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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总理的廉洁是无比的威严，他的影响力是当今无人能比的。

当年在国务院会议厅入口处，有一块镌刻着“艰苦朴素”四个大字的木屏风，这是总理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的写照。

在国务院的会上，人们不止一次地听到总理拒绝装修会议厅的建议，总理说：

”1959年，在大跃进的气氛下，水利部未经报告请示，在密云水库附近兴建一座水利建设成就展览馆。

有一天，在西花厅开会，总理突然转过头向水利部副部长钱正英说：

“钱正英，贺老总告诉我，你们在密云水库那里修建一个相当高级的楼，有没有这回事？

”钱答：

“有，是一座水利展览馆。

”总理沉默了一会儿，摇摇头，轻声地说了一句：

“没有想到你们也会办这种事。

”钱听了羞愧得无地自容，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

如果按现在某些干部的想法，总理既未严厉批评，又未责成处理，既无纪委处分的威慑，更无丢官的危险，完全可以蒙混过关。

但在周总理伟大人格的感召下，钱回部后，立即在党组会上作了传达。

水利部党组随即决定：

将这座价值400多万元的建筑，无偿转让给第一机械工业部一个研究所，并向中央写了一个深刻检查的报告。

“对被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

”1960年，中央根据“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成立了精减领导小组，精减多余职工。

为了安排好被精减职工的生活，周总理绞尽了脑汁。

在一篇关于精减的文件草稿中，总理在“对被精减人员一定要负责到底”一句话前边，亲笔加上“党政领导机关”几个字，重点强调领导机关的责任。

在文件草稿中讲到精减职工的安置办法时，他又加了一段话，强调“对于一切精减下来的职工，都要采取各种补助和帮助的办法妥善安置”。

在他的关怀督促下，全国2000多万精减人员的安置和生活问题大都得到了妥善解决，没有发生大的问题。

“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

”1962年初，中央召开扩大会议（又称七千人大会）。

大会期间，周总理参加福建省的小组讨论会。

当听到下边的同志反映强迫命令、浮夸、讲假话等坏作风给工作和党群关系造成的危害时，他心情十分沉重地说了一段切中时蔽、感人肺腑的话。

他说：

“这几年来，党风不纯，产生了浮夸和说假话现象。

我们要提倡说真话。

怎样才能做到这一点呢？

要大家讲真话，首先要领导喜欢听真话，反对说假话。

大家都说假话，看领导的颜色说话，那不就同旧社会的官场习气一样了吗？

……你们说假话当然不对，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压你们。

”接着，总理又强调指出，要提倡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

“说真话，鼓真劲，做实事，收实效。

这四句归纳起来就是实是求是。

”

