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的全球化并不必然导致政治和文化的全球化Word格式.doc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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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福山的观点相反并引起更大范围关注的是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
塞缪尔·
亨廷顿是美国哈佛大学的教授,1993年,他在美国《外交事务》夏季号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文明的冲突》的长文,此后又把该文扩充成专著《文明的冲突和世界秩序的重建》,并于1996年出版。
亨廷顿认为,冷战的结束使世界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在这一新阶段,冲突并未结束,反而更加激烈,只是引起冲突的原因发生了变化。
他认为,冲突的主要根源,既不是意识也不是经济,而是文化,不同的文化及文明的差异是引起冲突的根源。
虽然民族国家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仍举足轻重,但是,全球政治的主要冲突将发生在不同文明和民族集团之间,文明的冲突将左右全球政治,文明之间的断层线将成为未来的战斗线。
亨廷顿认为,目前世界上还存在着七八种文明,即西方文明、儒家文明、日本文明、伊斯兰文明、印度文明、斯拉夫—东正教文明、拉丁美洲文明和还不明确的非洲文明。
目前世界上一切冲突都是文明之间的冲突,文明之间基本价值的差异导致了军事、政治的冲突。
亨廷顿强调,冷战之后,西方在世界格局中成为霸王,冲突的重心转变为西方文明和非西方文明、非西方文明之间的相互作用。
一些非西方国家通过自身的发展和相互合作,向西方国家的轴心地位提出挑战,这种合作的突出形式是儒家和伊斯兰的军事联合。
应该说,如果纯粹从学术上看,从文明的角度来观照世界政治格局的变化,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不失为一种新的视角,可能有助于解释某些国际性冲突的深层原因。
文明冲突论在反对普遍主义的文明论方面是有其合理性的,不同文明之间的价值差异的确是存在的,如西方文明崇尚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法制及政教分离等等;
伊斯兰文明、儒家文明推崇整体主义、政教合一等等。
但问题是,文明的差异并不一定导致冲突,国际政治冲突的根源是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利益,当今世界各国基本上还是以利益而非文明定位的,国家仍然是国际事务中的基本单位。
文明作为人类智慧的结晶,在其发展过程中可能由于存在差异而产生冲突,但更多的是互相间的影响、交汇和融合。
至于亨廷顿关于“儒教和伊斯兰的军事联合”的命题更是缺乏依据。
福山的“历史终结论”固然不能解释冷战后为什么还出现那么多的地区冲突。
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中东巴以冲突、海湾战争、南亚的印巴冲突、欧洲的巴尔干半岛危机、非洲的种族屠杀、车臣危机、9·
11事件、美国的对伊战争等等都向我们昭示了历史远没有终结。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也不能正确解释各种国际政治和军事冲突的根源。
事实上,当今呈现出的世界图景是经济趋向全球化,文化的差异或文明的差异仍然存在,意识形态的对立与冲突导致了世界的不安宁。
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强调人权、自由主义、民主政治等等,而大多数非西方国家则在不同程度上认同民族主义、权威主义,有的甚至仍存在着独裁、专制等等。
意识形态的对立可以通过世界文明的进程,特别是政治文明的发展来解决,但美国却刻意利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把西方的政治模式推向全球,通过其占优势的全球性经济活动及其影响力,传播甚至强行推行其理念、价值观和政治制度,进而实现其政治霸权、军事霸权和文化霸权。
二、国际政治冲突的根源:
民族国家利益
当今世界上不断产生的冲突,凸现了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时代。
历史地看,随着近代民族国家的形成,人类就步入了一个民族主义时代。
民族主义的存在,首先基于民族的存在,斯大林说:
“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在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注:
斯大林选集[M].北京:
人民出版社,1979.64.)民族主义是在同一民族中形成的感情情结、共同认可的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
