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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的语言世界的外延就是人的认识世界的外延。
语言之外的存在不能进入人的认识视野,人不可能存在于自己的语言世界之外。
人以语言的方式拥有世界,事实上,人对世界的把握,一旦进入审美境界,主体对世界的表述和理解,都是修辞化的。
修辞实现石山叙中成为审美化的世界,是指更深地植入人的意识,成为主体认识世界的一种方式,并在这个意义上成为人存在的标志。
(2)修辞学家认为,修辞不是运用语言提高交际效果,而是运用符号手段来达到争取自己或他人信奉某事物的目的,而这对于认知过程本身是必不可少的。
修辞不是只是使真理更有效,而是具有认知功能的,是创造真理。
在我们看来,修辞创造真理的表述的同时,以语言的方式参与了抵达真理的认知过程(这个真理是相对的)。
(3)修辞是人类自觉的行为,也是不自觉的行为。
在日常的交际中,如果我们对别人说话转弯抹角表示不满,那是因为我们觉得在登市的交际语境中,“说话应该直来直去”,然而,“说话应该直来直去”半身恰恰是一种修辞化的“反转弯抹角”,修辞就是这样不知不觉介入了我们的任职,包括介入了我们的思维方式。
这种“不自觉的修辞”在认识世界的时候,大量的存在,它把抽象化概念转换成修辞化表述。
如果把修辞化的意义。
三、下面三种说法,你赞成哪一种?
请说明理由。
1、修辞命名“女公子”是对男尊女卑传统观念的挑战
2、修辞命名“女公子”把“女卑”改造成了“女尊”
3、修辞命名“女公子”以表面上的“女尊”遮盖着实质上的“女卑”
答:
修辞命名“女公子”在“尊女”的表象下遮盖着“卑女”的实质。
(1)“女公子”是相对于“女卑”的一种修辞命名。
在中国传统社会,不同的性别角色实在的生存位臵处于不同的等级秩序之中,男人处在尊贵的地位,女人处在卑下的地位,作为一种历史-文化现实,已经深深地烙进了人们的观念意识。
男尊女卑,使女子背上了沉重的十字架,也许是为了重建一种平衡,人们设法对遭受着男性文化压力的女人进行重新命名,于是,“女公子”成为提升女性地位的一种修辞表达。
(2)“女公子”命名的表象和实质。
在这个命名中,“女公子”的“女”,意味着一种性别角色限定,男性符号──“公子”才是“女公子”称谓的语义重心,修辞表达完成了“女儿”和“公子”这两个称谓的语义整合,借以遮掩中国文化对女子的性别歧视,掩盖“尊女”背后的“卑女”:
表达者用“女公子”尊称他人的女儿,在表达策略上是让生理意义上女性,向文化意义上的男性臵换,因此,修辞表达上对女性的“尊”,其实是文化上对女“卑”的遮掩,在本质上,它不过是把“女卑”象征性地臵换为“男尊”,“女卑”的实质并没有在“女公子”的幻象中改变,说穿了,“女公子”的命名,不过是以表面上的“尊”女,掩盖着本质上的“卑”女。
4、阅读这段话,回答下面问题:
哥伦比亚每年春天举行女囚选美比赛,优胜者获“监狱之花”称号,警方解释此举意在引导女犯人追求美好的生活,增强她们弃恶从善、走向新岸的自信。
调查表明获“监狱之花”称号的女囚大多减刑或提前释放。
问题运用“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的道理,解释“监狱之花”转变的原因。
修辞参与人的精神建构。
人们参与修辞活动的时候,同时在建立着价值观、伦理观、生命观。
一种修辞命名后,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某种命名使用了什么样的修辞方式,而在于这种命名对主体的精神建构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从命名者来说,命名形式寄托了某种生命关怀;
上文中参赛的女囚,在获得“监狱之花”美称后,原先存在于她们心中和存在于社会中的那些对女犯人的看法中的“丑”的因素,都不同程度地得以化解。
她们以“监狱之花”的角色身份重建与外界的对话关系,从而使她们按照“美”的方式重新设计、塑造自己的形象,因而渐渐完成从“丑”到“美”的转化过程。
五、下面的说法你赞成哪一种,请分析并说明理由。
1、修辞是自觉的言语行为
2、修辞是不自觉的言语行为
3、修辞可以是自觉的言语行为,也可以是不自觉的言语行为
狭义修辞学以自觉的言语行为和不自觉的言语行为来区分修辞“反复”和“语病重复”这看起来有一定的解释力,但却经不起推敲。
因为,一个说话拖沓的人,常常伴有话语重复;
一个说话艺术的人,也常常伴有话语重复。
不能仅仅用自觉和不自觉来对这两种重复进行价值评判。
这里的关键是:
语病中的“重复”,话语建构已经处于完成态,重复的部分属冗余信息;
修辞上的“反复”,话语建构处于非完成态,重复的部分属于必要信息。
前者是对已完成的话语的二次表达,后者是对未完成的话语的审美延升。
这两种表达,与自觉的言语行为和不自觉的言语行为并没有本质上的联系。
也可能是不自觉的言语行为。
准确地说,修辞同时包含自觉的和不自觉的两种行为。
六、密语交际的信息接受有哪些特点?
