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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716年平均
10784
12158
数据来源日本东京三菱银行总行。
二浙江对日出口的变化
从浙江对日出口的增长态势看,与日元汇率的变化有较大的相关性。
对应日元汇率的不同变动时期,对日出口走势如图一。
附图
图一
浙江对日出口与出口总额增速
90年代前半期日本仍处于经济发展的鼎盛期,对外需求大,加大日元汇率急剧升值,既大大降低了日本国民消费成本,扩大了购买力,也大大降低了出口国的相对成本。
浙江对日贸易获得了大发展,对日出口总额1992年为33亿美元,居香港后,为第二出口市场。
从1993年开始超过香港升至第一位。
到1995年遭受日元汇率贬值的影响,对日出口625亿美元,当年对日出口出现了负增长,为-38。
整个90年代前半期,对日出口占浙江全部出口总额的比重稳定在10左右。
90年代中后期对日出口困难逐渐加大。
这一时期,一方面由于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经济衰退日益显现,改变了日本消费者的预期,对海外需求的程度明显下降。
另一方面日美贸易摩擦缓和,以及贸易赤字的出现,使日本在一定程度上有更多的精力对付其他贸易伙伴,并加大贸易保护的力度。
第三方面,日元汇率持续贬值,而人民币则呈持续升值,这种汇率逆向变动,大大提高了浙江企业对日的出口成本。
种种因素累积使得浙江扩大对日出口困难逐渐加大。
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到来,浙江对日出口增长越来越困难。
1996年出现高增长,比1995年增长近2倍,对日出口占浙江出口总额的比重达到23后,1997年、1998年对日出口增速依次为57、-59,比重也逐年下降。
1998年下降至17,比1996年下降5个百分点。
浙江的第一海外市场让位于美国,欧盟也超过日本。
90年代末至2000年恢复增长。
随着日元汇率从146日元兑1美元的谷底止跌逐渐升值至基本正常水平。
浙江对日出口出现恢复性增长。
1999年、2000年对日出口增速分别为235、458。
2000年下半年之后对日出口形势再度严峻。
此一时期,对日出口不仅面对日本经济的低迷、日元再度贬值的压力,同时日本为了提振出口,放任日元贬值,并采取种种技术壁垒,限制对日出口,浙江对日出口从2000年下半年开始增速逐步走低,到2001年浙江对日出口增速为136,比上年下降302个百分点,2019年上半年对日出口负增长,三季度虽有所回升,但前三季度累计仅增长29,到11月累计也只增长44,形势严峻。
对日出口比重继续下降,但市场地位仍居美国后,为第二欧盟超过日本,就国家而言,日本仍是第二出口市场。
图二
浙江对日出口占出口总额的比重
二、日元汇率波动与浙江对日出口影响的实证分析
汇率作为货币的相对价格,其变动对国际贸易的影响比关税更加广泛,如汇率风险与贸易方式、贸易结构、贸易结算方式等方面都存在很大的相关影响。
汇率对国际贸易的影响从理论上分析主要包括两个层面
一是汇率平均水平的变化对贸易条件的影响,贬值促进出口,而升值使出口下降,从而改善国际收支。
曲线效应理论对此作了比较系统的解释,汇率变动对进出口贸易收支的调节有一个时滞问题,即汇率变化后的一段时期内,贸易收支并不能立即发生预期的变化,而是先表现为一个向相反方向变化的过程,然后汇率变化的正向效果才会逐渐显现出来。
注参见〔美〕保罗·
克鲁格曼、袤瑞斯·
奥伯斯法尔德《国际经济学》,第四版中译本,第432页。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1版。
曲线持续的时间一般为6个月到1年之间。
二是汇率波动剧烈程度对国际贸易的影响。
由于经济学一般假设厂商是风险厌恶的,汇率波动会增加与国际贸易相关的风险,因此会对国际贸易流量产生负面影响。
这就是各国货币当局和工商业人士极为重视汇率的波动并希望尽量减少波动,也是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采用固定汇率制度和欧洲国家建立欧元区的重要原因之一。
