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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周制还是秦制有史以来的中国,政治制度大概可以归结为两套模式,据说由文武周公(周文王、周武王、周公旦)所创立的周制,和战国以来逐渐形成,在秦始皇手里集大成的秦制。
周制的特点,是封邦建国(简称封建,建国后由于各种原因,往往称为分封制),实质上就是给地方相当大的自治权力。
秦制则是反封建的,坚决大一统,“以天下为郡县”,各级地方政府都要在中央的领导和监管下运作。
秦统一之前,山东六国未必喜欢被统一。
秦汉统一之后,很长时间里各地的独立意识也还相当不弱。
降及东汉末,四百来年大体处于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的统治之下,这个体制的弊端也暴露得比较充分。
于是从汉末到魏晋,很多人都开始反省了。
比如我国第一部编年体断代史《东观汉纪》的作者荀悦,比如曹魏的宗室曹元首,而其中最有名的,可能东吴名将陆逊的孙子,堪称一代文豪的陆机。
陆机有一篇论文,叫做《五等论》。
——因为根据儒家的讲述的历史,周朝的封建诸侯,分为公、侯、伯、子、男五等,所以“五等”也就是封建的别名。
其中说到:
见绥世之长御,识人情之大方,知其为人不如厚己,利物不如图身;
安上在于悦下,为己存乎利人。
故《易》曰“悦以使人,人忘其劳”,孙卿曰“不利而利之,不如利而后利之利也”。
是以分天下以厚乐,则己得与之同忧;
飨天下以丰利,而己得与之共害。
这段是分析人性。
大概意思是人都是自私的,所以要想天下长治久安,就要让天下人都得利。
所以,满足大家的利益,才符合天子的利益。
那么,怎样才能满足大家的利益呢?
利博而恩笃,乐远则忧深,故诸侯享食土之实,万国受传世之祚。
夫然,则南面之君各务其政,九服之内知有定主,上之子爱于是乎生,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世平足以敦风,道衰足以御暴。
所以,就该把天下分割成一块块的,封给那些诸侯(“诸侯享食土之实”),让他们世代相传(“万国受传世之祚”)。
于是,诸侯知道这些土地实实在在就是自己的,一定会用心打理,也就会善待土地上的人民(“上之子爱于是乎生”)。
人民知道这家侯爷会世代统治自己,也就会对之有发自内心的崇敬(“下之礼信于是乎结”),于是,和谐美好(“世平足以敦风”)而扛风险能力强(“道衰足以御暴”)的社会,也就构建出来了。
从这番话,我们大概可以看出出两点。
第一,陆机的议论是从人性自私的基础上发出的,他引用了很多先贤的议论,也都是在这个基础上立论的。
有的反思家说,十八世纪,英国的经济学家亚当·
斯密第一个提出,人出于自私的目的的行动,可能最终得到一个有利于社会的结果,从而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给了人的私欲以合法性,而这也是现代西方的动力之源。
这实在是相当扯淡的说法。
在基督教传统里,提出这一点也许有振聋发聩之效,但对中国的老祖宗而言,这从来不是什么不传之秘。
当然这也反证了,适度肯定私欲当然很重要,但如果没有诸多其他条件相配合,光有这么一条理论,影响其实也就那么回事,抬得太高不合适。
第二,陆机的议论虽然确乎首先是为皇帝考虑的,但民生也是他很关心的问题。
这篇文章里还提到:
封建君主,施政时考虑自己的利益(“五等之君,为己思政”),郡守县令们,则是在为别人打工(“郡县之长,为吏图物”)。
所以对这些中央任命的地方官而言,不停折腾,才能很快取得很多政绩(“进取之情锐”),让老百姓享受到实际的好处,好名声却也许要到卸任之后才能获得(“安人之誉迟”),所以侵害百姓而让自己获益,是在职官员从不忌讳的行为(“侵百姓以利己者,在位所不惮”);
