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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谢车书记对优米网的高度评价，我们一定要把他作为我们未来前进路上的鼓励，一接下来大家用最热烈的掌声欢迎我们刘老师。

我想叫您刘总，我刚爬上这个坡的时候特别感慨，我说大连没有刘积仁可能原来的山还是那片山，可能不会有这些变化，我自己真的是特别感慨，如果现在让您刹那间回忆20年前，你觉得栩栩如生，还是那么的生动，能够告诉大家一些细节？

刘积仁：

创业的创本质上就是要从没有，或者是改变一种环境、改变一种现实，我今天在这个地方，我们第一天来的时候，这个地方有养鸡场、棚户区，我印象最深刻的，那个时候大连不像今天这么文明，很多人夏天时候不穿上衣，在马路边上看打牌，应该说我们今天有这样一个平台，有12000多名大学生，在这样的平台学习的时候，你会有一种感受，事实上每个人都在挑战那些你可能在当时根本不可能想象到成功的事情，我们把这样一种结果看成是每个人的一种追求，或者价值的追求，创业的追求。

这样的一种结果91年到今年整整20年，91年您开始的时候还是一个初生，您告诉我，当时为什么要创业？

是一个什么情形？

创业每个人都会遇到很多外部因素的影响。

第一个是被迫，你没有办法做出选择。

你被迫吗？

当时我没有想做企业，从美国回来之后，做大学的教授，我那个时候对我未来的发展我充满了更大的期望是因为我33岁的时候做了正教授，我过去没有当过副教授，我从讲师一直跳到了正教授，那么年轻的一个正教授，中国那个时候在我这个专业还是比较新鲜的，它一定会有更大的追求，那就想在学术上我要成为一个最优秀的学者，我的老师也很有名，所以特别想在学术上发展，所以当时在心里面对做买卖的人，事实上印象是差。

是不是有点看不起的感觉？

基本上那样，我那个时候很少接触，比如这个人是生意人，因为我老觉得他们不可靠。

但是，明白了一个道理，就算你要当一个好的教授、好的学者，你要做好设备，我那个时候在美国国家标准局，钱很多，设备、环境，可以说你想要花的钱就可以花，回来突然想要做的任何事情都和钱有关。

后来发现人和钱也有关，没有钱你也找不到人，做任何事情就变成比你单纯原来想做一个教授、发表论文，讲进课、带带学生，突然觉得创造一个事业的时候，所需要的综合的因素很多，好在我那个时候，中国在那个阶段的时候，不仅仅是我，大部分的学者们对做产业都认为它没有做学术的层次高，我是受了一次在美国的感染，因为我在美国的国家标准局里面，里面有很多教授在里面做研究，那是第一次让我认识到原来教授也可以这样，后来还有一位是我心目中特别尊敬的一个教授，王选，他在某种程度上那个时候能够安慰我自己做这件事情的一个挡箭牌，谈教授可不可以做产业我首先说为什么王选可以，我为什么不可以，心理上实际上在找一种安慰，当然我可以说美国的教授可以，当然国情毕竟不同。

所以第一步本身也是为了创业，那个时候我的创业的追求从一个知名的学者，在我这个领域里面我也要走到最前面，所以我把做产业这件事当成我完成我学术上创业的辅助力量。

后来发现实践是给你带来很多的让你知识需要重新刷新或者认识的过程，突然发现，本来想做企业是赚钱来支持学术的发展，做了企业之后发现学术需要花的钱比产业需要花的钱比学术还多，本来想用这样的问题解决另外的问题，突然你发现你带来了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导致了你都要从零开始做，所以，我事实上也在相当一段的程度里面，我属于两动物，本来不能这么累，也不知道原来做产业也需要投入和花钱，那个时候一看，那个时候感觉说只要产业就是应该赚钱，事实上大部分是不赚钱的。

所以第一步是从被迫变成了创造更多的困难和挑战，变成了被迫的选择，而在这个被迫的过程中，我觉得让你更加有激情的就是这些困难和差距。

创业我认为最大的激情是你每天都能遇到新鲜的，超越你的能力和知识的，你从来没有遇到的，你觉得每天都要思考和压力的东西，这是创业的一个最大的问题，如果说一个创业者愿意找到一种舒服的，没有问题的，每天都安逸的，我想这个肯定不会带来创业的激情。

