，至此，应该可以说明白，是我们并没有搞清楚中庸的全部内涵，换句说，我们只看到了“中”一面，而忽视了“庸”（即用）的一面。

二、中庸思想被曲解的原因中庸思想是一个庞杂丰富的体系，它对于中华民族文化特质的形成和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对于中国人的心理特质的形成和发展也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也有着不可估量的贡献。

但是，为什么中庸思想在它的发展中却被一代一代的误解扭曲、淡忘甚至于摒弃呢？

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中国人的心理特质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大家都喜欢于“叶公好龙”的事，每每有很多东西让大家羡慕不已，梦寐以求之。

可是一旦得到以后，却常常不知所措，或者就置之不理了，比如对于鲁迅精神，可以说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像鲁迅一样的民族精神和批判意识，所以每个时代都在倡导鲁迅精神，可是仔细想一想，我们哪一个历史时期又能够容许鲁迅式的人物随意说话呢？

在中华文化中，“木秀于林，风必摧之”的心理特质还是比较严重的。

所以，中庸思想的式微，是否也和这样心理特殊性质有关呢？

中庸思想被曲解，可以肯定的原因至少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基于中国人的语言方式。

汉语是人类语言中表意最为丰富的语言之一，经过几千年不间断的发展，已经形成浩如烟海的语意集合，这一方面为人们的思想表达和信息传递提供了广泛的空间。

一方面也为信息传递的误码埋下了隐患。

一个意思，可以若干种表达方式，意思可能只会有细微的差别，即使同样字面也会因为断句和语音的轻重、语气的高低、神志的差异、语境的不同而产生不同的表意结果。

比如，康有为在《新学伪经考》中，极力从孔子的思想中为其维新变法寻找依据，所以，他对《论语》中：

“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作了“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从而为自己变法找到了理论依据。

这样的例子在对典籍的诠注和训诂中比比皆是。

一句话，中国汉语的发散性和不确定性造成了语意外延的扩大和语意表达的不准确。

所以，中庸思想的发展也面临这样的问题。

它自从《礼记》中的一个章节发展到成为“四书”以及后来“十三经”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来，注者蜂起，争论不断，莫衷一是，最后几乎所有的观点都不能称之为中庸本义了。

（二）基于中国哲学的研究方式。

我们知道，关于中国有没有哲学或者有没有中国哲学的争论在学界依然没有定论，我以为问题争论的焦点就是中国哲学的研究方法问题。

假如按照“哲学”一词在西方的定义来看，中国可能真的没有哲学，换句话说，中国没有西方那种形而上的纯之又纯的哲学体系。

在中国，一般认为文史哲是不分家的，所以所谓的哲学着作也是社会学着作、政治学着作。

所谓的哲学思想也是伦理观念，也是政治观念。

这也为中庸思想的发展造成了一定的障碍，换句话，研究者不能很好地理清中庸思想的哲学定位，使之处于“蝙蝠状态”。

按受者对中庸思想敬而远之，望而生畏，逐渐也就淡而化之了，这是中庸思想、传统文化在很多地方面临这样的尴尬，一方面是研究者、学术界有识之士大力倡导，一方面是社会受众的大而化之，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使传统文化在很多时候“叫好不叫座”。

另外，就中国的文化特质来说。

其思维的发散性不严密性导致了中国哲学和中庸思想发展的非线性。

我们知道，在西方哲学发展史上，有一套完整的承递系统，比如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到亚里士多德，从英国经验论到法国唯物论再到德国古典哲学，从叔本华到尼采到海德格尔，等等，都表现了很完整的继承性，发展性和创造性，而在中国，精典的着作一般都是微言大义的语录体，只讲其然，而不讲其所以然，故而为后世留下诸多迷团和悬案。