而货币贬值促进出口、抑制进口对本国以及贸易伙伴国的实际影响,则要复杂得多。
1货币贬值在某种意义上会被宏观经济主体和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调整行为
所冲销。
当进口国货币贬值,出口国货币相对升值时,作为宏观主体的出口国预期出口收入下降,为支持扩大出口,将采取出口退税、财政补贴等方式变相地降低出口商品的价格,抵消进口国货币的贬值效应。
作为微观主体的出口企业则可以通过定价纠正的手段,根据货币贬值国家的居民收入水平状况适时调整出口价格,来应对进口国的货币贬值。
2跨国公司的迅猛发展。
据1994年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的估计,跨国公司之间的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量的13。
在世界经济日益一体化的条件下,跨国公司实施多元化战略,通过内部人控制可以降低短期汇率波动的影响。
3金融衍生工具的广泛运用。
由于对冲工具,如远期市场操作、货币期货、货币期权及货币互换的广泛运用和成本降低,出口企业在国际贸易时可以通过运用一系列的规避风险工具与采取风险补偿措施等来避免或降低汇率风险或对汇率风险进行控制等等。
注参见陈平、熊欣进口国汇率波动影响中国出口的实证分析,《国际金融研究》2019年第6期,第7页。
通过分析,日元贬值对浙江对日出口的影响有以下特征
一日元汇率变动与浙江对日出口总量紧密相关,日元贬值使对日出口困难加大,影响前6个月最为明显,持续时间约为1年。
21世纪以来,日元的持续贬值引起国际社会特别是东南亚各国和中国政府的广泛关注。
传统理论认为,汇率作为两国货币的相对价格,必然会影响两国生产的商品的相对价格,继而对贸易产生影响。
从统计学的角度分析,现象之间的数量依存关系可以概括为函数关系和相关关系。
由于影响汇率以及出口变动的因素非常复杂,故而难以非常严格确定性地描述两者之间的数量关系。
图三
2000年以后月度日元汇率及对日出口变动情况
观察图三,可以得出一个非常明显的结论当日元汇率贬值,日元对美元汇率曲线走势向上,则浙江对日出口的增速曲线向下,随着时间的推延,日元汇率的贬值,对日出口增速在波动中越走越低,两条曲线之间的开口越扩越大。
在此期间,日元汇率一出现短暂的升值,对日出口便出现反弹。
表明汇率波动与出口之间确实存在一定的相关性。
而相关分析就是针对现象之间非确定的数量依存关系进行研究的有效工具。
相关系数从数量上具体说明了现象之间相关关系的方向和密切程度。
相关系数的取值范围在-1和+1之间,系数为负,表明为负相关,系数为正,为正相关。
一般而言,相关系数||>=08,为高度相关;
而||<05为低度相关。
将2000年至2019年上半年的月度日元汇率与同期浙江对日出口的月度增速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相关系数=-08221。
进一步考虑汇率影响的时滞,将出口数据作平滑,再进行相关分析,得到结果如图四。
根据相关分析的结果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日元汇率波动对浙江对日出口有较大的影响。
相关系数||>08,表明具有高度的相关性。
2日元汇率对浙江对日出口的影响是逆向的。
相关系数=-08221。
表明日元对美元汇率贬值,则浙江出口下降;
反之则上升。
3汇率对出口的影响,具有明显的时滞。
从影响程度上看,前6个月比较大,相关系数||>08,其中前3、4个月影响最大。
此后,影响渐次弱化,12个月后,||弱至05左右,影响程度下降。
图四
汇率对出口影响的时滞分析结果
二人民币相对日元升值,提高了浙江对日出口成本。
但以一般贸易为主和以美元为主的结算方式对汇率风险具有较强的抵御能力和规避能力。
人民币汇率采取的是钉住美元的策略,日元兑美元升值,则人民币对日元贬值,出口成本降低;
日元兑美元贬值,则人民币对日元升值,出口成本提高;
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以来日元汇率贬值提高了浙江对日出口产品的相对价格,实证分析表明,贬值对出口的影响是明显的。