您这个是现在认识到的还是当时这么想的？

当时也基本是这样的。

比如说我做教授就做得比较早。

因为当时我的思考是怎么样能够比较早的做教授，一般那个时候都是50、60岁做教授，我33岁做，我知道了原来做教授需要哪些指标，现在我不认为这套体系能培养好的教授，现在我知道发表论文、写多少文章、教多少课时，所以我用别人更短的时候达到了只有的指标，我符合了教授的标准，我的意思是无论你做什么事情，当你没有目标，成功绝无可能，当你知道自己的目标，你一定在安排一种方案的时候，你可能会用最快的速度实现这个目标。

我们看到你创业开始的时候，实际上您的目标是为了把教授做好，赚点钱买仪器，找更好的人。

所以创业的开始是没有定下目标，目标定的是有偏差的，这个撕扯花了多长时间？

应该说从我找到了如何要做一个好教授的解决方案的时候就已经进入到另外的阶段，就变成了企业的创业过程。

也就是说那个时候，如果做一个年轻的学者，尽管你是教授了，因为大学的教授的经费，学校除了付工资以外，其他的钱都需要自己找，你还年轻，没有影响力，你需要找这个钱发现十分地困难，而且我当时特别不喜欢，这个钱一年一年的找，今年找一次，明年不一定有，这个我们现在拿项目的情况。

所以我就想找到一种经常性的能够支持的，所以当选择了做这个企业的时候，注定做了一个根本的改变，首先是认识的改变，整个思维方式的改变，还有刚才跟社会环境的冲突。

这几个改变说起来特别容易，但是大家心理会想非常困难。

就说一个改变，你对中国的市农工商，你也瞧不起买卖人，我要做一个生意人，或者我要做一个企业家，这个观念你怎么别过来的呢？

我觉得可能跟两个因素有关。

一个因素就是当时在美国做研究的阶段，我看到了一个像美国这样发达的学者，在为经济的发展起到什么作用，它不单纯的就是教授就是教人，教授也在创业，教授也在把他和产业结合的实践再融入到教学过程中再来改变，所以教授的本身，如果在谈到项目的时候，跟商人之间的区别不像我们那么大地

你这是理论上的认识。

在中国的现实里面什么东西能够把你这个想法搬过来，商人、生意人、企业家，他们也同样令人尊敬，我就投身到这个里面，实际上你走了20年，现在你总裁是主要的，副校长是次要的，就是说你跟你的理想是倒一个个，你以前想做最好的教授，你怎么把这两个别过来，中国的现实怎么样让你一无反顾的？

因为你有目标的追求，你想做到的时候一定找到一个解决方案和答案，如果这种答案是一个唯一的，可能就会我们叫做破坏式的创新，可能就会把你很多原来积累的东西，要把它抛弃了，当然不容易，大的环境不是这种环境，我认为走过了20年，创业这个事成功是给少数的，就是因为在同样的一个时刻，大家都不这么认识问题，而你那种认识的问题不被大多数接受，而你最后走出，你回过来的时候觉得是幸运，在当时的时候有可能你一步迈下去是失败。

您慢慢做软件的时候，几乎是全身心地投入企业的事，这个时候不想当教授了吗？

这个战略转移怎么调整的？

做东软之后，相当一部分时间，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企业，事实上说放在企业，但是我们那个时候公司里面很多的员工都是来自于大学没有毕业的学生，研究生，还有大学刚毕业的学生，我们那个时候像一个梦工厂，在最早创业的时候我们在学校的一个实验室，白天要做实验，我们晚上来做我们产业，白天的时候把它倒出来学生要实习，这个时候你会发现，事实上你是抛除了学术和产业，而把人作为一种共同的一个基础来看待这个事业的发展，那就意味着当你创业的时候也促进了教育，而教育的过程改变了，或者教育的改变也使你创业的过程在开始的时候遇到的困难少一些。

开始的时候不像今天竞争这么激烈，学生充满了那种激情和渴望，我们一天晚上的工作大概到凌晨2点多钟，我们睡着学生床，那个时候我们是很时尚的人，因为我们能吃方便面和喝雀巢咖啡，是一般人不能享受的待遇，我们创业也小有了一点收获，所以也觉得很自豪，包括今天，如果你在看到未来10年、20年，包括像优米网这样的网络，新媒体，未来物联网上早就一大批，事实比我们现实网络价值更高的这样一些公司，而这些力量一定来自于现在的年轻人。

他们那些想法和创意，比我们那个时候来创造的话，可能更了更多的空间和条件。

当然你要创造，你肯定要走和别人不同的路，才可能走到这一步。

你始终活在当下和未来的前瞻之中，我们还是把你的思绪拉回90年代，开始想当一个好老师，说没有钱和设备搞不下去，后来说好好发展产业，才能什么的，我看您有一段时间很用心地做企业，这个时候和你教授的梦就有点远了，应该是下决心干企业，这个决心下过没有？

