樟林古港三题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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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问题，首先必须从樟林古港那“河海交汇”的优越地理方位——韩江三角洲下游平原的冲积过程——澄海土地与河川成因谈起。

原来，澄海地处韩江三角洲下游。

远在6000年以前，韩江三角洲是一片被海水淹没的海湾。

据《韩江三角洲》一书记载，人们通常所指的韩江三角洲，其范围是以潮州为顶点，东北至盐灶与黄岗河口平原为界，西南隔桑浦山与榕江口为邻，三面被山丘环绕，东南面向南海敞开，呈喇叭形，总面积为915.08平方公里，在我国的河流三角洲平原中居第六位。

远在它还是海湾的那个年代，其境域分布着44个岛丘，它们自东北向西南平行地排成4个行列，其中位于澄海境内的属于第3行列，即由盐灶的莲花山麓——樟林的象鼻山——溪南、苏南的南峙山——上华的十八峰山，至桑浦山南麓等18个岛丘组成。

这第3列岛丘的规模最大，阵势最强，把整个海湾分割成两个部分。

内海湾由于受到第3列岛丘的屏蔽，风平浪静，在距今6000—2500年期间，韩江上游带来的泥沙，逐渐沉积，便率先形成以潮州为顶点的面积为460平方公里扇形三角洲平原。

位于第二列岛内侧的澄海隆都至程洋岗一片和溪南的梅州、董坑一片的土地，就在这一时期形成的。

但是，此时的外海湾、海流和波浪流势仍然非常强猛，韩江上游带来的泥沙，受到强烈的阻挡，冲积力度呈弱势，故韩江发育缓慢，下游河床远不能定型，流向自由摆荡，故地方志书上称它为“员河”（指尚未形成固定河床），而澄海世代相传的水利谚语：

“双象把海口，金龟朝北斗”（按：

双象，指樟林的象鼻山和上华十八峰的象山；

金龟，即上华龟山）指的就是这一时期。

大约距今2500年以后，韩江三角洲顶部平原开始向第三列岛丘的外侧延伸，此时，韩江的河道产生第一级的分叉，即分出古潮州溪、东溪和西溪。

古潮州溪原经揭阳的炮台流入牛田洋，大约在唐末湮没。

其时的北溪，只是一条汇集东北部土地的小叉河，尚不能与韩江直接沟通，但东溪和西溪带来的泥沙，在风浪、沿岸流和潮流的作用与反作用下，逐渐堆积成与海岸一定距离的沙堤，沙堤露出水面，与其海岸之间的洼地，仍被海水淹没，便叫泽泻湖。

泽泻湖被泥沙填满，与海岸相接成陆，这样反复进行，三角洲便不断向外延伸，现在澄海第三列岛丘外侧，即古外海湾的五大沙陇与四条带状的洼地，冲积成为一片肥沃的平原，就是这样得来的。

为了进一步明确樟林古港优越的地理方位与形成年代，这里还必须把经地理学家科学测试和考古资料分析得来的，这五大沙陇的形成和韩江的再度分汊以及各代表着不同年代滨线位置的情况作一简略的说明。

据《韩江三角洲》和地质学家陈训深教授《澄海土地的由来》一文及实地踏勘基本可断：

第一列沙陇称为韩江三角洲下游“周代滨线”即起自盐灶——樟林——内底——上华——庵埠——桑浦——玉井，这一线以贝丘堤为基础，其年代测定为距今约4000—2500年形成的；

第二列沙陇称为“汉代滨线”。

起自南砂——莲阳——澄城——外砂——鸥汀——歧山，这列沙陇规模特别宏大，长约28公里，宽1.5——2.5公里，与第一列沙陇相距4公里，距今约2000年形成；

第三列沙陇称为“唐初滨线”；

起自和州—海后—白沙埔—新溪—头合—陈厝合—金砂，距今约1400年形成；

第四列沙陇称为“宋末滨线”，此时韩江三角洲已推至凤洲、坝头、九合、龙湖一带，距今约700年，以七合、义合、金兴、合昌、福建围、北港、小莱芜、珠池一线为第五列沙陇，距今约150年。

