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参与性发展.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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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参与性发展

第二章参与性发展

参与性发展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末，盛行于20世纪70—90年代，迄今已成为国际发展实践的主流理念。

此概念是在对传统发展思想反思的基础上提出的，包括参与性发展理论、参与性发展研究与实践框架、参与性发展研究与实践方法以及参与性发展研究与实践工具，是一套完整的框架体系。

本章主要介绍对传统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参与性发展理论的来源、基本概念、理论与实践以及对参与性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

第一节对传统发展理论与实践的反思

这里的“传统”是就思想方法而言的，主要有两个含义：

一是指以经济增长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二是指与新兴发展理论相比较而言的争论。

“反思”代表着对那些过时的、或者是现存的但与现实发展要求不相符合的事物的重新思考和修订。

虽然从20世纪5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都普遍接受过传统发展理论的指导，但结果并非如预期所愿，甚至出现了发展倒退的现象，这些都被认为是传统发展理论的后果。

此外，传统发展理论中那种企图将西方文明模式复制到世界各地，从而消灭各国在政治、经济和文化机制方面差异的发展目标也越来越受到人们的质疑。

可以说，对于发展的反思是与发展中国家追求发展的脚步相伴而行的。

一、认识论层次的反思

（一）西方哲学的影响

正如伯特兰·罗素（1992）所言，哲学是用来反映和适应时代变化的。

哲学对时代的反映是最根本和最深刻韵，任何思想都必然受到哲学的影响，因此，对于思想的反思不能回避对其哲学基础的思考。

本部分从认识论角度的反思正是基于此点。

考虑到世界发展的动态、过程对思想体系的影响，以下从西方哲学、量子力学引发的思维逻辑的变化以及知识经济时代强大物质技术对现实文明世界的改变三个方面来讨论。

1．从启蒙运动到科学主义

广义上讲，启蒙运动是指给任何一个社会带来新观念，使人们更愿意接受新生事物，并最终给整个社会带来进步的思想运动。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各国都有一个启蒙的历史时期。

狭义上讲，启蒙运动特指始于16世纪，发生在欧洲大陆、以法国为代表的启蒙运动，该运动大力提倡自然神论或无神论。

此后，在英国、德国直至俄国都产生了以宣扬宗教宽容、政治自由以及无神论为主题的思想启蒙运动。

该运动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改变了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即将人从宗教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人们开始认识到人的命运是由自己来掌握的，而不是由神来控制的。

在启蒙运动进行的同时，西方迎来了一个科学繁荣的时期，笛卡尔（1596-1650）的理性主义和牛顿（1642—1727）物理学体系的建立为西方近代文明的思想体系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毕达哥拉斯主义确认了可知与可感的区别：

可知的才是真实、完美和永恒的，而可感的是表面、有缺陷和瞬间的。

真实的世界存在于对抗倾向的平衡调节之中。

以笛卡儿为代表的17世纪认识论学者继承了上述思想，更注意理性（理论）和经验之间的冲突（奥哈根，1989）。

对于他们来说，理性处于支配地位，而不可靠的感官处于从属地位。

他们根据一些直觉的公理（如笛卡儿的“清晰、明确的观念”）认为理性就是逻辑演绎。

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的争论从此开始一直持续到20世纪。

牛顿在1687年发表了《自然科学的数学原理》，向世人展示了运动三大定律。

于是，自然界的所有运动通过数学这一人造的规则如此精妙地表现出来，牛顿力学定律根本上奠定了人们对世界的看法，它是理性主义认识论的胜利。

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和牛顿力学的发展对于近代西方文明体系的建立起到了支柱作用。

而在17—18世纪开始的工业革命同样推进了近代西方文明的形成。

资本主义的手工工场、科学技术以及地理大发现都推进了产业革命的发展，这是人对自然的巨大胜利。

到了19世纪，欧洲在科学技术的支持下迎来了她的黄金时代。

正如伯特兰·罗素（1992）所言：

“几个世代以来，启发人们的主导思想是关于进步的概念。

把西欧看作施主，而把世界其他部分作为技术上的附庸，似乎世界就朝着一个更完善更文明的境地前进。

”从中已经可以看到传统发展理论的影子。

启蒙运动、理性主义、牛顿力学的发展以及工业革命的相互影响和支持，以及这些思想和技术的结合形成了一种基本的思维框架，即科学和理性是人们认识和改造自然的武器，它们在给人类带来巨大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导致了“科学主义”的产生，即人类对于科学的崇拜。

