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新派传统的北大教授胡适Word文档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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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年新出现了《时报》,《时报》的特色是“独创体裁,不随流俗”,它要“先后追随于国家之进步,而与相应”,此报出世之后变成了中国智识阶级的一个宠儿,对于求知欲正盛的胡适来说同样有重要影响,《时报》里的白话小说给了他很大的冲击,不但引起他的文学兴趣,也给他日后倡导“文学革命”种下了用白话做武器的伏机。
在少年胡适的新思想中有一本书起着相当重要的影响,这就是严几道译的《天演论》,这本被称这一代奇书的《天演论》使得无数新型知识分子为之欢呼,胡适起初的名字叫胡洪骍,然而胡洪骍就是受到《天演论》中“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影响,取了其中的一个“适”,遂改名为胡适。
正是由于《天演论》对胡适影响,使得后来受过实验主义洗礼的胡适逐渐变为一个改良主义者。
在这个时期,还有一位重要的人物也给了胡适思想最大的解放,他就是戊戌政变发起人之一的梁启超,在胡适最初进梅溪学堂时,就已经开始接触到梁启超的著作,使得胡适不肯“投到官厅去考试”,而变成了一个新派人物。
正如胡适自己所说“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
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
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
新民说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
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使我知道国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
梁启超对胡适的影响成了胡适“日后思想的滥觞,平生所学的抉择,终身兴趣的所在”。
这也正是十多年后,胡适写信去天津拜访梁启超“以慰生平渴思之怀”的原因了。
2、新文化运动拓荒者的新思想
(1)、文学观念的革新
长期以来,在正统文人的眼里,只有诗、古文、辞赋,才能登文学大雅之堂;
而白话文学总是被鄙弃,看作“君子勿为”的小道。
直到“五四”文学革命时期,胡适才首次把白话文学提到了“中国文学正宗”的地位,并将他的白话文学主张写在了《文学改良刍议》中,首次公开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及为“八事”,“八事”分别是“须言之有物;
不摹仿古人;
须讲求文法;
不作无病之呻吟;
务去滥调套语;
不用典;
不讲对仗;
不避俗字俗语”,因此,《文学改良刍议》自然成了文学革命的“一个发难的信号”,而胡适就确是“首举义旗的急先锋”,正如中国新文化的旗手鲁迅在十年之后,仍然说“文学革命”是“胡适之先生所倡导的”。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胡适等新派人物往往从破坏旧文学方面下手,他公开宣判那种已经完全脱离民众口语的,少数人垄断的、僵死的文言文是“死文字”,用这种死文字决不能做出“活文学”来;
只有接近民众口语的白话,才是活文字,才能产生第一流的“活文学”。
因此,“中国若想有活文学,必须用白话,必须用国语,必须用国语的文学”。
直到1918年,胡适写下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开始对新文学的建设作出了思考,在《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中,他提出了建设新文学的两个标准:
一是用“活文学”来取代“死文学”,即白话文学。
另一个标准是用“真文学”来取代“假文学”,即提倡写实主义文学。
胡适的“活的文学”“真的文学”与周作人倡导的“人的文学”概括了“五四”文学的新思潮,既而开创了文学现代化的华章。
(2)、拓荒者的艰难之《尝试集》
受自由主义思想下的胡适早在美国留学期间便开始了白话诗的创作,也可以说开始了中国近代最早的文学革命。
