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亚货币合作的层次障碍和中国的对策Word文档下载推荐.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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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０１年５月，在夏威夷举行的ＡＳＥＡＮ１０＋３财长会议宣告建立ＡＳＥＡＮ１０＋３的早期预警系统（ＥａｒｌｙＷａｒｎｉｎｇＳｙｓｔｅｍ，ＥＷＳ），以便尽早发现东亚地区宏观经济、金融运行和公司企业的弱点，防范潜在的金融危机。

　　其次，初步建立了区域内多边与双边的资金援助与融资便利机制。

近年来清迈协议下的双边互换协议在不断扩大，该设施可达到的资金总额也由原来的２亿美元增加到１０亿美元。

特别是２００２年３月２８日，中国人民银行与日本银行签署了《中日双边货币互换协议》。

尽管协定书将两国融资金额限定在相当于３０亿美元的范围之内，由于两国外汇储备分别占到世界第一和第二，因此实际上相互融资的可能性非常低，但其旨在加强两国中央银行之间的合作的用意却意味深长。

　　（２）改善发券商和投资者的结构。

目前亚洲债券市场的发展较不平衡，偏重政府部门融资的发展，而公司债券市场融资却发展得较慢。

以对ＧＤＰ的比例而言，中国公司债券的规模大约只占１０％，如果再把政府融资项目如三峡项目、铁路等除外，则比例更小，只有３％左右。

而在发达国家平均水平是７０％。

所以应抓住机遇，侧重发展公司债券市场。

在投资者方面，目前实际上也是由一些政府支持的投资集团为主导，其本身的债券交易需求并不高，表现出来的投资偏好和投资风险偏好相类似，这样就造成了定价扭曲现象，限制了债券市场有效地发挥定价功能。

　　（３）成立亚洲债券基金。

２００３年６月，东亚及太平洋地区央行行长会议组织（ＥＭＥＡＰ）与国际清算银行合作成立了亚洲债券基金（ＡｓｉａＢｏｎｄＦｕｎｄ，简称ＡＢＦ）。

该基金由ＥＭＥＡＰ各经济体从官方储备中出资建立，用于投资ＥＭＥＡＰ成员（除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外）发行的一篮子主权和准主权美元债券，以增加该类债券的流动性。

该基金由国际清算银行管理，规模限定为１０亿美元。

２００４年亚洲的１１个中央银行又开展了亚洲债券第二期基金计划，规模超过２０亿美元。

这些债券基金将增强政府和公司的融资能力，还可加强对未来金融危机的应对能力，并且增进亚洲地区长期的金融可持续发展能力。

　　（三）东亚货币合作的远期目标——建立单一货币区

　　１．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

　　建立东亚汇率联动机制是实现东亚单一货币区的实质性的一步。

目前东亚地区的贸易和投资相关度已经比较高，外汇储备头寸也已超出２．４万亿美元。

这些都为汇率联动提供了基础。

前期不少东亚经济体已采取了各自单一盯住美元的汇率制度，使东亚联动汇率联动机制在操作上具有技术上的优势。

鉴于区域内各经济体利益与成本结构的对称，东亚汇率联动机制的设计可以采用共同篮子盯住的制度，最终实现统一汇率。

目前，可盯住美元、欧元、日元等区域内外货币组成的货币篮子，之后逐步减少美元和欧元的权重，使货币篮子具有东亚特质，最终步入东亚单一货币区。

　　２．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

　　在东亚最终创建类似欧盟的单一货币区是东亚货币合作的最高目标。

如图１所示，东亚货币合作可以从几个有条件的次区域货币合作开始，最终建立东亚单一货币区，从而使东亚区域货币合作模式具有阶段性和层次性的特征。

未来东亚货币一体化应在承认差异性的基础上区别对待，既不排斥任何成员国，又不搞强制认同，更要限制一票否决。

　　如果时机成熟，区域经济贸易融合到一定程度，东亚中央银行可以在亚洲货币基金组织的基础上改造而成。

东亚中央银行无须资本金，它独立于任何国家，独立自主地制定和执行适合本区域的货币政策，它的首要职能是稳定物价，以此推进东亚经济增长。

　　建立东亚中央银行之后就应该由其发行东亚通货，即“亚元”。

由于现代货币是完全的信用货币，无须货币发行准备，所以也不用各国认缴资本金。

东亚中央银行完全根据经济增长和商品流通的需要决定货币发行量规模。

亚元的推进可以考虑分两步走：

第一步是扩大和改进特别提款权（ＳＤＲｓ）的作用，使之逐步成为各国外汇储备的主要构成部分和国际清算的主要手段。

各国货币与特别提款权维持可调整的固定汇率，但可以在一定幅度内波动。

对超过波幅的波动国，中央银行就有责任在外汇市场上进行干预，使汇率回到波动幅度内。

第二步则是逐步向单一的东亚货币过渡，通过东亚中央银行发行统一的东亚货币，取代特别提款权和各主权国货币。

　　二、东亚货币合作的障碍

（一）地区差异较大

　　东亚作为一个整体，是目前全球经济多样性最明显的地区之一，其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等层面都存在巨大差异。