从贸易方式看,浙江对外贸易出口以一般贸易为主,2001年比重达80左右。
一般贸易不仅含金量较高,而且具有竞争力和抵御风险能力较强的特点。
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全国出口增长05,浙江外贸出口仍然增长8,其中一般贸易增长率高达110,增长明显高于全国水平,而加工贸易比重较高的广东出口只增长15。
1999年浙江总体经济运行状况好于上年,出口增长率达185,一般贸易首次突破百亿大关,增长率更是高达221。
从日元贬值所造成的影响来看一般贸易抗汇率风险能力也明显强于加工贸易。
2000年与2001年浙江对日出口一般贸易和加工贸易比重基本持平,分别为63和36左右,到2019年上半年在日元贬值负面影响加深的情况下,两者所占比重进一步拉开,一般贸易比重为67,较上年上升了33,加工贸易比重为328,下降了35。
从微观层次分析,汇率风险的承担者取决于结算货币的选择,如果以进口国货币计价,汇率风险将由出口商承受。
具体到对日出口来说,由于目前日元的国际化程度较低,在浙江对日出口贸易中,以日元计价和结算的仅占10左右,而美元占85以上见表二。
对于以美元结算方式为主的出口贸易,理论上出口商和进口商应分别面临本国货币对美元汇率波动的风险,但在人民币汇率实际钉住美元的情况下,应该主要受日元对美元的波动影响。
对于浙江出口企业而言,人民币币值相对稳定,以美元结算能形成对出口利润的准确预期。
表二
浙江对日一般贸易出口收汇币种结构表
2019年美元计价比重
897
8864
8694日元计价比重
102
113
118
数据来源浙江省国际收支统计。
2019年为1-10月数据。
三对日出口产品结构以纺织服装、机电、食品类为主,虽然这些产品具有低需求收入弹性的特征,加上中日产业分工的互补性,市场需求较为稳定,但这些产品同样具有较高的替代性。
目前出现了纺织服装、食品类产品比重下降,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比重上升的趋势。
浙江对日出口的产品结构主要是纺织服装类、机电产品类、食品饮料类等,其中,纺织服装类位居首位,基本占据浙江对日出口的半壁河山。
2001年,在日元平均汇率比上年贬值11的情况下,全省对日出口377亿美元,同比增长136,其中纺织服装192亿美元,同比增长167,占总额的509;
机电产品643亿美元,同比增长219,比重171;
食品饮料363亿美元,增长3,比重96。
纺织服装、机电产品两大类商品出口呈快速增长势头,而食品饮料增幅大大低于全省对日出口的平均增幅1358,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中日发生贸易摩擦,日本设立绿色壁垒如水产品氯霉素超标等手段对我食品饮料进行进口限制。
持日元贬值对浙江对日出口影响甚微者的主要理由一、对日出口商品需求弹性较低。
由于浙江对日出口以纺织服装、食品和其他科技含量中低档的商品为主,这类商品的最大特点是需求弹性较低,市场稳定性相对较高。
二、中日两国在国际产业分工中具有很强的互补性。
中国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所生产的产品附加值、技术含量相对较低;
日本在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上具有竞争优势,所生产的产品附加值、技术含量相对较高。
而浙江的劳动力成本只有日本的二十分之一左右,无论日元汇率出现多大的跌幅,都难以抹去浙江劳动密集型产业的成本优势。
但事实证明这种论断一是忽视了日元贬值影响的滞后性。
从2019年上半年浙江对日出口实绩来看,日元贬值不仅对浙江对日出口总量有较大影响,对日出口同比下降11,与同期全省出口增长1952形成强烈反差,而且恰恰是传统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如纺织服装所受冲击最大。
2000年、2001年纺织服装类对日出口分别占对日出口总额的495和509,而到2019年上半年比重下降为419。
相反,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对日出口情况明显好于纺织服装业,出口额及其比重仍有较大幅度的提高。