胡适提出“诗国革命”的要点,说是“要须作诗如作文”,这种对中国传统古诗的叛离是很难得到当时人们的认可的,最先反对他的就要数保守的梅光迪了,梅光迪讥笑胡适的白话诗说“读大作如儿时听‘莲花落’,真所谓革尽古今中外诗人之命者”。
虽然,只不过是“打油诗”,然而胡适却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是需要十分大的勇气的,正如胡适自己所说他倡导的“文学革命”是“逼上梁山”的,可见胡适作为“文学革命”拓荒者的艰辛。
当然,也并不是所有人都反对白话诗,其中就有一位他的支持者,她就是美国瓦沙女子大学的陈衡哲,也就是后来文坛上有名的莎菲女士了,他们起初虽没见面,但常以白话诗来互相通信,正是由于陈女士的支持和鼓励使得胡适有勇气继续开创他的诗国革命,经过胡适不懈地追求,后来终于得到了朱经农、任叔永、杨杏佛等人的理解,并且他们也开始作起了白话诗。
在胡适的《尝试集》中有这样一首写因得不到友人理解自己寂寞心境的白话小诗,叫做《窗上有所见口占》。
诗云:
两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
不知为什么,一个忽飞还。
剩下那一个,孤单怪可怜;
也无心上天,天上太孤单。
这首诗完全是口语写出来的,朱光潜曾在他的《诗论》中这样说到:
“一派人看重‘写的语言’守旧的毛病,竭力拿‘说的语言’来活化‘写得语言’,使它们的距离尽量地缩短。
这就是诗方面的‘白话运动’”。
当然,朱光潜并不是反对白话诗,他提出白话者所标出的“做诗如说话”的口号有些危险,日常的情思多粗浅芜乱,不尽可以入诗;
入诗的情思都须经过一番洗练,语言是情思的结晶,诗的语言亦应与日常语言有别。
总之,诗应该用“活的语言”,但“活的语言”不一定就是“说的语言”,“写的语言”也还是活的,也就是说写诗时情思比较精炼。
《诗论》又写道:
“用古代文字做诗文,对于未受古代文字训练的群众自然是一不方便,诗既以传达为要务,就不能不顾到群众了解的便利”。
可见朱光潜仍是赞赏白话诗的。
胡适《尝试集》中的白话诗,虽不能真正意义上称之这诗,但他以“诗体解放”这主要的追求目标是完全实现了的。
(3)、胡适于学术问题上的新见解
在新文化运动中,中国知识分子积极的向西方寻求真理,就在这时马克思主义传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代表着工人阶级的利益,进而使以《新青年》为中心的新文化统一战线开始分化,对于一向崇尚新文学的胡适来说,这无疑破坏了新文化运动,胡适发表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引起了关于“问题与主义”的争论。
成为了统一战线的标志事件。
那么胡适为什么要反对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除了对新文化运动产生影响外,还有哪些?
胡适曾对马克思主义的到来感叹道“我对于现今的思想文艺,是很不满意的。
孔丘、朱熹的奴隶减少了,却添上了一班马克思的奴隶;
陈腐的古典主义打倒了,却换上了种种浅薄的新典主义。
我们‘提倡有心,创造无力’的罪名是不能避免的”。
在胡适看来,马克思主义无疑是违背历史潮流的产物,胡适这种偏激的看法,我认为胡适可以在学术称为巨人,但对中国政治确实不懂。
正如,胡适后来在学术上特别强调“学术独立”与“政教分离”,“学校为教学的机关”,“研究学术的机关”,应该“努力向学问的路上走,而不应该自己滚到政治漩涡里去,尤不应该自己滚到党派政争的漩涡里去”。
这些都可以证明胡适只是一个学术上的巨人,他一心只想发展中国的学术思想,虽想谈谈政治也只是有心而无力。
关于胡适在学术上的看法我是十分佩服的,尤其是他的“学术独立,政教分离”的思想,其实学术本来也应该与政治分离,试看学术的目的是什么我们就会很清楚地明白了,学术的目的在于提高个人的素质,如果说大便是提高全人类的素质,造福于全人类,为的是人类的利益服务的,至始至终都没有与政治挂上钩。
就我泱泱五千年的中华民族来说,读书最直接的目的却是与政治挂钩,古语云“学而优则仕”,便是说学习优秀方可做官,也致使众多无辜者为求得一官半职走向了死读书,读死书的道路,吴敬梓先生的《儒林外史》中的范进便是封建读书人的缩影。
即使进入了当今所谓的21世纪的新中国,这种现象仍然比比皆是,远的不说,就我们学校而言,也足可以证明了,作为师范院校,本应该大力培养学生的师范生技能,学生也应该围绕自己的专业进行学术研究的,可这些对于我们学校而言也只是凤毛翎角而已,每一座学校都有一种符号的象征,或者是一种风气,就我校而言,教学楼旁造的一座“红墙”便是我们学校最好的象征了,“青马工程”创刊了、政治风气渐长了、活动增多了、而学术氛围退步了、就业压力加大了,一切究竟该谁来承担责任,学生、学校、社会或者谁?
