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集体城市病规划的技术与权力 看两种社会资本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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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庆期间和一干好友小聚，其中有现在在一西部省份某重点高校读研，从事经济方面研究的朋友。

问其现在所在的学习任务，他的回答出人意料是研究和编制十二五规划。

原来，他的导师受领了该省一省级经济开发区的十二五规划编制工作，由于忙于其他课题，就将任务下达给了他。

而他呢，专业方面的课程只能全部放下，尽顾着给“老板”打工了。

朋友道，十二五规划这方面的东西他根本就不懂，为完成任务也只得梗着脖子上了，天天码字日日痛苦，以至于国庆休假也在煎熬中。

我复又问道，规划即便不找几个教授，好歹也给你找几个研究生同学，一起参与完成吧？

朋友苦笑道，同学倒是有，也在赶十二五规划，不过他那是导师派给他省里的另外一个十二五规划……

不容否认，作为知识精英的教授及其学生在意识、思维、学识等方面都具有其他人所不可比拟的优势，但其不能作为十二五规划的重要甚至是唯一主体。

上述乱象的出现，一方面固然是对规划严重不负责任，随意处置的结果；

但另一方面也和规划跟风、漫天飞舞有重大关联。

如果不对规划的必要性和合理性进行审查，规划成为码字游戏不说顺利成章，也是一种必然结果。

而这样的规划能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多大功效，实在令人忧心不已。

　　　　　　□空山新雨

规划的技术与权力

南方评论述评 

张传文原创 

手机看新闻全国订报

（南方都市报SouthernMetropolisDailyMark南都网）

2009年，贵州GDP全国排名倒数第六，但在楼市组合拳调空之下，贵阳楼市仍一路飙升，中心区单价已近每平米两万元。

CFP供图

兰州，二线省会“堵城”的样本“堵”已成为兰州常态。

南都评论记者张传文

作为城市病最直观的表现，北京从拥有机动车100万辆的节点始便开始堵车，至今已近20年，城市病已经不是一个新鲜事物。

令人痛心的是，除了一线城市，贵阳、重庆、郑州、兰州、西安、长沙等二三线城市也或多或少患上这些疾病。

在不少中小城市，情况甚至比大城市更糟，收入不高，但物价比大城市还高；

住房相对于一线城市价格不高，但租售比却远高于一线城市；

小小的城市，交通拥堵得莫名其妙。

就如昔日的农家少女成了今日披金挂银的美妇，远看虽是美艳不可方物，然而惟一支撑光灿外表的是一层层粉脂的涂抹，生命却已经从发福的躯壳里渐渐蜕落。

中科院院士陆大道在接受采访时认为，十年之前，全国范围内不同类型的城市都开始做起了“大规划”，领头的是直辖市和省会。

他曾对此期间的造城风波做过详细调查，“大规划”在2003年至2004年达到一个高潮。

据不完全统计，在共有的600多个大中小城市，却有180多个提出要建设国际性大都市，至少40多个提出建设中央商务区（CBD），至少10多个瞄准建设国际或地区性的金融中心。

媒体对中国整体进入城市病的指责，得到了官方层面的回应。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规划师唐凯10月15日再一次表示，要改进城市拓展模式，扭转无序扩张局面。

尽管多年来，建设部多位官员对此问题多有表态，但城市病的加剧尚未看到根本扭转的迹象。

面对这场方兴未艾的城市化大跃进，谁又能，又该如何进行纠偏呢？

“人的尺度”

在城市规划专家王军看来，中国城市之所以会出现不同程度的城市病，是城市规划多是在继续沿用1930年代的规划思想，为此，中国的规划学科要承担很大的责任。

这种已经落伍的规划思想，是1933年雅典宪章所确立的功能主义城市规划思路，最核心的观点就是将城市解构成工作、居住、休闲、交通，前三个区域通过最后的交通加以连接，从而形成了城市的单中心结构。

