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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共中央财政部1940年《绥米葭吴清及晋西北经济考察报告》提供的材料显示,这里“特产之富冠于山西全省各地。
矿产则有煤、铁、银、铅、锰、硝、硫黄(硫磺)、石膏等的蕴藏。
农产则有五谷杂粮、森林、畜产、野兽、皮毛、药材等出产,抗战前不但为山西的政治中心地,亦且为山西唯一的工商业区。
”该报告还说:
“晋西北过去为主要产粮区。
除河曲、保德、偏关三县粮产稍感不足外,其余各县的粮食每年均往外输销。
离石、临县、兴县多输出到陕西各县。
岚县、静乐、宁武、苛岚、五寨的余粮常输到太原销售,其余雁北各县的余粮则由平绥路输出。
”这份报告指出,在晋西北各县中,仅“临县每年能产粮四十万石,可以输出十万石左右(临县人口约二十四万)。
岢岚能产十余万石,而岢岚仅有三万五千人口,所以能输出的粮食更多。
其他岚县、静乐、宁武、神池、五寨等县丰年一年的产粮能供地方人口三年粮食”。
那时候,这一地区不仅粮食自给有余,棉花种植也很普遍。
“在临县、兴县的某些地方,均能植棉,据说临县某年棉产丰收,曾收获皮棉二百万斤以上。
临县三交镇以下至碛口,到处都可以看到有过去的轧花厂、打包厂,……倘使在这些区域群众工作开展得好,吸收棉花是不会成问题的”。
除了粮食、棉花以外,这里还盛产麻、烟草、油料、木材、药材和牲畜,其中临县所产的麻“品质洁白,纤维细长,而且产量(每亩水地能收麻60-100斤)栽植技术亦甚讲究”,年产量达到一百万斤以上,烟草的产量也有三十万斤左右。
报告还指出:
由于盛产棉花,晋西北的纺织业也相当发达,“只临县一县存在民间的改良手拉木织布机就有五百余台。
据说在临县的产棉区,……能纺织的妇女约有八千户,每年可织出土布两万匹(长五丈,宽一尺三寸),每天每人能织一丈。
”该地区的造纸业也有很好基础,“造纸的工业区,主要是在临县”,并具有制造钞票纸的能力。
此外,这里还有烟坊、油坊、烧坊(造酒)、粉坊、糠坊、毡坊、丝织作坊、皮坊以及铁匠、木匠、石匠、瓷瓦匠等形形色色的手工业,其中仅临县招贤镇,就有二十余家铸铁厂、十余家铁矿、四十余家瓷厂,两千多人。
至于森林、药材、畜牧、园艺和民间手工艺等等,也相当发达(同上,第5-13页)。
这种情况与我的印象大相径庭。
我出身于1946年,从小在太原长大,自从懂事以后,就经常看到临县人来太原讨吃要饭。
因此印象中的临县,是个穷山恶水出乞丐的地方。
中共中央的这份文件,说明临县以及晋西北地区曾经比较富裕,而所谓贫穷落后,是后来的事。
2、抗战中的“四大动员”和“减租减息”
抗日战争爆发后,日军先后占领山西的交通要道和许多城市,但是对偏远山区却无能为力。
这样一来,山西就形成敌占区、游击区和抗日根据地犬牙交错的局面。
就晋西北而言,1939年“晋西事变”以后,以续范亭为首的新军总指挥部和晋西北行政公署先后成立,当地驻军除了八路军120师以外,还有新军所属的决死二纵队、四纵队、工卫队和暂一师。
不断扩充的军队姑且不论,仅仅是供养各级行政机关,就让当地民众难以承受。
据1942年精兵简政时统计,过去整个边区的行政人员为一万八千多人,精简后剩下七千多人。
原来区公所平均15人,精简后为7人。
村公所平均8人,精简为3-5人(同上,第405页)。
即便如此,也比民国初年阎锡山推行“六政三事”时的公务人员要多得多。
那时候,一个县只有六名官吏。
如今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军政人员,老百姓的负担可想而知。
据张稼夫回忆:
“这样多的军队,党、政干部集中在这里,群众供应不起,部队和地方的生活非常困难。
……当时有许多单位,每日三餐吃黑豆,盐和棉布也很紧张。
”为此,贺龙、关向应做出开展“四大动员”的决定。
所谓“四大动员”,就是“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有粮的出粮,有人的出人”。