一切尽在不言中。
3、胡适的“忍”字哲学和实用主义思想
(1)、“忍”字哲学下的新儒生
胡适虽为新文化运动的拓荒者,但他至始至终始终扮演着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儒生。
胡适作为学术上的巨星,但他的思想有一点却是十分明朗的,那就是他的“忍”字哲学。
胡适学贯中西,在小时受着经史典籍的熏陶,崇尚于孔孟儒家和程朱理学,在美国,虽然没有当基督教徒,但却受了《圣经》极大的影响,这些都塑造了他的“忍”字哲学,使他成为一极端的和平主义者和不抵抗主义的忠实信徒。
可以说手无寸铁的胡适只是一心沉迷于学术的新儒生而以,虽向往政治却不精通。
中共在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发表了大会宣言,宣言提出了“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的口号,胡适却认为中国的统一问题必须从国家内部做起,寄希望于国人的反省和自觉,不能把一切罪过推到洋人身上。
胡适到武昌大学讲演时,公然要求学生“闭门读书,不管闲事”,当即遭到武昌大学师生的质问,被斥为“外国帝国主义宣传者”,这也是由于胡适“忍”字哲学影响所致。
就在日本侵略者发动“一二·
九”事变,上海被占领时,胡适仍然强调的是不抵抗,就连一向追随胡适的傅斯年也按捺不住时,胡适却还是主张温和冷静,幻想与日本和平交涉、谈判,寄希望于国际的“调解”与“援助”,直到后来日本向华北发动全面进攻时,此时的胡适才抛弃他的“忍”字哲学,真正感觉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学问家毕竟不是政治家,对政治的突变又何尝能说得清呢!
(2)、思想的核心仍是爱国
无论后人怎样贬低胡适,关于他的“不抵抗”和“和平解决问题”的想法虽然有悖于当时的社会环境,但一切思想的核心还是爱国。
对于胡适一介书生来说,最好的生活便是拥有一个安静的研究学术的环境,稳定的社会生活,但毕竟胡适不懂政治,无法预见事态发展的严重性,对于他来说,血肉模糊的战争是不希望的,而和平谈判方为最佳方案,胡适最不愿看见学生参与当时恶劣的政治,即使当时学生反对他的观点,但他仍然积极营救被捕的学生,这些都说明了他是一个学者,他思想的核心仍是爱国。
在易竹贤编著的《胡适传》中,我认为“‘一二·
九’运动”这一章节把胡适说得过于偏激,胡适反对学生罢课,劝学生“即日复课,勿再虚掷光阴”,却被该书编者把胡适说成了“简直与党国当局同一口吻,以为爱国有罪了”。
这是对胡适的严重曲解,毫无道理可言,没有理解胡适思想始终是以爱国为核心。
就全书而言也是过重贬斥胡适,讴歌共产党,对于最初关于马克思的问题,也只是用了不成熟来掩盖。
胡适作为中华民族的炎黄子孙,爱国是其思想的核心。
胡适曾坚持以“取消满洲伪国”为目标,从这里可以看出,胡适并没有忘记在日军铁蹄蹂躏下的中国同胞,也没有忘记被侵略者占领的我国领土和主权。
另外,胡适在欧洲游说中国抗战时,对被日军占领北平下的友人周作人放心不下,便写了一首诗,诗云: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太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生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可见胡适对周作人友谊之深,胡适劝他要识得“重与轻”,且不可为日本人所利用。
这些均可以说明胡适是有民族气节的,是一个敢为天下先的爱国之人。
(3)、实用主义思想下的“充分世界化”
在胡适哲学思想中,除了老子的不争哲学外,还有最重要的杜威实用主义哲学,胡适将其译成实验主义哲学,实用主义哲学的产生有特定的时代背景,它产生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当时正是美国南北战争后,资本主义大力发展的时代,可以说“实用主义哲学”也是一种“美国工业社会的哲学”。