即使是东盟１０国内部，其差异亦十分明显。

从发展水平看，２００３年人均ＧＤＰ最高的日本达到３４０１０美元，而最低的缅甸只有１９５美元，相差１７４倍。

从产业结构的高度化程度看，有早已成为发达经济体的日本，也有尚未真正步入工业化进程的落后国家。

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主要有历史的渊源、资源的贫富、国土的地理位置等因素，这些还将继续影响着各国未来经济发展的方向。

经济实力和发展水平差距过大和小集团利益之争严重，直接造成了东亚地区的经济合作表现出明显的小区域、小集团合作的特点，合作程度不高，合作层次不深，合作规模不大。

　　在区域金融货币合作中，人文因素也不可小视。

相对于欧洲大陆国家而言，东亚各国、各地区历史、文化、政治体制、宗教和民俗差异较大，这在一定程度上也阻碍着经济合作的发展。

（二）中心国的缺失

　　在区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中心国承担着有效的组织倡导和以先进的科技水平、强劲的发展动力带动区域经济的全面景气的重要作用。

这些作用在欧盟中的德、法两国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而在东亚现阶段还未有此实力与威望兼备的国家，不论是日本还是中国。

　　先看日本。

日本的经济规模居全球第二，日元也是区域内最国际化的货币，从经济实力上具有担当中心国的条件。

但是日本的巨额贸易顺差和保护国内市场的做法、日本金融市场的封闭与狭小等缺陷以及日本在二战中对亚洲各国的野蛮侵略都使东亚各国对日本在东亚区域合作中的主导作用抱有防范心理。

　　再看中国。

中国是东亚地区经济增长最快的国家之一，在东亚以至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都具有相当的影响力和发言权。

但是中国目前的经济实力，还难以胜任东亚货币合作中心国的角色。

中国尚不发达的严格管制的金融体系和金融市场也使人民币很难在短期内成为国际货币。

“中国威胁论”的散布也使得有些东亚国家心存疑虑。

　　由于历史　问题和美国在亚洲的影响力，特别是日美安全保障协定等因素，都影响着中日两国成为政治伙伴。

然而没有中日两国在政治上的携手合作和有力领导，要进一步推进东亚地区货币合作是不可能的。

　　（三）联盟机构的乏力

　　货币联盟要以可靠的政治联盟为后盾，但由于存在诸多的政治敏感问题，在东亚这种联盟以前没有，今后较长的时期内也很难出现。

如钓鱼岛问题、近海大陆架的划分等问题，都是建立和巩固政治联盟的障碍。

　　从东亚现存的区域经济组织的形式和运行机制看，亚太地区的合作从来就是灵活的、非强制性的。

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起步的东盟，到１９８９年成立的亚太经合组织（ＡＰＥＣ），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亚洲传统”，即一是强调非正式性，二是强调达成共识。

这种“亚洲传统”反映了亚洲国家普遍存在的不愿受区域协议的约束，希望保持主权独立的心态。

这对于区域货币合作却是致命的障碍。

　　三、东亚货币合作趋势下中国的对策

　　东亚货币合作既能安定中国外部的经济环境，又能减少中国崛起所引发的摩擦。

作为地区性大国，中国应积极参与推进东亚货币合作。

（一）中国推进东亚货币合作的能力

　　１．中国的经济实力不断增强，在东亚地区的经济地位日益重要。

近２０多年来，东亚各经济体对中国的出口依存度都有数倍增长。

除日本以外的东亚小型经济体，日益降低对美、日和欧盟市场的出口依赖，而转向对中国的直接出口。

而且中国外商直接投资中有７０％来自东亚，说明中国已被纳入到东亚地区的产业分工格局当中，成为东亚产业循环的重要一环。

　　２．中国经济的稳定增长成为东亚经济增长的重要稳定力量。

在最近２０年中，中国经济增长比其他任何东亚经济体都更加稳定。

中国经济增长的长期稳定性，已成为抑制东亚地区经济波动的重要因素。

　　　３．中国日益增长的外汇储备有助于建立区域性的资金援助和危机解救机制。

中国国际储备目前已高达近７０００亿美元，在东亚仅次于日本，并超过ＡＳＥＡＮ五国，完全有能力提供货币合作所需的部分经济资源，参与组建货币互换机制和货币合作基金等资金援助和危机解救机制。