“这比人民群众吃得好多了！

”周总理的饮食清淡，每餐一荤一素，吃剩的饭菜，要留到下餐再吃，从不浪费一米，一片菜叶。

国务院经常召开国务会议，会议过午还不能结束，食堂便做出工作餐。

总理规定工作餐标准是“四菜一汤”，饭后每人交钱交饭菜票，谁也不准例外。

总理吃完饭，总会夹起一片菜叶把碗底一抹，把饭汤吃干净，最后才把菜叶吃掉。

吃饭时，偶尔掉在桌上一颗饭粒，马上拾起来吃掉。

有人对他如此节俭感到不解，总理说：

”三年困难时期，总理和全国人民同甘共苦，带头不吃猪肉、鸡蛋，不吃稻米饭。

一次，炊事员对他说：

“你这么大年纪了，工作起来没黑天白日的，又吃不多，不要吃粗粮了！

”总理说：

“不，一定要吃，吃着它，就不会忘记过去，就不会忘记人民哪！

“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

”周总理出生在淮安，童年时代都是在淮安度过的，因此他对淮安怀有深厚的感情。

他爱淮安，但他更爱伟大的祖国，从不因为淮安是他的家乡而给予额外的照顾。

1960年，淮安县委负责同志到北京时，见到了周总理，在汇报了淮安县10万亩棉花喜获丰收的情况后，提出想办一座纱厂。

按理，这对总理来说确实不是什么大事，但当时正值困难时期，周总理一方面鼓励他们，一方面又引导他们说：

你们种棉花，就要办纱厂，那上海的纱厂就吃不饱了。

最终没有同意。

1962年，总理的家乡淮安遭受了特大洪水，苏北大片农田被淹。

江苏省政府给总理写信，请求支援。

总理看完信后，心里沉甸甸的。

调拨人力物力支援灾区是完全应该的，只要总理一句话就可以了。

但总理说：

我家乡的事应由当地党政部门管，该怎么办由他们拿主意。

总理对家乡怀有深厚感情，但在涉及家乡的问题上从不偏私，一概秉公办事。

１９４２年麦熟的时候，大树村熊老爹家隔壁住下了一个高个子、约莫三十来岁的干部。

这干部到村后，每天晌午，拿张报纸到熊老爹菜园里去看。

逢着熊老爹没事，他就唠家常，还帮着熊老爹薅草。

日子久啦，比一家人还亲。

熊老爹心里可乐呵呵的，逢人就夸，说他懂穷人们的心思。

一天，这干部到熊老爹菜园里来买菜。

熊老爹正在摘黄瓜、刨小葱，忙得团团转。

这干部二话没说，就帮着熊老爹一起摘，一起刨。

待把菜弄好了，才从袋里摸出一卷票子递给熊老爹，说是菜钱。

熊老爹一看，就动了气，两手一推，说：

“同志啊！

你这就见外啦。

自己种的，还能说要钱？

你三天两头地帮俺弄地，别说你来拿，俺送也得送给你呀！

”这干部见老爹高低不肯要，就坐下和老爹磨蹭了一会儿，只好拿着莱走了。

　到了傍晚，熊老爹想吸袋烟，摸着烟袋里有卷东西，不像烟丝。

掏出一看，嗨，还不是那票子！

熊老爹气又来了，冲着他老伴说：

“这个人，他高低给钱，我高低不收，他又把钱放在我的烟袋里啦！

”说着，就要给送回去。

大娘说：

“别啦！

天不早啦！

再去抹黑碰门的，惊动人家。

明儿待他来看报，再给他不得啦？

”这老爹才把票子叠了又叠，放进贴肉的小口袋里。

可巧，打从这天起，熊老爹在家等了一天、两天、三天，但再也不见那干部来看报了。

到了第四天，熊老爹等不及了，就出门找去。

才出门，就见村上三个一堆儿、五个一圈儿地谈得正欢。

老爹上去一打听，都说那干部就是刘少奇同志。

三天前就走啦！

这一下，可把个熊老爹乐坏了。

他一口气奔回家，捏着那一卷票子，对老伴说：

“你晓得这卷票子是谁的？

——刘少奇同志的！

”当下，熊老爹就叫老伴给他小褂上缝个口袋，缝在左襟靠胸口的地方。

他把票子装在小口袋里，袋口又别了根儿别针。

打从这天起，熊老爹那件褂子再也不离身了。

干活热了，别人对他说：

“老爹，热啦，把褂子脱了吧。

”熊老爹说：

“我不热，我褂子上有宝贝。

”累了，别人对他说：

“老爹，累啦，歇会儿干吧。

“我不累，我褂子上有宝贝。

”这卷票子就一直靠在熊老爹的心上，从没离开过。

据《光明日报》2005年1月29日报道文章介绍，1958年7月，周恩来总理到广东省新会县视察，风尘仆仆，日夜操劳，确实辛苦。

时任该县的县委书记党向民同志看到眼里，急在心里，感到实在过意不去，就在周总理离开新会的前夕，悄悄地安排为总理设宴送行。

宴会地点，就安排在县委院内的一间小屋里；

厨师，就是县委伙房的灶事员，而且没什么美酒佳肴，只是些瓜菜而已。

尽管这样，在吃喝将近结束时，周总理语重心长地说：

“党向民同志，你一月有多少收入，我清清楚楚。

这样一顿饭，你请不起，还是让我出钱，算我请客吧！

”周总理随即示意他的秘书，把300元人民币交给了县委的司务长。

朱镕基总理“罢宴”——不离开宴会厅，单独吃工作餐。

据媒体报道说，一次朱镕基总理开完会，被主人带到宴会大厅，他穿过摆满了美酒佳肴的不下百桌的酒宴大厅，先是来到他所应坐的首席座位，但他没有就坐，而是又走到宴会大厅的一个角落，要设宴人就在这个大宴会厅的一个角落里另摆一桌，由他和他的秘书，吃工作餐。