“民族主义”一词的使用极其广泛,其内涵也很复杂,我们在这里只关注作为一种政治原则和意识形态的民族主义。
这种民族主义与民族国家是紧密相连的,其表现是,特定的民族要建立独立的或统一的民族国家。
作为一种与主权国家相关联的政治原则,现代民族主义始于法国大革命和美国的独立战争。
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君主制,倡导“自由、平等、博爱”,确立“主权在民”的原则,从而建立了现代的民族主权国家。
美国的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有着相同的意识形态基础,美国的创建者们正如《独立宣言》所说的,他们谋求民族独立是为了反抗一个“恶贯满盈、倒行逆施”、“企图把人民抑压在绝对专制主义的淫威之下的政府”,以捍卫自己的“生命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9世纪以来,世界上各民族通过民族解放、民族独立,纷纷建立起民族国家。
只要民族国家存在,为维护民族国家利益的民族主义必然会存在。
与其他共同体相比,民族国家是最具社会凝聚力的群体形式,也是所有共同体形式中最具影响力的权威中心。
因此,将民族国家利益视为至高无上的利益便是很自然的了,事实也确实如此。
国家一方面可以理解为与公民相对应的政府机构,另一方面又可理解为政治上组织起来的某一特定领域之内的人群共同体。
从后一层面理解,国家实际上是在国际社会或国际关系中产生的。
就这一层面而言,“主权”是国家最本质的特征,它肯定了国家权力的至高无上。
“国家”两个层面的含义是相互影响的,特别是“主权”概念的提出,对国家之为“政府”的意义有了新的修正,这就是主权属于国家而不属于政府,即政府可以转换,而主权却由于国家的存在而永恒存在。
正因为主权是国家的根本属性,维护国家主权便是国家利益的根本所在。
而国家利益的至上性实际上就是蕴含于主权至上的观念中。
在当今国际竞争日趋激烈,在人类只有一个地球,自然资源有限的既定事实下,在缺乏一个世界性政府作为调节者的市场环境中,国家仍然是民族利益的保护者和执行者。
为了在对相对有限的自然资源的利用中获得优势,人类以民族国家为单位,以保卫国家利益、保护主权的名义展开了各自纷争和冲突,直至战争。
但是,在全球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地球已经变为一个村落,人类面临的是一种全球性问题,即人类在对自然的疯狂掠夺造成的人与自然的危机以及人与人的危机。
为了解决人类共同面临的问题,人类需要建立普世的原则和共同的价值,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一种世界主义和全球主义。
世界主义崇尚普世原则的一个理论假设就是满足人类共同的需要。
如果人类有共同的需要,那么,为了满足这些共同的需要,不同的文化应该有些共同的内容,这些共同的内容就构成普世价值。
以自由主义、理性主义为普世原则的世界主义与民族主义是对立的,它认为,民族主义如果不以弘扬个人的自由权利为目标,那就是被少数人用来麻木民众的心灵以便创造新的罪恶的毒药,它所捍卫的并非真正的民族利益,而是某些小集团的狭隘利益。
事实上,现实中的民族主义在大多数时候的确意味着一种狭隘的感情和对集体意志的盲从,因此,它内含着非理性倾向,如果民族主义中的非理性部分被不加节制地放大,也容易造成流血冲突、纷争仇杀、种族清洗等等,这个世界就不会太平。
如果说超越民族主义,建立普世原则就能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那么,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普世原则,如何判断这种普世原则具有最高的正义性,如何推行这种普世原则?
以美国为核心的西方国家,将他们创立、认同并无上崇拜的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等价值观念作为一种普世原则,通过全球化的过程,凭借自己经济、政治、信息等方面的优势,强行渗透到广大的非西方国家,并通过国际组织与国际机构提出一整套政治的行为规则和政治制度强加给别的国家。
如果这些国家未能履行人道主义原则,人权原则或其他西方认为重要的原则所规定的义务,这些国家可能就会受到经济制裁,甚至武装干涉。
这些经济制裁或武装干涉的主体既可以是联合国,也可以是北约或欧盟,甚至美国自己。
在人类文明的发展史上,每个民族和国家的发展程度是不同的。
如果说“自由、民主、平等”作为世界政治文明发展的目标,具有一定的普世价值的话,作为先发展的发达国家,应该首先践履这一原则,但事实恰恰相反。
近现代世界历史的发展和经济全球化的趋势向我们表明,全球化在为很多国家带来财富和进步的同时,也造成了财富过分集中、贫富差距扩大和某些国家被边缘化的后果,发达国家的繁荣是以不发达国家的贫穷为代价的,少数国家的富裕建立在大多数国家贫穷的基础上。
当发达国家破坏了主权平等原则的时候,它就无权对发展中国家在某些政治制度与政治行为方面达不到他们的标准而指手划脚,甚至粗暴干涉。
美国打着人道主义、维护人权的招牌,绕过北约组织,发动对南斯拉夫的轰炸;
绕过联合国,擅自发动对伊拉克的战争,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实现控制巴尔干半岛和中东地区的目的。
谁能否认,美国攻打伊拉克不是为了中东地区的石油呢?