特别是对大型城市，这样的单中心结构非常要命。

中心区域承担就业功能，弱势的工作人口，被迫到城市中心工作，在公共交通不畅的情况下，被迫依据小汽车进行“潮汐”运动。

但在这颗星球上，还没有哪个城市能以小汽车交通为主宰而获得成功。

王军认为，从批判梁思成开始，北京开了一个很坏的头，使得二三线城市都在模仿，只有包括深圳、武汉等少数几个城市例外。

可以从很多地方的城市纷纷上马二三环路建设这一点上看得非常清楚。

在功能主义以及单中心结构的规划下，大拆大建以及大马路主义，似乎又成了接下来的必然选择。

城市变成了汽车的尺度，甚至是直升机的尺度，在各个城市的宣传片中，可以屡屡见到从直升机上俯瞰城市的镜头，宽阔无比的城市主干道、雄伟的立交桥、大片的草坪，体型巨大的高楼，几乎是千城一面中共同的元素。

日本早稻田大学特别研究员姚远，对“大尺度街区”作出评论：

从表面上看，虽可以满足汽车疾驰而过时的“视觉震撼”，满足直升机航拍的“恢宏气势”，却唯独失去了让人靠双脚所能触及的便利。

就像走在北京这样的大城市街头，人们时常感到，那些“新地标”在给人带来了视觉的冲击之外，并无法像老前门或什刹海那样，以“人的尺度”给我们带来真实的愉悦和享受。

“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但中国的城市太多太多几乎是在几年间在“一片白纸”上建成。

在物权未受到充分尊重的前提下，这种城市建设的乌托邦破坏了通过日积月累形成的城市平面和肌理，破坏了原有的社会网络以及就业机会，也使得中心区域的生活成本增大，宽阔的马路上倾斜的是汽车垃圾。

交通拥堵、生活成本上扬、环境恶化，都是城市粗暴扩张带来的恶果。

如何使城市规划重新回归人的尺度，决定了城市生死的关键。

在这里，有必要重新指出建设行政体系的不足。

作为城市建设和规划的主管部门，虽然屡有住建部官员批评千城一面，但却被不少学者诟病，认为住建部自己恰恰是始作俑者。

在1993年和1994年，建设部相继发布《城市居住区规划设计规范》和《城市道路交通规划设计规范》，一如既往地将20世纪上半叶西方人士为适应汽车发展而提出的扩大街道分等学说，上升至国家强制性标准，并在实践中瓦解了老城市的紧凑空间，制造出一个个松松垮垮、必须车进车出、“与国际接轨”的“现代化城市”。

现在建设部的居住区规范，要求是400米×

500米，且是封闭的。

在王军看来，这等于把美国郊区的住宅小区搬到市中心，大型城市肯定要得“心脏病”。

要改变这一局面，如果大型社区的道路与城市路网相衔接，矩形网路就可以形成。

路网密度的增加，也会带来更多的商业以及就业机会。

当然，一切让城市充满活力动感的前提都是把公共交通做好，让更多的人使用公共交通、自行车以及步行。

如果把公交出行率从现在的30%增加到80%、90%的话，那么路权是不是有必要进行重新分配，也需要重新考虑。

在王军看来，BRT（快速公交）就是一种不错的公共交通解决方案。

王军说，中国的城市需要一种哲学观：

城市属于人民，80%的道路要划给80%的人，而不能让20%的人控制80%的人。

物权的缺位

目前，是谁在掌控城市？

“他将直尺按在城市地图上，穿过中世纪拥挤狭窄的街道画出条条直线，创造出新的城市形式。

他推倒一切挡道的东西，让路给林荫大道。

”这是秦晖在《城市化与贫民权利》一文中所引述的130多年前欧斯曼巴黎大改造的文字。

欧斯曼拆掉了包括城岛在内的大片中世纪古城区，几乎“毁掉了巴黎”。

秦晖从民权的视角，猛烈批判欧斯曼的行为实际上是“对民权的蔑视”和穷人的“一场灾难”，今日法国的骚乱可以从这个地方找到根源。

但就在10年前，欧斯曼的巴黎却是一些中国官员乃至学者礼赞的对象。

于是，正如人们都已经看到的，弱势的群体被迫搬离了原有的居所，制造了更多的住房需求的同时，也让财富进一步集中在城市的中心区域，让功能主义以及单中心的城市规划变得更加牢固，中心区域的房价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具有吸引力。

