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先秦青铜器论述三Word格式文档下载.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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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铜器的明显变化，起于春秋中期。

　　春秋中晚期缶、鉴（图1）、带盖豆相继出现。

鼎分为有盖和无盖两种，无盖鼎都作浅腹，鼎耳立于口沿之上，或附于口沿之下，鼎腿比较瘦长，鼎足全作马蹄形。

簋的形制出现了盖冠作莲瓣形的方座簋（图2）。

有的作成封口式（图3），还有的注水平底无足。

乐器除编钟外，还出现了编（图4）。

吴、越等国在祭祀或宴飨时使用乐器句（图5）。

此期兵器空前的增加，远射矢镞出现锥体三棱形，三侧刃前聚成锋，穿透力极强。

戈仍以圭锋、中胡二至三穿为主（图6）。

车战用戈，有加长到三米以上者。

戟盛行矛、戈分铸联的形式。

剑身修长，中脊、两侧刃、前聚成锋，有的剑身还有错金篆铭，成为重要的近战兵器（图7）。

吴越工匠制作的兵器尤以精良著称，当时名闻天下。

　　在装饰方面，这时代表一种新的趣味、观念、标准和理想的青铜艺术在勃兴。

构图细密，成网状布局的蟠螭纹和蟠虺纹的产生，是新潮流的一种标志。

螭，一些古籍中说它属龙。

所谓蟠螭纹，指以两条或更多小螭龙相对纠结。

虺，《国语?