其一,跟一般的修辞接受经常伴随信息误差不同,密语交际的接受基本上是零误差,当《林海雪原》中的座山雕说出“天王盖地虎”的时候,杨子荣的接受别无选择,只能以“宝塔镇河妖”来表示自己对表达信息的回应,也只有这一句唯一的应答,才能使接受者进入密语交际圈。
其二,跟一般修辞接受中的审美体验大于语义识别不同,密语接受则是语义识别大于审美体验。
其三,跟一般修辞接受者的个体性参与不同,密语接受者的主动性和个人理解空间十分有限,他们所做的,是与表达着“对接”,而不是见仁见智的“我性”阐发。
七、从表达和接受双向交流的角度分析下面的说法
“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
“熟读唐诗三百首”,在一定量的听读训练中,培养了读诗者对诗的感悟和理解。
这里的“熟读”决不是机械的重复阅读,而是在“读(接受)”中敞开自我,重建一个熟悉唐诗话语方式、以及格调、韵味的主体。
因此,“熟读唐诗三百首”,便具有了经验积累的意义。
但是,在听读中培养的对诗的感悟和理解,停留在接受层面,从“熟读”积累的话语接受和文本接受能力,到“吟诗”所需要的话语建构和文本建构的表达能力,需要一个转化过程,必须通过说写训练来逐步完成这种转化。
如果“熟读”仅仅是知识性的,记忆性的,对“吟诗”并不具有根本性的帮助,必须在“熟读”中掌握规律性的东西,并自觉地运用语言规律指导语言实践,才能有助于“吟诗”的艺术创造。
因此,“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吟诗也会吟”在修辞诗学的意义上,隐含着表达和接受的双向激活。
八、观察下列"
女"
旁字,分析汉语有关女性形象的"
玉/瓦"
喻象。
A组:
妙姝婵娥娟媛委娓婉妍
B组:
奸婊娼嫉妒嫌妨嫖妄婪
其一,这类叙述话语具有某种规定性通则。
考察一下异类相恋的双方,“人”多为男人,男人的爱恋对象,多是变形的神鬼妖狐,显然,这是站在男性立场上所作的角色安排,是以男性为本体的艺术设计。
它意味着:
只有当女子被喻为“玉”的一面突现出来,当女子以美丽的姿色满足男人对异性的审美渴求时,“人──神鬼妖狐”之恋便获得男人和女人(神鬼妖狐所化美女)相爱的形式;
当女人被喻为“瓦”的一面突现出来,当美女出现神鬼妖狐的原形,使男人产生疑惧、厌恶心理时,原先男女相悦中的异性相吸,便转化为异类相斥。
异性和异类,作为现实世界中女性形象的不同侧影,按照男性话语的叙事策略被编码。
女子越能唤起男人的审美注意,越能博得爱心;
而这类美女的异类原形,与人类距离越大,越使人类产生拒斥心理。
面对这样的女性,男人可以进可以退、可以爱可以疑、可以近玩可以远弃,女人则被男性话语随意编排──男人喜“玉”,便与神鬼妖狐所化美女如胶似漆,恩恩爱爱,全然不知或不见对方的妖魅气息;
男人厌“瓦”,则视女子为外在于自身的异己力量,作为一种“异化”的存在,神鬼妖狐所化之女最终现出原形,必被男人弃如瓦砾。
《太平广记》引《传奇》故事,记述猿精袁氏,嫁给落第秀才孙氏,理家生子。
孙受表兄挑唆,以妻为异类。
袁氏最终现出原形而归深山,临行抚二子咽泣,再三返顾,这一境像画面,可以看作女子命运在“瓦”意义上的隐喻。
九、从表达和接受双向交流的角度分析“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交际失败
“话不投机半句多”为什么会交际失败:
1、表达者的话语不能引起对方的兴趣,或者自己想要表达的没能让对方明白。
2、接受者根本不知道表达者所谈云云,或者根本对他话题不兴趣。
3、表达者想追求最佳的交际效果愿望,但他的目的没达到,缺少了接受者的有效合作,才产生“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交际失败。
以上说明了要想达到交际双方共同初中最佳交际效果,意味着双方的职能既分又合。
表达者对言语的选择、加工和调整,固然是为了争取言语交际的优化效果,但表达者的言语行为只存在于编码活动中,它的修辞效应,产生于编码活动中。