通过城市化的剪刀差（低价拆迁，高价卖地，服务房地产），中国的城市化已经形成了财富转移的一条利益链，财富从农村城镇的富人到县城移动，县城向省城和中心城市移动，这种单向而非对流的财富流动，背离了城市化的本质，削弱了城市化的可持续性。

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缺乏城市规划的先进思潮，缺乏对城市化的恰当战略，但这些都不是真正的“因”，或许中国的城市化恰恰在有意回避这些东西而已。

从根本上讲，中国不应该缺乏城市规划的战略家和将才，他们或许只是被有意漠视而已，因此也不可能真正崭露头角。

单中心的城市格局，粗暴的城市扩张，在中国颇受青睐，与其说是规划思想的落后，不如说，是权力的逻辑使然。

单中心的城市格局，可以让城市建设的政绩工程来得迅速。

从更深的层面讲，与其说是GDP的崇拜，不如说长期浸淫于此的官员与开发商形成了共谋分利机制。

所以，我们要寻找应对城市病的纠偏机制，就不能仅仅限于规划思路的调整。

虽然有洛杉矶这样的汽车城市，但在很多美国的老城市，功能主义的规划思路后来遭到了强有力的抵制。

上世纪60年代，雅各布斯发表《大城市的生与死》发出第一声呐喊，功能主义的城市病开始纠正。

而在1990年代，美国规划师开出了新都市主义的药方，主张回归老城市的空间尺度；

2002年，美国规划协会又通过《明智增长的政策指南》（PolicyGuideonSmartGrowth），将紧凑、鼓励步行、公共交通主导、混合使用等作为城市规划的原则。

中国能否通过自身的努力逐步调整城市规划思路，最终如建设部总规划师所期待的那样，“改进城市拓展模式，扭转无序扩张局面”？

必须注意的是，中国城市轻易实现扩张的基础，是物权的缺位。

在土地国有制的前提下，以政府为主导的造城运动，使得个体的博弈空间极小。

宽阔的马路，即使是离谱的双向十车道，也貌似可以披上公共利益的大旗。

而在很多地方和城市，这些决策，甚至往往就是少数处级干部说了算而已。

如果规划不考虑物权，也无需对生活其中的人的价值、情感、权利负责之时，上述的城市规划思路以及由此带来的城市病，显得多么的理所应当，城市病也只能愈加严重。

从宜黄官员来信看两种社会资本

南方评论第一专栏 

胡泳原创 

■第一专栏（ 

◎胡泳北大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我们应该鼓励中国所有试图连接不同群体的努力，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某方的逻辑听上去达到荒诞不经的地步。

原因无他，当下我们最缺的是社会的共识。

如果大家都不肯承认桥接型资本的价值，那么等待中国的只有一个结果，就是这个社会的四分五裂。

宜黄官员为拆迁辩护的信件，叙述其上级的政绩观逻辑，引发网民激烈讨伐。

这篇文章还对宜黄事件中记者的报道表达了不满，严辞抨击了互联网时代“笔杆子杀人”的厉害。

这使他也成为媒体的标靶，就连《人民日报》都出来加以驳斥。

凡此种种，决定了即使这位基层官员敢于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也会为当地官场所不喜，因为他把宜黄拖进了一个更大的舆论漩涡之中。