否则,美国为什么不对同样是种族冲突的非洲图西族、胡图族的互相残杀进行人道主义干涉呢?
美国对中东地区的武装干涉和在美国支持下的以巴冲突持续升级引发了恐怖主义的危机后,布什和沙龙所推行的是铁与血的逻辑,他们以捍卫国家利益的名义,肆意武装清洗阿富汗和巴勒斯坦。
当阿富汗在美国的炮火轰炸下,满目焦土,难民遍地,当以色列的直升机和坦克在杰宁街头狂轰滥炸,无数的平民、妇女、儿童死于炮火中的时候,他们是否考虑过什么是人权呢,当他们认为本国利益受损时,别国人民的生存权利就无足轻重了。
美国推行的强权政治不但无助于消除冲突与纷争,甚至在更大程度上加重了这种冲突和纷争。
在这样的意识形态纷争和政治冲突中,我们可以把恐怖主义理解为弱势民族与不发达地区人民对美国强权支配国际秩序不满所引发的极端行为和绝望之举。
但恐怖主义绝不是解决国际政治冲突的方法,它剥夺了无数平民的生命,留给人类的是永远的创痛。
如果美国的这套以“人权”的名义干涉别国主权的逻辑和做法得到认同的话,那么,当对付完伊拉克之后,美国是否会对自认为对其构成威胁的其他国家例如朝鲜、中国采取行动呢?
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的左右摇摆使我们不排除这种可能。
退一步讲,即使不使用武力,美国也会通过其他途径,例如经济的制裁、文化的渗透,最终展开一场意识形态领域的战争,把其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强加于我国。
因此,在全球政治冲突中加强我国的政治文明建设,使我国的政治文明达到较高的水平,我国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才能具有话语权,这是我们维护国家利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
正如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不能自发地建成一样,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作为一种发达的现代制度文明,也不会自发地建成。
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面临着十分艰巨的任务,这是由于封建专制统治的深重影响,由于民主政治实践还经历较短,使得政治领域还存在着不少漏洞和弊端。
毫无疑问,在人类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一定要把现代资本主义政治文明作为参照系,同时我们又要越过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开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新纪元。
江泽民同志在十六大报告中指出:
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总结自己的实践经验,同时借鉴人类政治文明的有益成果,决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
”
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按其层次来划分,可以分为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治制度、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运行体制,它们的有机结合与协调运行,构成了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内在结构。
我们要始终坚持我国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等根本政治制度和基本政治制度,在此层面上,决不能照搬西方模式,必须坚定不移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之路。
然而,这并不排斥在具体政治制度和政治体制层面上,借鉴西方国家政治文明建设行之有效的成功经验,因为这其中包含着人类共同创造的价值成果。
事实上,我们不仅仅是要注重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特殊性,还要关注人类政治文明成果的一般性。
而且,随着我国与国际交往和合作的进一步加强,需要全方位的和国际接轨,也要比照发达国家政治文明的一些符合国际惯例的做法,作出我们相应的调整和完善。
在不发达国家搞社会主义,如何处理同资本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大问题。
列宁当年头脑十分清醒,极力主张苏维埃政权和管理组织要同资本主义最进步的东西相结合。
他还指出:
“我们不能设想,除了以庞大的资本主义文化所获得的一切经验为基础的社会主义以外,还有别的什么社会主义。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5页。
)事实证明,通过大胆借鉴和吸收资本主义的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是加快发展的一条必由之路。
那么,资本主义文明的优秀成果包括不包括政治文明的成果?