事实上在一直的过程中，我当时的判断，我认为这两个方面我认为是有一个很好的结合，我为什么这么判断呢。

可能做任何的创业都是这样，因为我做了教授之后，我在想说，我如果未来做一个很有特色的教授，我就要需要从跟我同样的这些教授里面，可能中国有几万、几十万名教授里面我要走出来，就是排名我也要往前面排，我相信我可能混到50岁、60岁的时候我可能会排到某个地方去。

就像在一个火车轨上，前面有一大批火车，你又新开一个在后面，你快一点前面有人挡着，就算我做一个好教授，我要做另外一个教授。

或者是高速公路或者是快轨，或者我干脆下来跑我走另外一条路，这条路当时我提了一个口号，架设软件研究与应用的桥梁。

实际上那个时候的定位是，有一天如果看我是一个好教授的话，这个教授懂经济、懂产业、懂创新，懂如何把教育的资源变成推动社会发展的力量。

所以，在最开始的时候，为了做好的教授，这也是我的一个设计，所以当时感觉到如果我这个产业发展很不错，很有特色，我这个教授也变得有特色。

到今天来看我这个教授还是有点特色的，无论在中国和世界，大家碰到人聊天说，你是教授，我记得当时创业的时候，一个日本的朋友，阿尔派当时的一个总裁跟我说，我告诉你一句话你要记住，教授永远做不成产业，当时我心理想，我要证明一下，看看能不能做到，所以就变成说，当大家都认为教授做不了产业，学者不可能在经济发展里面做出很务实的事业的时候，那个时候给我做教授很好的定位，在我证明这一点的时候也证明教授也是可以发展产业的。

其实这个时候梦想的力量是有作用的，让你重新铺了一条轨道，实际上您非常有智慧，当时一下子让你成为知名的教授，其他人都不会产业，就你会，现在一大堆企业家，就市值来说东软不是数一数二的企业家，你们是教授们？

大学的副校长吗？

他永远占着两个方面，那个时候以教授为主体出来，现在是企业家，永远让你特别。

我们现在讲叫所谓的蓝海、红海，或者我们讲说你要做你的唯一的某一个方面的特点，也就是说在你创业的初始的时候你的定位选择很重要的，也就是说当你突然卷入到上百万的大军的时候你怎么样一下子跑到最前面，这个时候你可能选择了一个很特殊的，就像我们今天，比如说有的选拔干部，知识分子、女性、社会教育，没有几个人了，你创业也是这样，你要选择一个让你有特色的，我们经常说你有什么竞争能力，当你的一竞争能力是全中国人都有的时候就不是了，当你把你有潜能的优势设计成别人怎么跟你比都有问题的时候就可以了。

您这是非常新的思路，我们今天的主题是累计个人软实力，成就人生硬道理，博士、出过国，做过企业还做这么大，还是教授，还是博导，还有海外的分公司，这一看没有几个人了，就你一个。

中央电视台著名主持人，一直谈创业，后面有一大批企业家都很崇拜，中国有这么多年轻人想创业走的路，中国的未来靠创业、创新，这么一组合优米网变成了很独特的。

感谢您。

这个定位事实上很重要，我认为定位有几个方面很重要的。

第一个人事实上对自己的认识，我可以说大部分的人对自己的认识是有误差的，对别人的认识是准确的，也就是说当他批评别人的缺点的时候几乎都准，说自己的缺点的时候准得不太多，所以在创业的时候你会导致，因为你不知道你是什么位置，你就很难产生定位，所以一个人对自己的弱点的认识比优点的认识要重要得多。

比方说你做了教授，因为我们这个教授不是自己任命的，是有人认可，我们对商业不了解，你看我是学工程的，我老对折旧概念，刚开始一年的时候我就不知道折旧钱哪去了，东西在这，折旧算成本了，这钱在哪呢？

心理很长一段时间对这些管理、对这些东西，我记得当时我们明白几个道理。

第一个要激励我们员工，我们要讲公平，什么叫公平呢？

能计算的东西就是公平，就是能量算的，马马虎虎不公平，我专门找教授做了奖金分发方法，拿奖金的人没有人懂这个公式，后来做了一个软件。

但是事实上，现实不会是这样，因为你度量不了人的行为和情绪，也就是说在我们创业的过程中，我可以这么说，东软是我们一大批管理者的MBA，我们在发展的过程中，它就是我们的一个学校，我们从最开始不懂变成实践，用我们的文化支撑允许大家犯错误，通过犯错误学习，一步一步就明显了。