我倒是要为这位官员说点好话，因为他和此前争议甚大的伍皓一样，对中国社会目前极度欠缺的社会资本有所贡献。

很多时候，舆论如果能够引发全社会更大范围的讨论，才会对政策的走向产生影响。

“社会资本”一词很有煽动力，一个原因在于它暗含着一种堪与金融资本相比拟的权力的增长。

用经济学的语言来说，资本是财富与资产的积蓄。

社会资本即是任何大型群体中使成员之间互相支持的那些行为和准则的积蓄。

对中国来说，其发展所需要的不仅仅是金融和人力资本，社会资本的丰裕同样是个必要条件。

当社会学家谈论社会资本时，常对团结型资本（bondingcapital）和桥接型资本（bridgingcapital）作区分。

团结型资本是一个相对同质的群体内部联系与信任的加深；

桥接型资本则是相对异质的群体之间联系的增多。

要体会其中差别，可以试想有多少人你能够借钱给他而不问归还的时间。

桥接型资本增加即表示你能借钱给他的人数增加；

而团结型资本的增加则会使你借出更多的钱给原本同意相借的那些人。

有关团结型和桥接型资本的差异，一个非常好的示例就是美国前民主党候选人霍华德·

迪安的总统竞选。

迪安本来是互联网政治竞选史上的传奇。

在2003年底，迪安所获资助最多，受到公众关注也最多。

人们普遍认为他处于领先地位，以至到处都在谈论他竞选成功的必然性。

然而迪安的竞选却失败了。

它做到了许多成功的竞选都应成就的事情———得到媒体报道，成功募款，激发了民众，甚至令潜在的选民向竞选工作者和民意调查人确认，时间一到就会为迪安投票。

然而选举的时间到来了，他们却没有这样做。

迪安的竞选活动竟没有使他成为任何选民群体的第一选择。

迪安的竞选活动向他的支持者，尤其是年轻人，出色地传递了一个信息，那就是他们的活力与热情能够改变世界。

这使迪安最热忱的支持者之间产生了团结型资本，他们从参与竞选中感受到价值，并且到最后参与变得比目标更为重要（对于一个需要赢取选票的行动，这可谓相当严重的弱点）。

为迪安的竞选工作的愉悦来自你知道自己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竞选活动出色地运用了社会性工具将思想接近的人聚集到一起，这又进一步加强了上述体验。

然而一个活动可能走得太过了。

在这里的“太过”就是当人们以为相信就够了，而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

那些操办竞选的狂热的少数人和无动于衷却真正投票的多数人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别。

迪安的竞选活动意外地发起一场关于有激情的少数人的运动，而不是致力于获取选票的行动。

比较一下奥巴马的竞选，你就可以明白增强桥接型资本的意义。

团结型资本通常具有较强的排他性，而桥接型资本则包容性较好。

前者通常发生在小群体内部，而后者发生在小群体之间。

迪安的竞选活动在团结型资本方面做得非常之好———聚集起热忱的支持者，并募集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然而让人们为候选人投票却需要桥接型资本，即试图与富有魔力的小圈子之外的那些人交流。

用这两种资本的区分加以观照，我们可以说，假如我们看到在今日的中国，官与民两个群体的鸿沟日益加大，那么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即是桥接型资本的匮乏。

其实，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的影响存在于每个社会系统当中；

技术并不能将我们从社会偏好或者偏见中解放出来。

比如，出色的社会网络学者达纳·

博伊德指出，MySpace和Facebook这两大社会关系网络的用户群，反映了美国阶级社会结构的分界。

Facebook创建之始就是给大学生用的，因此当它向高中生打开虚拟之门，它仍是被表现为给那些要上大学的孩子使用，而用博伊德的话来说，MySpace则始终是“那些因为是怪人、疯子或同性恋而在学校为群体所排斥的孩子”的家。