比如孔子，连他最得意的弟子颜渊也说：

“夫子之道，仰之弥高，钻之弥坚，忽焉在前，忽焉在后。

”（《论语.子罕》），所以在孔子身后，儒家学说一分为八，每一派都有自己的“如是我闻”了。

正如庄子所言：

“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

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

”（《庄子.外物》）还有，中国人是不太重视逻辑思维的，其特点是重感性而轻理性，重宏观而轻微观，重暗示象征而轻科学论证。

正如冯友兰先生指出：

“……有些中国哲学家的着述中，内容不相联系，但没有说明……用格言，比喻和事例来说理，难免有不够透彻的地方，只能靠其中的暗示补足。

明述和明示正好相反，一句话越明晰，其中就少暗示的成分，正如讲话，越是采取散文形式，就越不象诗。

中国哲学家的语言如此不明晰，而其中所含的暗示则几乎是无限。

”就《中庸》的文本而言，也同样存在这样的问题，虽然没有运用大量比喻和事例，但是格言体的风格，也让人找不到中庸的不二法门。

比如，什么是“中”，什么是“庸”，为什么要“中”，为什么要“庸”，夫子从来没有论证过，颇有点禅宗“不立文字，直指人心”的意思。

（三）基于政治意识对儒家思想和中庸思想的戕害这一点比较难以理解，作为一个学术思想或学术流派来说，他们最大的愿望也就是使自己的主张能够得到广泛的承认和应用于实践，特别是得到上层建筑的践行，当年孔子、孟子等人奔走于列国，正是为了宣传自己的主张，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所以他们会不失时机、不辞辛劳，甚至会不择手段地寻找施展自己的平台，那么为什么说中庸被政治意识戕害了呢？

我以为原因有三：

其一，任何学术思想一旦变为政治纲领或政治语言，便也同时由形而上走到了形而下。

学术思想被贴上政治标签，便没有了自身的面目，转而成为某个政治群体实现政治目的的工具，成了政治家的拐棍，可能为登山者提供了便利，但最终还是消磨和扭曲了自己。

众所周知，儒学经历了董仲舒的改造，融入阴阳家的思想，完成了其“天人感应”的系统，最终被雄才大略的汉武帝采纳，程朱鼎定了理学在中国的地位，形成了融释道为一体的大儒家文化，但同时也彻底剪断了儒学文化与孔孟文本之间的脐带，从此以后的经典，几乎成了对官方思想的演绎；其二，学术思想的政治化导致了学人意识的僵化和大众理解的教条化。

也就是说，这些东西一旦被认为天经地义的真理，就很少再有人去质疑和进一步研究它了。

我以为这是儒学和中庸思想在中国式微关键原因之一。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儒学精神所教给人们的“顺从意识”，恰恰把自己作茧自缚了，而我们却在大声疾呼儒学精神的复兴。

其实，我所呼吁的并非是支离破碎、僵化的儒学精神，而是一个活的、完整准确的儒学精神。

中庸思想在一元化社会必然会发挥巨大的作用。

只要我们拥有的是“本中庸”和“真中庸”。

其三，政治的一元化导致了其他学术流派发展的滞缓，从而使主流思想失去了参照系。

这个原因不难理解，绝对的光明和绝对的黑暗同样可怕，一元化的声音久而久之也会令人生厌，以至于在后来的社会变革中被全盘否定。

“倒洗澡水的时候，连小孩也倒掉了。

”三、中庸思想在传统文化中的作用以及未来中国的影响这是一个重要而不被重视的问题。

因为很多对于传统文化和儒家思想理解常是“吃人的礼教”或者是“三纲五常”“三从四德”，众多的研究家们也更多的愿意从“仁”的角度去研究儒家思想和传统文化。

我以为，这恰恰是本末倒置，抛开了中庸去强调其它，再美好的蓝图却无疑是空中楼阁，沙上建塔。

中庸思想不但是儒家思想的核心，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中国是一个比较不善于理性思维的民族，所以它的实践中应用的东西在理论上往往不能引起足够的重视，中庸思想正是如此，我以为有以下几点：

第一，中国传统文化的诸多价值观都来源于中庸思想，中庸在诸多价值观中又居于主导地位。

兹举三例以证之：

其一，“和”的思想前文已经说过，中和是中庸的理想目标，《中庸》开篇就讲“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齐焉”，这也是孔子心目中的理想国。