从编码到解码,才构成完整的修辞活动。
在修辞活动中,表达者希望实现表达预期,并把这种希望消融在他的编码行为中;
接受者希望实现自己的接受潜能,并把这种希望消融在他的解码行为中。
然而,编码和解码之间,常常存在各种各样的距离。
当表达者的经验系统至少有一部分与接受者的经验相同对接时才不会产生“话不投机半句多”的交际失败。
十、阅读下面一段话,回答问题:
隐喻义依据此事物相似于彼事物的方式重新建构,并按照此事物相似于彼事物的方式被接受。
被建构的义项和作为语义建构参照的义项之间,原本是两个互不依赖的概念,在相似性原则中,意义的一端和另一端产生关合,只要在功能、性质、过程、状态、目的等任何一点上相似,就符合表达者和接受者对相似性的双向限定。
请用具体例证说明表达者和接受者对隐喻义相似性原则的双向限定。
隐喻的意义是在一个相似性框架中聚焦的。
然而甲事物和乙事物之间的相似,存在着多种可能,例如:
“这人是猪”语义指向有多种可能:
“这人很笨”、“这人很脏”、“这人很胖”等。
表达者至少在以上诸多方面认为在人和猪之间存在相似点,接受者也至少在这几个方面认同了人和猪的相似。
尽管猪的智力并不低,但是人们还是在关于猪的修辞幻象中认同了猪的上述习性,并且把具有上述习性的人与猪作了等价认同。
可见,相似性的主观设定成分要大于客观规定。
当然“这人是猪”进入具体语境之后,语义指向往往是上述任何一种,接受者对“这人是猪”的多元意义进行快速识别,然后确定这句话的语境意义。
这就是表达者和接受者对隐喻相似性的双向认同。
十一、为什么说,在“穷家难舍,熟地难离”的话语构成中,“穷”和“熟”是可分析性最强的语码?
“穷”,意味着生存条件不理想,比较偏听偏重于物质方面;
“熟”,意味着感情联系较多,比较偏重于精神方面。
后者在某种程度上可以淡化前者。
由于对某个环境的熟悉,以及随着对环境的熟悉而增加的情感力量,使人们对某个环境中可能存在的不利于个人生存的因素,逐渐产生习惯性承受心理,并获得某种程度的自我满足。
因此“穷家难舍,熟地难离”从表达到接受,都必须突出难舍难离的是穷家是熟地,惟此才能见出中国人家园意识的精神重量。
所以在“穷家难舍,熟地难离”的话语构成中,“穷”和“熟”是可分析性最强的语码。
十二、联系“家训”、“家规”等词语,分析“家”在中国人价值信仰中的修辞原型意义。
家,作为一个血缘群体的栖息之所,可以引申出相关的语义系列:
定居→安家→自己家的住房,在价值信仰中,个体人格修炼与“家训”、“家规”、“家约”、“家教”、“家风”、“家俗”、“家范”等关系甚密。
一个孩子来到世上,最初知道的道德场所,便是家。
世界上很多民族都很重视家教,中华民族更是有着特别丰厚的家教文化积累,从周公戒伯禽,到曾国藩家书;
从诸葛亮戒子书,到陆游示儿诗;
从《颜氏家训》,到《袁氏世范》,家教文化对家庭成员健全人格、健康心理的塑造,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家训”把外在于家庭成员的价值信仰,内化为家庭成员的行为自觉,把他律的个体提升为道德自律的主体,使得家庭成员由亲缘意义上的存在变为文化意义上的存在。
在中国,家是温情、安逸的象征;
养家、顾家是一种道德规范;
分家是亲情的人为割裂;
无家可归意味着灵魂无着的生存悲哀;
离家出走更是一种自我放逐。
而被逐出家门的痛苦,甚至不啻于人类被逐出伊甸园的悲哀。
如果不仅仅从语义、而且也从文化的角度考察“家”的修辞原型,我们觉得汉语用“出家”表示断了亲缘和尘缘,实在耐人寻味。
的确,个体成员从家庭背景中疏离,在完全丢失亲缘依托的一个陌生的“场”中确立自身的价值和意义,不仅在传统观念中被认为是十分艰难的,在行为方式上,也常常要付出加倍的努力。
家庭亲情的凝聚力,给每一个试图挣脱、甚或彻底走出这个文化场的家庭成员带来阻隔。
虽然,从表象上看,子女可以离开父母、妻子可以离开丈夫,但这种离开,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外在的挣脱,从深层看,离家的成员,能够真正走出这个家的固有生存模式吗?
