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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据周作人说:
学校“为了免得大家争吵起见乃决定将头班学生都送往北京应考,由练兵处自己选择。
”[3]1904年底回到南京,等候结果。
考试结果,全班三十余人都已被派往日本留学去了。
只周作人和另一个叫吴秉成的二人,由于近视眼而不及格,未能出去,仍住在江南水师学堂,放在那里无人管。
1905年春三、四月左右,一天忽然校方来叫他二人,原来是两江总督周馥路过江南水师学堂,就进去视察,知道有两个留校的学生,就叫来看一看。
问一些学过什么等等,便要给他们分配工作(“办个局子”)。
周作人等表示不愿工作,请仍派出去改学别的。
(学军事近视不合格,故改学别的。
)得到周馥同意。
于是周作人等得以出国。
[4]
周作人描写当时见到周馥的样子说:
“周玉山站在操场上,穿了棉袍马褂,棉鞋也很朴素,像是一个教书先生模样。
”这位在南半个中国各省总督之首的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在周作人眼中留下了如此的印象!
周作人在谈他印象中的周馥时说:
“可以说,在五十年中所见新旧官吏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他来的。
并不因为他叫我们‘办局子’,乃是为了他的朴素、诚恳的态度,不忘记我们两个留校的学生,这在刘坤一、张之洞、魏光焘大概是不会得有的。
”[4]
这次是周馥作为总督视察狮子山炮台路过水师学堂的。
出去视察,常规的作法是,穿上官服(朝珠补褂)、摆开仪仗、鸣锣开道而行。
但是周只穿了便服。
亦可见其平易近人之处。
周的便服,只是棉袍。
而在当时的官吏以及士绅、商人,穿皮袍子是极普通的事。
讲究的人,更花重价买稀罕、贵重的皮毛穿。
另一方面,再回到前面所说各省只有山东有回信一节,据周作人日记,1904年冬十一月十四日全班同学已坐船出发去北京考试去了[3]。
因此,学生向各自省上禀,等候回音,至少是两三个月以前的事了。
据周馥《自著年谱》,他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十月初十日才交卸山东巡抚赴两江任的。
据此推算,上面所述只有山东省有回信那时的山东巡抚恰恰又是周馥。
所以,周作人所说的那“可以说是胜于东南各省的大官远甚了”的山东巡抚,又是周馥。
两次都如此,可知周馥之对事认真、体察下情不是偶然的。
以上引述了周作人的几段文字,给了周馥以非常高的评价。
周作人一生所作文章,最为平淡、质直,绝无夸张语句。
所以,若不是真有所感,不会在五六十年之后仍然印象生动地写出以上回忆文字。
著名学者赵元任的夫人杨步伟是晚清佛学大家杨仁山的孙女。
她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对亡兄珏良说,记得当年周馥在南京做两江总督时,常去拜访杨仁山,每次都是轻车简从,坐着一辆马车就去了,完全没有官架子。
(周和杨熟识,早期曾同在曾国藩幕府。
)从文献上查对,那时杨步伟大概十五六岁。
身为封疆大吏的周馥的这种平易近人作风竟给她留下了印象,七十年之后还能记忆如新。
周馥去世时已是民国时期,距那时近四十年前他所办的北洋水师学堂和天津武备学堂出身的学生,当时已声名显赫的总统、总理、督军如黎元洪、段祺瑞、陈光远、齐燮元等等都不忘旧情,送挽联并以学生自居。
黎元洪送的挽联上联说:
“迟暮师生,情真语挚,清谈竟日,礼数皆宽,人以为姻娅往来,岂知桃李新阴,曾亲传圯上阴符,信陵兵法。
”[5]这挽联中一个“情真语挚,清谈竟日”,一个“礼数皆宽,人以为姻娅往来”,这样地对待当年的学生晚辈,描述了黎元洪见到周馥的平易近人风度。
这仍和周作人的感觉一致,感到的是诚恳和朴素。
上面文字包含两个方面:
一是周馥办事认真,体察下情,对人诚恳;
另一点是周馥作风朴素,平易近人。
关于他的日常生活,也是非常简单朴素的。
据周馥的长孙女周孟芬晚年的回忆。
