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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参考资料教育思想及其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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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辽金夏教育史之两宋教育思想及其流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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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教育思想及其流派
两宋是教育思想十分丰富、活跃、多变的时代,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教育思想家和实践家,他们的教育思想与实践对当时和其后历朝的教育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其思想理论的深度和广度远非汉唐诸儒所能比拟,实际开创了继先秦以来中国教育理论界最为隆盛的局面。
两宋教育领域的思想争鸣,大体围绕着三个主题:
功利与义理之争,经义与诗赋之争,学校与科举之争。
此外,对于官学体制的设置及其功能的理解,也是诸说纷呈,莫衷一是。
宋代教育家的思想见解,多验证于自身的教育实践,且与理学思潮的萌生、兴盛密切相关。
争鸣的各方至北宋中期,渐分程、王门户;进入南宋,程、王之争尚未平息,理学内部再起门户,形成朱、陆之争,朱、陆与永康、永嘉学派的陈亮、叶适之争,朱学与胡宏的湖湘学派之争,等等。
诸多学派分化合流,往来辨难,将南宋教育思想界的争鸣推向了高潮,并使得哲学、政治理论研究的成果充分溶入了社会教育的领域。
(一)胡瑗与苏湖教法
胡瑗(993-1059年)字翼之,泰州海陵(今江苏如皋)人,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家,他与孙复、石介并称宋初三先生,是三先生中教育成就最为卓著、影响最为深远的学者。
胡瑗早年诵习儒家经典,后赴齐东与孙复、石介结为师友,共研学问,十年苦读,归来后在苏州创办私学,聚徒讲学。
因其学识渊博,教学有法,人品端正,深得知州范仲淹赏识。
景祐二年(1035年),苏州郡学创建,被聘为教授。
次年,被范仲淹以布衣荐入朝廷,参定古乐钟律,授秘书省校书郎。
后丁父忧辞职服丧。
庆历二年(1042年),湖州知州滕宗谅创建湖州州学,胡瑗出任州学教授。
由于胡瑗在苏湖执教20余年,教学成果显著,并在教学方法、内容及办学体制、课业章程等方面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模式,庆历四年(1044年)朝廷下诏州县立学、在京师创建太学的同时,诏取胡瑗的苏湖教法立为太学法度。
从此,胡瑗的办学经验和教学方法得以在全国范围推广。
皇祐末年,胡瑗被召为国子监直讲,主持太学讲席,直至嘉祐四年(1059年)因病致仕。
胡瑗毕生致力于教育事业,在苏湖和太学执教达30余年,弟子多达1700余人,为北宋王朝培养了一大批博古通今、明体达用的学者和统治人材。
当时的礼部贡举,每榜所取士,其弟子常居十之四五。
他所倡导的明体达用之学,也深得有识之士的赞赏,其弟子刘彝盛称师门:
今学者明圣人体用以为政教之本,皆臣师之功(《宋元学案?
安定学案》)。
《宋史?
胡瑗传》则认为:
自文中子以后,能立师道成就人材者,必以翼之为首称.北宋的学者无论政见或学术观点如何歧异,都普遍称赞胡瑗的教育成就。
欧阳修亲撰《胡先生墓表》,评价胡瑗法严而信,道久而尊,是景佑、明道以来学徒最盛、教学之法最备的学者人师。
著名学者王安石、程颐、蔡襄等人都或赋诗、撰志、或为传记,高度评价胡瑗为天下道德君子之首.由于胡瑗在苏湖及太学所建树的卓越教育成就,逝世后,国子监为其立祠奉祀,直至绍圣初年,明代嘉靖九年(1531年),又从祀孔庙,被尊为先儒胡子.苏湖教法,是胡瑗教育思想及其成就的集中体现。
明体达用是苏湖教法的宗旨。
自唐代以来,科举以诗赋取士,崇尚声律浮华之词,学校教育也以此为主要内容,忽略了圣人之道及修己治人的经旨和伦理之学,从而使士学风气日趋浮薄。
胡瑗倡导的明体达用之学,正是为了改造这种旧学习气,开创新的学风。
所谓明体就是要阐明包括君臣父子、仁义礼乐等纲常伦理在内的圣人之道;所谓达用,就是将圣人之道,举而措之天下,能润泽斯民归于皇极(《宋元学案?