家庭成员的个人价值常常被放到相应的家庭关系和伦理关系中来设定,这种设定是先天的、外在的,它依据的是该成员在家庭中的位臵,因此,个体成员的生存能力、以及他们在现实世界安身立命的可能性,很难超越家而存在。
十三、"
望洋兴叹"
中的"
望洋"
是连绵词,"
是两个汉字,一个语素,而语素是最小的意义单位,"
是不能再切分的最小单位,如果抽取一个语素的一半,进行随意置换,违反了语言规范,这是构词上的不合理。
但是汉语"
望╳兴叹"
之类的用法却非常多,你怎样看待"
用法的合理和不合理?
“望洋兴叹”是固定的话语结构,作为本体,它以一个相对固定的结构框架,重建为修辞话语,如“望╳兴叹”,如果按照一般的语言规范,“望洋兴叹”中的“望洋”是连绵词,“望洋”是两个汉字,一个语素,而语素是最小的意义单位,“望洋”是不能再切分的最小单位,抽取一个语素的一半,进行随意置换,看起来确实是违反了语言规范,这是构词上的不合理。
但修辞话语,是在一个层面的不合理向另一个层面的合理的转化中完成建构,所以修辞话语建构的合理和不合理,应该重新描述。
如果从修辞考虑,构词规范就相对松动,否则,很多修辞话语将无法生成。
可见,所谓“合理”和“不合理”,“有理而妙”和“无理而妙”,是两把不同的尺子,出自两种不同的评价系统,修辞话语建构,常常在这不同的评价系统之间出入往返。
修辞话语建构可以是合理的,也可以是不合理的。
合理是顺应既定的话语秩序,不合理是超越既定的话语秩序。
对既定话语秩序既顺应又超越,使得修辞话语的建构保持着活力。
十五、试分析“小姐”的价值预设
预设先在地介入修辞活动,成为双向交流的认知前提。
一种修辞表达,可能暗含了某种预设;
一种修辞接受,可能认同了某种预设。
在这种情况下,预设作为隐匿在话语深层的无形力量,既规定了表达者的话语权,也规定了接受者的解释权。
在20—30年代中国人的价值观念中,“小姐”是有身份的标志,是一个尊敬性的代码。
一般是社会地位或经济地位较高的家庭中仆人对主人家未婚女儿的称呼,引申为社交场合对未婚女子的尊称。
在50—70年代的价值观念中,“小姐”被意识形态话语赋予了“资产阶级”意味,成为一个受鄙视的代码。
旧时“小姐”养尊处优的娇态所产生的语义联想,使这个称呼带上轻蔑、嘲讽的意味。
在80年代后期以来的价值观念中,“小姐”重新得到认同性接受,“礼仪小姐”、“导游小姐”、“空中小姐”、以及各种选美活动选出来的“╳╳小姐”,都是社会认同、当事人也乐意接受的称呼。
但是随着“三陪女”、“按摩女”这些专门化的服务小姐的出现,“小姐”又成为一部分接受者拒绝的称呼,例如,一些城市的打工妹,就拒绝接受“小姐”的称呼。
所以,当表达者称呼对方“小姐”的时候,对方的接受反应,实际上也是接受者身后的价值观念在对表达者作出应答。
价值预设进入话语交际,由于不直接参与字面交流,因此人们很容易忽视,但是如果我们把一个话语交际片段的价值预设抽离出来,则整个话语片段的意义将失去认识上的支撑。
十六、试从角色预设的角度分析《三国演义》中貂蝉的多重角色
貂蝉在《三国演义》中至少负有三重角色承担:
1.王允杀灭董卓计谋的实施者
2.董卓的妾
3.吕布的情人
话语交际中的施受双方,形式上可能是张三或李四,实际上,这个张三或李四只能以一个特定的角色进入交流。
一个身兼多重角色的人,进入话语交际时便产生角色分化,分化为形形色色的“这一个”。
正是在这里,隐藏了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问题:
不存在抽象的话语交际主体,表达者或接受者,在交际语境中,是一个被预设的具体角色,为了确保交际畅通,双方都需要准确地预设对方在此时此地的角色身份。
貂蝉操着三重角色话语进入交流,不能越位,特别是在董卓和吕布之间,如果角色话语把握不当,将会给她带来麻烦。
这一点,她自己很清醒,所以她能恰到好处地把握自己的角色话语。
但是,作为接受者的董卓和吕布,却没有洞察。
事实上,貂蝉借吕布杀董卓也好,女色惑人也好,都只是一个泛泛的说法,美貌只是她完成使命的自然条件,美貌是她面对不同对象的共同在场姿态,角色话语才是她面对不同对象时被分裂的“我”。
貂蝉被她的角色话语分裂,无论是面对董卓,还是面对吕布,都不是真实的貂蝉。
当她向吕布诉说的时候,根本不是抽象的貂蝉在说话,而是一个女人在不同的角色之间切换。
作为吕布的情人,她的角色话语需要得到对方的欢心。
作为董卓的妾,她的角色话语需要在吕布面前保持一定的距离,这个距离又不能影响她与吕布的关系。
作为王允杀灭董卓计谋的实施者,她的角色话语需要同时得到董卓和吕布的欢心与不满。
以保持自己在两个男人心目中的份量,并逐步激化二人之间的矛盾。
而莽汉吕布,始终只是听见自己的情人在说话,或者说,他所预设的话语角色,只是情人貂蝉,忽视了她的其他角色话语。
十七、汉字“梦魇”的“魇”,以“鬼”参与造字,说明了什么?