在韩江三角洲下游五列沙陇依次形成和先后成陆的同时，与其同步进行的就是韩江的第二级分叉，即古潮州溪、西溪、东溪和北溪进一步分叉。

如古潮州分成南北两汊；

西溪分成外砂河、新津河和梅溪；

东溪出程洋岗和龟山后，河流迳直，但至宋代又分出盛州溪、合昌溪、鲤鮕溪、草沟溪等无数小叉，北溪原是一道流量较少，流势较弱的小溪，但由于“唐初滨线”形成与三角洲平原的不断浮聚、延伸，至宋代其河床发育基本定型，上游流量锐增，便分出东陇溪、古樟林溪、义丰河和黄厝草溪等多条叉河。

此时的韩江三角洲下游，潮来一片汪洋，潮退河海交汇，大小港口，灿若群星，据地方志载，自东北向西南，计有：

东陇港、旗岭港，飞钱港、大洲港、蓬子港、辟望港、大衙港、南港、北港、西港、溪东港、新港、天港等等，还有无数瞬息万变的小港，难以尽名，其可谓呈现一派河川纵横，交织成网、星罗棋布，灿若繁星的画图。

古语云：

“知全貌而后通一豹”。

樟林古港，就是这一幅自然地理画卷中脱颖而出的一个后来居上的天然良港。

它完全具备了超越众多港口的优越条件。

其一，从远古看，它所处的方位，是距今6000—4000年前韩江三角洲下游第三列鸟丘的起点——象鼻山下的一片幽深的海湾。

莲花山麓的龙船岭、灯屏岭、“石壁头”、陶畲岭、食饭岭是围绕这片海湾的天然屏障，并都以贝丘为坚固基础，现食饭岭至井仔泉之间，土人认为是隋唐时泊船的澳头，至今还遗留下“状元澳”这一地名；

其二，从古代看，东陇港、旗岭港、樟林港，同在韩江北溪的一段“河海交汇”的叉河上。

东陇港和旗岭港崛起于唐末宋初，吴昌硕《潮州府志》认为是一个港口的两个名称；

李书吉《嘉庆·

澄海县志》说得更加明确，说旗岭港“合东陇港为一港，凡往来客舟，多泊于此”；

樟林港虽比东陇稍后一步兴起，但发展十分神速，据上述澄海陆地浮聚的科学结论可断，至迟在北宋末，韩江北溪的叉河已伸入樟林腹地，其象鼻山下的泽泻湖区域内浮聚的陆地，也已与东陇的陆地连接成片了，故其时从外海进入的舶船，在义丰河乌涂尾汛分叉后，分别驶入樟林港和东陇港，所以说，两港至少无疑负有联合的吞吐功能；

其三，随着北溪下游泽泻湖区域的不断浮聚，北溪出海口已延伸至义丰河口，距离义丰河口不远就是饶平海山的浮浔港，浮浔港是由闽入粤的一个重要门户，其优良的深水海湾能够停泊更加巨大的舶糟。

《嘉庆·

澄海县志》说，明代东陇樟林港的商船，“由乌涂尾水仙宫前出海，直抵浮浔”，以浮浔港为中途停泊点，然后分叉南北，北通日本，南下暹罗诸国，由此足见，浮浔港优良的海湾，给明代樟林古港的初兴，乃至沙汕头的屿湾又增添了一个得天独厚的优越地理条件。

樟林古港——粤东著名的“通洋总汇”