吴语》说“为虺弗摧，为蛇将若何”。

青铜器上的蟠虺纹，则是许多小蛇状的动物相互缠绕。

它们都是作为花纹单位重复出现的一类纹饰。

蟠螭纹和蟠虺纹是由神话动物构成的，但它仅是图案，一种供人欣赏的装饰，不再有神秘的意味。

　　此时，青铜器铭文多作在显著部位，除书史性质外，也注重了装饰。

文体多用韵文，书体呈各种风格，晋、卫、虢、郑端庄秀劲，秦铭规整，吴越铭文修长，并加以禽鸟形的饰笔，极富艺术色彩。

　　在工艺上，由于分铸法的广泛应用和失蜡法铸造的出现，制造出了很多造型优美，结构复杂的青铜器物，立鹤方壶就是这时的一件伟大作品。

（图8）

　　战国早期的青铜器继续行用春秋晚期的形制，但对纹饰进行了革新改造，除蟠螭纹外，流行钩连雷纹、贝纹、淘纹，同时大量出现方块形成三角形云纹。

贵重器物往往采用生产工序最为繁复，形式最为华丽的错金、错银、嵌错红铜、松石和细线刻镂等先进的工艺技术。

一些嵌错着描写当时贵族宴饮、征战、格斗、乐舞、射猎等现实生活图象的器物，斑驳陆离，多彩多姿。

燕乐渔猎攻战图壶（图9），嵌松石蟠螭纹豆（图10）、螭梁（图11），都是这个时期青铜器工艺的代表作品。

　　战国中晚期，青铜器的制作则趋于轻灵奇巧，简易实用，除礼乐器外，还有大量生活用品问世。

铭文除个别长篇外，多为“物勒工名”。

　　战国时期，七雄并起，争战不已，兵器制造业得到迅速发展。

远射的三棱矢镞（图12），此时改成铁铤。

戈均为长胡多穿，援瘦长。

矛呈锥体，由棱线上伸出的侧刃前聚成锋。

　　此期青铜乐器已发展到了相当高的水平，有的数十枚甬钟、纽钟配以低音的组成编钟乐队。

经测音，已构成复杂的音律体系，有的还载有完整的乐律铭文（图13）。

　　能反映这一时期工艺水平的还有铜镜与带钩。

最早的铜镜出土于齐家文化墓葬（约公元前2000年），商、西周、春秋亦代有出土，但直至战国时期才大量出现，尤以南方楚国墓葬出土居多。

镜多为圆形，质轻体薄，弦纹钮，纹饰多几何图形、人物图形和动物形（图14）。

　　带钩又名犀比，它既是服具又是装饰物，因此做工十分考究，有鎏金、错金银、嵌玉等工艺。

形制则有琵琶形、兽形等（图15）。

　　当青铜艺术只能作为表现高度工艺技巧水平的艺术作品时，实际便已到它的终结之处。

战国青铜巧则巧矣，确乎可以炫人心目，但如果与前述殷周器物一相比较，则力量之厚薄，气魄之大小，内容之深浅，审美价值之高下，就判然有别。

　　在其后相当长的时间里，青铜器流入民间，脱去神秘的外衣，以日常生活用品和工艺品的身份，留存在社会生活里。

但是，随着礼制传统的延续，作为藏礼工具的青铜礼器，在其后历代礼仪制度中，仍保留着它不可替代的地位。

　　尽管我国“青铜时代”的起讫时间尚有争议，但先秦青铜器所含有的历史信息、艺术信息和科技信息的重要价值，无疑是其他时代铜器不可比拟的。

　　中国先秦青铜器就世界范围来讲，具有两大特征：

　　一、成组合的具有“藏礼”作用的青铜礼器体系，是中国青铜文化有别于其他民族青铜文化的突出特征。

这是由于“以礼治国”是中国古代政治所独创的统治艺术，以“周礼”为代表的礼仪体系，贯彻到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影响了其后数千年中华文明史，带有鲜明礼仪特色的中国文化，在古代世界文化发展史上具有独特的地位。

　　二、在大量青铜器上铸刻铭文，是中国青铜文化有别于世界其他民族青铜文化的另一突出特征。

《殷周金文集成》一书，是目前收录古今中外金文资料较为详备的著作，它著录先秦有铭青铜器近一万二千件。

据1985年版《金文编》统计，先秦金文单字有3772个，已识字2420个，未识字1352个。

　　金文的内容就其大者而言，可分为以下几项：

　　1、祭奠父祖，许多器铭仅记父祖日名，表示该器为纪念其父祖而作。

　　2、铭功纪赏，作器者记述自己对王室（或某大贵族）在祭祀、战争、外交政务等方面所作出的贡献，因而受到嘉奖、赏赐和册命的荣宠。

　　3、要盟约剂，“凡大约剂书于宗彝”记录贵族间发生的土地、人事等纠纷，经王室派员调解裁断，订立盟誓的经过，以传示子孙后代。

　　4、媵女陪嫁，记述作器者以该铜器作为嫁妆，送女出嫁。

　　5、祈介祝嘏，西周中期后的乐器、礼器上多记载一些祈求祖考降赐福禄长寿的“嘏辞”。

　　6、物勒工名，战国兵器上多记督造衙府及工官工匠之名，容器则多记容积重量。

　　早在汉代就把青铜器出土视为祥瑞，开始注意对青铜器及其铭文研究，西汉宣帝时的张敞考释夷臣鼎，被称为“好古文字”，东汉古文派巨子许慎作《说文》，其序云：

“郡国往往于山川得鼎彝，其铭即前代古文。

”

　　至宋代，由于得到王室的倡导，青铜器与古文字的研究，蔚成风气。

成就了一批著名的学者和著作，如吕大临著《考古图》、王黼等著《博古图录》，薛尚功著《历代钟鼎彝器款识法贴》，赵明诚著《金石录》等。

从研究水平看，他们已达到相当的高度。

如至今尚在使用的器名：

钟、鼎、鬲、、敦、簋、、壶、尊、卣、爵、角、觚、觯、、、盘、等皆宋人所定。

王国维说：

“知宋代古器之学，其说虽疏，其识则不可及也。

”应该说，有宋一代为后世的金石学以及近代古器物学和古文字学的发展打下了基础。

　　清代乾隆年间，钦定将皇家收藏编辑了《西清古鉴》、《宁寿鉴古》、《西清续鉴甲编》、《西清续鉴乙编》等四部青铜器资料书。

晚清在乾嘉经学考据之风的影响下，“小学”得到发展，学者们除编辑了青铜资料外，还撰写了许多颇有见地的古文字学专著。

　　民国以来，受西学东渐的影响，我国古器物及古文字之学有了很大进步，一些青铜器资料书，铭文用拓本，图象用照片，资料翔实完备。

　　此期学者王国维，在其著名史学理论“两重证法”的指导下，重视对古器物和古文字的研究。

他对金文断代和一批铭、物的考证，具有开创性意义，他的主要著作多收入《观堂集林》一书。

　　郭沫若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是一部具有重要学术价值的巨著，他创通的“西周断代、东周分国”的研究体例，把分散的铭文资料整理成互相关联的史料，成为揭示我国古代社会性质的有力证据。

　　近年来，随着青铜器资料大量出土，几乎填补了青铜器发展史上的绝大部分缺环。

考古学、古文字学的研究方法亦日渐缜密。

学者们一方面全面集结金文资料，作基础建设；

一方面在前代学者已取得成就的基础上，深入开拓进展，除解决学科本身的诸多问题外，还解决了古史研究和古代文化史研究的一系列问题，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注意。

古器物与古文字之学，已从“蕞尔小学”变成为“当世显学”。

　　图15图13图6图1图14图3图2图12图6-1图8图9-1图11图5图5-1图4图10图9图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