2000年、20
01年和2019年上半年机电产品比重分别为159、171和231,高新技术产品比重分别为186、157和44。
高新技术产品虽然金额小、比重少,但2019年上半年其出口额已经大大超过上年全年,显示出强劲的发展势头见表三。
二是忽视了浙江出口产品的替代性。
对于纺织服装等中低档商品来说,日本市场既是我国的主要出口市场,也是菲律宾、泰国等亚洲国家的主要出口市场,我国与亚洲其它国家之间存在较大的替代性,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分析,浙江的劳动力成本只有日本的二十分之一左右固然不假,但更需要比较竞争对手的成本。
三是不同的汇率制,在日元贬值的条件下,使替代者的竞争力增强。
亚洲其它国家普遍实行与美元、日元等一揽子货币挂钩的浮动汇率制,本币汇率随日元贬值而相应贬值,人民币因钉住美元则相对日元贬值而升值,因而亚洲其它国家出口成本基本不变,而我国出口成本则大大增加,价格成本竞争优势下降,不断面临被替代的压力。
对于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来说,情况则有所不同。
1机电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附加值、技术含量相对较高,换汇成本相对较低,出口企业有能力根据日元贬值的具体情况和市场反应重新定价;
2越是技术含量高的产品越是不易被替代,更具有差异竞争优势。
390年代以来,伴随着我国经济的稳定发展和日本经济的结构性矛盾,日本许多电子、机械制造企业纷纷到我国投资设厂,然后将生产加工后的制成品返销日本国内,极大地促进了机电类产品和高新技术产品对日出口的稳定增长。
这些产品出口的较快增长,表明在面临汇率等风险的条件下,差异竞争相对于价格成本竞争具有更多的优势,也成为在纺织服装等产品出口受阻的情况下,稳住日本市场规模的有力武器。
表三
浙江对日出口主要产品
比重
2019年
亿美元
纺织服装
1644
4953
1918
509
73
419食品饮料
352
110
363
96
176
101机电产品
528
159
643
171
402
231高新技术产品062
186
059
157
077
44
数据来源根据海关数据分类统计。
2019年为1-6月份数据。
四不同经济类型的对日出口企业受日元贬值的影响不同,浙江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对日出口受日元贬值的影响明显小于国有等其它类型的企业,并具有日资企业拉动的特征。
2001年浙江省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对日出口分别比上年增长257和11154,比全省对日出口平均增长水平高出121个百分点和9794个百分点;
2019年上半年外商投资企业和私营企业对日出口比重分别达504和73,比上年分别提高31个百分点和26个百分点。
而对日出口下降最为明显的是国有企业,2001年在全省对日出口增长136的情况下,国有企业对日出口不增反减,下降73,比重由上年的441下降为361,2019年上半年又进一步下降为322。
见表四
统计结果表明浙江对日贸易一半是由三资企业实现的,准确地说是随日资企业的增加而发展的,具有明显的日本投资拉动型特点。
自90年代初泡沫经济破灭以来,日本经济陷入了漫长的低迷期。
为降低生产成本和交易成本,亚洲各国特别是我国成为日本企业向外转移生产基地的重点地区。
2001年日本转移到我国的生产基地数量第一次超过转移到美国的生产基地数量。
2019年1~10月浙江实际利用日资268亿美元,占实际利用的外资总额的104,位居第二。
从92年至98年日本对华投资产业结构看,电气设备行业占187,机械行业占9,纺织行业占1037,与浙江对日出口主要行业是纺织和机电产品基本吻合。
由此可见,外商投资企业对日出口的扩大,在相当程度上得益于日本企业的对华投资。
私营企业对日出口增长势头继续保持强劲,除了缘于近几年来浙江个私经济快速发展,对外贸易经营权放开,私营出口企业增多等原因外,也显示出私营企业经过市场经济的多年磨练,有较强的经济活力、竞争力,应对出口变局的能力较之其它所有制企业要强得多。