樟林古港是明清时期驰名世界的“通洋总汇”。

这里的所谓“通洋总汇”，主要指的是它是粤东地区率先对外通商贸易，对内繁荣经济的这一历时四百余载的重大商务活动策源地的时期。

樟林古港也因此而驰名世界。

大家知道任何事物，都有它的发生、发展、兴旺、衰落乃至消亡的历程。

樟林古港走过的道路，正是这条规律的写照。

樟林古港原是一个海畔渔村。

据澄海考古出土文物表明，大约距今4000年前后，沿莲花山麓樟林象鼻山至苏湾都的内底一带岛丘，已有人类从事渔猎的活动；

隋大业三年，这里与南洋寨城（今莲下镇）以外的一片海域，是隋炀帝训练水师，发兵琉球的大好基地；

唐时已有小村浮聚；

至北宋这里是个渔盐鼎盛的地方。

“盐灶——樟林——东陇”所产生之盐，名甲东南沿海，故小江盐场榷盐司设立于此，专管歧山、华坞、玉井、南澳、海山、东界一带渔盐课税。

宋哲宗时，盐官李前为了打通至潮州的内河水运通道，减轻陆运肩挑盐担疾苦，动用了大量地方财政，招集大批民工，开程洋岗山尾溪一段运河，使韩江的北溪与东溪相连，从此北上潮州，南“汇合水寨溪入海”，通畅无阻。

李前对此虽曾以诗自谦曰：

“筑堤开井易通津，神宇盐亭又鼎新，力小但能支五事，增光更俟后来人”。

但后人对此举予以高度评价，认为他为樟林古港的昌盛繁荣，奠定了内河的水陆交通运输的良好基础。

明代，樟林古港的确已俨然呈扼闽粤水陆交通咽喉之势态，尤其经过宋末元初之兵燹浩劫、元末明初之战乱动荡之后，其海防的地位更显得特别重要。

其时海上盗寇异常猖獗；

张琏、林朝曦、曾一本、吴平等剧盗，以南澳为据点，勾结倭寇，经常窜犯福建、粤东沿海各地，抢劫掠夺，无恶不作。

东陇、南洋一带屡遭其袭。

据《乾隆·

澄海县志》载：

这些海盗，“当其连船南下，自东陇、旗岭、飞钱、大洲、蓬子入，而苏湾危；

自新港、东港、西港、天港、溪东港入，则蓬洲、鳄浦、鮀江危……”，故明政府为了巩固海防，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下令实行海禁，同时，部署军事设施，严加防犯。

明洪武元年，建鮀浦巡检司署于蓬洲；

洪武二年，置辟望（今澄城）巡检司于芒尾村；

洪武三年，筑南洋寨城、东陇水寨城，此时，正值福建“漳州月港中落”（张燮《东西洋考》）而樟林港埠的范围却随之逐渐扩大，至明中后期，如万历、天启至崇祯间，由闽入粤东的造船户，越来越多。

据《信宁简史》，该村陈氏家族是创村的大户之一。

其先祖陈怡素就是从福建来樟林古港造船的，后举家移至信宁创村，今该村陈厝巷尚在可证。

据明万历年间《摘锦潮调金花女大全》戏文，其“借银往京”一折，描写金花产育未满四个月，未可返回娘家，兄长金章，命仆人进才去樟林埠选购海味给金花补养身体，现将这一段插白抄录如下：

“丑[进才]阿爹有乜吩咐？

公[金章]仝只扎时不曾去刘厝，今使你去樟林，买二斤海味，明日去体你阿娘一下。

丑：

天时透风，无物卖?

公：

去体，那有赤蟹，买柒对；

车白买五十斤；

大虾买柒十插，别物赶城内去，买添处也罢。

”