实际效果很糟糕但适合传播炒作的事,大家都很乐于去做(“损实事以养名者,官长所夙慕”)。
这些都显然是基于秦汉时代大量存在的事实,发出的很沉痛的议论。
陆机们揭出的秦制的病况都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没有人能够否认。
但问题是,陆机们开出的周制的药方,疗效就只能说药到命除了。
三分裂的代价西晋的一个特点,就是恢复封建制。
普天之下,又重新出现了一个个诸侯国。
——当然,有的学者认为,西晋的诸侯国本来还是和周制下的那种有很大区别的,错是错在皇帝不该再给诸侯王军事权力(当时的说法叫“都督某地诸军事”)。
好吧,虽然他们把这事儿说得有点绕,但结果也没啥不一样的。
总之,这些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拥有事实上独立的地盘的王爷们,很快开战了。
几乎自相残杀屠戮殆尽之后,各族胡人登场。
他们建立起一个又一个政权,但除非万不得已,谁也不愿意和自己的邻国和平共处。
公元四世纪,短短一百年间,将近二十个政权,在黄河流域,辽河流域和四川盆地建立起来,又纷纷迅速灭亡。
五胡十六国,匈奴、鲜卑、羯、氐、羌,一成(成汉)一夏(大夏)二赵(前赵、后赵)三秦(前秦、后秦、西秦)四燕(前燕、后燕、南燕、北燕)五凉(前凉、后凉、北凉、南凉、西凉)……对今天的学生而言,是难以记忆的专有名词,对处身其中的人们而言,都是真真切切的修罗场。
每一个政权的兴废,都意味着一系列恐怖的屠杀。
失败者往往被屠戮殆尽,胜利者也毫无安全之感。
动荡之中没有人还能够继续生产,于是开始缺粮,每粒米都变得贵如黄金。
于是有人因饥饿而倒下,他很快成为了别人的食物,而吃人者很快也成为了别人的食物。
这时中国北方的人口,据葛剑雄教授相当保守的估算,是死亡了四分之三。
2012年的电视剧《兰陵王》,开头是这样一个情节:
一个渔夫在吃鱼的时候,发现鱼肚子里是人的手指,吓得惊惶失措。
然后他被告知,这是因为大量死者的尸体,被抛入了黄河,为鱼所食。
鱼腹中吃出手指来,这个史有明文;
渔夫会因此大惊小怪,却完全是生活在和平年代的现代编导的想象。
那已经是魏晋南北朝的末期了,那时的人们,对此类事件经历太多,能对着这根手指发出一声叹息,就算是有些小清新情怀了。
于是,相比这样的人间地狱,大一统政权的专制腐败,也就显得不那么难以容忍了。
到了唐朝,天下重新一统,又有人重提封建的事。
柳宗元奋笔疾书,著《封建论》力驳此说之荒谬。
他极力证明,社会发展是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的过程,封建体系就是那个简单社会的产物。
到了商汤、周武王的时代,它就是已经只是一个暂时还无法解决的历史遗留问题(“汤、武之所不得已也”),而并不代表什么政治理想(“封建非圣人意也”)。
到了更复杂的阶段,它就更加完全不切实际。
实行郡县制,由于糟糕的政策,固然仍可能导致动乱(“失在于政,不在于制,秦事然也”);
实行封建制,却是不论采用什么政策,都必然导致动乱(“失在于制,不在于政,周事然也”)。
再到宋朝,苏轼写《秦废封建》:
宗元之论出,而诸子之论(指之前关于封建和郡县优劣的各种讨论)废矣。
虽圣人复起,不能易也。
到这一步,要郡县(中央一统)不要封建(地方自治),在知识官僚那里算是基本得出了共识。
古代的普通老百姓倒未必能理解“统一”这么有高度的问题,老百姓有切身体验的,是太平和战乱。
两相比较,结论也很明确。
一位无名诗人的诗句,被无数人反复引用:
宁作太平犬,勿为离乱人。
这是立足于现实,对抽象的反思之反思。
为什么要统一?