具体说就是筹款、做军鞋、筹粮、参军。
张稼夫认为:
“扩军、做军鞋问题不大,筹款筹粮就颇为困难。
”因为一般的群众生活水平已经很低,并无余粮和存款,而有点积蓄的人们往往会把钱粮藏了起来。
于是,他们就发动群众,揭发地主富农剥削群众的罪恶,以“说服动员和施加压力相结合”的方式,“挤”出不少现金和粮食。
张稼夫承认,在运动中产生过“左”或右的倾向,个别地区发生了捆绑吊打或枪毙人的现象,但很快就纠正过来了(《庚申忆逝》,第75-77页)。
此外,晋绥行政公署在1943年的一份报告中也指出:
“劳动力,因几年的武装动员及敌人杀害和拉夫估计比战前减少三分之一以上。
畜力减少更严重,一面有战争的直接损失,一面因战争差务及商业凋敝,饲料缺乏,农民将牲畜变卖杀食甚多,牛比战前减少十分之六,驴骡减少十分之八九。
”该报告还承认,除了差务负担极其沉重外,摊派不合理也大大挫伤了群众的劳动情绪,这就使土地荒芜,产量降低,“一般山地比战前产量少三分之一,……一九四0年棉花仅产55000斤,当战前百分之三,猪比战前减少六分之五,羊减少十分之六。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总论编,第493页)
除了“四大动员”之外,“减租减息”运动也在轰轰烈烈地进行。
抗日战争开始后,迫于国内外形势的压力,中共暂时放弃暴力夺地的革命诉求,转而实行新的土地政策。
在1942年1月28日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抗日根据地土地政策的决定》中,提出了三条基本原则:
第一,农民是抗日与生产的基本力量,为了改善农民生活,提高他们的生产积极性,要实行减租减息的政策。
第二,承认地主的大多数是有抗日要求的,党的政策是扶助农民减轻封建剥削,而不是消灭封建剥削,对于地主的人权也要加以保护。
第三,认为富农是农村中的资产阶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中国现阶段是比较进步的,对富农要采取既联合又限制的政策。
当时农村的土地状况和租佃关系非常复杂,就土地来说,有山地、平地和旱地、水地之分;
就地租而言,有粮租、钱租、劳役租、牛租之别。
此外,在地租约定上,还有死租、活租等说法。
抗战开始后,晋绥地区首先实行二五减租,即减去原定租额的百分之二十五。
如果一块土地在减租以后,租额仍然超过其年产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则还要从租额中再减去百分之三十七点五。
与外,《晋西北减租交租条例》还规定:
“山地以战前的租额先以七成五折算,(因战后产量约及战前之七成)再减百分之二十五。
”(《晋绥根据地资料选编》第五集第471页,中共吕梁地委党史资料征集办公室1984年编印)
减租减息的工作比较复杂。
首先要在行政村成立以佃户为主体的减租减息委员会,选举委员七至九人,分管宣传、调查、登记、审查、执行等工作,然后是评定土地的产量。
对于佃户来说,希望把产量定得越低越好,这样就可以少交地租和公粮,但是地主则希望把产量定得高一些,即便要因此而多交公粮,但留下的还是多数。
除了减租减息之外,还有一系列限制地主的政策。
张稼夫说,当时有个《公粮条例》,规定产量达到人均五斗的农户为起征点,并实行累进征收。
地主富农感到压力很大,便以各种方法把土地转让出去。
一些地主富农甚至成了人均五斗以下的免征户。
为此,在1944年又开始征收“资产米”,即虽然人均粮食不足五斗,但家里财产多也是征收对象。
据晋绥分局调研室1944年的一份材料显示,从1940年开始,该地区地主、富农数量减少,经济力量削弱;
中农人数增加,阶层扩大,经济情况改善;
贫雇农人数缩小,地位和生活有明显改善。