由于朱总理不肯就坐大雅之处，而就坐在众人的一边吃工作餐，致使上千宾客都不再吃酒宴了。

温家宝总理“罢宴”——提前打招呼，谢绝摆宴自个吃。

据2004年7月21日《人民日报》网报道介绍，“十六大”之后，温家宝总理的第一站到了贵州。

在吃饭的问题上，他对自己和随行人员要求特别的严格，谢绝基层同志的宴请。

他对个人吃饭有“三条标准”，即：

第一，不让任何人陪吃，自己默默地进食；

第二，要求饭菜够吃即可，不得剩下；

第三，关于饭菜的质量提出十二个字：

“清清淡淡，汤汤水水，热热乎乎。

4.孔繁森廉洁小故事

新时期共产党员的楷模孔繁森，更是一位一尘不染两袖清风的好干部。

这位模范干部收留了三个震灾中认识的孤儿。

由于生活拮据，他到血库要求献血。

在外人眼里，一个共产党的中高级干部生活如此清贫真难以想像。

1993年，妻子到西藏探亲，去的路费由自己筹措。

由于看病，妻子将返程的路费花光，只好向孔繁森要钱，他东挪西借才勉强凑了500元，而回程机票当时是每个人800元。

妻子不忍心让丈夫为难，就自己找熟人借了一些。

回到济南后，他妻子去看上大学的女儿，女儿一见面就对妈妈说：

“学校让交学杂费，我写信给爸爸，爸爸让我跟您要。

”他妻子一听，眼泪刷刷地流了下来———自己身上剩下的钱，连回家乡聊城的车票还不够，哪里还有钱给女儿交学费！

孔繁森把工资中的相当大一部分用于帮助有困难的群众，平时根本就没有攒下几个钱。

他给群众买药，扶贫济困时出手大方，少则百十元钱，多则上千元。

他因车祸牺牲后，人们在他的遗体上找到的现金只有8元6角，在场的每个人都流了泪。

据主席身边的警卫员回忆，1929年1月，红四军下井冈山，迂回于赣南、闽西之间，毛主席行军，战士们沿途没见他骑马，可部队中的伤兵、病号、掉队的战士们都骑过他的马。

虽说毛主席是前委书记，但他同战士们同吃一锅饭，同吃一盆菜，没有丝毫区别。

1932年，红军打到漳州，警卫员住在毛主席那里。

一眼看见他脚上穿的黑线袜子，已经洗成又薄又稀的灰色袜子了，主席发现他盯着他的袜子看，就把脚一伸，说：

“这双袜子还是1929年下井冈山后你替我买的，已经换过两次袜底了，你看还是好的。

不过再不能换袜底子了，袜面也太稀薄，经不起洗了。

”主席说着，还有些舍不得的样子。

毛主席行军中惟一御寒的一条毯子，也不知用了多少年，上面的毛已基本上掉光，差不多是一个麻袋片了。

部队并不是没有像样的毛毯，但是他硬是不要。

现在想想，那时的毛主席已是红军的领导核心，毛主席的廉洁，在当时是少有的。

为了父母辞官职

包公即包拯（公元999-1062年），字希仁，庐州合肥（今安徽合肥市）人，父亲包仪，曾任朝散大夫，死后追赠刑部侍郎。

包公少年时便以孝而闻名，性直敦厚。

在宋仁宗天圣五年，即公元1027年中了进士，当时28岁。

先任大理寺评事，后来出任建昌（今江西永修）知县，因为父母年老不愿随他到他乡去，包公便马上辞去了官职，回家照顾父母。

他的孝心受到了官吏们的叫口称颂。

几年后，父母相继辞世，包公这才重新踏入仕途。

这也是在乡亲们的苦苦劝说下才去的。

在封建社会，如果父母只有一个儿子，那么这个儿子不能扔下父母不管，只顾自己去外地做官。

这是违背封建法律规定的。

一般情况下，父母为了儿子的前程，都会跟随去的。

或者儿子和本家族的其他人规劝。

父母不愿意随儿子去做官的地方养老，这在封建时代是很少见的，因为这意味着儿子要遵守封建礼教的约束--辞去官职照料自己。

历史书上并没有说明具体原因，可能是父母有病，无法承受路上的颠簸，包公这才辞去了官职。

不管情况如何，包公能主动地辞去官职，还是说明他并不是那种迷恋官场的人。

对父母的孝敬也堪为当今一些素质底下的人的表率。

以前的故事讲的最多的是包公的铁面无私，把包公孝敬父母的事情给忽视了。