即便是人们对于联络感情的普通偏好也能导致这般大规模的社会分隔。

所以，在构建社会性网络之时，一个富于挑战之处是在一个主要培养团结型资本的地方设计产生桥接型资本的可能性。

桥接型资本是你可以联系到的人群的范围；

团结型资本则是你的社会关系的深度。

欲积聚强大的社会资本，广度与深度必须并举。

由此，我们应该鼓励中国所有试图连接不同群体的努力，哪怕在这个过程中，某方的逻辑听上去达到荒诞不经的地步。

知名博客毛向辉说过：

宜黄这位网名为“慧昌”的网友不仅建立了一个新博客，而且还投书财新网，此后该网友还在微博上将文章要点分段发出，很快微博也对其进行了实名认证。

我们乐见更多这样的事情，甚至欢迎他为之叫屈的被免职的前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也出来坐在桌前。

价值关怀与实证研究

作者:

秦晖2010-10-2018:

43:

54来源:

南方周末

也许每个研究者都无法做到完全的“价值中立”，但假如在整个学界这些偏好是多元的，而不是一元的甚至是有组织的，也就是说并非只准有一种偏好，而是可以你有这种偏好，我有那种偏好，并且构成一种竞争格局的话，那么整个学界就可以实现“价值中和”

《社会学的意识》，[英]S.布鲁斯著，蒋虹译，译林出版社2010年

在这套“牛津通识读本”中，英国社会学家S.布鲁斯写的这本《社会学简介》（Sociology:

AVeryShortIntroduction，本书译为《社会学的意识》）是很有特色的一本。

它没有像一些入门书那样介绍本学科的简要发展史和主要学术分支、学派及代表人物等等，而是集中地谈了一个问题，即社会学是什么，不是什么。

作者强调社会学是研究社会结构与社会制度的一门实证性学科，它属于“社会科学”而不属于“人文学科”。

而且从全书开篇就强调这一点，直到最后一段要求把“江湖骗子”从社会学界排除出去，看来这“清理门户”的工作是全书的主要关注点所在。

这的确很有意思。

通常人们认为，“社会科学”只解决实然的问题或“是如何”的问题，而“人文学科”则往往与应然的问题即“应该如何”的问题相关。

后者无可避免地会把学者自己的价值观与文化偏好带进来，而前者则相反，它应该尽量排除这些主观因素的干扰。

就像一个物理学家可能是基督徒，另一个物理学家可能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他们都不能把基督教或马克思主义带进物理学研究中，物理学也不可能有什么基督教学派或马克思主义学派。

物理学只讨论客观事实，而且物理学家不管个人信仰有多少差异，在讨论物理学时都只能用公认的学术概念、在公认的学术范式下进行。

而在布鲁斯看来，社会学作为社会“科学”它应该类似自然科学一样，具有价值中立、客观性、可验证和可证伪等特点，而不同于像文、史、哲那样指向价值关怀的“人文学科”。

在这个意义上，社会学与各种以批判社会、影响社会、改造社会为直接目的的“社会思想”和“社会理论”完全不同。

按布鲁斯的看法，如果某人赋予社会研究太过强烈的“人文精神”和价值关怀，以至于以某种正义的激情冲淡了作为社会学生命的科学性，那他就成了“江湖骗子”而应当被从社会学学术圣殿中革除教门。

应该说，这种强调客观性的实证主义传统在西方社会学中是源远流长，从学术渊源上讲，布鲁斯的这些观点可以上溯到他所谓的社会学三大奠基人中的涂尔干的观点，而涂尔干的观点又来自发明了“社会学”一词，并在科学至上的理念下把它解释为“社会物理学”的实证主义者孔德。

但另一方面，布鲁斯也指出包括社会学在内的“社会科学”要完全做到这一点比较难。

因为如果说自然科学都有可能出现类似于生物学中的“李森科现象”这类主观政治偏好扭曲科学研究的弊病，那么以研究者自己也置身其中的人类社会为目的的“社会科学”就更难做到价值中立，而不受研究者价值关怀先入之见的影响。

尤其是他指出，近代社会学在其创立的时期，对现存社会不满并希望变革和改造现存社会的主观意图就起了很大的作用，正是在这类意图推动下产生了现代社会学继承下来的第一批学术成果。