定定学案》)。
一句话,教育的宗旨就是要阐明六经的原理,并将这种原理推广应用到治国安民的实践中去。
分斋教学是苏湖教法的核心内容。
所谓分斋教学,是将学校分为经义斋和治事斋(又称治道斋)。
经义斋选择具备心性疏通,有器局,可任大事条件的学生,修习六经经义,培养具有较高学术水平和道德修养的高级治国人材。
治事斋分为治民、讲武、堰水、历算等科,选欲明治道的学生就读其中,学生可各治一事,兼习一事,以培养具有治道方面的一技之长或几种专长的专业技术、管理人材。
分斋教学的制度,被北宋太学三舍法的分斋制和其后历朝学校的分斋制所取鉴,并在以下两个方面显示出独特的价值:
其一,分斋教学具有现代文理分科教学的因素,治事专治一事、兼治一事的教学方式,也具有现代主、副科制度的因素,这对于改进和提高教学量及学生课业的质量具有积极意义。
其二,分斋教学直接继承和深化了中国先秦时代六艺设教的优良传统,改变了宋初学校专以诗赋或儒经设教的单一状态,并确认了自然科学技术在学校课程中的合法地位。
苏湖教法的精华还体现在具体的教学方法之中。
这些方法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学生自学讨论与教师辅导相结合。
据清末学者丁宝书所辑《安定言行录》记载:
胡瑗根据学生的性趣、爱好及学业专长,将学生分类群居,相与讲习,并经常个别召见学生,师生共同讨论学问,为学生解明事理;或向学生提出各种问题,请学生讨论回答,然后再由教师折衷可否;或请学生就当世政事发表见解,然后师生共同议定。
这种生动有趣,较为民主的教学方式,充分体现了因材施教的教学原则,使学生各尽其材,得到充分的发展。
其二,注重直观形象和实地考察的教学效果。
胡瑗在湖州州学讲授三礼时,采用直观教学的方式,将三礼所载的礼仪器物绘制成图,悬于讲堂之上,使学生朝夕对之,皆若素习.以此来深化学生对古代礼制的认识,并形成具体直观的印象。
在课堂之外,胡瑗提倡学生周游四方,广泛地考察各地的人情物态,南北风俗,川山气象,以开阔眼界,并亲率门人弟子游历关中,亲临黄河岸边,领略了黄河抱潼关,委蛇汹涌,而太华、中条环拥其前,形势雄张的宏伟气势,并感叹:
只有这样亲临其境,方才有资格和学生谈论山川。
胡瑗提倡的这种在实地考察游历中学习的生动方式,对于改造旧式教育中死记硬背、教条呆板的教学方法,具有积极的作用。
其三,注重劳逸结合,提倡体育、文娱活动,以丰富和活跃学习生活。
胡瑗在太学主教期间,十分关心学生的身体健康,经常告诫学生:
食饱未可据案或久坐,认为这样有伤血气,要求学生经常参加一些习射、投壶类的体育活动。
太学考试完毕,总要带学生到首善堂去歌诗奏乐,太学之中充满生动愉快的气氛。
值得注意的是,胡瑗在教育教学方面堪为人伦师表,在学术研究领域也颇多建树。
所治《易传》便被程颐认为是与王弼、王安石并列的三家最有深度的易学体系之一,并被后人称为宋时以义理说《易》之宗,其后经程颐继承阐发,成为宋代理学思想的渊薮之一。
(二)张载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张载(1020-1078年),字子厚,祖籍大梁(今河南开封)。
其父卒于涪州任上后,返旧故里途中,全家侨居于陕西凤翔郿县横渠镇,后因长期居此讲学,故世称横渠先生。
张载少喜谈兵,曾欲结客收复被西夏人侵占的洮西之地,康定中在延州谒见范仲淹,范仲淹告诫他儒者自有名教可乐,何事于兵,并劝他阅读《中庸》。
此后张载又广泛阅读佛老之书,反而求诸于《六经》。
嘉佑初至京师,设坛讲《易》,听者甚众,并受文彦博之邀,任长安学宫教授。
在京师讲《易》时,逢二程,共与论《易》,自谓不及二程深明《易》道,遂撤座辍讲,与二程结为师友。
嘉佑二年(1057年),登进士第,始任郑州司法参军,迁丹州云岩县令,任内重视教育,以敦本善俗为先.此后又应京兆府尹王乐道之聘,掌教郡学,多教导学者少置意科举,相从于尧舜之域.熙宁二年(1069年),经御史中丞吕公著荐举,召入京师,授官崇文院校书,后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归隐横渠,专心研读《六经》,并聚徒讲学。
张载家境清贫,只有薄田数百亩以供生计,人不堪其忧,但他却能处之益安,苦学不倦,虽贫困而不废讲学,还尽力帮助贫穷的读书青年。
他的学生主要集中在关中地区,主要门人有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兄弟及苏昞、范育、薛昌期、钟师道、游师雄、李复、张舜民等人。
熙宁十年(1077年),经吕大防推荐,张载重返京师,同知太常礼院,不久因病辞归故里,归途中在潼关病逝。
死后,其门人一部分转归二程门下,一部分继续在关中一带讲学传道,弘扬关学学统。
张载重视教育的社会作用,认为解决北宋社会各种矛盾的根本出路,在于依据先王之法,进行政治经济和教育的改革,在学校教育方面要兴学校,成礼俗,以敦本善俗.他认为:
人性之善恶,是由秉气之清浊所致,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变化气质,矫其偏浊,归于正清。
他称:
苟志于学,则可以胜其令与习,如气质恶者,学即能移.肯定了后天教育在改变人性状态方面的决定性作用。
为此,他规定了教育的目的是立人性,学所以为人.所谓的人,就是至善至仁的圣人。
对于追求功名利禄的科举之学,指责其人人有利欲之心,与学正相背驰.张载重视道德教育的作用,并且将其与人性的完成视为一体。
他指出:
大人成性则圣也化,化则纯是天德也。
因此,他主张通过穷理尽性而达到穷神知化,先是穷尽万物中的天理,然后由尽物性而达到尽人之性,达到与天性合一的至诚之境,进而达到穷神知化而至于命,如此便完成了道德修养的最高使命。
那么,道德教育的主要内容是什么呢?
张载认为:
就是要学古礼,恪守古礼。
所谓的古礼,如天叙天秩,是天地之礼,自然而有.礼所以持性,益本出于性,持性,反本也。
凡未成性,须礼以持之,能守礼已不畔道矣。
(《经学理窟?
礼乐》)同时,张载强调:
学礼则便除去了世俗一副当世习俗缠绕,然后便自然脱洒(《张子语录下》)。
他鼓励学生立远大志向,认为有志于学者,不论气之美恶,只要坚持不懈,便可最终达到目标。
张载还十分重视孟子的养气之说,认为高尚道德是浩然之气的体现,只有不断存养、扩充,才能不致散失,才能使善德不断得到发扬光大。
他反对以所谓的坐静默想去养气,主张通过集义,去恶集善,勿使有息,然后生浩然道德之气。
而所谓集义,也包括寻求义理之精:
义集须博文,博文则用利,用利则身安,到身安处却要得资养此得精义者。
在讨论具体的教学问题时,张载要求学生通过感官事物而学习,同时又强调闻见之知不足以闻道,须要据闻见上推类,在闻见的基础上抽象推理,获得理性认识。
他说:
穷理即是学也,所观所求皆学也。
又说见物多,穷理多(《张子语录上》)。
穷理又须要实到,实到其间与可容知。
(《张子语录下》)除此之外,张载还十分重视教师的作用,主张教育要尽其才,知至学之难易,知人之美恶,然后因材施教,有的放矢。
因此,教师不仅要掌握分寸,把握时机,更重要的是应像时雨之化一样,使学生在积极自然的状态上得到适时适当的教导。
(三)程颢、程颐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程颢(1032-1085年)、程颐(1033-1107年)兄弟出身于河南洛阳的一个官宦世家,祖籍中山博野(今属河北省),是北宋著名的教育家、思想家,宋代洛学的创始人。
他们一生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教育事业,师门之盛,远逾于同时期的任何教育家,是北宋中晚期教育领域中最重要的师学门派之一。
其教育思想主张对南宋以降的教育发展产生过深远的影响,并且是两宋之际至南宋中期,唯一可以在官学领域同王安石新学抗衡的学说。
1。
程颢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程颢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大体可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始于嘉祐二年(1057年)进士及第,至熙宁二年(1069年)入朝参政。
在这一时期,程颢历官鄠县(今陕西省户县)、上元(今江苏南京附近)、晋城(今山西晋州市)等县。
他在教育实践方面的主要成就,是在晋城遍设乡校,普及地方教育。
据程颐所撰《明道先生行状》称:
程颢州县为政,必以教化为先,临政之暇,亲临学舍,儿童所读书,亲为正句读;教者不善,则为易置.在他的努力下,以往风俗朴陋,民不知学,几百年无一登科者的晋城,十余年就已是应书者数百,登科者十余人,俨然已成文明礼仪之邦。
第二个阶段,始于熙宁二年(1069年)入朝担任农田水利使、权监察御史里行,至熙宁三年(1070年)罢为京西提点刑狱。
这一阶段,程颢入朝参预新政,不久便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同被罢出京师。
程颢在朝不过263日,但建言甚富,他向朝廷上奏的《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疏》、《论养贤疏》,提出了改革北宋教育和科举取士制度的方案,是程颢留给后世的主要教育论文。
在这些奏疏中,程颢围绕着教育立本的主题,从各个方面阐述了尊师重道、兴学养士的重要价值及其实施方案。
在《请修学校尊师儒取士疏》和《论养贤疏》中,他明确提出治天下当以教育为本的见解,认为:
宋代社会的种种弊端,从根本上看,是由于学校之不修,师儒之不尊所造成的,只有朝廷崇尚教育,尊师重道,才能从根本上整治社会的弊端。
为此,他参照《周礼》和《礼记?