由此可见，这是樟林古港初兴的景象，也是海内外学术界比较认同的“第一起点。

但樟林古港的真正崛起，应始于康熙七年（1668年）海疆展复、八年澄海复县之后，此说何据？

因为康熙正式颁布“松弛海禁”的政策。

不过，在此之前，还有一段可悲的插曲，那便是：

“斥地”。

自顺治三年（1646年）至康熙五年（1666年），郑成功“反清复明”的海上反清势力，经常进兵南澳、澄海一带，战祸频仍。

清廷为了消灭反清势力，下令东南沿海所属县份，斥地内迁50里，“如有故犯，俱以通贼处斩。

”故澄海也不例外，诏下必行，其时樟林“墟市尽废，目睹一片荒凉”人民不堪其苦，遍地哀鸿。

然而，历史常常给灾难的幸存者以复苏新机遇。

1669年，海疆全线展复，澄海迎来了复县的春天，人民重返家园，樟林古港迅速复建。

迎接复建的头一件事是：

筑建石城。

城置东西南三门，守备署一座，配守备一员，兵500。

第二件事是：

移东里河泊所署于樟林城内，此后，国防建设不断加强、扩充，至雍正九年裁东陇河泊署，改置樟林镇巡检司；

乾隆八年，又扩建樟林守备署营房74间，分辖马、步、战、守兵660名及马队39匹；

至嘉庆十五年，樟林守备署统辖水陆汛地已达18处之多，这是一个方面。

而樟林古港的迅速恢复，其主要方面则表现于：

康熙23年，朝廷正式颁布取消“海禁”诏令。

由“片帆不准入海”至“准其出入贸易”，到“准与暹罗大米贸易”，这不断“弛禁”的政令，使樟林古港如闻声声“通洋”的喜雷，生机盎然，于是商人纷纷造船出海，对外贸易应运而生，樟林古港从原来的“渔盐之港”、“海防重镇”一跃变成了对外的“商贸之港”，到处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

学术界普遍认为，樟林古港真正的黄金时代，应推自雍正元年至乾隆五十六年（1723——1791）这大约70年间，此时，樟林港埠的中心格局：

“八街六社”已经形成。

所谓“八街六社”，是指仙桥、长发、古新、广盛、顺兴、洽兴、永兴、仙园等8条街道，和围绕这八条街道的东、西、南、北以及塘西、新陇等6个村社。

其中的仙桥街和长发街最繁荣，每街各拥有商铺和作坊60余家，而且分类也十分明确，如海、淡水产，农林副产类，日杂百货类、洋行洋货类、抽纱织染类，粮仓加工类，钱庄典当类，侨批汇兑类等等，应有尽有，琳琅满目。

故有“天顶神仙府、地上樟林街”的歌谣流传至今。

有人说，红头船是古港通向繁荣的“金桥”。

红头船一名源于雍正皇帝的“御批”（黄光武《雍正潮州海盗、广东海防与红头船》）。

雍正为绥靖海氛，对东南沿海苏、浙、闽、粤等四个省的出海船只，钦定了严格的管理制度。

即出海船只（含鱼船），必须油以黑（江苏）、白（浙江）、绿（福建）、红（广东）的颜色作标志，并实行船户联保，以杜海寇伪混侵扰。

但这一钦规实行不太久，似乎就被人们淡忘了。

唯独粤东持之以恒，后来变成远洋船只的一种光荣标帜。

樟林古港的红头船，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四朝，历时100余载的不断发展壮大，据不完全统计，至咸丰朝其远洋的红头船队多达一百多支（每支船队十至几十艘不等），每年乘季候风，北上宁波、苏杭、上海、天津、青岛、大连、日本；

南下雷琼、安南、暹罗、实叻、三宝陇、苏门答腊、汶莱、北婆罗洲、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地，大宗出口的是陶瓷、潮绣、红糖、靛蓝、樟脑、棉布、渔网、麻袋等；