而布鲁斯列举的近代社会学的三大奠基人，即马克思、涂尔干和韦伯，无不是以其鲜明的价值偏好作为研究动力的人。

马克思对现存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抗议和建立新社会的热情、韦伯对新教的虔诚信仰，都使他们的研究打下了明显的价值烙印。

即便是三人中最鲜明地继承孔德实证主义、明确强调要把社会作为“自然现象”来研究的“绝对客观”立场的涂尔干，也不能不先后受到圣西门主义、迈斯特尔保守主义和天主教伦理的影响，诚如后人评论的：

“他的社会学研究实践是否与他（关于绝对客观）的论述相符，则是另外一个问题”。

（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涂尔干条）

而布鲁斯所在的英国社会学传统，如他所说，则与韦布夫妇（B.&

S.Webb，通译韦伯夫妇，本书译为韦布大概是为免于与马克斯·

韦伯即M.Weber相混淆）创立的费边社有极大的关系。

费边社的思想库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也向来是英国社会学的重镇。

这个传统下的社会学也是以倾向社会平等的强烈社会关怀著称，对于他们而言，保持价值中立，把社会当作一个物理对象那样予以纯粹客观、实证的研究，也绝非易事。

但实际上，上述这些怀有强烈价值偏好的人自己也从未放弃“客观”、“科学”这类诉求而把自己混同于一个某种信仰的布道者甚至是某种政治派别的宣传家。

就以价值取向最为强烈的马克思而言，他也是以“科学”自许而自傲于此前所谓的“空想”社会主义的。

因此如何在价值偏好难以免除的情况下尽量做到客观、科学地研究社会问题，就成了现代社会学研究能否具有生命力、能否给人类提供有效知识增量并具有学术公信力的关键。

关于这一点，布鲁斯指出研究者把客观性作为一个目标来追求是非常重要的，尽管事实上主观偏好的影响难以完全排除，但是那总比放弃此种追求、任意以主观价值偏好来剪裁客观现实的做法强得多。

用布鲁斯的话说：

“尽管绝对无菌的环境无法实现，但我们总还是愿意在手术室里，而不是在下水道里做手术。

”在许多情况下，也许价值偏好更多地决定了一个人选择什么问题来研究，但对于这个问题本身他还是必须追求客观的、科学的认知。

例如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也许对研究劳资、主佃这类“阶级关系”特别感兴趣，这是其价值偏好使然，但是对于“阶级关系”本身他仍然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地去考察，比如说要进行大样本的统计调查，而不是仅凭“三条石”（三条石是解放前天津的一处工厂区，改革前常被作为工人悲惨生活的典型，类似于农村的“收租院”）之类的例子得出“政治正确”的结论；

比如说要搞无压力下的入户访谈，而不是仅凭动员式的“大会控诉”；

比如说要计算一般性的基尼系数，而不是仅凭若干典型故事甚至是创作出来的故事来渲染“两极分化”；

等等。

于是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布鲁斯把马克思列为近代社会学的创立者之一，而我国社会学界却公认这门学科是改革后才建立或“恢复”的，而在改革前尽管马克思的名声在我国如雷贯耳，他参与开创的这门学科却不能存在。

其实何止社会学，其他“社会科学”不是一样吗？

甚至就是张扬价值观的“人文学科”，那种张扬也必须是“说真话”才有可信度。

在宗教审判的时代怎么可能有真正的“人文学科”？

中国改革时期“恢复”的社会学由于处在社会剧烈变动的转型状态，与已经处于定型的现代西方社会不同，但却与本书提及的近代社会学开创的那个激荡时代有点类似，所以怀着强烈的价值关怀来研究社会的现象可能不亚于马克思那个时代的西方。

因此社会学的客观、实证与科学性的问题，在我们这里恐怕比布鲁斯那里更突出。

对于由难免持有特定价值偏好的研究者组成的“社会学界”如何做到价值中立和科学实证性，本书谈了很多。

但有一点他们可能无须谈，对我们却很重要的：

那就是每个人价值偏好对自己的社会学研究的影响也许难以完全避免。

但是在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