私营企业应变能力强相当部分得益于浙江特有的块状区域发展模式。
与国内的国有企业以及国际大公司相比,一方面具有更大的成本优势,大多数产品的成本往往只有国外同类产品成本的13;
另一方面,市场反应迅速,新产品批量上市的速度非常快。
面对汇率波动,私营企业更能发挥自己的竞争优势和应变能力。
表四
浙江省各种经济类型企业对日出口情况表
单位万美元
2019年上半年
国有企业
146261
441
135984
361
56198
322三资企业
141912
428
178386
473
87862
504集体企业
32936
99
40942
109
17336
99私营企业
8390
25
17748
47
12697
根据海关数据分类统计。
三、若干启示
1从长期看,依靠成本价格优势的出口竞争战略必须向依靠产品差异竞争优势的战略调整。
从浙江的出口竞争战略看,似乎形成这样一种路径依赖,依靠廉价的劳动力,发挥传统产业的比较优势,通过降低价格,占领市场,面对加剧的市场竞争,又通过引进技术,提高劳动生产率和改善产品质量,进一步降低价格,巩固和扩大市场。
还应看到,这种价格竞争的路径依赖,不仅会使出口方形成一味强调价格和成本竞争的惯性思维,还会使进口方也形成中国的出口商品可以不断压价的预期,使得出口企业的价格越压越低,利润十分微薄,很多企业依靠出口退税和有关优惠政策才能维持出口。
如果单纯依靠价格竞争,汇率风险的影响是很大的,因此,需要在产品的差异性上多下功夫。
构建差异性比较优势的关键在于培育企业的核心竞争力,使产品具有较高的技术含量,较强的不可替代性,努力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比重,使商品从低档次、低价位向中高档、中高价位提升,目前对日出口中已经表现出这样的趋势。
这样在面对汇率风险时,可以采取降价让利等手段从容应对,又可以凭借较强的产品品牌、品种等非价格竞争力,有效避免或减少汇率波动的负面影响。
2从短期看,多元化开发国际市场的策略是规避市场和汇率风险的有效手段,走出去是扩大出口的有效方法。
九十年代末,经历了亚洲金融危机后,浙江从实际出发,在全国率先明确提出了扩大外贸出口的四个多元化战略,即出口经营主体多元化,出口市场多元化,出口产品多元化,贸易方式多元化,外贸出口由此取得了大发展。
为了更好地规避汇率风险,出口企业特别实现产品、市场的适度多元化,加紧开拓新兴市场,90年代末欧盟、中东、东欧等市场迅速扩大,有效地抵消了日本市场出口困难的不利因素,使出口增速在沿海地区连续三年居首位,2019年继续保持这一强劲的势头。
实施走出去战略。
根据目前浙江产业的发展水平和结构调整的需要,鼓励有条件的企业根据自身特点对不同目标市场进行海外投资,以境外投资带动出口的稳定增长。
通过在境外办厂设点,深入国外终端市场,减少中间流通环节,提高出口企业的经营效益和出口产品价格竞争力;
向当地消费者更好地提供生产销售及售后服务,提高产品声誉;
或在发达国家设立高新技术研发中心,掌握国际最新潮流,加快产品的升级换代,
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国际竞争力,巩固和扩大出口份额。
3推广和开发金融衍生工具是规避汇率风险的重要技术手段。
在日元贬值的情况下,对日出口商应尽量选择美元等强势货币进行贸易结算,而对日进口商则可以采取推迟日元付款的方式以减少进口成本。
而实际上,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在日元贬值的情况下,对日出口商要求用美元等强势货币进行贸易结算,进口商当然也会出于同样的考虑,要求在价格等其它方面得到补偿。
并且从浙江对日出口情况看,在日元汇率波动剧烈的条件下,以日元计价结算量反而会有所提高。
如2000年以日元计价结算的出口额折合美元为227亿美元,比重102;
2001年为279亿美元,比重113。
因此,规避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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