科学主义是与启蒙运动、理性主义和牛顿物理观密切相关的一种观念，它虽然不能有一个明确的严格定义，但其影响和表现是明显且广泛的。

人们往往把科学当做万能药，期待用所谓“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一切问题，当然包括发展问题。

与科学主义并行的还有所谓的“技术主义”、“工业主义”等现代意识观念，它们都包含了现代主义的内涵。

现代主义实践的产物就是传统发展理论，即现代化理论。

2．从对启蒙运动的反思到反科学主义思潮

西方学者对西方文明思想体系的反思从未停止过。

直到20世纪初，整个欧洲还是一片歌舞升平的景象，但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人们的美梦。

西方学者在现实的推动下更加深了对现存社会思想体系的批判，较为典型的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阿多诺和霍克海默在1947年发表的《启蒙的辩证法》。

书中明确提出，启蒙精神所倡导的征服自然的动力往往转向了目标的对立面，即一种对改造自然的迷信代替了对神的迷信，这使得人最终丧失了自由。

从对启蒙的反思开始，人们开始进一步反思理性主义的哲学基础。

其中，主要是以胡塞尔为代表的现象学和以索绪尔为代表的结构主义（《中国大百科全书》，1987）对二元论的反思。

胡塞尔认为，“现象”是指呈现在人的意识里的一切东西，现象学的任务就是从“现象”中找出“本质”，亦即对现象进行合乎理性的探讨，从而为科学提供理性的根据。

可见，在现象学看来，理性与感觉完全统一在了现象这一基本概念当中，而回避了理性主义和经验主义之间的争论。

结构主义是在20世纪60年代现象学之后崛起的哲学思潮，对社会科学研究影响极大。

其核心是结构主义方法，这种方法强调在研究中将对象分解后进行重新组合，以引起整体性的变化，认为整体对部分具有优先性，如果不了解整体根本就无法了解部分。

现象学和结构主义对理性主义的挑战表现为由此而产生的反科学主义思潮。

如前所述，现代主义包含科学主义、技术主义和工业主义等内涵，它们具有共同的价值取向，即科学的、技术的等于进步和发展，用科学的标准来衡量一切，用科学的方法来处理所有问题。

而反科学主义则对此采取了根本的怀疑态度。

反科学主义的怀疑立足于反对机械唯物论和还原论，其中的代表思想是存在主义和解构主义。

存在主义的特点是把个人的非理性意识活动当做最真实的存在，并作为其哲学的出发点，是一种以人为中心，尊重人的个性和自由的哲学。

解构主义又称为后结构主义，是对结构主义的辩证发展，它以消解一切传统、权威、中心、等级、秩序和信仰为己任，崇尚非整体、非同一和不确定性（张雄等，1999）。

解构主义的代表人物米歇尔·福柯宣称要“尝试进行一种非中心化，即不让任何中心享有优先地位”。

综上所述，基于科学主义和理性主义之上的传统哲学受到了激烈的挑战。

在传统哲学的影响下，传统发展理论强调以已有的理论去理解和改造现实的对象，而从根本上否定了发展对象所具有的能动性。

由于传统发展理论认为所有的事物都可以被还原和肢解，因而，在此理论指导下的发展实践往往仅注重局部细节，而忽视整体。

例如，传统发展理论往往会将基础设施建设或移植一种教育制度当做发展的本身，而把对西方社会的逐步复制作为发展的手段。

（二）量子力学带来的思想上的飞跃

自然科学，尤其是物理学，已经成为公认的人类知识体系的基础，从其中生发出来的对于世界的看法和思想决定了社会科学思想体系的逻辑框架。

传统物理学的成功使人们把它的完整理论复制到了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一些基本的物理规律和机械模型成为人们进行社会研究的样本，研究者对待任何的社会科学现象都要寻找能量和机制。