按当时的制度,作为两江总督,照例每天中午供应他一桌鱼翅席。
而周馥到任后就把这桌席给免除了。
清代一般官署都是前面为办公厅堂,后面是这官员的住宅。
当时周孟芬就住在官衙之内。
据李伯元《南亭笔记》卷十四记:
在周馥任山东巡抚时,“(周馥的)夫人七十生辰,下属有制屏献者,仅录其文,其余馈洋酒者概丛摒绝;
署中亦无举动,堂上仅燃双烛,婢仆每人赏面一碗,藉偿叩首之劳。
”[6]此事周馥在自己的《年谱》中也有记述:
光绪三十年(1904年)“二月,学海、学熙、达孙来济南,为室人七旬祝寿。
僚友寿仪概不收。
惟屏联已落款者不便却。
亦未燕客。
”
亡兄珏良生于1916年3月,周馥逝世于1921年10月。
周馥在世时,珏良只是一个五岁左右的小孩。
当这一辈小孩到周馥住处去时,周馥吃饭时总是要这些小重孙子们坐在他身旁一起吃饭。
珏良还记得,饭桌上的餐具非常普通(甚至有点简陋),只是一些搪瓷盘子。
当时情况,大户人家餐桌上一般用一些稍细致的瓷餐具是起码的。
更不要说有些奢侈的人用细瓷、名瓷了。
总起来看,周馥虽然历宦四十多年、曾身居高位,却没有多数大官常有的官气,也没有有钱人常有的骄气,而是在认真、踏实的平实心态中带点读书人气味。
周馥是不贪财的。
在他做官时,有些收入是属于现在所谓“灰色收入”(照例应给的收入,但不属于正式规定的。
),他绝不收。
例如,光绪十五年(1889年)8月至11月周馥署(暂时代理)直隶布政史。
据周馥在自著的《年谱》中说,当他署布政使时,库吏送来五百两银子。
他不收。
库吏说,这是照例的规矩,实任的一千两,署任的五百两。
但他还是拒绝了。
周馥多年为官,其中许多是所谓“肥差”。
但是他并不富有。
有许多人做了大官后成为很富有。
而许多很富有的人对外都说他们不富有。
别人也弄不清楚。
(即如我想了解我父亲的财产情况,也是无法弄清楚的,他并不对子女说。
许多家庭都是这样。
)但是,在许多年之后,当周馥的儿子周学熙也老到六十八岁时(1932年),周馥的情况早已时过境迁、无需隐瞒时,周学熙写了一部自己的《自叙年谱》,其中记载了距那时三十二年前、周学熙年轻时周馥分家给他们的情况:
“是年吾父因余兄弟均已成立,各有子女,应谋自立。
遂分析家产,按六股均摊。
余所得者,股票、现款约二万金。
溯吾父任海关道、盐运使等,前后十余年,所谓显宦专绾财政。
而吾父不妄取,薪俸所入,多以施与。
尤以兴学、济族为务。
故修文庙、建书院、立义庄,屡捐巨款。
及谢政归,囊中所余,仅此数耳。
不独视后之以官肥家为天壤,即在当时,亦所罕见。
……”[7] 加起来不过十二万多银子。
最近看到一本名为《豪门旧梦》的书。
作者孙树棻一家是上海的巨富之家。
据作者分析,他家经营最开始时的资本,来源于他的曾祖父做了两年津海关道得到的资产。
他的曾祖父名孙竹堂,在荣禄任直隶总督时做过津海关道。
下面引作者的两段原话。
“曾祖父在天津海关道任上干了两年多。
据我推测,以后他置田买产和经商办实业的资本大半是这段时间里弄来的。
因为从他做官的履历来看,在当海关道之前都是些虚衔,没当过实职,自然没什么油水可捞。
在当海关道之后虽然官职在逐步上升,但所干的都算不上是什么肥缺。
”[8]
“曾祖父用宦囊在常熟城内北门大街的天凝寺巷内造了一座占地十几亩的住宅,在东门大街上买下几十亩收租的市房,在城外梅李、徐市等乡买了一万五千多亩良田,还在远郊白卯乡买下了七千亩盐碱田。
同时他又在上海公共租界的三马路和四马路上买下了几十亩地皮,准备造屋出租。
还在上海的汇丰银行中存入一笔约合三十万两纹银的存款。
这样他便打算在常熟城内颐养天年了”[8]
上述这位孙竹堂只做了两年多津海关道,而周馥任津海关道有七、八年,只留下十二万多银子。
分家这一年是在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
是在甲午战后,周馥辞官退居林下,可能他以为从此退休了的时候。
随后,形势又有了变化,于光绪二十五年(1899年)又出来做官,直至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四月两广总督开缺,才是彻底退休了。
是否又积蓄不少钱财?