是四百年尸山血海打出来的觉悟。
四为什么国家林立就意味着战乱众所周知,中华文明是依托大河发展起来的文明。
而河流的上游和下游之间,往往是这样一种关系:
利益相关性很高,但同一性很差,所以很容易就有矛盾会爆发出来。
远的例子,可以看到齐桓公葵丘之盟,有一条盟约是“毋雍泉”。
就是强调别在河流上筑坝。
因为枯水季节,上游的国家筑一个坝,下游就可能没有水喝;
而水流量大的时候,下游的国家筑坝,又可能引发上游的洪水。
然后,两国间的战争就爆发了。
齐桓公强调这条,是希望以国际霸主的身份来协调解决此类问题。
而霸主的权威还不够大,所以那时还是战乱不断。
近的例子,则不妨就看几年前的一则新闻(如果愿意的话当然还可以找到一堆类似的新闻):
2012年12月31日,山西长治市的一家化工厂发生苯胺泄漏事故,污染物顺流而下到了河北。
但是,山西省的有关部门没有立即向河南、河北通报这件事,直到五天之后,这两个省份才知情。
有人开玩笑说,要是搁春秋时代,这事就够引发中原大战了。
现在有中央政府镇着,这样的事当然仍极端恶劣,但是协调解决的成本,无论如何要小得多。
而且不得不承认,掠夺扩张,是人类天性的一部分(文明只能控制而不能消灭之)。
身边有个富裕的邻居,往往是难免忍不住要抢的。
除非,存在着一种什么障碍,可以让主动进攻抢劫者吃亏。
但这种障碍,古代中国基本是没有的。
恰恰相反,它的地理形势,还对某些地方的抢劫者特别有利。
大体而言,发展经济的话,下游比上游有些优势,因为下游的冲击平原出产往往更丰富,而且下游如果需要上游的某些物资,那么顺流而下的船舶,基本什么都能运过来。
但上游想要下游的东西,那物流成本就太高了,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政府运作,一般就只能以轻而小的奢侈品为主。
但如果开战的话,优势反过来了。
河道成了上游的后勤补给线,而下游逆流仰攻,如果不能速战速决,很快就要面临没饭吃的问题。
所以,下游先发展,上游来征服,世界范围里看都是一个很常见的模式。
在埃及,来自尼罗河谷(上埃及)的蝎子王纳尔迈,征服三角洲的下埃及,建立埃及的第一个王朝,后来埃及的一连串王朝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大体都是这么一路走来。
在两河流域,苏美尔人是率先跨过文明门槛的人群,他们生活的地方,已经临近两河的入海口。
然后,中游的巴比伦成了美索不达米亚的中心;
再然后,又是来自上游的亚述统治这片土地。
比起那两个更古老的文明,中国的疆域辽阔得多,牵涉到的变量也更多得多,但上下游间的关系,仍然是核心问题之一。
在北方,关中平原被认为最典型的帝王基业,洛阳盆地也还有一定的竞争力。
如果成就事业者的根据地在这两块地盘之外(比如曹操),其军政才能就会获得额外的称道。
马匹产地是另一个重要因素。
因为尤其是马镫发明之后,骑兵在古代战场上几乎无敌,而北方的大平原,又是最适合骑兵发挥优势的所在。
所以譬如代北(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山西北部及河北西北部)、河北这样的地方,也就有了格外的重要性。
北方统一之后,眼光投向长江流域。
长江最重要的支流汉水发源于陕西的秦岭南麓,控制了南阳就控制了汉水上游。
另外,控制汝南则控制淮水上游,控制山东则控制泗水上游,总之,相对北方而言,南方就是下游。
魏晋南北朝时期,发生过许多次的北方的大规模南征,从汉末建安十三年(208)的赤壁之战开始算起,西晋太康元年(280)灭吴之战,东晋太元八年(383)的淝水之战,北魏太平真君十一年(450)的瓜步之战,隋开皇九年(589)的灭陈之战……南下路线,总是大同小异。
取得最终成功的两次,都是下游渡过淮河,在长江北岸进逼,使得南方不敢妄动;
上游取得襄阳,然后大军顺流东进。
于是南方的都城南京很快就成了一座孤城,这时北方轻易就可以完成最后一击。
总之,只要北方自己的内部矛盾能解决好,南征基本是轻车熟路。
后来的蒙古灭南宋,满清灭南明,大体也遵循同一种进攻套路。
南方如此美好,灭她又是如此容易,北方说,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让我如何不想吞了她?
五为什么欧洲不统一当然,也可能还有人会这样反思,为什么在欧洲,就可以保持各国独立的状态,而不是非得打到统一才能获得和平?