实用主义者强调从人的经验出发,主张用行为效果来证明思维的合理性,根据事实效果来判定或修正信念,带有强烈的反教条主义和反思辩哲学的色彩,反映了美国创业时期求实与创新的精神,体现出一种开拓、进取、行动和成功超过一切的美国风格。
总之,实用主义是“美国的工具主义”,是一种反映美国社会时代精神,强调独立自由的主体。
胡适也正是在实用主义的引导下首开中国文学革命之先河,甚至在政治上也有所体现。
胡适是一位深受西学影响之人,尤其是实用主义哲学思想,对于曾经生活在美国的胡适来说,也希望中国能走一条美国式的道路,那是否就意味着中国应“全盘西化”呢。
胡适虽然受自由主义思想影响很深,但在这个问题是否定的,胡适是反对全盘西化的,但又与保守的顽固势力不同,胡适提倡的是一种历史的自然折衷,也就是他所说的“充分世界化”。
在中国传统文化面前,胡适认为中国的旧文化惰性实在太大,如果我们的老文化里真有无价之宝,禁得起外来势力的洗涤冲击的,那一部分不可磨灭的文化将来自然会因这一番科学文化的淘洗而格外发挥光大的。
可见胡适还是相信中国传统文化中有值得可寻的东西。
那么胡适是不是认为西方的东西就最好了呢?
这也不是的,胡适曾说过“你尽管相信西菜较合卫生,但事实上决不能期望人人都吃西菜,都改用刀叉。
况且西洋文化确有不少的历史因袭成分,我们不但理智上不愿采取,事实上也决不会全盘采取、、、、、、”
4、矛盾的一生
胡适后来虽学从与西方,深受实用主义哲学思想的影响,在中国首先提出了“文学革命”的口号,但在他的思想中仍然有中国根深蒂固的传统的思想,他始终徘徊在西方自由与东方礼教之间,内心十分的矛盾,但又无可奈何。
这一对矛盾影响着胡适的一生,比如:
家庭婚姻上、政治道路上,乃至新文化运动上都体现的很明显。
(1)、对封建势力的让步
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上,攻击孔教,矛头首先指向以孔孟之道为核心的旧伦理旧道德,批判专制主义的“节烈”和“孝道”。
即使胡适口号喊的多么响亮,但他仍然在封建势力面前妥协了。
最有表现的就是他的婚姻了,一个深受西方民主、自由文化滋养的胡适;
一个学贯中西的胡适;
一个最先为新文化运动兴义旗的胡适却娶了一位小脚女人。
他与江冬秀的婚姻是在母亲所代表的旧礼教及传统习俗强迫下的结合,作为新派的代表人物,胡适早已认识到婚姻应以爱情为基础,曾指出:
“没有爱情的夫妇关系都不是正当的夫妇关系,只可说是异性的强迫同居”,这句话同现今流行的“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可谓异曲同工之妙。
即使胡适对婚姻的自由是多么的义正言辞,但还是在封建势力前让步了,并且与不识字的江冬秀相守了40多年,可谓文坛一段佳事。
后来胡适自己说“吾于家庭之事,则从东方人;
于社会国家政治之见解,则从西方人”,这本身也就是一种矛盾,撇开胡适是否残留封建思想,我们无疑看见了一位中国新派文化中最伟大的孝子。
胡适的婚姻与鲁迅的婚姻相比,很容易找到许多的共同点与不同点,鲁迅的第一位妻子朱安也是一位小脚女人,在母亲的强迫下鲁迅同样与朱安结婚,但鲁迅却从来没有和她生活在一起,虽然物质上给了朱安,但精神上是没有的,与胡适相比,鲁迅在封建思想上的态度是要坚定的多。
在新文化运动中,同样可以看出胡适的软弱。
在《文学改良刍议》里就有明显的反映,他经过再三研思,把“文学革命”最终改成了“文学改良”深恐矫枉过正,预先就请求别人“匡纠是正之”,可见胡适当时的态度相当的软懦和游移。
直到后来,陈独秀以革命家的坚决态度弥补了胡适的软懦弱点,于是,才正式推出了“文学革命”。
陈独秀的主张和言论虽不免偏激,但对顽固势力是决不妥协的。
这也说明了胡适只是一个学术家,半个革命家,而陈独秀却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
胡适的两次进宫也可以说明他对封建势力的妥协,胡适的进宫自然遭到的很多人的反对,但他却认为年少的宣统帝在清宫中太寂寞,想学习他的新知识,却不知宣统帝一直梦想着“恢复祖业”,就在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废除皇帝尊号,并把溥仪赶出紫禁城时,胡适当时可谓相当的气愤,胡适抗议道:
“我是不赞成清室保存帝号的,但清室的优待乃是一种国际信义,条约的关系。
条约可以修正,可以废止,但堂堂民国,欺人之弱,乘人之丧,以强暴行之,这真是民国史上的一件最不名誉的事”。
可见胡适在对待封建问题上的软弱。
(2)、政治的歧路上
胡适由于受《天演论》思想的影响,使他变成了一个“开明之保守主义者”,这与后来实验主义相融合使胡适逐渐成为一个改良主义者,也就使得他不能接受任何笼统的主义和进化观,不能接受“一蹴即到”式的“阶级斗争的方法”,不相信什么全面解决,解决以后又一成不变,“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等等高论。
所以,胡适的这个思想定形使得他一开始就不谈什么主义,不接受共产思想,不赞同激烈或暴力的革命,而主张走改进的路,最后,他也不得不成为“一个自由主义的右派、一个保守的自由主义者”,在急进者的眼中,他确实不够火辣。
在中国知识分子高谈马克思主义时,胡适却提出了“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论断。
胡适是信奉实用主义的,他强调“舆论家的第一天职,就是细心考察社会的实在情形,一切学理,一切‘主义’都是这种考察的工具”。
这正是马克思主义与实用主义者的分歧所在,马克思主义强调用阶级斗争的革命道路,而实用主义影响下的胡适强调的却是改良主义的道路。
当然,胡适是承认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意义的,他反对的只是马克思主义中的阶级战争说,指出有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不能并立的理由,这在无形之中养成一种阶级的仇视心。
那么实用主义思想下的胡适究竟想让中国走上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
在他看来世上最好的政治就是美国政治,世界上最民主的国家就是美国。
因此,他提倡的是“好政府主义”,好政府也就是好人政府,但对于当时的中国,这种空洞的主义是很难实现的。
马克思主义是在吸收了几千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的一切优秀成果,尤其是在批判地继承、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英国的空想社会主义合理成分的基础上,在深刻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趋势和科学总结工人阶级斗争实践基础上创立和发展起来的。
可见马克思主义在当时的时代中是相当先进的,理论直接来源于工人阶级,那么我们再回来看看20世纪初的中国,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正处在萌芽阶段,工厂并不多,也就是说在中国的阶级成分中,农民阶级仍占主流,工人阶级的比重很小,对于工人阶级发展并不充分的中国来说,马克思主义的到来确实给国人前所未有的新鲜感,因此,在吸收和利用马克思主义来为当时的中国服务时也确实存在诸多的问题,正如胡适所说的当时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阶级斗争,提出用暴力的方式来完成中国的革命,对于重学术、重新文化、厌战的胡适来说,他当然只会投反对票了。
马克思基本原理涉及了哲学、政治学、经济学等多方面领域,但中国马克思主义引进者针对当时中国的环境,普遍更多的关注于政治学方面的内容,而轻视了经济学,马克思主义的政治学理论使我们顺利完成了新民主义革命的胜利,也无疑中忽略经济学等理论,也就导致了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仍然坚持以阶级斗争为主,搞人民内部的矛盾,给新中国带来了巨大的灾难,这除了由于当时紧张的国际格局之外,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对马克思主义吸收的不充分所致。