所以中华民族也是一个主张和平、和善、和解的民族，比如《孙子兵法》，本来是一本探讨如何打仗的书，本来是与“和平”悖道而驰的，但是孙子一篇就讲道：

“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

”（《孙子兵法.始计篇》），又讲到：

“凡用兵之法，全国为上，破国次之；全军为上，破军次之；全旅为上，破旅次之；全卒为上，破卒次之；全伍为上，破伍次之。

百破百胜，非善之善者也；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孙子兵法谋攻篇》）一个核心的意思：

打仗的最高境界是不打仗而解决问题，正是一个和字，也正是这一价值观造就了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巨大凝聚力，也有了新中国在国际上形成高度共识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

其二，“无为无不为”的思想其实在这一点上，儒家和道家是相通的，很多人片面地认为道家是“无为”，而儒家是“无不为”。

或者称之为“出世”和“入世”，如果从中庸的观点来看，就没有这么明显的界限，就儒家而言，仍然是强调无为的，比如“君子敏于言而讷于行”（《论语.里仁》），“索隐行径，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

君子遵道而行，半途而废，吾弗能已矣。

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中庸.第十一章》）所谓的无为，并不是没有作为，不去作为恰恰是为了有更大的作为，而不去做那些不该做的。

又如道家的无为，国学大师梁启超是这样评价的：

“常人多说老子是厌世哲学，我读了一部《老子》，就没有看见一句厌世的话。

他若是厌世，也不必着这五千字言了。

老子是一位最热心肠的人，说他厌世的，只看见‘无为’两个字，把底下‘无不为’三个字读漏了。

”中国人正是找到了“为”和“不为”之间的“中”，才把中华传统文化的技术和艺术发挥到了极致。

其三，“尚中”的思想中国人的“尚中”情节是不言而喻的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之一，正如前文讲过，连国名也叫“中国”，“尚中”的情节就可想而知了。

这些不仅表现在核心层和制度层，比如诸多的典籍和规章制度。

无为以“中”为最佳状态和最高境界，比如孔子说：

“龙，德而正中者也。

（《易传文言》），将最高的道德标准归纳为正中。

而且还表现在器物层。

比如建筑、音乐、美术、艺术等，无不体现”尚中“的因素。

换句话说，”中庸“的”中“既是传统文化的最低标准，也是最高境界。

正如孔子所言：

“中庸之为德，其至矣乎！

民鲜久矣。

”这里面有我们永远汲取不完的智慧。

第二，中庸思想在融合和协调各派思想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因为中庸思想的包容性，也决定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

其一，中庸精神促使了儒家思想本身的完善虽然前文讲过，因为中国语言的发散性和不确定性导致了对经典解释的多样性，但这恰恰在客观上也是一个对经典的完善过程，每个学者，或者大儒们，他们总是根据自己的理解或理解的理解对经典做出评价和诠释，从而在客观上使儒学能够适应一时一地的环境，并且也推动了儒学的发展。

但是，所谓革新和守旧总是一对矛盾的两面，儒学的每一步发明，都要受到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强大阻力。

而中庸每每在这时也起到了协调的作用，因为大家的许多分歧都会在中庸或者说“时中”的框架下达成共识。

久而久之，中庸的思想也成了所有的思想流派的共识。

记得在安徽的徽州有一条有名的“六尺街”，相传两家人为三尺宅基地挣得不可开交，于是有一家写信向在京做大官的族人求援，不料却收到了一纸书信，上面题了一首诗：

“千里捎书只为墙，让他三尺又何妨。

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于是两家人都觉得不应该，都让出了三尺，就有了这条“六尺街”。

这就是中庸的力量，也是包容的力量，“海纳百川，有容乃大”。

其二，中庸思想对儒家文化的形成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所谓的大儒学文化，或者也可以称之为大中华文化，是指融儒释道为一体，以儒家为主的文化。

这种文化的形成大约在北宋理学的出现以后。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在此以前，中华文化还不能说是一个完整的文化形态，各种思想还是各自为政。

要么各自相安无事，要么在政治舞台上交替上场，比如南北朝时期可以被认为是佛教大兴其道的时期，唐代又以道教为国教。

同样，在历史上也出现了范缜拆庙、韩愈上书谏迎佛骨的事件。

但是，自从禅宗在佛教的地位确立，理学大兴其道以来，各种思想也就越来越显得中庸了，相互包容，相互印证。

所以，我们才看到了北宋的苏轼入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