转运出口的是苏杭的丝、绸、绫、缎、绢，和福建、江西内地的药材、松香、兽皮等；

进口的大宗为稻米、以及各种豆类；

各类名贵黄金、玉器、犀角、象牙、香料（据《明史》香料指沉香、肉桂、砂仁、胡椒等）、柚木、楠木、白滕等。

历史上的所谓“闽商浙客、巨舰高桅、扬帆挂席，出入往来，濒海之一大都会也”，指的就是这个时代，据《嘉庆·

澄海县志》载，其时，粤海关在澄海设樟林口、东陇口、卡路口、南关口等5处税口，每年征收的总金额，占广东全省收入的五分之一。

难怪十九世纪中叶，大英帝国出版的地图册上，只标上了樟林的名字，没有澄海的名字，由此足见，樟林古港，至此，其“通洋总汇”的地位，已是如此举足轻重了！

樟林古港——粤东对外移民拓殖与文化交汇的重要基地

“凡有潮水的地方，便是潮人所至的地方”。

随着商贸活动的频繁往返，樟林古港自然而然地成为古代粤东及至闽西南、赣东南毗邻各地移民出国和文化融合的一个重要基地与口岸。

据有关文献可考，潮人移民出国，远肇唐宋。

其中除几次因战祸集体逃亡，如宋末元初，吕大防后裔率“吕家军”崖山勤王，遇飓风败走菲律宾“吕宋岛”；

又如，明代海上强人林道乾挥师亡走暹罗大年港；

明末清初，潮人因“义士不帝虏，相率浮槎泛海，履涉重洋，来暹特多”，其人数累以千计外，潮人较大规模出国，主要有两个原因：

一是在樟林古港的初兴阶段康熙六十一年至乾隆十六年（1722——1751）这一时期，清朝先后三次颁发“准与暹罗大米贸易”的诏令，乾隆的两次还规定，不论“官营”、“私营”，一律免予税收。

于是，潮人抓住这一“黄金”机遇，和福建人一道，纷纷造船出海，到暹罗、新加坡、安南等国，大规模采购和贩运大米，以挣巨利，据《观一揽胜》的一则资料统计，从1782年到1868年这78年间，潮人出国谋生者，累计约达150多万人之多，这一次是历史上的大高潮；

二是因天灾，时疫，饥荒、田地破产，苦于生活逼迫，“无奈何，打个衫包仔过暹罗”的。

如道光三年，陈黉利香港“乾泰隆”红头船行在家乡办事处一则资料表明，该年潮汕、漳州各地农民，因灾害田园失收，破产者逼于生活，至该行求优惠（免费）船票过番的，累计达1172人票，虽然鉴于历代志书不载和户籍管理疏缺等原因，樟林古港出国的先侨人数，未能实际累计；

但据上述资料和世代口碑分析认为，至少90以上的先侨，是从樟林乘红头船漂洋过海的。

全国侨联副主席、广东省侨联主席、德高望重的侨领蚁美厚先生，曾经对侨史研究专家们谈及此事，蚁老语重心长地说，“樟林古港是潮汕了不起的对外通商口岸和移民大基地，但历代以来，究竟出去多少人，未能获悉。

不过有一些大人物是必须永远记住的，如暹罗吞武里王朝大帝郑信的父亲——澄海华富村的郑镛，潮州铁铺的陈式将军、隆都金财合、陈焕荣和著名侨领蚁光炎等政要豪贾，都是从樟林古港乘红头船过番的，请大家不要忘记。

”据有关侨务部门较保守统计，到目前为止，潮汕地区潮人分布于世界100多个国家1000多万人。

所谓“海内一个潮汕，海外一个潮汕”的这一现实。

正是对樟林古港是古代粤东对外移民拓殖的重大基地的绝妙见证！

人是文化的载体。

人群的迁徙移民，必然带来文化的交汇与融合。

作为古代粤东最早的侨乡——澄海县樟林港埠，其文化的交汇与融合，可谓得风气之先。

有三个方面的特点：

一是民风民俗浸透了中外文化融合的传奇；

一是诸神崇拜充满了“潮味”、“海味”、“侨味”的色彩；

一是主要建筑物体现了“中西合璧”的风格。

樟林的民风民俗浸透了中外文化融合的传奇。

首先，我们可以从《拖呀拖》这条童谣谈起。

这条著名的童谣自古至今这样唱着：

拖呀拖/咸菜巅倒拖/拖上山/摘萆麻/萆麻好煮羹（煮菜）/丈姆（岳母）食/丈姆生/生个番禾埔（男孩子）/生个番查么（女孩子）/上阮船/拍阮鼓/食阮二碗新米饭/配阮二碟沙虾脯……