这个问题当然不容易解答。
但若简单归结为“国民性缺陷”、“契约精神缺失”之类,显然也是草率的办法。
欧洲有很多的特殊性。
首先就是,欧洲和古老的大河文明根本不同。
除了伏尔加河算是例外(以伏尔加河为母亲河的俄罗斯本身也是欧洲的例外),欧洲又没有大的河流,多瑙河2850千米,莱茵河1232千米,在世界长河里,根本排不上号。
欧洲地形崎岖,一道道山脉切割出小块小块的平原。
八爪鱼似的大陆升出去许多半岛。
每个大的半岛,都天然适合成为独立的国家。
紧挨着大陆的不列颠岛,当然更是如此。
拿张中国地图比较一下,看看那光滑的鸡胸脯,妖娆的小脚爪(台湾和海南),差别一目了然。
小小的胶东半岛、辽东半岛,在庞大的中原面前,没有任何谈独立的资本。
台湾、海南都显得太小(不到爱尔兰岛的一半),日本倒是够大,可是又离大陆太远,是另一个独立的存在。
欧洲的森林覆盖率还很高,黄河流域哪怕是生态没被破坏的上古时期,也根本无法与之相比。
在中国缺少遮蔽的平原上,建立城市倒是比较方便,很长时间里,中国的城市化水平,比欧洲是遥遥领先的。
在欧洲,是小红帽去森林里看外婆,在中国,则是白素贞进城来找男人。
民间故事的不同风格,很能反映背后的环境差异。
少大河,多乱山,到处丛林密布,在古代社会,这些都构成了人类迁徙交流的巨大障碍,——自然更是统一的巨大障碍。
而且,欧洲不是一个孤立的文明。
很长时间里,它是作为一个较落后的存在,而与拜占庭和阿拉伯世界相邻的。
所以它的边缘地区,就很容易产生一种离心力。
凭什么西班牙就要和欧洲内陆联为一体而不是融入北非了?
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可比翻越比利牛斯山轻松便捷多了。
凭什么希腊就不能和小亚细亚是一个整体?
横过希腊中部的品都斯山脉,本就经过爱琴海与土耳其南部的托罗斯山脉相连,早在古典时代,希腊半岛和小亚细亚沿海,本来就共同构成了希腊世界。
事实上,西班牙、希腊甚至意大利南部,就都做过诸如此类的选择。
而且要注意,这些地方是欧洲的边缘地区,但在当时,却绝非落后地区。
而中华文明的周边,除非接受中国的影响,没有谁跨过了文明的门槛。
中心意味着发达,边缘意味着落后,很长时间里是中国人对天下根深蒂固的认知。
所以,边缘地区就算存在着一些离心力,也很少会有这种来自外部的吸引力。
然后,基督教发挥着和儒家思想完全不同的影响。
一方面,它垄断着欧洲教育,却并不积极培养以行政工作为本职的文职人员,结果是导致那时欧洲的政府(如果可以称之为政府的话)执行力极差;
另一方面,它又是个普世宗教,所以要求王公们至少要有全欧洲的视野。
结果就是,英国国王还搞不定不列颠的时候,已经在觊觎法兰西;
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德意志还根脚不牢的时候,已经想染指意大利。
这种眼高手低的毛病,使得近代以前,连地区性的统一都难以完成,遑论整个欧洲了。
另外,国人往往不大注意一个西方人自己倒很乐于承认的事实:
古代欧洲在大多数时候都是很落后的。
我手边的一种美国教材甚至称:
“中世纪早期的西欧(按,中世纪早期的下限,一般划在公元10世纪末)仅有一些不大的部落社会,基本上还属于新石器时代的经济。
”如果这个判断成立,那就意味着仅就社会组织化水平而论,公元后1000年的西欧(尤其是现在最发达的阿尔卑斯山以北的欧洲),甚至还不如公元前1000年的西周。
在这样贫弱的基础上,当然不能建立尤其是不能维持一个长时期的大一统政权。
所以古代欧洲不统一,至少部分是落后的结果。
而近代以来的欧洲,又发展得实在太快。
焕然一新的所谓“现代性”使得古代社会的那些规律纷纷失效,那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了。
总之,欧洲的道路独一无二,它最终开辟出来的境界,可以赞佩羡慕,但实在无法复刻照搬。
自己的路,终究还是只有自己走。
摸着石头过河,其此之谓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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