王制》设计了一套从中央太学到各地州县广泛设学养士、选士、任士的方案,主张在朝廷设置廷英院,广延四方之贤,优礼给俸,委以辅国论政之职,详定政治、讨论典礼,经画治策,并与君臣相接,共谋国事,或为太学及郡县学校的师表,成为辅弼、师臣、职司之任,以厚朝廷尊师重道之政。
同时,为了振兴学校,奖励实学,他建议朝廷专以行实材学升进人材,以便使学风靡然丕变,风俗日入醇正。
程颢认为,上述主张是帝王之道中最重要的内容,他提醒宋神宗特留宸意,稍加实行,但最终不为所用。
第三个阶段,始于熙宁三年(1070年)罢出京师,直至元丰八年(1085年)去世。
这一时期中,程颢大部分时间与其弟程颐共居洛阳家中,聚徒讲学,专研学问,兼摄闲职,曾两度出任扶沟(今属河南省开封地区)县令,并在扶沟设庠序,教授邑人子弟。
居洛期间,程颢日以读书讲学为事,士大夫从之学者日夕盈门,不绝于馆,程门四大弟子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等人,都在这时慕名投入程氏门下。
程颢对于教育理论和学术思想方面的一系列研究或论述,大都是在这一时期提出并完成的。
程颢对于宋代教育所面临的理论与现实问题研究甚为广泛,其中论述较为深刻并对后世教育影响较大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第一,教本于民的思想。
宋代教育仍然崇奉圣人代天立教、上施下化的古老传统。
程颢认为:
教育过程的实施,不能脱离与人民利益相关相切的需求,教育内容、方针、政策的制定也应从民情出发,并以之为依据。
早在嘉祐初回答进士策问的文章中,他就阐述了这一宗旨:
夫礼乐者,虽上所以教民也,然其原则本于民,而成于上也(《河南程氏文集?
南庙试策》)。
他强调:
只有让普通百姓明白接受教育有助于增进自身的利益,他们才会乐于承受,并达到从令、劝功的目的:
蠢尔农俗,陶乎教风,知所劳者为乎己,图所利者存乎终,莫不勉勉以从令,于于以劝功(同上书,《南庙试佚道使民赋》)。
他在晋城、扶沟为政时,将上述主张付诸实施,并因此取得很好的政绩。
第二,以识仁来概括教育的本质特征。
程颢元丰二年(1079年)在洛阳讲授、由门人吕大临记录的《识仁篇》,是程颢教育思想的基本纲领。
在《识仁篇》中,程颢指出:
学者须先识仁,仁者,浑然与物同体。
义,礼,知,信皆仁也.在这里,仁不仅是一个伦理学范畴,而且包含着深刻的哲学含义。
它体现了自我与外物、自然与人类社会相互贯通的属性,是天理、人道的反映,并体现了天理流行、自然生息的过程。
由此出发,他推出仁体现了人与万物禀受于天的原初善性的结论,并进而认为:
道德教育的起点,就是要从先天的原初善性出发,校正和修复后天的道德行为,并最终使之回归到原初的善性之中,这种人性复归的过程,即是识仁的基本含义。
由此,他引发出有关教育问题的四点立论:
其一,仁概括了教育的核心内容,识仁概括了教育的基本过程。
因为仁是天理在人性中的完美表现,是人性善的内在标志,识仁就是对人性所包含的天理的体验和存养,教育的过程也就是学生自我体认和存养的过程,而非外铄或外求的过程。
其二,仁体现了天理,教育的目的就在于开阔后学胸怀,体认天理的所在,将此心放得与天地万物一般看,识得仁体,容得下天地万物,逐步达到心尽天地万物之理的圣人境界。
其三,仁体现了自然万物生生不息的过程,任何人为的干预,都会像揠苗助长,破坏这种和谐与次序;以识仁来规定教育的过程,也具有顺乎自然,存养天理的含义。
其四,由于仁体现了天理流行的过程,贯穿于天地万物之中,生活中的日常小事和礼仪规范都包含了仁。
学者识仁,便可由浅入深,随处体认,这也就是下学上达,注重实践力行、精察的功夫。
第三,从人性论出发,论述教育的作用。
程颢认为:
仁所体现的原初意义上的善性,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平等的,人的禀赋得自于天,继善成性,人人皆有学为圣人的先天条件,但人是否能够回归性初,学为圣人,完全取决于后天的环境与教育。