他在两广总督只任了不到七个月,还流传说:
“阔了周馥,穷了两广。
”从一些情况看起来,他大概没有积蓄很多钱。
在他儿子周学熙写的自己的《自叙年谱》中详细叙述了那次分家之后,再也没有记录分家、分钱财的事。
只记有周馥到青岛后,周学熙为他买地、建房子:
“宣统三年(1911年)……八月,革命军起,芜湖骚乱。
吾父先游苏杭,后至青岛居焉。
余购巡衙前地建屋迎养。
”[9]中华民国三年(1914年)欧战起周学熙和周馥迁居到天津后,周馥就居住在周学熙所建的房子三多里内,直至去世。
大约他的生活也由周学熙供养,因为在那多年以后,家里人曾听到过周学熙的妻子、我的叔祖母谈起当年供应周馥的情况。
所以,周馥就只留下十二万多银子。
这个数目和当时一般大官的财产远远无法相比。
之所以如此,是由于周馥除了不妄取之外,还不断捐助公益事业。
就《年谱》中所见到的摘录于下。
光绪八年(1882年)任津海关道时记有:
“时议收捐修由天津城东接至租界官路,自捐一万两倡之。
”光绪九年(1883年)任津海关道时记有:
“是年捐银一万两助本邑研经书院膏火。
……后并入学堂,续捐四千两。
皆凑作公益典本。
既以典利助学堂费,复使贫寒得使典质救急。
”光绪十年(1884年)任津海关道时“助建复圣庙工费一万两。
”光绪十二年,会禀立集贤书院,捐二千六百两;
禀建博文书院,捐三千两;
赞助海防,捐买东三省枪炮银二万两。
在这期间,周馥自己并不见得富裕。
《年谱》中记有的,如光绪五年(1879年)就记有向人借了两笔钱:
一笔五百两,一笔三百两,还卖掉南京复成仓的房子。
捐出去的是上千上万,但在不凑手时自己连几百两也要去借,可见他这时期并没有什么厚家底子。
但就在借债这年,还出资修复了家乡的唐山寺。
这是六世祖舍宅而建之庙,在和太平军的战争中烧毁的。
光绪十七年(1891年)任直隶按察使时,记有:
“捐本邑修文庙银一万两。
”而在光绪十八年(1892年)记有:
“余念家事艰难、生齿日繁,属学海回扬州经理生业,……”,感到经济日紧,命长子周学海作生意去。
此外,周馥妻子吴氏“历年捐助乐济会之赈济族戚孤贫银一万四千两。
”摘录到此为止,其它为家乡做的事不再一一列举了。
从这里可以看出,以他当时的经济水平,他用了收入的很大部分去捐助公益事业。
也可看出周馥对钱财的态度。
周馥在退休数年之后,已七十多岁时,还在记录对孙辈谈话的《负暄闲语》一书中念念不忘、写了一段希望子孙爱护他所办的公益事业的话:
“余昔年捐建本邑文庙一万金。
又捐周济族戚孤寡、取名‘乐济会’,存典生利一万金。
近已将此款改买芜湖万顷湖田一千馀亩。
又捐银买邻田一千馀亩,取名‘孝友堂’,暂以济‘乐济会’之不足。
他日田租足额,即以‘孝友堂’租专留济本支子孙孤寡与极贫者、欲进学堂而无赀者。
又捐池州府中学堂、建德小学徒各四千金。
今欲再捐,力已竭矣。
尔辈他日即不能扩充善举,断不可使已成之业废弛中缀,致负孤寡之望。
”[10]周馥之帮助孤寡、帮助寒士读书,还有更深一层的考虑。
在《负暄闲语》卷下第二页他写有一段话如下:
“人心险薄,皆由奔竟图利而起。
故乡党人较厚,市井次之,宦场又次之。
而人之见识开朗,则宦场人为多,市井次之,乡党又次之。
故行善以能兴学、教人为上,周济孤寡次之。
”用现在的说法,就是说他认为人心坏都是由于谋求私利。
因此农村人比较厚道,城市人就差些,官场的人更差。
但是人的见识开阔,则官场为多,城市人差一些,农村人就更差。
所以行善首先要以能办学校、教育人为最主要,帮助孤寡为次要。
这就是要秉性忠厚的这一层人经过学习、见识开阔起来,不要被心眼坏、垄断知识的一层人压在下面。
