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高等教育的苏联模式关于1952年的院系调整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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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旦大学土木系并入交通大学;
交通大学纺织系与上海纺织工学院、上海工专纺织科合并为华纺织工学,等等。
1952年,根据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为适应高等教育满足培养经济建设急需的专门人才的需要,适应计划经济体制和统一分配毕业生制度的需要,开始大规模进行院系调整。
1951年11月,中央教育部在京召开的全国工学院院长会议,揭开1952年院系统调整的序幕。
会议指出,全国工学院地区分布很不合理,集中在沿海地区和少数大城市,师资设备分散,使用效益低;
学科庞杂,教学不切实际,培养人才不够专精;
学生数量远远不能适应国家工业建设的需要。
决定以华北、华东和中南为重点进行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工作。
1952年5月,中央教育部提出全国高等学校院系调整原则和计划,其方针是“以培养工业建设人才和师资为重点,发展专门学院,整顿和加强综合性大学”,明确主要发展工业学院,尤其是单科性专门学院。
调整的方式是根据苏联的大学模式,取消大学中的学院,调整出工、农、医、师范、政法、财经等科,或新建专门学院,或合并到已有的同类学院中去。
调整的原则是:
高等学校的内容和形式按大学、专门学院及专科学校三类分别调整充实。
大学(指综合性大学)为培养科学研究人才及培养师资的高等学校,全国各大行政区最少有1所,最多不得超过4所,大学行政组织取消院一级,以系为教学行政单位;
工学院是这次调整的重点,以少办或不办多科性的工院,多办专业性的工学院为原则。
农学院采取集中合并的方针,每一大行政区办好1至3所。
师范学院每一大行政区办好1至3所,纠正过去与大学同学科设系的倾向,严格遵照中学教学计划所需系科设系。
具体的调整方案包括:
将北京大学工学院、燕京大学工科各系并入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改为科性高等工业学校;
清华大学的文、理、法三学院及燕京大学的文、理、法各系并入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成为综合性大学,燕京大学撤销。
将南开大学的工学院与津沽大学的工学院合并于天津大学。
将浙江大学改为多科性高等工业学校,将其文学院并入之江大学,之江大学的土木、机械两系并入浙江大学。
将南京大学的工学院与金陵大学的电机工程系、化学工程系及之江大学的建筑系合并成独立的工学院。
将武汉大学的矿冶工程系,湖南大学和广西大学的矿冶系,南昌大学的采矿系统调整出来,在长沙成立独立的矿冶学院,并增设采煤系及钢铁冶炼系。
将武汉大学和南昌大学的水利系、广西大学土木系的水利组合并,在武汉成立独立的水利学院。
将中山大学、华南联合大学的工学院,岭南大学工程系科及广东工业专科学校合并成立独立的工学院,等等。
整个调整工作,京津地区从6月开始,华北地区于9月,中南地区于10月开始,到年底基本完成预定的调整任务。
通过调整,北京地区新设的学院为:
北京地质学院(由北大、清华、天津大学、唐山铁道学院、山西大学工学院、西北工党院等校的冶金系科合并组成);
北京航空工业学院(由北京工业学院航空系、平原农学院森林系合并组成);
中央财经学院(由北大、清华、燕京大学三校政治,法律系与辅仁大学社会系民政组合并成立)。
1952年的院系调整,涉及全国四分之三的高校。
例如,华东地区原59所高校,没有参加调整的8所,停办(或调整后校名取消)及迁移外区的学校达21所。
调整后,全国共计新设高等学校31所,其中工业院校11所农业院校8所,师范院校3所,医药院校2所,财经院校3所,政法院校2所,文科院校1所,艺术院校1所。
从旧有综合性大学独立出来的各种专门学院有23所。
调整后停办的高校共49所,改为中专的4所。
作为1952年院系调整的延续和补充,1953年全国继续进行院系调整。
此后,1955年,高等教育部决定调整部分高等学校的院、系、专业的设置和分布,将沿海地区一些高校的全部或部分迁至内地。
其中影响校大的将交通大学大部分迁往西安,建立了西安交通大学。
◎院系调整的动机及其结果
1952年院系调整的主要动机,是将高等教育纳入为经济建设培养专门人才的轨道,加速培养工程技术和科技人才,提高教育效率和改变教育布局的不均衡状态。
这些目标基本达到。
经调整,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开大学等一批多科性综合大学改为文理科大学。
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等综合性多科性工业大学。