因此,要改变后天意义上的不平等,使之回复到先天意义上的平等中,就要普遍地推广教化,使每个人都有接受教育的机会。
这一点,同董仲舒完全把斗筲之性的人民看作是愚不可教相比,无疑是历史的进步。
程颢把封建纲常礼教看作是天理和仁的体现,因而他的上述学说,有利于维护封建专制社会的统治秩序。
2。
程颐的教育思想与实践程颐一生的教育实践活动,大体可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始于嘉祐元年(1056年)游太学,任学职,并受吕希哲师礼,终于元祐元年(1086年)。
这一时期,程颐一度殿试进士不第,遂绝意仕途,大多数时间居洛讲学。
第二个阶段,始于元祐元年(1086年)被司马光、吕公著等人推荐,以布衣入朝,先后担任西京国子监教授、崇政殿说书、判西京国子监等教职,终于元祐七年(1093年)辞免权判西京国子监、管勾崇福官,请归田里。
程颐这一阶段在教育方面的主要作为,一是入讲经筵,承司马光等人的意旨,以所谓尊师重道,选贤任能的道义之说,辅养圣德,影响未成年的宋哲宗。
二是在元祐元年五月参予修订国子监条制,并提出改革宋代中央官学体制的十余条建议。
其中最主要的是:
改试为课,以息除竞争,体现学校为礼义相先之地的宗旨;设尊贤堂,广延天下道德之士,以为士儒矜式楷模;立太学观光之法,允许四方士人入太学游览,观礼仪,听讲诵,或旁听太学讲学课程,等等。
程颐既为经筵官,虽得到朝廷重臣文彦博、吕公著等人的赞赏,一时名声大振,士人归其门者甚盛,但因其议论褒贬,无所顾避,而且有些迂腐,得罪了许多朝臣,连宋哲宗也认为他过于狂妄。
朝野舆论指责他是五鬼之魁,洛党之首,纷纷要求将其放归田里,故尔他的上述教育改革建议也多遭否定,他自称道大难容,节孤难踬,入朝见嫉,主动辞官归田。
程颐辞官后,专心研究学问,日以讲学为事。
绍圣四年(1097年)被编管发送涪州,崇宁二年(1103年)党禁,诏毁其出身以来的文字著述,朝中大臣多上疏指责其学术怪僻,要求尽逐其学徒。
他最终在凄凉的残景中渡过一生最后的阶段,其间完成了他的代表著作《程氏易传》。
程颐在教育思想方面与程颢一样,强调生民之道,以教为本,要求科举废除声律记诵之学,责以治道经义。
但在为师处教方面,他与程颢风格大相迥异。
程颢为人和易可亲,接引后学,使人感到如坐春风中,师生见解不同,也可更有商量;程颐则为人肃整严毅,果断明决,其门人多敬畏恭谨,并传有程门立雪的佳话。
在道德教育方面,二程既有许多相同之处,也有许多不同的见解。
譬如:
二程都认为道德教育的目的在于恢复人的善性,但对具体的修练过程则看法不同。
程颢主张善恶皆性说。
认为人性在后天被物欲所染,去恶复性的过程,是在人性内部展开的澄治功夫。
程颐则认为:
人性始终是善的,现实中的邪恶产生在人性之外,又遮蔽了人性,复性的过程是剔除人性外层的污垢,显示真性的过程。
程颢强调一个染字,程颐强调一个蔽字,二者的分歧正反映了禅宗南北流派的不同风格。
因而在道德修养方法方面,程颢注重自得之学,要求学生专务内知,反求诸己,勿求于外,并声称性与天道、非自得则不知;程颐则认为自然万物皆是性理的所在,要求学生即物穷理,或读书,或论古今人物,皆是穷理的途径。
由于程颐在上述基点上与程颢认识不同,因而对于一系列有关教育问题的理解也多有差异。
诸如:
对于为学最高境界的理解,程颢强调养成德性完纯而与天地同体的圣人,故尔盛称孔颜乐处的志趣,并区分圣人之学与贤人之学,比鉴颜孟优劣,认为孟子的贤人之学虽有善的,但过分干于世事,不及孔颜圣人之学的境界高明。
因而,他要求学者应当学习颜子,认为颜回入圣人为近,学之可观圣化之功,是学为圣人的最好途径;而孟子虽然才高,但学之无可依据,并认为:
有颜子之德,则孟子之事功自有(《河南程氏遗书?