（二）中国推动东亚货币合作的对策建议

　　１．加强与东亚各国的政策协调

　　（１）推进政府间对话机制的建立和政策的协调。

通过磋商来促进解决中国与东亚各国之间有关金融监管的透明度、金融政策的协调、相关信息的披露以及官方共同行动等方面的问题。

在“１０＋３”的合作框架下与周边国家和地区签订双边或多边汇率调整协议，并进一步就汇率波动的幅度以及官方干预的程度、时机和方式等问题建立协商通道，进而实现在稳定区域内汇率的同时保持对外汇率调节的灵活性的目标，成为东亚经济发展的动力源、稳定器和协调主体。

　　（２）发展平等互利的中日关系。

中日是东亚经济的“双火车头”，中日合作成功与否，可谓东亚经济合作成功的关键。

中日两国在资源方面有着较强的互补性，中国拥有价格低廉、质量较高的劳动力资源，而日本则拥有丰富先进的技术资源，两国之间的经贸合作将是双赢。

因此中国应尽可能从贸易、科技等方面与日本合作，支持日本产业升级，带动东亚整个区域的发展。

　　２．提高国内产业的竞争力

　　中国在世界贸易中并不处于强势地位，甚至存在“付出多、收入少”的尴尬局面，因此中国需要充分发挥优势，调整出口结构，通过提高出口产品的档次和附加值来进一步提升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

应推进产业升级，增加产品的技术含量，避免与东亚各国的产业趋同而导致的恶性竞争和资源浪费，保证各国出口的可持续发展和国际收支的平衡；

并积极引导有条件的企业走出国门，对周边国家和地区进行投资或跨国经营。

　　３．建立完善开放的金融市场

　　目前中国金融市场的发育程度还远不能满足人民币成为区域性主导货币的要求，金融体系依然脆弱。

因此要逐步改革国内金融体制，建立开放的融资市场，扩大区域内的相互投资。

应逐步推进商业银行治理结构的改革和利率市场化，培育直接融资市场，尤其是债券市场。

在国际收支方面，目前人民币已经在资本项目下实现了部分可兑换。

今后，中国应当择机适度加快开放资本项目的步伐。

　　要完善我国的货币政策，强化中国的金融监管体系，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协作。

要实现三个转变：

即从传统的行政管理为依托的监管体制转向依据审慎监管原则确立的规范的现代金融监管体系；

从传统的着眼于国内的监管视角转向监管的国际化；

从分业监管模式向全能监管模式转变。

只有提高金融监管能力，并加强金融监管的国际协调，才能在货币合作中获得预想的收益。

　　４．进一步加强两岸四地的经济融合

　　通过不断加强两岸四地的经济合作与融合，为未来东亚经济合作争取更多的主动权、制导权做准备。

为了分层次实现两岸四地的货币统一，构建“中元区”，四地均需进一步创造、完善货币统一的经济和非经济条件，并针对主要的障碍采取积极措施。

虽然目前香港和澳门与祖国大陆实行“一国两制”政策，各自保持原有社会、政治、经济制度不变，但毕竟是同一个主权国家，结成统一的货币区的可能性很大。

而对于台湾而言，加入货币一体化进程的最大障碍就是政治上的对立。

目前应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推动与台湾的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实现互利互惠、优势互补，在市场统一的基础上，再达成货币的统一。

可以考虑在作为两岸经济合作的前沿地带的福建省率先建立“海峡两岸金融合作实验区”，在实验区内给予台商一定的优惠便利，同时引进台资银行及其他金融机构，为两岸的经贸活动提供直接的金融服务，并可允许其与大陆银行直接清算，推出人民币与新台币的汇率，建立信息传递、交换机制，建立两岸信用联盟。

　　５．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

　　人民币国际化虽然是未来发展的长期走向，但却颇具探讨的现实意义。

印度央行日前发布公告称，最近将调整汇率指数，首次将中国的人民币和港币纳入印度卢比汇率参照的一篮子货币范畴，这是世界各国一篮子货币中首次出现人民币。

中国稳健而有力的货币政策将为其成为区域货币政策的“驻锚”创造条件。

历史经验表明，在现存国际货币格局中，依靠自身力量挑战现行货币霸权的努力很难成功。

一国货币要参与国际竞争，离不开区域经济合作的平台，离不开制度性区域货币合作的整体框架。

因此，我们要通过积极建设区域货币合作的制度框架，使人民币能够参与到区域性汇率制度安排当中，成为汇率合作的主导货币之一，并在区域货币体系的构建中发挥重要作用。

这种制度框架一旦建立，就会通过“路径依赖”和“自我强化”效应，以渐进的“人民币亚洲化”来实现人民币的国际化。

　　推进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要求在区域货币合作的框架中逐步改革人民币汇率制度，实现汇率的稳定性和灵活性双重目标。

经国务院批准，自２００５年７月２１日起，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

这一宣布意味着人民币汇率体制改革正式开始启动，将形成一个即期和远期基准并存，市场决定和央行调控有效的汇率形成机制。

汇率体制改革必将增强人民币即期和远期汇率的弹性，为人民币的国际化进程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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