答案无疑是肯定的。
在实践中我们看到世界上有不少政党,在长期的执政中积累了丰富的治党治国经验。
其中作为政治体制和政治运行机制的这部分经验既不姓“资”,也不姓“社”,是可以为我所用的(例如民主共和制)。
民主作为一种与封建专制相对立的政治制度,具有一些基本的要素,这些要素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共同具有的。
认为社会主义民主与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绝缘的,这是非历史的、虚无主义的态度。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资本主义民主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和发展,创造了一整套现代民主运行机制和操作程序,其中有许多思想和形式,显示了人类的智慧,值得我们参考和借鉴,还有益于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
实际上,毛泽东等领导人早在建国不久就多次阐明过不同政党和政治制度之间可以相互借鉴、取长补短。
认为斯大林破坏法制的现象,在英美等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
“资产阶级的某些制度也可以参考”,“西方议会的某些形式和方法还是可以学的,这能使我们从不同方面来发现问题”在50年代中期,毛泽东又明确提出:
“我们的方针是,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都要学,政治、经济、科学、技术、文学、艺术的一切真正好的东西都要学。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740页。
)这体现了我党在对待人类文明有益成果这个问题上的唯物辩证态度。
遗憾的是,这些重要思想在后来的实践中未能发扬光大。
很长一个时期,受“左”的倾向干扰,我们自缚手脚,自我封闭,拒绝了任何形式的从别人的经验和错误中学习的机会。
不仅是我们,许多执政的共产党只看到两种制度之间的对立和斗争,只看到社会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掘墓人,却忽视了又是历史过程中的“后继者”。
认为凡是西方的东西就是“姓资”,凡“姓资”的就是腐朽没落的,这就把许多属于人类共同创造的优秀文明成果当成资产阶级的专利加以抛弃。
把人类共享的政治财富统统归到资产阶级及其政党名下,从而使自己的理论空间变得狭小而闭塞。
对市场经济的批判和抵制,导致社会主义国家经济体制和机制的僵化;
背弃权力制衡的原则,使权力过于集中,造成苏联、中国、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等国有不同时期出现个人专制以及大清洗、大镇压等政治异常现象,执政的共产党声誉受到极大损伤。
戈尔巴乔夫则走向另一个极端,在所谓“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旗号下,推行西方那种多党制和民主化。
任由一些政客恣意美化西方政治模式,引起人们盲目崇拜,对西方特别是美国步步紧逼的和平攻势,缺乏警惕,妥协退让,这是造成前苏联解体的一大原因。
“左”右两方面教训都值得记取,在面向世界的今天,我们要有开放的视野来看待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大胆借鉴是必须的,这一点应当予以突出强调。
二
借鉴,怎样批判地吸收,辨证地扬弃?
执政党具有远见卓识已经显得越来越重要!
只有用敏锐的眼光和科学严谨的态度对西方政治体制进行了解比较和研究,才能在借鉴中创新。
唯有创新才有生命力。
首先,分权和权力制衡制度。
这一制度历经三百多年的发展与完善,成为资本主义法治的重要制度和基石,充分地证实了西方国家运用权力约束权力的原则,防止权力被少数人垄断和滥用,在维护政治稳定等方面的作用。
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这一制度,对“三权分立”我们不能照搬,但对权力的制衡却不能没有。
社会主义国家权力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不是分权制,而权力制衡对社会主义同样是需要的。
现实十分清楚地表明,权力不被制约必然导致和加重腐败,权力的过度集中是我们制度中的一项重要弊端,关于社会主义的权力制衡需要创造自己的一套行之有效的办法。
其次,代议制度。
这一制度在16-18世纪是新兴资产阶级反对和限制王权的有力武器,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成为资本主义民主的重要标志与体现。
它把由选举产生的议会作为国家最高立法机关。
由于实行代议制,就使资本主义民主不再为地域和人口所限,在西方被视为人民控制政府的根本途径和法治的支柱,其本质上是法治的政治体制。
列宁曾明确指出:
“如果没有代议机构,那我们就很难想象什么是民主,即使是无产阶级的民主。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11页。
)由此可以断言,没有代议制度及其发展,就没有社会主义法治及其发展,因为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治的精神实质是同一的,或者说是一体两面。
我们当然不能搞“两院制”,也不搞西方式的那种一院制议会。
我们要依法治国,首先就要使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成为法治的基石。
在我国党的领导权力和人大的监督权力是最高层次的权力平衡关系,党对人大的制约体现党的领导,人大对党的制约体现人民民主。
再次,人权保障制度。