汉字“梦魇”的“魇”,以“鬼”参与造字,说明中国古人认为梦与灵魂有关,梦中的幻象可能是灵魂或鬼向人们发出的警示。
对活着的人或梦醒之后的人来说,梦象具有某种导向功能,假想的现实以梦的形式出现,被赋予了神秘暗示的性质。
据《左传·
成公二年》记述,晋大夫韩厥在一次战斗前夕,梦见父亲告诫自己:
“旦避左右。
”第二天,战车上左右两侧位置上的人果然中箭身亡,韩厥因得梦示而幸免。
古人对能够直接预示现实行为的梦象,常常按照梦示行事,而对一些不一定能够直接预示现实行为的梦象,则希望推知其含义,找到梦中那种神秘的感觉,由此导致了解梦活动的产生。
十八、李白的“月亮情结”和艾青的“太阳情结”能否互换?
为什么?
不能互换。
李白是在颠沛流离中度过一生中的大多数时光的。
读李白的诗,我们总觉得字里行间匆匆地走着一位旅人,山川阻隔、交通不便、恶劣的自然条件、动荡的社会现实,都没能阻住这位旅人的脚步。
长期的浪迹天涯,在某种程度上造成了李白的性格分裂:
一方面,“一生好与名山游”,强烈的追求欲总是作为一股离心力,驱使他走出封闭局促的青莲乡,使自己永远置身于流动的生存环境。
这种自然环境上的求新,和诗人政治生命上的求仕是紧密相关的。
另一方面,长期身处客地,又每每形成一股向心力,把诗人裹进浓重的乡愁。
这种怀乡又是和诗人仕途不畅,身处污浊现实,不断地要在记忆中寻找清静的处所紧密相关的。
求新和怀旧,作为离心力和向心力交替运动,不断扰乱诗人的心理平衡,正是这种心理矛盾,决定了这位孤身远客不管走到哪里,也不管是得志还是失意,总要携带一个情感替代物。
于是,诗人选择了月亮。
月亮的超时空的特点,在自然属性上宜于为羁旅孤客提供与之对话的可能;
月亮晶莹明彻的特点,在精神属性上宜于作为身处污浊黑暗之中的诗人的心灵对应物。
跟李白大量优秀之作写于流动的生存环境不同,艾青许多感人的作品写于封闭的生存环境。
早年的铁窗生涯,虽然只有三年,但对于当时年仅二十出头的、涉世未深的艾青来说,毕竟是一个驱不散的阴影。
有形的铁窗和无形的囚牢,在禁锢、摧残诗人的肉体和精神的同时,凝固成为诗人一段阴暗的情绪记忆,制约了诗人编码活动中的心理定向。
按照托尔斯泰的解释,“艺术起源于一个人为了要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传达给别人,于是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这种感情,并用某种外在的标志表达出来。
”在有形和无形的炼狱里苦苦煎熬得过久的艾青,当他把自己体验过的感情外化出来的时候,不可能不处处流露出对黑暗的诅咒。
诅咒黑暗的最高方式是呼唤光明,或者说,呼唤光明是诅咒黑暗的延伸形式。
正是这种心理定向和内在精神的支配,使艾青选择了太阳,作为传达主体内在情感的外在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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