我还是要细节。

你解决了这个没有问题，有这样软件和产业的基础，你要做公司，后来改成有限公司了，你要做公司，要熟悉财务，你刚才说不知道折旧，要熟悉带团队，一个大学老师和教授带团队很大的问题，这个你是怎么克服的？

还有一个你对财务怎么从折旧以后怎么慢慢了解的？

很多创业者在这两个问题上卡壳了。

带团队这个事不是我后天锻炼出来的，我小的时候就带团队，同学经常在一起，那个时候在考试之前，有很多人来我家里讲怎么应付考试，怎么答题，我们那个时候经常会有一些，我们是生活在火红的年代，那个时候是革命的时代，比如我们硬传单，授课、油印，背上黄书包，会议厅只有2楼，我们在外面拿传单洒下来，很多人站起来往天上看，这些情景我们在电影中看到的，地下党做的工作，我们小的时候经常有这些活动，所以在建立东软的时候和人之间打交道，这倒不是我的一个弱项；

财务方法也很简单，我突然想起来一个人，是我们东北大学的一个会计，这个会计我当时读研究生的时候，我每一次报销的时候他都卡我，基本上问的，因为学校有规则，我按照规则做，我经常跟我的老师出差，当时规定老师出差的时候，我跟老师一起坐的卧铺有老师的签字可以报销，我每次报销的时候他都跟我说几句特别难听的话，这么年轻的人这么奢侈，坐硬座就不行？

给我印象很深。

所以我就找他了，是我们第一位财务总监。

当然我们还找了像行政等等。

事实上他这一种组织，创业本身是一种组织，不可能是一位的人群，在东软，现在为止经常有人说刘老师你怎么用这个？

你怎么用那个人？

我说连你这种人我都敢用，别人我为什么不敢用？

事实上一个团队一定是自然，所谓的自然是社会就有这么多人，就这么多性格，你家庭里的父母孩子都不可能一样，你不可能一群人都一样，如果一样的话，基本上的结论是假的。

他不得不服从你，而今天的社会不支持假的出来，你们有网络，当年不说网络说了，所以基本要真实，我比较喜欢画画或者装修，我的感觉是事实上颜色没有好坏之分，材料也没有好坏之分。

比如说你要装修，你可能从哪个地方拣了一个被烧黑的砖头，在家里其了一个壁炉，很多人的组成也是这样，所以我们在创业的时候，有人帮我管家，管账，有人给我控制风险，说的都是难听的话，包括我的搭档。

事实上我是比较往前冒进的，我有一个合作伙伴是很保守的人，每一次我都先问他，我知道在问之前我基本上想一想怎么样，但是给我带来了很多的警觉，至少让我冷静一下，不那么冒进，东软在很多的过程中，包括我们沈阳建筑软件，在当时别人会认为是疯狂的一种举动，但是我们能够平稳地落地，是因为我们有不同的创业者、有不同的性格，当我们一起讨论问题的时候。

我们在沈阳的时候，现在我们的软件能装1万人，我们当时整个公司不到200人。

但是说你装什么呢？

说装人，你要盖房子，钱从哪来？

96年的时候我们没有1亿，怎么做到这一点？

一个日本人我领他看软件园，他拿照相机把当时的场景照下来，10年之后我在日本东京碰到他，他说我当时想拿这个做证据，证明你说的话不可能，今天我觉得很意外，那个时候根本想象不到能做出来。

我觉得这个来自于我们组成团队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要素，大家在一起，所以东软的文化又比较开放，我们没有像军队一样，没有人怕我。

大家在一起，当然我说了，这是公司的制度，你们大家都可以说、都可以提意见，但是最终做下来决定必须要服从，在没有做决定之前你可以提很多意见和建议，所以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我认为这是东软能够走到今天重要的基础。

那些比较特别的人，跟你说话提不同意见，唱反调，甚至让你下不了台，你心理包容他，这个是你天生的吗？

这个是一个修炼，我认为基本上没有人愿意听不好听的话，谁都愿意听表扬的话。

最开始的时候，特别你很善意的做一件好事被别人攻击的时候你一夜都睡不着觉，极大的委屈，说自己的面子不好，不说过不去这个关，但是时间长了你会发现，听不好话的时候，如果这个环境是好的，听负面的东西有的时候是多的，积极的面是少的。