全国综合性大学由55所减至14所,工科院校由18所增至38所,师范院校由12所增至37所。
招生规模迅速扩大。
1949年,共有高等学校205所,在校生11.7万人。
1952年,共有高等学校201所,在校生21.97万人,增至1953年的1172人。
工科院校的培养能力显著增强。
理工院校占高校总数的比例,由1949年的13.7%增为21.4%.全国工科学生招生规模广大了1倍,由原先招收1.5万人增至3万人。
1946年,工科学生仅占在校生总数的18.9%,1952年达到35.4%,为各科学生之首,改为了此前以文法科为主的学校和学科结构。
通过增设钢铁、地质、矿冶、水利等12个工业专门学院,以及建成机械、电机、化工、土木等比较齐全的工科专业体系,改变了旧中国不能培养配套的工程技术人员的落后状况。
通过调整,高校的师资、设备、校舍相对集中,提高了使用效率。
中国高等学校的布局偏于沿海和大城市。
1949年时,58%的高校在沿海10省市,仅上海一地就占25%;
边远9省区的高校仅占6.8%.经调整后,适当改善了这种不均衡的布局。
到1958年,沿海10省市的高校占高校总数的42.4%,边远9省区的高校增至占13.%与此同时,在1950年接管了接受外国津贴的20所高等学校(其中11所改为私立)之后,在1952年的院系调整中,所有65所私立高等学校全部改为公办。
以本世纪初建立第一个现代学制(癸卯学制)为标志,我国现代教育的体制是向西方学习,仿效美、日教育制度的产物。
1952年的院系调整是一道分水岭,将二十世纪的大陆教育鲜明地一分为二。
对旧中国教育大规模改造重建,全面模仿、移植苏联模式,形成了建国后大陆教育的基本面貌、价值品质。
与欧美大学的通才教育模式相对,苏联的高等教育模式一般称之为专才教育。
其基本特点是:
与计划经济体制相连,对教育实行高度统一集中的计划管理;
教育的重心放在与经济建设直接相关的高等教育,尤其是工程和科学技术教育上;
教育计划与国民经济建设计划紧密相连,按产业部门、行来甚至按产品设立学院、系科和专业(例如拖拉机学院、坦克系等等),确定招生和学生分配;
本家对高等教育实行垄断,学生全部免费。
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与计划经济、产品经济体制高度契合的、与动员型社会同构的教育制度。
它可以集中国家资源,迅速培养大批高度专门化、专业狭窄的“现成专家”,却有其明显的弱点和弊端。
◎对院系调整的历史评价
在当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下,50年代初按苏联模式重建的高等教育,其弱点在建立之初虽也有明显表现,但总体上是适当时政治、经济制度需要的,为我国的工业化建设和科学技术发展奠定了基础,培养了大批专门人才。
教育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组成部分,必须随之而变革;
然而,作为社会的文化和价值系统,它的变革对社会发展的诸多方面有深刻的影响。
因而,今天重新认识这种教育制度的变迁和当年的院系调整,不能不看到其固有的弱点和失误已发展为严重的弊端。
1、严重削弱文科和综合性大学。
现代教育始终有相辅相成的两翼。
一方面,作为人力资源开发,对经济振兴,科技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具有强烈的国家功利价值;
另一方面,教育又具有促进社会政治、思想、文化、艺术的发展,保持和传递文化传统,维系和整合社会,以及陶冶人格等人耸教化的功能,即教育的非功利价值,它主要是通过文科教育实现的。
因而,急于赶超的发展中国家的教育,都面临一种考验:
能否在发展科技教育、专门教育的同时,保持教育的人文价值和人文内涵,重视普及教育和普通教育,防止教育的失衡和异化。
不难看到,院系调整发展工程教育的成就,在很大程度是以削弱文科为代价的。
1949年,在校大学生中文科类学生共占33.1%,其中文科、财经、政治各科的学生比重分别是10.2%、16.2%、6.3%;
至1953年,即第一次院系调整后,已分别下降为6.7%、6.4%和1.8%(共占14.9%)。
到1957年,第二次院系调整后,又进一步下降为4.4%、2.7%和1.9%(共占9%)。
1962年这一比例最低,仅为6.8%.同样,在高等教育中具有特殊功用,被称为现代教育的“轴心机构”的综合性大学被严重削弱。
多学科的综合性大学在高校中所占的比重,由1949年的23.9%降至1952年的10.9%。
1986年,这一比例为4.3%.一大批历史悠久的优秀的综合性大学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和地位,被改为工科院校。
对文科教育的削弱不仅由于对经济重要性的强调,也出于对它“资产阶级性质”的政治否定。
通过学科和课程改造,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学科被停止和取消,一大批人文社会学科的教育学者备受批判冲击。