直到中国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也才开始注重经济建设,提出了“经济建设为中心”,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正如季羡林曾说过“胡适不赞成共产主义,这是一个事实,是谁也否认不掉的,但是,他也不是死心塌地地拥护国民党和蒋介石,最著名的例子是他在《新月》上针对孙中山先生的著名学说‘知难行易’发表文章《知难行亦不易》来反对,胡适敢于对国民党的‘国父’的重要学说提出异议,是需要一点勇气的”。
可见他对国民党并非一味顺从,他也从来不是国民党员,他信奉的是美国的实验主义,崇拜的是美国的民主制度。
胡适不属于政治,属于学术,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国民党员,对于当时阶级分明的中国来说,胡适始终走在政治的歧路上,内心也是十分矛盾的。
5、结语
究其胡适的一生,如果要给他一个角色定位话,我认为他实为学术界的一位巨人,政界的一位小丑,正如他自己所说“哲学是我的职业、文学是我的娱乐、政治只是我一种忍不住的新努力”。
在中国近代史中胡适的价值永远也不可磨灭,他在中国首次提出了白话文学,让后来的学者摆脱了艰涩的文言文,让文学成为了国语的文学,大众的文学。
胡适的思想一言以蔽之就是两个字“清楚”,他的文章长处便是明白清洁,短处是浅显,他一直都抱定一个宗旨,做文字必须要教人懂得,所以他从来不怕人笑他的文字浅显,与鲁迅相比,胡适之洞察力深刻度远不及鲁迅,鲁迅观察问题之深刻,在现代文人中罕有其匹,主要是胡适受杜威实验主义哲学影响,难免于浮浅。
胡适的治学精神是值得所有人学习的,胡适虚怀若谷,无日无时不在寻求新知,胡适曾说“不做无益事,一日当三日,人活五十年,我活百五十”,又说“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待人要在有疑处不疑”,胡适在待人上和做学问一样清楚,他对任何人都是和蔼可亲的,没有一点盛气凌人的架子,这一点就是拿到今天也是难能可贵的。
今天的领导干部大多都是目中无人,唯我独尊。
胡适曾经将星期日作为对外开放日,在那天所有人都可以去他家和他谈上一两句,胡适广交朋友,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我的朋友胡适之”便是很好的印证,晚年到台湾后的胡适居然和一位买芝麻饼的人建立了相当好的友谊,成为了无话不谈精神伴侣了!
胡适的一生是忙碌的,有波折也有平淡,他一直致力于中国的学术界,希望为祖国发掘和培养更多的人才,爱国始终是行事的宗旨,正如胡适一生所坚持的格言“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胡适的人品与才学可堪中国近代一绝,蒋介石在南港胡适墓横题的四个大字“德学俱隆”也是当之无愧的。
如今,胡适已早离我们而去,带着他的荣誉与耻辱、诚恳与虚伪、开朗与狭隘、勇敢与懦弱。
静静的,他接受眼泪的覆盖、接受笑声的淹没、接受历史的评判。
参考文献:
[1]欧阳哲生.追忆胡适.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李敖.胡适评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2000.
[3]周海波.胡适新派传统的北大教授.中国长安出版社,2004.
[4]朱光潜.诗论.人民出版社,2010.
[5]易竹贤.胡适传.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6]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7]胡适.四十自述.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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