让善良的弱势层翻身,比救人眼前的饥寒更重要。
周馥的朴素作风和热心公益也影响到他的子孙。
他曾命他的长子周学海和次子周学铭拜李慈铭为师学习。
李慈铭在他的《越缦堂日记》就记有称赞他们作风朴实的文字:
“周氏兄弟友爱恂恂,其兄澄之尤谨笃,近日所难得也。
”[84]周馥六个儿子中三个较小的有周学熙、周学渊、周学辉。
我还赶得上见到这三位叔祖父。
周学熙是创办中国北方工业的有名人物。
因为经营工业,他本人是富有的。
周家各房、各支多数也因投资这些工业而不同程度地富裕起来。
就我所见到、听到的,这三位叔祖父生活都很简朴。
旁人只看到他们住的楼房很大,却不会想到他们的生活会是那样简朴。
这不同于吝啬、守财奴、抠门。
他们是有很多钱。
但他们没有使自己的享受更奢侈。
他们大把大把钱用在为原籍家乡办电厂、建医院,设立基金周济本族贫穷户。
他们帮助贫困的子弟、亲友。
周学熙在这些方面贡献尤多,这里无法详述,可以在已出版的有关周学熙的几种传记中去查。
其他例如叔祖父周学辉,生活非常俭省,年岁很老了还每天自己算日用帐,精打细算,生活很俭省。
当初我们这些侄孙辈十多岁时不懂事,常背后笑他。
但是后来回想起来,他在另一些方面并不节省。
该花的钱一定花,决不稍稍节省。
如我哥哥等这些他的侄孙辈出国学习照例要到他家向他磕头“辞行”,结婚后要到他家拜见他。
遇到这些情况,他一定要在高级饭馆请这孙辈吃一顿饭,还必需有酒(备酒也是礼节必需)。
其实这样情况,并不一定要请吃饭,其它叔祖父就不请。
但这位叔祖父在礼节方面更周到。
对于礼节,他一点也不马虎。
尽管这一顿饭的支出和他简朴的生活比起来是不小的一笔钱,该用的钱,毫不吝啬。
他还拿出相当一笔钱交给安徽同乡会,资助各校安徽同学。
直到临解放前的1947、1948年间,我在清华大学读书时,安徽同学会还时常从安徽同乡会领到钱资助同学。
最近读到著名学者启功的口述历史。
启功的曾祖父是我这位叔祖科举考试的老师。
过去对这种师生之谊是非常重视的。
当启功谈到他高中二年级为养家辍学时说:
“为此,我有点对不起我的另外一个恩人—周九爷周学煇先生,……他也是我曾祖的门生,……。
我曾祖死后,他还坚持来我家看望我们。
每次来北京,必定来看我的曾祖母,他一直称她为‘师母’;
我曾祖母也必定留他吃饭,关系很好。
周老先生表示愿意资助我一直念下去,直至大学,以至出国留学。
这样一来,我就辜负了他的美意。
”[11]田本相著《曹禺传》第一章有一段话说:
“曹禺说:
‘周家和我家是世交,我到他们家去过。
……我父亲死后,只有母亲一个人。
还有一个周九爷(即周学煇),他那时对我家里帮助不少,我家才能过下去。
’”[12]所以,周馥的儿子也继承了周馥的朴素、热心公益、助人,尽管他们可能比周馥更富一些。
就连立论颇严、于缺点不稍宽假的费行简在《近代名人小传》中也说:
(周馥)“诸子朴雅无纨绔习”。
[111]至于周馥的孙辈,即使其中有些较富,也没有见一个生活奢华的。
(二)周馥做官数十年,政事多繁难,但不废读书,勤于著述。
于式枚在给周馥所著《治水述要》一书所作的序文中有下面一段话:
“尚书(指周馥)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
文忠(指李鸿章)尝为余言,曩在兵间,偶行诸将吏营帐,至尚书所,几上皆宋儒书,心独异之。
以为异日可任大事。
”[13]
在周馥的时代,读书自然是读中国传统书籍。
问题是周馥对于读书抱什么态度。
从上述李鸿章的一句“几上皆宋儒书”已可看出周馥读书首先是提高自己的思想修养。
为了更清楚一点,下面引他在所著《负暄闲语》一书中的两段话:
“读书以四书五经及性理等籍为主。
史汉诸书有关经济者次之。
西学则又次之。
必经史已通大义再求专门之学。
……”[14]
“读书以研究道理、身体力行为要。
溧阳陈作梅先生(鼐)曰:
‘昔人言考据家如贩古董,词章家如优伶。
’言于己无所得也。
到用时胸中毫无主张。
”[14]
从第一段引文可看到周馥读书的目的、主次。
第二段话强调了“研究道理”和“身体力行。
”并引用了一句极尖刻的话,这是为了强调读书首先是要加强修养。
考据之学在清代有极大的发展,并且是清代学术发展的主流。
这是尽人皆知的。
我想,用我们今天的语言来表达周馥引用这段话的用意,也许是说,考据只是一门科学,无论这门学科多重要,它不能起道德教育的作用。
至于谈到词章,过去文人作诗酬唱、应答往来是极普通的事。
过去被认为是风雅的事。
被认为是有学问、有情致人干的事。
大官有权、有钱,周围更是聚集一些文人,经常举行这类活动。
怎么能说是优伶?
我想,周馥引用了这样的话也是想藉此强调,如果道德修养不够,则一味吟诗作赋也只是个外表漂亮、没有真正内容的人。
以致“到用时胸中毫无主张”。
《负暄闲语》是周馥为教育孙辈幼儿所写的书。
正因为考据学在清代有很大发展,许多考据学者在学术界有很高的声望;
也正因为吟诗作赋被普遍被认为是有有学问、有情致人的风雅的事。
许多人都因这些而负盛名。
周馥怕孙辈年轻分辨不清,读书目的、方向不明,所以周馥引用了这样尖刻的话来警策幼孙们。
他也不是否定作诗,周馥自己就留下有诗集。
过去崇宋儒、讲性理的人,有相当的人高调连天,空洞不联系实际。
少部分人言行不一,成了被人讥笑为“假道学”。
周馥警策孙辈要“身体力行”,在当时是很现实的问题。
据某笔记中写,在曾国藩幕府中就有所谓“三圣七贤”等混饭吃的假道学。
周馥初被李鸿章招致时就在曾国藩幕府,就在这些人身旁。
又如清流中某人,以敢言有名,诗词也负盛名,但道德败坏。
后来有人选清末的诗词竟因此而不选他的。
《负暄闲语》成书于宣统元年,据周馥为此书所作序中说,此书是“为诫诸幼孙而作”,是“去年暹孙(即我父亲周叔弢,当时十几岁)随侍居庐山、芜湖数月。
因其所问,就书史所载、见闻所及,引伸之以广其义,随笔记载。
”因而成书的。
此时周馥已卸官家居,又不是对外人讲,无需顾忌。
所以,娓娓道来,愈觉真切。
这是一本很有意思的书。
薄薄百叶一本书,分上下二卷。
内列:
读书、体道、崇儒、处事、待人、治家、葆生、延师、婚娶、卜葬、祖训、鬼神等十二分类。
全书从各方面通过分析圣贤道理和具体事例来贯穿说明他的道德观念,正是贯彻如上述:
“研究道理,身体力行。
”从其中许多有关周馥自己的事例还可看出他自己是如何身体力行的。
可藉以更深入、具体地了解周馥的为人、处世。
可惜这里不能更多展开、更深入地分析。
周馥是一位务实的人。
他虽然突出道德修养的重要,但并不轻视其它学问。
他只是强调了主次的关系。
正如前面第一段引文所说,“必经史已通大义再求专门之学。
”他排列了先后次序,“读书以四书五经及性理等籍为主。
”请注意,他把西学也列入可以旁通之列,并未排斥“洋鬼子”的西学。
在当时一般情况,即使接受西学,也只是接受西方的技术。
周馥大概也不例外。
有趣的是,在《负暄闲语》中对基督教也有分析,分析其哪里是正确的,哪里不足,并不全面否定。
亡兄珏良说,听长辈讲,周馥说他曾读过圣经,因为洋人信圣经,和他们交涉,有时引用圣经更能说服他们。
今天听来有趣。
在当时,不引经据典、“言必称尧舜”,而引据洋鬼子的东西,搞不好就会成为一条罪状。
周馥读圣经,主要是为了和洋人易于沟通,谈判、解决问题方便。
其效果如何呢?