童谣通过歌唱对象，描写过番的潮汕人与所在国人民一起劳动，共同创造美满幸福的生活，并日久生情，结了婚成立了家庭，产下孩子，又登上了返航的红头船，回到亲爱的家乡的情景，表现中外人民世世代代和平友好，在新一代孩子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根子的崇高主题。

这是中外文化交融的精神产品，是中外通婚社会现象的忠实写照。

尤其值得指出，樟林古港的民俗中，有充满传奇色彩的“二月灯会”，“二月灯会”是樟林人把传统的潮汕元宵节“吊灯”和“游火帝爷”的活动结合起来的传奇民俗。

所谓火帝即赤帝，是樟林人自己创造的社神。

相传清代，樟林八街常遭火患，人民损失惨重。

堪舆学家、署澄海县事杨天德（云南封川县人）体察民困，倡建火帝庙于樟林河沟顶，庙立后，香火甚旺，居然杜绝火患。

故每年二月，必举行庆祝盛会。

樟林人便把这两个日子连接起来，举行盛大的灯会。

灯会从正月十二日开始，一直到二月上旬，一连半个多月，闹个通宵达旦。

灯会的日子一到，八街六社，豪富的红头船主除了争先恐后请来潮州一流的戏班，一演就是十来天，以示虔诚外，灯式更是花样百出，竞芳斗妍。

有涂灯、纱灯、走马灯、灯厨、灯牌、宫灯、提灯、孔明灯、烟花灯……等等，挂满祠堂、庙宇、大街小巷，如满天星斗，落遍人间，琳琅满目，应接不暇，美不胜收。

尤其樟林人自制的专门曝光乡里丑闻的灯厨，更是奇诡多姿，百花齐放。

原来，樟林古港有一条不成文的乡规民约，规定在游火神期间，任何人都有权利把乡里丑事，绘画在灯厨上，只要属实不虚，又没有写上真名姓，谁也干涉不了。

如打击报复。

众口共诛。

如某年某乡，一色狼恶绅，强其媳，败风败俗，当即被人绘上连环漫画，上了灯厨，让人笑破肚皮。

那恶绅不敢出声，藏匿老屋，数月不敢出门一步。

又如，某年乡间吸毒风盛，灯厨便出现一骨瘦如柴的鸦片丁，象虾米一样躺在床上，一把烟枪把自家的田地、祖屋，甚至连妻子、孩子，统统吸进肚子里。

再次，在反贪官污吏上也曾出现杰作：

灯厨的一面，绘一悬襟正坐，大腹便便俨然官吏；

另一面却绘上一个鼓圆光屁股，写着“你官大，还是我的行大？

……”以示嗤之以鼻，深恶痛绝。

据说，这种通过“民主”的方式，在乡里“鞭恶扬善”的风俗，是开明的侨胞倡议的，也是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文化活动，实行数百余年，效果甚佳，几乎成为乡间的一则“法律”。