与此同时,地主富农开始较多出卖土地,中农和贫农也都大量买进土地,这说明减租减息使农村土地占有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晋绥边区财政经济史资料选编》农业编,第106页)
3、张闻天的调查及其意见
1942年,张闻天被贬抑后,曾经在陕北和晋西北进行调查,并写出一系列调查报告。
后来,这些调查报告被收入《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一书中。
书中有一篇《晋西北兴县二区十四个村的土地问题研究(报告大纲)》,对土改之前晋绥地区的土地状况有比较真实的描述和详细的分析。
该研究报告在强调“战争是阶级关系变化的基本因素,而革命政策则是主观的决定因素”之后,对“战后各阶级变动的具体情形”是这样讲的:
地主:
约有三分之一的老地主转化为富农、中农,原有一部分经营地主缩小经营部分生产,还有一部分向经营地主方向转变,还有一部分力求维持现状,等待时机。
地主在数量上(户数)减少,在质量上(每户经济)削弱(十四个村,原有九村有地主,现只六村有地主)。
富农:
不到三分之一的老富农,下降为中农(个别的转化为地主)。
原有富农经济缩小。
从地主、主要从中农转化来的新富农约占富农总数的三分之一。
富农在量上(户数)增加;
其每户的经济缩小。
中农:
少数向富农上升,向贫农下降的多些,从各方面转化来的中农相当多。
大多数老中农无变动,经济上下降,一部分停滞,一部分略有发展。
数量上(户数)在农户总数中占大多数(在川地村子),或次多数(在山地村子)。
贫农:
一部分上升为中农;
少数转化为“其他”,老贫农少数下降,大部分有某种改善。
从“其他”及中农转来的新贫农相当多,在数量上(户数)在农户总数中是大多数(在山地村子),或次多数(在川地村子)。
其他:
多数转向农业,大多数变成贫农、中农。
没有转入农业的,经济上下降,贫民地位无改变,数量(户数)增加些。
分立户:
增多。
中农最多,贫农次之。
他们使原有经济单位缩小。
外来户、外出户:
以贫农及其他成份为最多。
(《张闻天晋陕调查文集》第93-94页,)
需要解释的是,“分立户”之所以增多,从而“使原有经济单位缩小”,是因为农民想减轻自己的负担;
而“外来户、外出户”增多,则是因为贫农缺乏生产资料,流动性很大。
张闻天还说,从1941年开始,当地的土地价格非常便宜,一块大洋可以买二晌好地,有些地区甚至只用二角钱就可以买一晌坏地。
这样一来,就使土地占有的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
究其原因,地主是因为“A,吃租子靠不住。
B,缩小目标,装穷,好减轻负担。
C,生活困难,负担太重”。
农民则是:
“A,不是向着集中,而是向着分散;
B,不是为了出租,而是为了自种。
”
张闻天认为:
农民用这种“挖”的办法来“迫”使地主放弃土地,虽然有打击封建土地占有制的进步作用,但却不是我们的最终目的。
他提出“以后土地问题的解决,除继续采取‘迫’、‘挖’的方法外,还应采取‘拉’的方法”。
这种“拉”的方法就是要“提倡资本主义经营”。
具体讲,就是让地主和部分富农把分散使用土地的、吃租子的经营,转为集中使用土地的雇工经营。
这种土地集中经营对于小生产的土地分散经营来说,就不是落后而是进步的了。
他强调:
由于“拉”是使地主阶级向资本主义和平转化的办法,因此“取消对地主阶级转向雇工经营的各种法令上、政策上、思想上的障碍物,是有必要的。
”(同上,第98页)此外,张闻天还对当时和租佃关系、借贷关系等问题进入了深入的调查研究并提出调整租佃关系的意见。
从张闻天的晋陕调查及其意见中可以看出:
第一,由于战争和革命的双重影响,当年晋西北地区的土地占有状况正在发生巨大变化;
第二,在解决土地问题方面,中共不仅放弃土地革命时期作法,而且还提倡过资本主义的经营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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