现看看参与了晚清一些重要事件、和许多晚清大官都有接触的传教士李提摩太在回忆录中的反映。
在第十七章中专有一小节标题为“周馥”。
其中有一段写道:
“义和团事变之后,周馥在处理直隶省的对外事务方面表现了卓越的技巧,作为奖赏,很快被提升为山东巡抚。
他不仅是引进电报和铁路的先驱者,也是现代中国对基督教表现出深厚兴趣的第一个高官。
……对传教士出版发行的书籍,他一直不满意,因为它们没有针对官员的心理把观点表达清楚。
”[15]。
在同是第十七章中另有一小节标题为“周
馥的建议”。
其中写道:
“他提出了两条富有价值的建议:
(1)我以他的名义给山东的所有新教传教士写信,希望他们选出三名代表,同他一起协商处理山东的教务问题;
(2)我购进一些《新约圣经》,由他亲自发送给他属下的官员,以便他们能重视此书,认真阅读。
”[16]“回到上海后,我拜访了圣书会在上海的代理。
他给了我二百套精装的《新约圣经》。
我作为礼物送给了周馥,让他分发给他属下的官员,以便他们对基督教的宗旨能有更好的了解。
”[16]
在周馥去世时,他的儿子们所写的《行状》中总结了周馥读书的情况说:
“府君(即周馥)性嗜学。
……终其身未尝一日释卷。
笃持宋学以朱子为归,而不矜门户。
归田后,取朱子撰述及各家所著周易诸书反复研求,嗜如性命;
其它十三经、二十四史、通典、通考、通志及近人所著《新元史》皆丹黄评点,以所心得识诸简端;
下至历代名人诗文集、诗话,旁及道、释、星象、堪舆、诸子百家并近翻西籍,靡不择其精要,纂集成编……”[17]可见他是以宋学为根本而博览群书的人。
然而,当时社会上还是有些人认为他不学无术,这或者和他没有“功名”有关系。
我看到这段讲他博览群书的话时倒有一个想法,周馥去世后,他的遗物(当然包括这些书籍)保存在天津我家的祠堂里,解放后这些东西全部捐给南开大学。
如果在南开大学还能找到这些书,则汇集这些书中的“丹黄评点”、加以分析,很可能更深入地了解到周馥的学识和内心世界。
可能是受了周馥一生不废读书、著述的影响和熏陶,在周馥的子、孙、曾孙三代中出了许多学者,其中有不少非常知名的学者。
对比晚清各大官的后代,这一点是比较突出的。
这一现象,最近已引起某些研究者的注意。
周馥做官的时期的著作,据《行状》,“在官所著,有《通商约章汇纂》、《教务记略》、《治水述要》、《东征日记》、《海军章程奏议》”。
(以上只有《治水述要》收入了《全集》。
)不做官以后,最主要的著作就是《易理汇参》。
(收入了《全集》。
)引人注意的是《东征日记》。
其遗稿现在不知下落。
希望哪一天能够浮现出来。
甲午战争,周馥奉命总理前敌营务处,记下了《东征日记》。
想象其中会有许多重要史料。
[17]
周馥去世时,商衍瀛送的挽联说:
“得箕福之全,最难开府廿年犹似儒生勤撰述。
”[5]说的是,难得的是做了多年大官而仍像儒生一样着书甚勤。
在清代,考取举人、进士的所谓正途出身的读书人是看不起非正途出身的人的。
商衍瀛是光绪二十九年进士,而周馥没有举人、进士等“功名”,不是正途出身。
因此而看不起周馥的人、说他不通文墨的也大有人在。
如果商衍瀛觉得周馥没有学识,则不管是什么样的关系,由于周馥身居高官、又有种种贡献,即使需送挽联应酬,也可以写种种颂扬功德的文字,不必在学问上颂扬他。
商衍瀛若不是在这方面真正有所见是不会写这样内容的。
严修(范孙)是光绪九年进士,翰林院编修,曾督学贵州,创办学校甚多。
他是南开中学和南开大学的创办人。
在周馥晚年,严修常去拜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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