“文科危险”和“文科无用”逐渐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价值,酿成全社会经视、贬损文科,重视理工科的明显的“重理轻文”的倾向。
1980年,经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和恢复发展,我国大学生中文科学生的比重达到8.9%.然而,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1977年的统计,在全世界1000万以上人口50个国家中,文科学生占在校大学生比重于50%的有限3个国家,介于26~50%的有26个国家,介于20%~30%的有6个国家;
介于18%~20%的有4个国家。
中国的情况,竟然比这一比例最低的国家还低10%.这种重理轻文的倾向同样表现在理工科院校的课程结构中,以及中小学的学校教育中。
其后果,不仅造成应用文科人才的奇缺,制约了社会现代化发展,而且严重削弱了学校的教化作用,致使学生在知识结构、价格结构上的片面畸型。
科学与文化的割裂在前现代的中国表现得格外明显。
2、人才培养过于专门狭窄,效益低下。
即便从培养专门人才的角度,这种教育模式仍然是不甚成功的。
对高度专门化教育的推崇,意味着对科学和文化的综合性、完整性的损害和削弱。
它固然可以培养出大批统一规格的“标准件”,却难以培养出具有较强的适应性和创造性的人才,更不用说大师和巨匠了。
1953年,我国高等教育十一大类共设置215种专业;
到1983年,高校专业设置达到创纪录的1039种,是1953年的4.8倍。
以有计划、按比例培养各类专门人才为理想的专才教育,在现实的动作中却造成严重的比例失调。
1987年高校毕业生分配中,有353个专业(占专业总数的41.7%)人才奇缺,数额达19万人;
与此同时,又有157个专业人才“过剩”,人数亦达10万人之多。
过于专门狭窄的专业设置和专门技能,与现代社会知识技术迅速更新、职业变换和社会流动加速的要求不符,是造成专门人才“专业不对口”、大量人才浪费的重要原因。
与计划体制相应的条块分割、部门所有的高校管理体制,造成重复设置严重,学校规模极小,高等教育效益低下。
例如,1977年至1985年,我国普通高校招生人数从27.3万人增至61.9万,增加了127%;
学校数却从404所增至1016所,增加了151%.高等学校中,学生达5000人以上的仅50所,占5%;
学生1000人以下的447所,占44%;
其中500人以下的学校有179所,占17%.3、大学教育中的“三脱离”当按照苏联模式将大学改造培养专门人才的“教育工厂”时,大学的功能和性质发生了深刻的变异。
学校树人育人的主旨和通义,在专门教育的结构中被培养专家的目标所模糊。
“做事”和“做人”的双重目标事实上被分离,“人”的教育被简化为政治理论教育,由独立于教学系统之外的专门机构、组织和人员进行;
这同时分离了曾由教师承担的“经师”和“人师”的双重职能。
用政治教育取代价格教化和文化、道德教育,则抽空了学校教育的人文内涵。
使学校的教化作用不断衰微。
50年代初重建高等教育的同时,按照苏联模式建立起独立于大学之外的科学院落科研系统,从而取消了现代大学作为社会的科研中心的重要功能,造成教学与科研成的脱离。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学的科研十分薄弱,只具有单一原教学功能。
在大学内部,教学与科研的脱离是与理工分家、专业课与基础课脱离、实验室与考古室脱离的教学组织相连的。
基础理论与专业教育,教学、科研和实验之间界垒分明,各类人员功能单一,相当多的大学教师成为只事教学的“教书匠”.这必然导致高等学校学术水平和教育质量的降低,以及教育资源的大量浪费。
教学与科研、专业与基础脱离的最大弊端,是造成学校与社会相脱离的严重的理论脱离实际倾向。
崇尚书本知识,缺乏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这种学生中普遍存在的“高分低能”现象,反映出这种教育结构中产生的教育后果和学术风气。
很多人认识到,50年代初否定欧美式教育制度而移植苏联模式,不仅是由于政治气候和实现工业化的压力,也由于苏联教育模式与中国传统教育价值的某种相容性和一致性。
理论脱离实际便是这种共性之一,虽然它们出自不同的途径和结构。
上述高等教育的弊端已经在80年代以来的教育发展和改革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矫正和改善。
但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教育现代化的基本任务之一,仍然是继续克服苏联模式的体制弊端,继续解放思想、更新教育观念,从而建立起与市场经济体制和民主政治制度相适应的、与世界文明接轨和与现代生活合拍的新教育制度和教育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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