这是法治实际上的逻辑起点,也是构建政治文明的基本要素。
在法治条件下,公民的基本人权要在宪法和法律上全面确认和规定,从而在社会生活中实现。
在这种渐进实现的长期而复杂的过程中,没有具体的人权保障制度,便不可能有法治。
马恩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关于平等和人权的要求,“特别是通过卢梭起了一种理论的作用,在大革命的时候以及在大革命之后起了一种实际的政治的作用,而今天差不多在一切国家的社会主义运动中仍然起着很大的鼓动作用。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0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13页。
)
对人权的关怀虽然难以取代对权力、安全、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的考量,但是却已经成为近年来无论是双边还是多边背景下国际关系的一个重要关怀——成为人们言论、有时甚至是行动的一个典型议题。
美国人权学家杰克·
唐纳利认为,“一个战略,无论它在其他方面的吸引力有多大,如果要以牺牲政治参与、人权的享有和人的最高本质的展现为代价去实现物质进步,那它绝对是不完整的。
[美]杰克·
唐纳利著,《普通人权的理论与实践》(中译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8页。
)社会主义高度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当然也高度关注人权事业建设。
因此,我们要加紧人权立法,注意同《世界人权宣言》特别是我国已经参加的国际人权公约接轨。
近代西方国家在形式上重视并建立的各种人权保障制度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诸如司法公正、律师自由、权力救济等构成法治的重要内容。
而其中有些东西,经过改造完全可以为社会主义法治所用。
第四,树立法律权威。
法制本身不是资产阶级的创造,而是有了阶级和国家之后就产生了。
一般来说,一个注重法制的国家,除了具有比较健全的法律规范以外,还要看其“法治”程度如何。
在这个意义上,资产阶级在法制方面的一个重要创造,就是建立了有效的“法治”机制,树立了法律权威,把国家政治生活的运转纳入了法律轨道。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成了资产阶级治国的重大原则。
封建社会的法律是与民主政治风马牛不相及的,资产阶级却首创了资本主义法制作为资本主义民主的“守护神”。
把法制与民主结合起来,以法制保障民主,寓民主于法制之中。
中国正在实行依法治国,其前景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江泽民指出:
“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一个比较成熟的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并具有比较完备的法制。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337、331页。
)毫无疑问,我们要比照、借鉴法治国家一系列的法律制度和法治理论,形成法律至上、司法独立、法治和民主相结合等法治理念,引入无罪推定、沉默权、程序正义和实体正义相结合等法律规范。
坚持不懈推进立法进程,到2010年形成完备的法律体系。
到2020年,实现社会生活基本法制化。
第五,政党制度。
政党制度是现代国家政治体系的中枢,西方政党制度由专门的政党法或根本法的某些条款加以规定,使政党活动具有较高的制度化、规范化水平。
我国一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适合中国国情的,我们如果搞多党竞争那一套,必然出现如邓小平所说的四分五裂、连年内战的局面,但是需要在有些方面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我党要在坚持“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原则下,解决好以党代党的问题,明确参政党的政治地位和法律地位,以及参政党与执政党的党际关系,加强友好合作和相互监督,有利于释放参政党的政治活力。
还要解决好以党代法的问题,集中到一点,就是应按政党发展规律、法治化的要求和国际惯例,由法律详细规定政党活动。
第六,政党的定位问题。
在西方国家的现代政治体制中,政党是将国家机构与公民社会联系起来的纽带,是社会能量转换的中介。
执政党对政府过程以间接调控为主,政党与政府之间的职能有较明确的划分,很少会被在野党指责为党政不分、以党代政。
一、政治文明概念的提出及其内涵
1844年,马克思在《关于现代国家的著作的计划草稿》中,首先使用了“政治文明”一词。
2001年1月江泽民同志在全国宣传部长会议上指出:
“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与德治,从来就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并认为“法治属于政治建设、属于政治文明,德治属于思想建设、属于精神文明”。
2002年5月31日,在中共中央党校省部级干部进修班毕业典礼的讲话中,江泽民同志进一步指出: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
在党的十六大报告中,江泽民同志更明确地指出:
“发展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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