然而，爱因斯坦对传统物理学中时间和空间的概念提出了质疑，量子力学又对客观事物的可知性提出了怀疑，并从根本上动摇了牛顿力学所描述的物质世界，从而推进了人类的认识。

量子力学为理解物理世界提供了最具创造性的概念：

亚原子并非作为一个实在的“粒子”存在，而是作为一个波函数。

这个概念可以扩展到社会领域，因为所有事件的发生和结果都是以可能性存在的，而不是以事实本身存在的。

进一步推至人的行为也是如此，因为他们的思想和行动并非永远固定不变。

一些可能性极大的事件可能没有发生，同时，只要具有可能性的事件就可能发生。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世界上，可能要远远多于存在，即实际当中所真正发生的只是众多可能性中极小的一部分。

当一种可能性从众多的、竞争的可能性当中脱颖而出变为事实以后，实际的发展将面临另一个未知的世界，又有纷繁的可能性有待产生，其中的一种可能性会得到发展成为现实，而其余的都会在潜在中消逝。

量子力学理论的一个重要哲学意义是它揭示出物质世界是一个可能性的世界。

社会科学所研究的对象是随时空变化的，这种变化的方向是以多种可能性来表现的，而社会科学所能够做的就是促进那种最符合研究设计的可能性的产生，即社会科学研究的理性应该表现在这种促进的行动中。

在实际的行动中，不同人的想法和行为是相互影响的，这也是社会科学研究比较复杂的重要原因。

这种思想逻辑使所有的社会科学对于有关人的理解从牛顿式决定论和机械论转向一个以可能性假设为主要特征的模型。

量子力学理论对人类知识体系所产生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它对世界新的理解方式在新兴的哲学流派中得到了印证，其中现象学和存在主义思潮对世界的理解在许多方面与量子力学异曲同工。

现象学认为应该把世界理解为一个现象的世界②：

通过对话和行为来减少主观和客观以及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差别，对话和行为于是成为解释周围世界的唯一的手段，每个人都需要注视和吸收其他人的解释。

这个过程要求人们的分析框架发生转变，要求人们除了要重视理论以外，也要重视经验。

实验证据表明，即使对于同一个决策来讲，也同时存在着不同的偏好，而根本不是传统上的不变偏好，这对习惯上所谓的“理性的决策”提出了挑战。

根据存在主义，世界还应该被理解为存在的世界：

在现实世界当中，人们永远面对着一连串程度大小不同的可能事件，即从动机到行为的所有事物的发生都要受到环境的影响，环境决定了发生的可能性，而在环境当中起到重要作用的往往是其他人的意愿、能力、计划等。

混沌理论认为，在本体论上有关人的行为的伦理和命令（即外在约束和内在约束）与存在主义哲学有关，所谓小原因引起大后果。

人们一旦认识到世界不应该被看做一个巨大的机器（而这正是在牛顿和拉普拉斯影响下的传统思潮所认为的），就能得到一个必然的结论：

人们应该以一种“学习过程”的方式来行为，以期影响和改变周围的环境因素。

这样做未必就能成功，但在主观想法与必然的发生之间毕竟存在着得到更好结果的可能。

存在主义哲学为人们在混沌世界中的行为和生活提供了更好的思想框架。

除量子力学外，熵理论同样给人类的认识论带来了重大的启示。

该理论说明了一个小原因是如何引起巨大影响的。

例如，在大气系统中，某点一个微小的变化可以引起整个气候系统大范围的连续变化。

可见，非线性变化是普遍存在的，这与传统的物理模型有本质的区别。

（三）迅速发展的现实世界带来的启示

如上所述，在理论上，哲学本身的发展和量子力学的贡献推动了认识论的变化，而在现实当中，科学和技术的发展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人们思考的物质基础。

这方面最大的变化是以微电子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的发展及在此基础之上的“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一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社会技术发展的推进剂，已有科学知识的积累、工业文明本身的发展以及当时存在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都促使人们投入更多的力量去推动现代技术的发展。