7.唐朝宰相卢怀慎

唐朝的宰相卢怀慎清正廉洁，不搜刮钱财，他的住宅和家里的陈设用具都非常简陋。

他当官以后，身份高贵，妻子和儿女仍免不了经常挨饿受冻，但是他对待亲戚朋友却非常大方。

他在东都（洛阳）担当负责选拔官吏的重要公务，可是随身的行李只是一只布口袋。

他担任黄门监兼吏部尚书期间，病了很长时间。

宋璟和卢从愿经常去探望他。

卢怀慎躺在一张薄薄的破竹席上，门上连个门帘也没有，遇到刮风下雨，只好用席子遮挡。

卢怀慎平素很器重宋璟和卢从愿，看到他们俩来了，心里非常高兴，留他们呆了很长时间，并叫家里人准备饭菜，端上来的只有两瓦盆蒸豆和几根青菜，此外什么也没有。

卢怀慎握着宋璟和卢从愿两个人的手说：

“你们两个人一定会当官治理国家，皇帝寻求人才和治理国家的策略很急迫。

但是统治的时间长了，皇帝身边的大臣就会有所懈怠，这时就会有小人乘机接近讨好皇帝，你们两个人一定要记住。

”过了没几天，卢怀慎就死了，他在病危的时候，曾经写了一个报告，向皇帝推荐宋璟、卢从愿、李杰和李朝隐。

皇帝看了报告，对他更加惋惜。

安葬卢怀慎的时候，因为他平时没有积蓄，所以只好叫一个老仆人做了一锅粥给帮助办理丧事的人吃。

玄宗皇帝到城南打猎，来到一片破旧的房舍之间，有一户人家简陋的院子里，似乎正在举行什么仪式，便派人骑马去询问，那人回来报告说：

“那里在举行卢怀慎死亡两周年的祭礼，正在吃斋饭。

”玄宗于是赏赐细绢帛，并因此停止了打猎。

另外人们传说：

卢怀慎去世时，他的夫人崔氏不让女儿哭喊，对他说：

“你们的父亲没死，我知道。

你父亲清正廉洁，不争名利，谦虚退让，各地赠送的东西，他一点也不肯接受。

他与张说同时当宰相，如今张说收受的钱物堆积如山，人还活着，而奢侈和勤俭的报应怎么会是虚假的呢？

”到了夜间，卢怀慎又活了，左右的人将夫人的话告诉了他，卢怀慎说：

“道理不一样，阴间冥司有三十座火炉，日夜用烧烤的酷刑来惩罚发不义横财的人，而没有一座是为我准备的，我在阴间的罪过已经免除了。

”说完又死了。

于谦的《石灰吟》

“千锤万凿出深山，烈火焚烧若等闲。

粉身碎骨浑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

”诗中体现的是刚烈之气。

于谦自幼聪敏，读书过目成诵，仰慕古代正气凛然的仁人志士。

1421年，于谦考中进士。

在出按江西期间，3年时间就昭雪冤狱数百人，黎民百姓称之为“于青天”。

后又出巡河南、山西等地，体恤民间疾苦，变革害民弊政，远近称颂。

离职之时，山西、河南吏民上书请留于谦者以千数。

1448年，蒙古族瓦剌部南侵中原，英宗轻率迎战，结果发生了“土木堡之变”，全军覆没，英宗被俘，蒙古军进逼北京。

国难当头，于谦挺身而出，拥立英宗之弟朱祁钰为帝，并击溃蒙古军，保住了明朝的江山社稷。

没成想后来英宗重登皇位，十分怨恨于谦，以“意欲谋反”为由，将于谦判处死刑。

行刑那天，几万市民沿途泣立，与这位忠良诀别。

于谦遇害后，遗体由子女运回杭州葬于三台山麓，于谦遂与岳飞天天相向而望。

就当时来看，于谦对“土木堡之变”的态度确实是冒着很大风险的。

全国精锐之师葬送在土木堡，京师守御力量极为薄弱，如果保卫京城失败，整个皇室被俘，于谦将成为千古罪人，但为了国家和民族，他甘愿冒这个风险。

朱祁钰监国，权力受限，为了取得抗敌胜利，他不得不拥立朱祁钰为帝。

旧帝尚在，拥立新君，而宫廷矛盾早已很深，这些于谦当然也很清楚，但为了国家和民族，他也甘愿冒这个天大的风险。

国难当头，于谦没有临难退缩、明哲保身，他的所作所为不是为了自己的一己之私，而是为了国家和民族的利益，只要是国家和民族的需要，哪怕“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