明道先生语一》)。
程颐的见解则与程颢有较大的差别。
程颐重视经世致用的为学宗旨,并将其视为圣人之学的组成部分,因而他高度评价孟子的事功主义。
他认为:
学者治学,当要识时,也就是说学问之道要联系当时社会的实际需求,因势而论,不可一陈不变:
若不识时,不足以言学,颜子居陋巷自乐,以有孔子在焉。
若孟子之时,世既无人,安可不以道自任?
(《河南程氏遗书》卷二上)并强调,孔孟之学各有义趣所在,不能简单评说优劣:
孔子教人常俯就,不俯就则门人不亲;孟子教人常高致,不高致则门人不尊(同上书《伊川先生语一》)。
同时,他指责当时学者为学忽视实事,往往以游、夏为小不足学,空谈德性,流于好高之弊,而《孟子》一书虽是杂记,不分粗细,但本末之道一并讲了,正可治学者多说高便遗却卑,说本便遗却末的弊端(同上)。
基于这样的认识,程颐主张学生要广泛地读书学习,凡有补于治道的学问,都应掌握,并且主张人们在修道的同时也要修习举业,认为:
人若不习举业而望及第,就是责天理而不修人事。
他承认天理和人事同样重要,二者不可对立,但要求摆正二者的关系,不要指望从举业中求得必得之道。
在为其父程珦代拟的汉州州学试策问题中,他便直接标示出儒者积学于己,以待用,当世之务,固当讲明的主题(《河南程氏文集?
为家君作试汉州学策问三首》)。
程颐提倡学问之道在于明理致知和经世致注,因而他在要求学者格物致知、观物穷理的同时,又提出由经穷理和穷经将以致用的命题,并称九经为实学,要求学生在学习儒家经典的过程中,将穷理和致用统一起来。
他主张读经时,首先掌握正确的方法,观书识意、默识心通,优游涵泳,因意得义,达到致知闻道、深明义理的目的,然后将天道义理施于实用。
譬如:
他谈到学《易》之法,要知时、有用、因象以明理(《河南程氏遗书?
伊川先生语五》),并强调《易》随时变易以从道,含事物之精,示开物成务之道(《河南程氏文集?
易传席》)。
他的《易传》讲解卦义时也多举世事譬喻成理。
再如他谈到读《诗》:
既读《诗》后,便达于政,能专对四方,始是读《诗》(《河南程氏遗书?
伊川先生语五》)。
谈到读《春秋》,便强调仅知褒善贬恶并不够,还要识得经世之大法.由此可见,程颐倡导的经世致用的学习宗旨,始终贯穿在经学教育的全过程中。
这种在教育过程中义理与实用并重的治学宗旨,正是继承和发挥了宋初学者胡瑗等人倡导的优良教学传统。
而程颐提倡的观物穷理、读书识意、优游涵泳、默识心通等治学之道和读书方法,其后也多被南宋朱熹所继承和阐发。
程颐在教育史上另外一个影响深远的作为,是与其兄程颢共同表彰《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提高了上述诸书在宋代经学教育中的地位,其后经南宋朱熹的进一步阐发,最终立为宋代官学的法定教材。
(四)程门后学游酢、杨时、谢良佐等人的教育思想与实践
二程作为北宋理学的奠基人,一生致力于学术研究与教育,其门人弟子遍及天下,在两宋之际和南宋初期的文化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主干作用,对南宋及其后历朝的教育思想及其现实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宋代理学的演化和扩张之势,犹如一棵巨树,二程为主干,其门人弟子则为分支,其后蔓延分演而形成更多流派,这些流派几乎都是源自于二程的洛学门下。
诸如:
福建杨时,其弟子罗从彦再传而至朱熹,开启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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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参考资料 教育 思想 及其 流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