这个过程本身可以看做西方文明中技术崇拜的形成，但需要强调的是，这种发展结果使科学技术得以加速积累：

从20世纪60年代出现微电子技术的萌芽到20世纪90年代末全世界公认的“信息时代”的到来才不过短短30年的时间。

在此期间，新技术层出不穷，其中以计算机的发展和广泛应用所带来的革命性影响对现实世界影响最大，成为当今世界“全球化”和“数字化”的基础。

全球化是各个民族和国家摆脱孤立封闭状态，逐步形成交往频繁、高度流动、紧密依存和节奏快捷的世界格局的过程。

在哥伦布环球航行促成地理大发现以后，人类社会一直在不断地走向全球化格局，但使这一历程得到坚实保障的正是以微电子技术为基础的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

在发达的计算机技术的基础上，人们看到了全球一体化的可能。

“计算不再只和计算机有关，它决定我们的生存”（尼葛洛庞帝，1996）。

“比特”（Bit）是这个时代的基本元素，它是信息的“DNA”，正在迅速取代原子，而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要素和基本交换物。

工业社会带来了机器化大生产的观念，也带来了在任何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以统一标准化方式重复生产的经济形态；信息时代的经济规模毫不逊色于工业时代，但时空与经济的相关性减弱了，“真正的个人化”成为新时代的根本特征。

不仅仅个人选择丰富化，而且人与各种环境之间得到恰如其分的配合，数字化生存使人们挣脱了时间、空间的限制和“原子”的束缚，得以在更广阔的时空中接触更广泛的人群。

全球化和数字化趋势的哲学意义在于它们都为可能世界提供了更多的可能性。

这种可能性的增加来自于各种物质的流动性大大增加，因而相互之间接触的可能性也在爆炸性地增长，这种可能性的增长就是使现象学所指的“现象”和存在主义所讲的“选择”的增长。

其结果就是使人们的决策权力发生变化，因为决策的不同甚至决策权力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信息的不同所造成的。

因此，《数字时代》的作者指出，分散权力和赋予权力是数字时代的特征。

知识经济是在20世纪90年代末出现的概念。

之所以把知识和经济联系在一起是因为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当中出现了不以物质投入增长为基础的长期稳定的经济增长。

例如，阿兰·格林斯潘1996年指出，美国的总产出若以吨来计算，比100年前并未增加多少，而GDP产值却增长了20多倍。

这部分非物质投入带来的增长历来被当做“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或“增长核算剩余”来衡量，即传统增长模型中无所不包的“技术”函数。

但这只是试图从直接影响的角度来衡量技术的局部贡献，而没有着眼于科学技术整体与经济的关系。

为了研究知识整体对经济的作用，保罗·M．罗默等把生产投入分为硬件、软件和湿件（wetware）三类。

硬件包括生产中使用的全部非人力物品，包括设备、厂房等资本品及其他一些自然资源；软件是人大脑以外存储的信息和知识；湿件，是指存储在人大脑中的那些不易被转让且未能以明示的形式来表示的知识（默示知识）（尼尔森、罗默，1999；弗雷，1999）。

于是，知识经济向人们提出了一个如何看待知识的地位的问题。

在传统的二元论当中，知识被统分在意识当中，而与物质相区别，但保罗·M．罗默等的分析显然预示着，不仅知识与一般的意识不同，而且其本身也是要分类的。

NormanUphoff在思考重塑社会科学的问题时提到了同样的问题，他引用Eccles和Robinson的哲学观点，认为现实世界应分为三个领域，即物质和能量（matterandenergy）、意识（consciousnessormentalstates）和知识（knowledge）。

上述两种说法都在不同层次上确认了知识的独立地位，其中湿件知识的概念更进一步指出了不同人所具有的知识的独特性。

从认识论的意义上说，知识经济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对改造现实世界的独特推动作用。

随着知识的作用不断被揭示和被强调，对不同个人知识的独特性进行分析就更具有了现实意义。

这也从一个重要的方面提出了文化对经济的作用，因为文化正是不同的人群大脑中所具有的默示知识，它们并未被显化，但是难以改变，并时刻发挥着作用。

二、对传统发展理论的反思

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离不开我们自己所持立场形成的时间、角度和思维背景。

当今社会，针对发展中国家提到发展的概念，是指存在一个既定的发达国家模式的强大影响下的发展，这些影响包括他们的价值观、经验以及行为模式。

这些因素往往以“发达、进步、文明”等充满诱惑力的印象来引导人们的选择，所谓的反思就是对这种既定发展模式的缺陷的思考。

传统模式认为，存在着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模式适用于所有发展中国家，即以经济增长为主的对于发达国家历史的复制。