“土木堡之变”，如果没有于谦力挽狂澜，英勇反击，也许大明江山将丧失大半；

如果没有于谦“社稷为重，君为轻”的严正宣言，蒙古人也不会轻易将英宗放回。

但是，在矛盾复杂的封建朝廷，于谦的挺身而出与一腔耿直，却将他卷入了一场皇室争夺权位的你死我活的争斗之中。

所以，于谦保住了大明王朝的江山社稷，却没有保得住自己的身家性命。

8.白居易怒打行贿人

唐朝贞元年间，著名诗人白居易考中进士后，被派往陕西周至当县令。

　　他刚上任，城西的赵乡绅和李财主就为争夺一块地跑到县衙打官司。

为了能打赢官司，赵乡绅差人买了一条大鲤鱼，在鱼肚中塞满银子送到县衙。

而李财主则命长工从田里挑了个大西瓜，掏出瓜瓤，也塞满银子送了来。

收到两份“重礼”后，白居易吩咐手下贴出告示，明天公开审案。

　　第2天，县衙门外挤满了看热闹的百姓。

白居易升堂后问道：

“你们哪个先讲？

”赵乡绅抢着说：

“大人，我的理（鲤）长，我先讲。

”李财主也不甘示弱说：

“我的理（瓜）大，该我先讲。

”白居易沉下脸说：

“什么理长理大？

成何体统！

”赵乡绅以为县太爷忘了自己送的礼，连忙说：

“大人息怒，小人是个愚（鱼）民啊！

”白居易微微一笑说：

“本官耳聪目明，用不着你们旁敲侧击，更不喜欢有人暗通关节。

来人，把贿赂之物取来示众。

”

衙役取来鲤鱼和西瓜，当众抖出银子，听审者一片哗然。

白居易厉声喝道：

“大胆刁民，胆敢公然贿赂本官，按大唐律法各打40大板！

”众百姓无不拍手称快。

至于这些行贿的银子，白居易就用来救济贫苦百姓了。

9.父子清廉

三国时,胡质在魏国任州郡长官近三年,死后家无余财,只有朝廷赏赐的衣服和数箱书籍而已。

对他的廉洁操守,人人称道。

胡质在荆州任刺史时,其家眷都在京都。

一次他的儿子胡威到住所去看望他，等回家时,胡质拿出一匹绢给他,让他路上做盘缠。

胡威跪在父亲面前说:

“爹爹为官一向清正,不知此绢从何而来?

”胡质说：

“吾儿不必怀疑，此绢是我的俸禄所余。

”胡威谢过父亲的赏赐，遂骑驴上路。

一路上，他在打尖住店时都是自己放驴，自己砍柴做饭。

　　后来胡威也官任刺史，政绩卓著，清名遐迩。

入晋以后，晋武帝接见了他。

晋武帝谈起当年胡质的生平事迹赞叹不已，遂向胡威道：

“你的清廉和你的父亲比起来怎样？

”胡威答道：

“不如吾父。

”晋武帝问：

“为什么呢？

”胡威说：

“臣父清廉惟恐人家知道，臣清廉惟恐人家不知道，所以臣和家父相差甚远。

10.常恩多

常恩多原任国民党百十一师师长,后于重病中率部起义,病逝前一天将部队交给了党和人民。

他一生廉洁清苦,家庭陈设就象一家普通老百姓。

在南通驻防时,居室只有一床一桌,每天吃的是高梁米饭、菠罗叶饼、小豆腐等东北乡土饭食。

在他病危嘱托后事时,不提妻子和孩子,却关切地询问遭国民党顽固派逮捕后越狱逃走的三三三旅旅长、中共地下党员万毅什么时候回部队。

他把仅有的60元钱送给了服待他一年多的徐文斌,又把一套呢军装送给跟随他19年的副官刘唱凯。

除去伴随他多年戎马生涯的一条旧军用被和一条旧军毯,他没有给妻子和孩子留下任何财物

11.沂蒙革命先烈廉洁故事赵博

赵博同志曾任鲁南区党委书记兼鲁南军区政委。

他始终把自己看作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从不搞特殊化。

他身患肺结核、胃病、关节炎等多种疾病,为了照顾他的身体,上级发给他一瓶鱼干油丸,而他却不肯服用,马上派人送到医院,给伤病员补养身体。

在一次战斗后,部队缴获了一部分小麦,后勤部门悄悄给赵博留下100公斤,赵博知道后,不讲情面,对有关人员进行了严厉批评,并派人磨成面粉,送给党校改善生活。

有人说他是老一套,他回答:

“这个老一套是党的优良传统,万万不能丢。

赵博同志有很强的群众观念,对违犯群众利益的行为从不姑息。

有一次部队行军,经过敌占区青竹湖一带。

他发现身后的马正在吃大田里的大豆,立即批评了警卫员小任,教育他说:

“不论在根据地还是在敌占区,都要紧密依靠群众。

”当时有个县长贪污腐化,群众影响极坏,经查实后,赵博立即召开区委会议,给予这个县长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开除党籍的处分。

12.自报财产留清名—一代名相诸葛亮的廉洁故事

三国时期，蜀国境内“刑法虽峻而无怨者”，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蜀国名相诸葛亮严于律己，一身清廉使然。

诸葛亮一生“抚百姓，示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

刘备三顾茅庐，诸葛亮深为其所动，之后跟随刘备征战南北，奇功屡建。

刘备死后，诸葛亮“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蜀国国事，事无巨细，每必亲躬。

他５次亲率大军，北伐曹魏，与曹魏短兵相接。

他严格要求子侄辈，不以自己位高权重而特殊对待。

他亲派侄儿诸葛乔与诸将子弟一起，率兵转运军粮于深山险谷之中。

为此，他专门给其兄诸葛谨写信说，诸葛乔“本当还成都”，但“今诸将子弟皆得转运”，“宜同荣辱”。

马谡失街亭后，他引咎自责，上疏后主刘禅，“请自贬三等”，从此更兢兢业业、勤勉有加。

“夙兴夜寐，罚二十以上，皆亲揽焉；

所啖食不至四升。

”长期的废寝忘食使他心力交瘁，积劳成疾，年仅５４岁便英年早逝。

诸葛亮以他的实际行动验证了自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诺言。

　　诸葛亮生前，在给后主的一份奏章中对自己的财产、收入进行了申报：

“成都有桑８００株，薄田１５顷，子弟衣食，自有余饶。

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

若死之日，不使内有余帛，外有赢财，以负陛下。

”诸葛亮去世后，其家中情形确如奏章所言，可谓内无余帛，外无赢财。

　　诸葛亮病危时，留下遗嘱，要求把他的遗体安葬在汉中定军山，丧葬力求节俭简朴，依山造坟，墓穴切不可求大，只要能容纳下一口棺木即可。

入殓时，只着平时便服，不放任何陪葬品。

这就是一代名相诸葛亮死后的最高要求，其高风亮节实为可圈可点。

13.“坚强的老战士”徐特立

徐特立，1877年出生，湖南长沙人。

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被选为湖南省临时议会副议长。

1912年创办长沙师范学校，任校长。

1919年赴法国勤工俭学。

1924年回湖南创办长沙女子师范学校，后任校长。

　1927年5月，在大革命遭受严重失败的白色恐怖中，徐特立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

同年8月参加南昌起义，任革命委员会委员、起义军第二十军三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8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特别班学习。

1931年11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教育部代部长，兼任苏维埃大学副校长。

1934年他以57岁的高龄参加了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表现了老英雄的大无畏的革命气魄。

　新中国建立后，1949年10月—1954年9月，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

他以古稀之龄朝气蓬勃地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中，致力于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

党中央曾评价他“对自己是学而不厌”，“对别人诲人不倦”，“中国杰出的革命教育家”。

毛泽东称赞他是“坚强的老战士”，“革命第一，工作第一，他人第一”。

刘少奇称赞他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周恩来称赞他是“人民之光，我党之荣”。

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之后，徐特立关注的第一件事，就是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他认为自己作为一名老党员，一名党的高级干部，应该时刻不忘保持党的优良作风，特别是保持“实事求是，不自以为是”的工作作风。

他关注的第二件事就是发展社会主义的教育事业，他孜孜不倦地从事学术研究，发表了很多精辟的见解及深刻的论述，这些文章大都收集在《徐特立教育文集》和《徐特立文集》中。

　徐特立是中共第七、八届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