变成了就等于说你天天生活在一种问题和条件的过程中，中国话变成很皮式了，你已经被摩的或者修炼的过程中，这个时候不是强烈的感受了。

而当你把这个过程变成收获的时候，突然给你带来了感悟说你愿意听这些东西。

当你做出一个决定，大家都说一致的时候你有点害怕，你不知道这个是怎么回事，可能大家多给你质疑的时候，刚建这个学校的时候很多人质疑问我为什么做这个学校，因为我们是企业，听了很多不同意见，我自己的概念很简单我们的本身就是从一无所有出来的，我们就是从一个大学出来的，如果我们拥有大学，就是我们创业的平台，我们就有了人，就拥有了未来，也拥有了一种精神。

作为一个企业我们都讲慈善等等，我认为最大的企业的责任，如果赋予每个人更多的价值，比你个人给了这个要好很多，因为你在带动很多人，给很多人机会，在这样大的问题上，第一个我们是来听，这个对我们很有好处，第二个敢于做出选择。

刘博士你以前是教授，很腼腆，我总是想问，当面使你下不了台，怎么样变成包容，最后让团队，各式各样的人为你服务，这个扩容的过程？

我认为大概有几点。

第一个当你的团队越来越大的时候，你面对的情况是完全不一样，你5个人在一起大家对你都很尊重，当东软今天18000名员工的时候，我们还有那么多客户，他们总体讲会变得更加客观，客观对一个人的成长很重要，东软走过来18000人不是一天走过来的，20人、30人、1000人，很多人走了几天回去了，主要的原因是没有听取外面的意见，也不能够把听取的意见变成自己学习的动力，每天生活在自己的满足或自己感觉良好的。

你想象人性基本深是这样的，当我跟你说一句话你不愿意听的时候，没有人愿意跟你说第二次，除非那个人有问题、有点傻，如果一个人跟你说了得到了极大的尊敬，他下次还会跟你说。

倒过来从价值方面说，是你傻还是他傻，你想改变你自己，有人帮助你不愿意听你就废了，但是人过不了这个关。

他就觉得说你表扬我可以，你批评我，或者你让我当众下不了台。

你有让你当中下不了台的人吗？

有一次新闻发布会，一下站出一个人说，我觉得东软不行，什么不行，本来我们开这个会的意思是想让大家做行的，你说不行。

我的回答，我说，是，我们真是很不行，所以我们在努力着，希望有一天通过我们的努力得到大家更多的尊重，不用你说我都知道，我们今天还能活着，如果我们真以为自己行了，明天我也不跟你对话了。

在这方面里会有很多，事实上你越好的合作伙伴，越和你知心的朋友说的话是越真实的，一个领导人不太容易鼓励，特别是大家都表扬，他自己表扬里面的话里面假的话比较多，这也是我们中国人的文化，中国人愿意听好听的话，好听的话有时候会伤人的，这个人穿衣服，让人一看很糟糕，就说你真漂亮，真带劲，人一想再来点颜色，明天再说，最后把这个人废了，来自于大家都不愿意说真话。

一般说你怎么穿这样，太差劲了。

像我们有一个管理干部到我办公室，我说你以后再穿这个衣服就出去，多让人笑话，自己还不知道，他们就进步了。

我相信她回去会问我哪个地方有问题，这个时候可能会得到一些答案。

我觉得在好的文化上，同事之间、朋友之间，坦诚、直接是种子的学习最好，一个充满了假话，这个环境就是领导人造成的。

领导人要是喜欢听假话，一把手喜欢听的话，二把手以下都愿意听，最后全部都说假话，所以最高首长要学会听不好听的话，让大家讲不好听的话，总体上你会学习的力量很厉害的，这一点我体会十分深入。

我们也不是MBA，到现在为止我们这些土包子出身的人，说你这MBA不行，通过实践也找到了自己的一些方法。

刘博士，在您90年代的时候你就上市了，我觉得当时您作为一个大学教授，当时有公司运作个经验，资本关也是很大的，这个关怎么过的？

第一个，最大的问题当时是否让我们员工持股，这件事在当时的社会，特别是在我们东北，是资本主义的尾巴，不能说是头了，那个时候还有一点稍微模糊，我们那个时候就搞了让大家来持股，让员工持股；

第二个，因为我们从91年到上市之前，公司状态很好，我有一个同学，他有一个公司，我有一个公司，涨得都不错，这边我们要上市，就融资，把股票发行，他问我一句话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