其结果是运用了一种方式、一个声音、一种方法，但并没有导致一种真正的成功，而是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题。

正是基于这些问题，一些专家和学者开始对这种传统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模式产生了质疑。

（一）传统发展理论的逻辑框架

传统发展理论的发端和繁荣时期是在20世纪40-60年代。

1949年，美国总统杜鲁门提出了所谓的“第四点计划”（即对落后国家提供经济援助的计划），用大量美援来支持和争取第三世界一些国家，为此必须加强对接受援助国家发展道路与模式的研究，以便把他们纳入美国设想的世界格局中来。

发达国家政府的大力推动和广大新独立的民族国家发展的要求导致了传统发展理论的产生。

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一直被作为各国经济发展的主体思路：

自由的市场、自由竞争的制度、丰富的资源和不断进步的技术。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结构主义经济理论，它集中体现了把经济增长作为社会发展目标的思想。

根据这些发展经济理论，各国都把追求经济增长作为唯一的目标，并且认为，只要能将经济这块蛋糕做大了，其他的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对于发展中国家来说，实现发展目标就是不断地进行出口替代，逐渐地被吸纳到世界市场当中，以便使企业甚至国家的管理更加规范，技术更加先进即与发达国家同步。

在这个理论框架下，发展是一个“涓流”（trickledownoroozeout）过程，即社会达尔文主义进化论思想的体现。

传统发展理论在实践中并未取得预期的效果。

在20多年的发展实践中，传统发展思路引发了一系列复杂的社会经济问题，如文化冲突、通货膨胀、经济结构失调、失业、分配不公、两极分化等。

巴西、伊朗、巴基斯坦等曾在20世纪60-70年代因经济增长较快而一度繁荣，但都未能持久。

根据传统发展理论，只要发展中国家追求经济的高增长、强调工业化，就能使经济“起飞”，甚至进入繁荣阶段。

而现实表明，在传统发展理论的指导下，很少有发展中国家能够真正成为净出口国，而使工业得到快速发展的。

事实上，在这些发展中国家中，工业化只在少数大城市发展起来，繁荣和富裕只出现在很小的上层社会当中，而散布在广大农村的贫困家庭却不能享受由发展所带来的益处，他们成为发展中国家新兴城市的灰暗背景。

上述“二元化”趋势，即贫富差距的扩大和城乡差别的加剧在发展中国家是广泛存在的。

传统发展理论在实践中的失败是有根源的。

基于传统发展理论之上的发展之路从一开始就不是完全内生和自发的，而是对于所处的国际环境适应以及对于发达国家已有模式的反应。

“这个过程不是自然的社会演进，而是有目标、有计划，以较短的时间、最有效的途径，学习、借用和移植先进国家成果的过程。

”（罗荣渠，1993）美国学者库马（1984）指出：

“（关于发展）最重要的一点是，未来基本上是根据西方工业发展模型拟想的；西方工业文明乃是它的终点。

发展，加布雷思宣称，乃是对已发展的史实的模仿。

”

传统发展理论的逻辑前提建立在对“传统”和“现代”这两个概念的认识上（罗荣渠，1993），该理论将二者绝对地区分开来，认为只要经济增长了，传统社会自然会转变为现代社会。

但事实上，任何社会都不可能是完全现代的，而总是处于“传统”和“现代”的交织之中。

传统发展理论抹杀了传统状态在空间和时间上所存在的特殊性和多样性，将传统社会描绘成静止的。

在低估传统社会变化程度的同时，传统发展理论又高估了各国工业化社会的同一性，将具有不同文化背景的国家的发展过程视作千篇一律的过程，把世界性的发展进程解释为传统社会向着某种单一的现代模式（即西方社会）的单线式渐进变化过程。

传统发展理论在实践中的失败关键在于没有能综合考虑社会发展的影因素。

这些因素当中，经济只是一个方面，此外还有制度、文化等等。

在影响发展的多方面因素当中，首先被人们认识到的是制度因素。

例如，制度经济学就试图把制度的影响纳入经济学的框架。

制度因素可以被看做文化等深层因素的一个重要表现，它能够直接作用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美国学者布莱克（Black，1966）将这种认识表达为：