此外，如樟林的食槟榔俗、“坐大菜”（自由恋爱）风俗、种荖叶和种林檎俗，等等，都是文化交流的结晶。

樟林的诸神崇拜充满了“潮味”“海味”“侨味”的色彩。

神文化是民俗的基础。

神文化的改造与嬗变反映了某一区域人文环境对它的变异。

本来，樟林的传统古神，和潮汕各地农村一样，都是封建社会一定人文现象的产物。

如关帝爷君、玄天上帝、南极大帝、齐天大圣、神农、注生娘娘、南海观世音、九皇公、福德老爷、七圣夫人、太阳公、孤爷（孟兰胜会）等等，林林总总，不计其数。

但有趣的是，樟林古港有一些神只是非常特别的。

如妈祖，妈祖这位姓林名默的“海上保护神”，自从福建的湄洲被迎进樟林古港后，就彻头彻尾地浸透了“潮味”。

本来，她的衔头颇多，从民间的“妈祖”、“通玄灵女”，一直被历代皇帝加封为：

“顺济”、“灵惠夫人”、“昭应”、“灵惠妃”、“圣妃”、“圣母”、“天妃”、“天后”等达30多个。

但樟林姓林的族人，却和她攀了亲，一直说她是“胶己人”（自家人），并亲妮地称她为“姑母”。

并规定族里，谁家娶新媳妇，第二天一早，新娘一定要捧大吉一盘、清水一盆到庙里替“姑母”洗脸梳妆，孝敬“姑母”，这一民俗后来传遍潮汕各地。

樟林古港的“妈祖宫”究竟有多少，因年代久远未考。

但最大的“天后宫”建于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七年称“新围天后宫”，这是樟林古港的全盛时期。

占地十亩，是广东省最大的“天后宫”。

该宫虽以泉州“天后宫”为蓝本，但经潮州名师精心设计和发展，采用中轴线为宫殿式建筑，特设五封门、中门并一连五进盖顶，后厅建“朝天阁”（俗称“梳妆楼”），并配以亭榭、楼台、戏台；

饰以精美潮汕坎瓷、木雕等贵重工艺，当朝宰相刘镛破格为其题“海国安澜”四字匾额，以褒奖潮人繁荣经济的丰功伟绩。

又如亥爷即猪神。

亥爷是海内外潮人的眼泪和笑声交织的产物，是一尊浸透“侨味”的神祗。

清代樟林寨城南门内天后圣母庙旁，有北社林氏，新婚不久，丈夫因家贫穷，过番谋生，遗一子，日食难渡，妇思再醮，但每当行至社外，常逢大猪档路，污泥溅其全身，以为天意使然，遂绝再嫁之念，转身回家，苦守抚婴。

及至儿子年少，遂于某船号当工。

因该小孩玩皮活泼，常戏弄船里“妈祖”神祗，大人们吓其若再犯神，将其抛下海去。

谁料该船号自此旺发，小子备受重聘高薪，后来自己当了红头船主，成了樟林殷富。

当其了解母亲年青苦难史，以为是“妈祖”和“猪神”搭救无疑。

遂于南门内天后宫大殿左侧，塑一头泥猪与妈祖合祭，一时香火颇旺。

故有“亥爷得饭妈祖福”之民谚广泛流传至今。

此外，揭西霖田古庙的“三山国王”，一引入樟林，“山神”立即变成了“山海合一”的神，庙名改为“山海雄镇”，可见其“海味”之气派十足。

樟林古港的主要建筑物，体现了“中西合璧”的建筑群。

如南盛里。

南盛里位于樟林观一村，为侨胞蓝金生于1900年兴基，1917年竣工的一个建筑群。

占地面积80亩，大小厝屋70座，住房671间，中心居住区为“五巷三埕”，主要格局是潮汕典型民居“驷马拖车”和“四点金”配合组成。

但装饰中西合璧，非常讲究。

如门楼、窗棂、地板等，一律精选西洋优秀瓷砖，按精心设计图案粘贴，而屋脊、屋檐，则延聘潮汕名师，饰以花、鸟、虫、鱼、草、木、禽、兽及各种戏出；

木雕、通雕、坎瓷、洋瓷无不各施绝技，中西合璧，展示其间，见者无不叹为观止。

又如建于清嘉庆七年（1803年）的新兴街，街长200米，由54间两层楼货栈组成，每间货栈宽5米，最长达21米。

栈内木楼结构，顶为货仓，楼下作客栈或住房，门前临街，可陈列各式货物样品，后门各筑小码头一处，直通内港。

此种建筑，既实用，又美观，是潮人聪明智慧的完美结晶，堪称开200年前粤东建筑史上“中西合璧”风格之先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