“在与社会因素的共同作用中，必须强调一点，在任何时代，增长不仅仅是整体上的变动，还应包含结构的转变。

即使这种增长的冲动是由重大技术创新带来的，每个社会在采用这种技术时必须重视现有的制度结构。

这意味着社会组织的巨大变动——新制度产生，旧制度逐渐被淘汰，各种经济组织和社会集团的相对地位将发生变化。

”“时代创新对人信念的影响已成为一个时代的重大特征，改变旧信条是进行制度创新的前提。

因而，一个经济时代中技术和经验互相作用不仅伴随着制度创新，也伴随着有关社会信念的改变。

同时，为了克服旧信念的阻力，并孕育一套新的、更适合的价值观是需要一个很长的时期的。

”

考虑制度因素只是反思传统发展理论的第一步，第二步更深入的是要考虑文化因素在发展当中的作用。

这种转变导致了20世纪70年代发展思想上的巨大变化，即开始强调发展活动中的社会文化因素。

新的发展主流不再把“美国化”当做发展，也不相信有什么发展的“万灵药”或者快速发展的方案。

但是这一时期的主流思想仍然把工业化作为发展的中心。

传统发展理论中最需要反思的问题就是：

是什么在发展?

谁是发展的主体?

事实上，在传统发展理论中所忽视的恰恰是发展中国家的社会和人，尤其是弱者、边缘人群和广大穷人的意愿。

在这方面的认识启发了新的发展思路。

20世纪70年代，世界银行开始把反贫困作为一个中心主题。

世界银行总裁罗伯特·麦克纳玛拉1973年宣布，其政策从此要“面向穷国”，这充分体现了其发展思想上的转变。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1982年中期规划的目标之一被确定为“研究符合不同社会实际需要的内源化发展过程和多样化发展过程，关注其特定的社会文化条件、价值系统和居民参与发展的动机和方式”。

进A．20世纪80年代以后，人的因素和以满足广大民众需要为目的的文化发展战略进一步得到国际社会的重视。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1987年制定的《世界文化发展十年：

行动纲领》中更明确提出了应“将文化置于发展的中心位置”的指导思想。

与此同时，包括来自美国国际发展署和联合国在内的许多专家都认为，只有穷人尤其是农村的穷人的积极参与，发展计划才有可能成功。

总之，传统发展理论的理论起点是对发达国家的模仿，并以单纯的经济发展为主体。

传统发展理论忽视了制度、文化和社会方面的因素，没有把发展的主体，即人的发展和社会的转型作为发展的目标，其结果往往本末倒置，事倍功半。

（二）传统发展理论中的文明歧视与冲突

罗素（1992）曾指出：

“17世纪以来，物理科学与数学科学的迅速进步促进了伟大的技术发展，从而巩固了西方的主宰地位。

科学的传统，除带来物质利益以外，本身就是独立思考的巨大推动者，只要西方文明传播到哪里，它的政治理想也步其物质发展的后尘传播到哪里。

”科学是为了获得真理还是为了谋取权力?

作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学家的代表普拉维什（1987）指出：

世界的发展是以中心的发达和边缘的落后为一整体的，这两种情况是一个硬币的两面。

都市的繁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对周边的剥削。

人类的思维一直伴随着文明成长，同时也伴随着对人类文明本身的思考。

西方资本主义物质文明的迅速发展，使人们能够获得关于自然界的新知识，从而扩大了人类的视野，但同时也产生了一种西方式的文明差别观念。

“地理环境决定论”、“人种优劣决定论”和“技术发展决定论”等一系列歧视弱小文明以及非西方文明的观点根深蒂固地盘踞在人们的思维之中。

大卫·格里芬（1998）指出，“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解释和我们的感知取决于语言，取决于整体文化，取决于那个时代的主流世界观，取决于个人的（包括无意识的）利益，取决于种族、性别和社会阶层的利益。

这一认识使得人们得出如下结论：

世界观完全是一种结构或一种计划，根本不是什么对事物‘本来面目’的思考或发现”。

幸运的是，对于人类历史和文明的研究揭示了西方传统观念中的系统误差。

汤因比（1966）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